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燁：今天中國企業家的責任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沙燁**】**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繁榮的時期，也處於近幾十年以來收入最不平等的時期。短短四十年，中國經濟總量從世界排名第十躍居第二。在這過程中企業家羣體獲得了驚人的財富，僅大陸地區十億美元級富豪就有688個，居世界第一。但在巨大的總體社會財富之下，也有着巨大的社會不平等。2017年中國基尼係數高達0.467，有3046萬人仍然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在市場學派人士的眼裏，企業家的所有財富完全通過市場行為獲得，他們在市場中的每一個行為都是交易雙方自願，也對交易雙方有利。通過亞當斯密所説的“看不見的手”，在追求私利的過程中促進了社會資源的最優分配和社會的整體利益。一個企業家只要是市場經濟中的強者，就已經對社會做出了最大的貢獻。
無疑，企業家是經濟活動的重要主體。習近平曾指出：“市場活力來自於人，特別是來自於企業家，來自於企業家精神。”但習近平也曾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着眼創造更加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如果不能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甚至導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
如何用相對理性的分析，來理解企業家的財富責任，和社會再分配的公正性？
每個社會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都是不同的。要針對中國社會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在中國的歷史語境裏，回到市場經濟理論的本源。
5月22日，“紀念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新時代企業家精神研討會”在北京舉辦，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顧秀蓮致辭（@人民網）
一．市場的外部性
在市場經濟思維盛行的中國，要理解市場派觀點的侷限性，我們必須用市場經濟的分析方法來打破市場經濟的迷思。在這裏我們回到一個市場經濟理論的概念：外部性。
外部性最早由經濟學家庇古提出，指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對他人和社會造成的非市場化的影響，即社會成員從事經濟活動時其成本與後果不完全由該行為人承擔。諾貝爾獎經濟學家科斯在他的科斯定理裏提出，在滿足一定的條件下，外部性問題可以用市場交易手段來解決。
但科斯沒有看到的是，把市場經濟放在一個更大的政治和歷史的框架下，很多外部性問題是永遠無法用市場來解決的。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下，尤其如此。在當代中國產生的任何財富都和以下三大外部性因素有關：
建國外部性
不言而喻，一個擁有獨立主權的現代國家是發展經濟的先決條件。如果在1931年日本侵華，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時刻，沒有中華熱血兒女們前仆後繼，和日本法西斯主義在中華大地上殊死鬥爭，那麼中國的歷史，乃至世界的歷史都會被改寫。我們今天的市場經濟，和所有積累的財富，都不會存在。
在抗戰中，中國直接死亡人口近二千萬，其中山東省、江蘇省、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等地區死亡人口最為慘重。這些為抗戰犧牲最大的地區和改革開放後在市場經濟裏受益最大的那些地區沒有直接關係。相反，現在年輕人趨之若鶩的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反而是抗戰中人口死亡相對少的。抗戰的先烈們不是為自己的後代和親友，而是為整個全民共同體獻出了生命。
這些犧牲沒有也無法被市場合理定價。但是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思想實驗可以知道，它們的價值絕對不菲。你願意用多少財富換取和平，換取生命，換取不被異族奴役？答案絕不會是小數，也許是你一半的財富，也許是更多。
前三十年外部性
在共和國成立之初，中國是個一盤散沙的農業弱國。從1949到1978年，中共舉全國之力，完成了社會結構的基本變革，工業體系的建設，和人力資源的積累。一路雖有挫折，但三十年裏國家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土地改革和婦女解放等政策，讓社會結構扁平化，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在工業產值方面，產鋼量從1949年的16萬噸增加到1978年的3178 萬噸，增長近200倍。全國發電量從43億千瓦時升到2566億千瓦時，增長近60倍。在人力資源方面，嬰兒免疫接種率從解放前幾乎為零升到接近100%，人均壽命從解放前的40歲增加到1978年的68歲，識字率從解放前的低於20%升到1982年的77.2%，在校高中生人數增長了60多倍，達到1292萬人。
1956年1月12日毛澤東視察南京無線電廠
這些成就為隨後的改革開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制度基礎，工業基礎，和人力資源基礎。這是全民族二代人，通過三十年的共同努力，為整個民族和後代打下的基礎。
在這三十年的奮鬥中，無論是政府官員、知識分子，還是工人和農民，每個人所得到回報都不以市場定價。按照市場經濟理論，他們中很多人可以獲得很高的收益。他們有的掌管大型國營企業，有的海外歸來報效祖國，有的紮根大漠為祖國研製“兩彈一星”。但他們所貢獻的價值沒有絲毫留在自身，而是完全給予了我們的全民共同體。當改革開放釋放出市場的魔力後，這些人和他們的後代往往不是市場經濟中的受益較多的人羣。他們為市場經濟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條件，而市場的弄潮兒卻往往是另一批人。
