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80後將蘭州拉麪店開到非洲 總統女兒曾光顧
非洲,一個我們熟悉又陌生的“非常之洲”,一個落後與商機交織的“神秘之洲”。
近日,界面新聞記者實地走訪了坦桑尼亞、津巴布韋、肯尼亞和埃塞俄比亞等國,試圖發現一個真實鮮活的非洲,勾勒出中國人在非洲大陸的援建生活和商業足跡。“到非洲去”,對任何人來説,都是一次需要精心準備的奇幻冒險。
8月24日,界面報道了一羣在非洲創業的80後青年的經歷,在他們眼裏,非洲是冒險之地,也是創業樂土。
原文如下:
一把槍頂住劉勇的太陽穴。他瞬間舉起了雙手。
“Money!Money!”車門外,劫匪叫囂着簡短的英語,鴨舌帽下一排白牙。
這是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一處繁華街區,晚上八點,街頭空曠。坐在副駕駛上的劉勇定了定神。“放鬆點,要什麼,我全給你。”他語氣平緩,並試圖安撫劫匪。
坐在車後的哥哥劉忠,大腦早已一片空白。他機械地看着劫匪從劉勇身上摸走手機、護照和現金。還沒等反應過來,槍口頂住了他的腰部。
“哥,不要反抗。”聲音從前面傳來,劉忠的身體僵在座位上,手機、護照也被洗劫一空。之後,劫匪騎上摩托車,絕塵而去。
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在內羅畢“中國蘭州牛肉麪館”裏,劉勇講起曾經的驚險一刻,彷彿在講述別人的故事。
30歲的劉勇,臉色微紅,一句話還未説完,嘴角先盪開一圈微笑,帶着西北人的質樸與生意人的和氣。
一年前,他和一羣80後朋友來到內羅畢,開辦了第一家中國蘭州牛肉麪館,迅速爆紅當地華人華僑圈;開業兩個月,他和麪館就登上了新華社和當地媒體的版面,被稱為“一碗麪轟動一座城”;一年後,第二家拉麪館即將開業,第三家、第四家也已經在籌備之中。
在劉勇眼裏,肯尼亞和很多非洲國家一樣,既是冒險之地,也是創業樂土。

肯尼亞時任總統烏胡魯•肯雅塔的千金Ngina來麪館就餐,並與工作人員合影。(圖中:Ngina 右一:劉勇)
槍
“非洲是個丟命的地方。”去肯尼亞之前,國內的朋友勸劉忠一定要慎重,“那裏熱、髒、亂,特別不靠譜!”
和那些朋友們一樣,劉忠從來沒有去過非洲,對它的瞭解僅限於弟弟回家探親時的閒談,以及一些新聞報道。
去年10月初,為了幫弟弟打理生意,劉忠帶着試一試的心情來到了肯尼亞。當時正值肯尼亞第二次總統大選前夕,內羅畢瀰漫在慌恐之中。
“逢選必亂”是肯尼亞政局的定律。去年8月,第一次總統大選前幾天,副總統住所遭遇襲擊、獨立選舉與界限委員會一名高級官員被勒斃於郊縣樹林……大選結果出爐後,烏胡魯·肯雅塔以54.27%的得票率獲得連任,但是參與選舉的反對派拒絕承認結果。最高法院最終決定,10月26日進行第二次選舉。
這一期間是政府管控能力最弱的時候。前車之鑑是,2007年總統大選期間,肯尼亞爆發流血衝突,致使上千人死亡,60萬人轉移。
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暴亂,大量城市居民撤離內羅畢。在中國駐肯尼亞使館的安全提醒下,中國公民也大都外出或回國避禍。
劉勇選擇留下。那時麪館剛開業兩月,局勢一旦穩定,他希望馬上營業。“畢竟是小本生意”,一想到每天高昂的房屋租金,劉勇焦慮得整夜睡不着。

肯尼亞員工和後廚師傅準備晚餐。攝影:安晶
被持槍搶劫就發生在這段時間。説起被搶時的感受,劉忠停頓了一下,憨笑道:“沒啥感受,連害怕都忘了。”回到住所,他才緩過神來,後怕得厲害,“當時萬一劫匪開槍了呢?”
劉勇則淡定很多,“儘管被搶光了,但還是覺得內羅畢安全,安全很多。”他在非洲呆了七年,經歷過比這更危險的事情。
在安哥拉工作期間,他乘坐的汽車曾被遊行隊伍哄抬打砸;還曾在七名持槍保安的保護下,從催淚彈、煙霧彈、槍聲中脱身而出;他的同事曾慘遭搶劫槍殺……回國探親,聽到鞭炮聲,他的第一反應是“哪裏又開槍了?”
去年6月,全球著名管理諮詢公司麥肯錫對非洲1000多家中資企業的調研發現,人身安全是在非中企最擔憂的第二大問題。
“這樣的事情經歷多了,就沒什麼怕的了。”劉勇覺得肯尼亞民眾友好温和很多,“他們只要錢,不傷人。”
小黑屋
真正讓劉勇擔憂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要在這裏長期工作生活,簽證問題可能是以後最大的困難。”**他露出少有的憂慮。
6月18日,肯尼亞移民局突襲內羅畢老鷹小區,“抓”走了78名中國人,理由是檢查護照和工作簽證。當地中國公民的圈子裏,人心惶惶。
劉勇的拉麪館坐落在內羅畢鬧市區yaya購物中心附近,是中國人生活和工作的聚集區之一。平日裏爆滿的拉麪館,頓時異常冷清。
“這兩天,中國人都不敢出來了。”店裏零星幾個客人,讓劉勇看到了潛藏的危機,“如果工作簽證審查越來越頻繁,有一部分中國人會選擇離開。”對中餐廳而言,這意味着主力客源的大量流失。

