廖崢嶸：應對貿易摩擦的策略思考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廖崢嶸】
中美關係正在發生“地震”，而當前的震中在經貿。經貿關係一直被視為雙邊關係壓艙石。每當兩國關係遇到重大障礙，經貿合作都發揮了緩和矛盾，維護穩定的功能。現在情況變了。經貿關係領域爆發嚴重分歧，壓艙石變成震盪源。中美關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戰。
未來會如何很難預料。但從維護兩國人們根本利益，維護世界和平發展的大局出發，各方應當積極努力讓中美關係回到穩定軌道。而中美關係重返穩定的邏輯起點，應當是重建穩定的經貿關係。主要困難在於，既有中美經貿關係格局不能適應兩國發展，特朗普的政策調整宣告了其破局，需要尋找新均衡。對中國經濟而言，真正的痛苦是戒斷對美國的路徑依賴。
要經歷中美經貿關係的“戰略去魅”，還其利益關係、商業關係的本來面目
中國一直從戰略高度看待中美經貿關係。中國從兩國經貿合作中獲得出口和投資的市場、工業現代化所需要的先進技術和標準，以及融入經濟全球化所必需的市場化制度、國際規範和全球體系。人民幣制度和中國的貨幣政策也建立在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的規則基礎之上。不僅如此，中國希望通過不斷深化經貿合作，讓兩國利益深度交織，從戰略上相互捆綁，緩解兩國政治關係天生相斥帶來的壓力。所以，中國一直強調兩國經貿合作互利共贏，視經貿關係為“壓艙石”，期望通過它穩定兩國間各種緊張，緩和結構性矛盾。
美國也長期從戰略高度看待兩國經貿關係。前期是借重中國對抗蘇聯。蘇歐鉅變後，是想促使中國發生美國所期望的政治變革，將中國拉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並利用中國大市場，完成美國的後工業化。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大調整要求兩國經貿關係徹底完成“戰略去魅”。這對兩國來講都不容易。政策調整會帶來中美關係的重大甚至帶有根本性的改變，但是它改變不了中美關係基本屬性的主要方面。
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始終是互利共贏。中美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從來不相容，文化傳統迥異，也沒有族脈聯繫，並不是天然夥伴，而是利益關係加買賣關係。中美之所以建交，主要是有共同應對蘇聯擴張這一戰略需要。中美關係之所以能夠在風雲變幻的環境下不斷發展，主要是因為經貿關係給雙方帶來巨大利益。
建交40年以來的大部分時期，中美均承認共同利益大過分歧，願意忽視差異，努力用戰略價值來掩蓋矛盾。40年過去，雙方的相對位置發生變化。中國實現了美國眼中的“另類”崛起，美國認為中國對其構成挑戰甚至威脅。美國決心改變政策，不再用虛幻戰略價值來掩蓋分歧，中美固有矛盾全盤浮出水面。但是，結構性矛盾的存在並不能改變兩國具有相互利用價值這一實質。
美國社會現在反華情緒濃厚，麥卡錫主義回潮，但理性觀點仍然承認，中美交流是有價值的。中國的發展雖然對美國形成挑戰，但是美國無法不與中國打交道，美國也只能在打交道中為自己創造更多價值。美國的一些極端派希望徹底遏制中國、打垮中國，為此不惜切斷與中國的關係。這在現實中很難實現。
首先，經濟全球化雖然遭遇逆流，但基本態勢不可阻擋。全球價值鏈分工決定了美國必須在全球化網絡中與中國打交道。其次，美國商品離不開中國大市場。中國消費在GDP中的佔比不斷上升，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據2017年底的統計，中國國內市場銷售額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銷售市場。未來中國需要大量進口外國商品滿足日益增長消費升級需求。第三，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經營獲利豐厚，他們希望在中國深根厚植而不是做戰略性撤退。這與特朗普要求美企根留美國的願望有衝突，但國際分工格局不可能因為特朗普的政策而輕易改變。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拒絕與中國接觸不可能實現“讓美國再偉大”。
中國不必全方位就位於美國施加的“戰略對手”定位
美國正將經貿問題泛政治化，中國可以反其道而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中國的國力與美國相比仍有差距，與美國產生衝突不是中國的政策選項。
特朗普視中國為首要對手，中國應當自動就位嗎？中國的發展目標，並不是爭當GDP世界第一，甚至也不是綜合國力世界第一。各種指標排名都有誤導性，不同的標準會有迥然不同的結果。指標對於檢驗發展成效有一定參考作用，但僅僅是參考。世界盃的結果不由等級分排名決定。戰爭勝負也不會由軍事實力排名決定。根據麥迪遜的統計，鴉片戰爭時中國GDP排名世界第一，遠遠領先於英國。中國對英國保持巨大貿易順差。但是，捱打的反而是中國。
中國的發展目標，現代化也好，民族復興也好，根本上講應當是讓全體人民滿意。這是最難以量化，但又很容易直接體驗到的目標。
中美競爭的主線，不是開展誰當第一的綜合國力競賽，而是開展國家治理能力的競賽。中國力量應當定位在為生民謀幸福，為萬世開太平。中國不需要就位於美國定義的地緣政治對手，中國願意成為所有國家和集團的貿易伙伴，不是地緣政治意義上的戰略對手，而是基於多邊規則的商業對手。