改革開放外部性
1978年12月，在鄧小平的倡導下，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中國開啓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征程。從設立深圳、珠海等特區，到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到設立浦東經濟開發區，從國企改革，到設立證券市場，到住房市場化，改革開放的歷史就是讓市場優先在一些地區和行業生長的歷史。這些地區和行業是被政治力量允許先富起來的行業，所獲得的機會不是源於市場競爭，而是政府頂層設計的結果。在這些地區和行業市場中的企業家，享有政策特許的紅利，有着全國大多數人民無法比擬的優勢。而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經濟，吸引優質的企業家，給出了包括財政補貼、土地優惠、税務返還等各種激勵政策，把前幾十年積累的公共價值相對優惠地賦予了企業。
前三十年積累的數以億計的人力資源大多沒有享受到這些地區和行業的政策紅利。他們參與市場經濟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提供他們的勞動。前三十年的教育普及讓這些人不再以務農為滿足，充滿了對現代生活的嚮往。由於市場經濟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佔國民經濟的比例低於半數，這就造成了在改革開放後的大多數時間裏，對市場經濟體來説，勞動力始終處於一個供大於求的狀態。勞動力的定價權完全在資本方。資本在市場中佔有絕對的優勢，能獲取超額的利潤。
2018年8月12日，哈爾濱道里區，一羣來自千里之外湖北孝感的農民工迎着朝霞趕往工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勞動力資源被充分調動了起來，形成了一股人口紅利（@東方IC）
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為了鼓勵市場經濟的發展，對勞動力的保護採取相對延緩的態度，勞動力的價值被資本最大地挖掘。2017年全國農民工總量超過2.8億人。這些人背井離鄉，遠離自己的骨肉和親人，在異鄉承擔超強度的工作，而所獲得的只是資本願意支付的最低市場報酬。
在市場經濟中興起的中國城市精英階層，更是享受到美國等發達國家富有家庭都不能享有的服務。他們大多生活在最先受惠於市場的城市。他們可以有住家阿姨，看小孩的保姆。這些阿姨和保姆用全天候的工作時間，讓她們所服務的家庭能有更多的時間在事業和孩子的教育上。她們用所有的時間看護別人的後代，卻不能陪伴自己的孩子。市場賦予這些城市精英的優勢，在他們的下一代身上進一步深化。
二．犧牲紅利
很多學者試圖解釋中國四十年的經濟奇蹟，有的用人口紅利，有的用後發國家優勢。但縱觀中國過去八十多年的歷史，從1931年日本侵華那個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到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今天，推動中國從歷史的谷底艱難回升的最大因素，正是我們民族的犧牲精神：
從抗日戰爭到建國，中華民族中的先烈們，為整個民族的存亡，為擁有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用生命作出的犧牲。
建國後的三十年裏，全民族兩代人的共同努力，完成了中國的社會變革和經濟基礎的建設。這兩代人為了後人的幸福，而完全不計較個人得失的犧牲。
改革開放以來，為響應“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勞動人民用汗水、辛勞和骨肉分離，為市場經濟的起飛所作出的犧牲。
這些犧牲，才是中國能走到今天所真正依賴的紅利。中國的犧牲紅利！在市場經濟的每個行為中，每個交易中，都能看到這些犧牲紅利的影子。但是這些犧牲無法被市場定價。市場經濟需要一個開始的起點，和賴以發展的外部條件。這些人為市場經濟提供了起點和賴以發展的條件，但是他們自身，他們的後代，卻不一定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受益者，很多甚至是市場經濟中的被遺忘者！
三．共同富裕
作為歷史上第一個完整受益於這八十多年犧牲紅利的羣體，企業家們通過市場經濟的機制，完成了財富積累。在這個時刻，他們對那些犧牲者應有怎樣的態度和責任？
在鄧小平在談到改革開放時説過，“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這裏“讓”的隱含主語是統治中國的政治力量——中國共產黨。為了突破經濟發展的瓶頸，中國共產黨代表全民共同體，給了一部分人和地區各種制度優勢，賦予了這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起來的機會。但是改革開放的終極目標是共同富裕。鄧小平還説：“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這也是全民共同體對先富人羣的期望。
習近平也多次強調共同富裕的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不能掉隊。”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個基於中國國情的結合體。它包含着用市場經濟來激發個體的能動性，推動經濟建設；用社會主義制度來推進共同富裕，最後達到社會公正。
每一箇中國人，只要生於這個國家，就和這個國家的歷史、文明，和同胞有了一個不可撤銷的契約。這是一個以二千萬人生命的代價寫成的契約。這是一個民族復興的契約，一個人民共同富裕的契約。而這個契約又在建國後三十年和改革開放的四十年，通過所有人民的共同犧牲深化並昇華。
這個契約，就是今天中國企業家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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