美國將貿易糾紛上升至國家戰略利益高度，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發起對主要貿易伙伴（包括盟國）貿易調查。中國正好反其道而行，就事論事討論經貿分歧，努力阻止貿易摩擦擴大化、泛政治化。
拋開地緣政治因素，中美當前的經貿發展規劃不乏互補。中美已經在能源領域規劃了大規模合作。2015年開始，中國從資本淨輸入國變為淨輸出國，中國正積極規劃產能、資本和建設隊伍“走出去”。美國準備大搞基礎設施建設，需要資金和技術隊伍。全世界沒有比中國更強的基建團隊。美國復興製造業需要擴大海外市場，中國是全球消費增長最快的市場，正需要大量優質進口商品滿足消費升級需求。如果美國不把中國視為挖其牆角的“戰略對手”，雙方合作潛力巨大。
借力打力，推動雙邊關係轉向可持續發展軌道
特朗普政府此次調整政策，正處在中美經貿關係變革的前夜。隨着中國經濟實力與美國的差距逐步縮小，並且日益走向世界經濟舞台中心，這種關係的不合理不適應之處日益顯現，調整在所必然。換句話説，沒有特朗普，中美經貿關係的基本面也正在發生變化，特朗普的政策對我或許時機不利，但恰好成為推動變化的加速器。
2008年金融危機已經暴露出中美兩國經濟失衡形成的結構性型互相依賴存在巨大風險，兩國早就着手實施經貿“脱鈎”，中國一直在積極拓展出口市場、對外投資、外匯儲備投資以及能源供應的多元化，這並不全因為預見到中美關係會在今天發生嚴重困難，而是這些措施是中國崛起的必然要求。按照中國製定的發展規劃，中國的國際收支將逐步趨於平衡，貿易順差將大幅收縮，甚至出現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逆差。
然而，主要是因為美國國內結構調整難以到位，製造業產能難以修復，對美順差很可能持續。這對美國是有利的，對中國其實無所謂。中國可以增加進口美國的油氣和農產品來平衡製造業產品出口。這就看美國願意不願意。
隨着人民幣國際化推進，中國對美元外匯儲備的需求也將下降，外匯儲備將趨於收縮，人民幣發行也不再依靠美元。美國很難以現在的標準指控中國為“匯率操縱國”，當然依特朗普的個性，美國可以修改有關定義。
特朗普政府的貿易干預政策會持續到何時，會加重到什麼程度雖然難以預料，但是可以想見，美國的政策攻勢將受到年內中期選舉和美國經濟復甦進程的影響。今年年底前美國國會將集中進行中期選舉，明年下半年到後年，美國經濟此輪增長週期可能進入尾聲。屆時是觀察貿易政策走向的重要節點。
美國帶頭重構國際經貿秩序，中國的機遇大於挑戰
重構國際經貿秩序必須以實力為基礎。中國在建構國際秩序方面一向缺乏話語權。中國是二戰後國際秩序和經濟全球化的被動接受者、參與者。特朗普致力重塑造國際秩序給中國帶來巨大挑戰，但也提供歷史性機遇。
中國靠韜光養晦形成的戰略機遇期結束，但仍可依靠不斷增強的實力創造新的戰略機遇期。近年來中國綜合實力快速提升，不但是第二大經濟體，也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之一。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中發揮着樞紐作用。美國希望重構國際經貿秩序，必須以中國為討價還價的主要對手。但是“特朗普衝擊”破壞力巨大，影響複雜，必須應對得當才能形成新的戰略機遇。
從基本策略看，現在美國希望“連橫”，即對中國、歐盟、日本各個擊破。同時聯合歐盟、日本打擊中國的產業政策和“不公平”貿易做法，反擊中國的“經濟侵略”。
2017年12月13日，在世界貿易組織布宜諾斯艾利斯峯會上，美日歐發表聯合聲明，表示三方將聯手在WTO框架內合作，解決某些國家（未點中國的名）政策和補貼導致的產過剩、扭曲市場的行為。
2018年5月31日，美國、歐盟、日本貿易部長在巴黎會談後發表聯合聲明，表示三方將展開合作，致力解決非市場導向的政策及做法導致的問題，包括嚴重的產能過剩、使三方的工人和企業面臨不公平的競爭環境、阻礙創新技術的開發和應用，以及破壞國際貿易的正常運轉（其中包括不受目前貿易規則約束的經濟部門）。在5月舉行的G7峯會上，特朗普提出構建零關税的G7自由貿易區。
7月26日特朗普與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發表聯合聲明，表示雙方同意致力於打造“零關税、零壁壘、零補貼”的美國歐盟自由貿易區。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羅公開表示，美歐聯手“卓有成效”，稱中國感覺到自己“被孤立”。
中國則希望“合縱”，聯合歐盟、日本以及東盟維護多邊自由貿易體制。2018年7月16日，第二十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發表聯合聲明，雙方承諾，堅定致力於打造開放型世界經濟，提高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抵制保護主義與單邊主義，推動更加開放、平衡、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雙方堅定支持以世貿組織為核心、以規則為基礎、透明、非歧視、開放和包容的多邊貿易體制並承諾遵守現行世貿規則。雙方還承諾就世貿組織改革開展合作，以迎接新挑戰，併為此建立世貿組織改革副部級聯合工作組。
中國與日、歐的有限度合作，出發點是牽制美國的單邊主義，維護對大家都有利的多邊體制。這不是排斥美國，而是把美國拉回多邊羣。這與美國的合縱排斥中國的意圖不同。
中美歐日圍繞經貿新秩序的博弈剛剛展開。歐日先聲奪人，於7月18日簽署協定，建成世界最大自由貿易區，相互實施接近零關税。雖然很多具體內容的落實還需漫長的等待，但這也加強了中國推動周邊一系列自由貿易協定的緊迫性。
中國可以周邊為依託進一步拓展亞洲市場。亞洲開發銀行近日發佈的《2017年亞洲經濟一體化報告》稱，2016年亞洲區域內貿易份額由2010至2015年的平均55.9%增長至57.3%，創歷史新高。2016年，儘管亞洲的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下降6%，但該地區內部的外國直接投資在絕對值上有所增長，達到2720億美元；區域內外國直接投資在該地區外國直接投資總額中所佔的比重，也從2015年的48%上升至55%。強勁的區域內貿易和投資發揮着緩衝作用，可以減輕美歐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
中國出口美國的產品中包含了大量從亞洲各個國家進口的配件，比如韓國的顯像面板、馬來西亞的零部件、日本的零部件以及東南亞各國的一些資源性產品，這些配件都在中國組裝之後出口到美國。特朗普的關税措施將打擊整個亞洲產業鏈，中國的利益與區域國家利益是綁在一起的。
未來的貿易規則着重於邊界後的國內營商環境和規則塑造，中國可借勢推進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加快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各項舉措。改革過去是，現在是，未來仍將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應圍繞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檢驗政府簡政放權、擴大開放的效果，在構建公平公正營商環境方面注意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提升中國參與的區域貿易協定的水平。面對國際税制變革潮流（不止是特朗普的大減税），中國也須檢討税收政策，加大減税力度，改善引資引智條件，以應對產業和資本外遷壓力。
美國政策調整衝擊巨大，但中國提前進行了戰略佈局，為長期博弈做了一定準備，未來可籍此開闢新的發展空間
中國領導人提出了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有關全球化和世界未來的發展設想，並通過一帶一路建設來加以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在推進中曲折不斷，挑戰不斷，但是對當前美國發動的戰略攻勢起到了重要的緩衝、對沖作用。
未來，一帶一路相關建設將面臨來自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更多打壓、遏制，需要根據形勢變化進行必要的調整。但是，美國政策大調整表明，一帶一路倡議高瞻遠矚，未雨綢繆，為當前較量做好了戰略上的提前謀劃和準備。通過一帶一路建設為中國打開新的外部發展空間，將是未來中國實現復興的重要路徑。
當然，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面臨的挑戰必須正視。沿線國家經濟體量無法與美日歐合體相比，許多國家發展水平相當落後。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制度、民族、宗教等各類風險挑戰複雜嚴峻。特朗普政府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剛開始落地，據國務卿蓬佩奧透露，美國計劃在印太投資1.13億美元，其中，2500萬美元用於促進數字互聯互通，5000萬美元用於能源項目，3000萬美元用於基礎設施建設。這筆錢不多，只是美國宏大計劃的“首付款”，未來後續推進會對一帶一路造成多大的對沖作用仍需要重視。
大國競爭時代，好走的路已經沒有了，中國必須承擔起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和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責任。現有世界秩序由美國主導，對中國的發展是有幫助的，中國是秩序的受益者。中國認為現有秩序並不完美，存在修正空間，但中國在努力維護這個秩序的基本原則。
四十年前，中國是從極低水平開始的改革開放，在市場、標準、制度和理論各方面，都需要汲取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的經驗，從而在各個層面形成了路徑依賴。中國產品出口需要美國市場，人民幣幣值穩定需要美元支撐，提高競爭力需要美國的先進技術，現代化需要美國的定義和標準，市場經濟建設需要美國的制度參照。在制度建設過程中，美國的理念和思想也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種種路徑依賴也在中國人的心理層面投下深刻印跡。
現在美國的基本態度已經變了，未來將處處堵中國的路，給中國挖坑。中國正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可能指望再從美國得到正面的助力。中國需要繼續向外部世界學習，但同時也要注意從心理層面戒斷對美國的依賴，努力適應無人指路，需要自己去開闢發展道路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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