觀賞後廚師傅拉麪工藝的印尼母女。攝影:侯瑞寧
劉勇自己也被移民局“抓”進去過一次。
去年聖誕節前夕,早餐高峯期剛過,兩位移民局工作人員闖進了麪館,“檢查簽證”。一番交涉之後,劉勇和兩名中國員工被帶走。
他們被帶到肯尼亞移民局白色大樓,穿過長長的辦公樓通道,來到盡頭處一間小屋,大約10平方米,幾條板凳。一道鐵門把他們與外界分開,光線從高處的小窗户射進來。這就是傳説中的“小黑屋”。
屋裏坐着四五個中國人,兩人戴着手銬。其中一個是位20出頭的小夥子,瘦瘦弱弱。因為在執法時反抗,被強行戴了手銬。“那天他才知道,自己的簽證是假的。”劉勇無奈地笑笑。
經過七個小時的審查,移民局證實,劉勇麪館的兩位中國員工,一位是工作簽過期,續簽還在申請中;另一個以“旅遊簽證”剛來內羅畢,工作籤還沒有發放下來。而劉勇在被“抓”兩個小時後,工作簽證由朋友送了過來。
最終,三人被全部釋放。代價是兩名中國員工需要繳納20多萬肯尼亞先令,相當於人民幣14000元左右。
劉勇很清楚,因為各種原因,不是所有駐肯尼亞的中國公民都擁有合法的工作簽證。“這和我們未能嚴格遵守當地法律有關,也和當地政府的腐敗有關。”
在肯尼亞,沒有工作簽證,基本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因為資金問題,自己沒有主動申請;二是申請人主動積極申請,但是難度大、期限長,有時會不了了之;三是申請了假的工作簽證,但申請人並不知道是“假簽證”。
後兩種情況,在當地一些中國人看來,都指向了“小費”問題。“有些政府官員希望中國人多給小費,給的越多,申請的越快。”劉勇説。
麥肯錫曾在題為《龍獅共舞》的報告中指出。貪污腐敗是中資企業在非洲投資的最大障礙,“在五個國家有60%-87%的商人表示他們給過小費或賄賂”、“索賄的對象並不只是中國人,但讓中國人付錢要容易得多”。
劉勇認為,這和中國人的處事方式有一定關係,“中國人怕麻煩,加上英語不好,很難和對方去理論,喜歡用錢解決問題。”
肯尼亞的工作簽證政策正在收緊。7月中旬,肯尼亞政府明確規定,將不再給餐飲行業發放新的老闆簽證,從業人員的工作簽證只給予兩次,總共四年,四年之後將不再續簽;已經進入的餐飲公司,四年後必須全部採用本地員工。
法庭
目前,劉勇的麪館有九名肯尼亞員工,佔到員工總數的60%。麗貝卡是外方員工中工齡最長的一位,圓臉大眼,一寸長的頭髮在頭頂豎成一簇,配着黝黑的膚色,顯出別樣的風情。她一會倒水、一會端飯,忙完後,便坐在角落裏安安靜靜地幹起其他活兒來。

麪館員工麗貝卡。攝影:侯瑞寧
“她很機靈,眼裏有活兒。”劉勇喜歡這樣的員工,“一個簡單的事情,會想好幾種方法去解決。”
本地化用工一直是當地政府的政策。因為“能夠大幅降低用工成本”,外國投資者也樂見其成。數據顯示,在非洲,中資企業招聘了大量本地員工——非洲員工平均佔比達到89%,在肯尼亞約5%的就業崗位來自中資企業。
不過,因為法律法規的差異,勞資糾紛是外國投資者在非洲最普遍的問題之一。劉勇就曾被員工送上法庭。
有一次,他發現一位老員工偷東西,因為已經不是初犯,所以當場決定解僱他。對方要求賠償4個月工資,劉勇只同意支付一個月的工資。最終,他成了“被告”。
當地勞動法規定,僱主不滿僱員的工作和行為,或者僱員行為不端,僱主不能立即辭退僱員,應該按照一定的程序,進行兩次書面警告。如果僱員第三次犯錯,才可解僱。僱員在第二次警告後,292個工作日內沒有犯錯,則以往過失記錄被取消。如終止勞動合同,雙方應提前一個月書面通知對方,否則,需支付不少於一個月的工資。
“當地法律和工會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非常嚴格,將僱主送上法庭是常有的事情。”劉勇覺得這和國內有很大不同,“我不怕打官司,只是無休止的上庭,太耽誤時間。”
麥肯錫在上述報告中表示,非洲官員認為,中國企業普遍對當地法規重視程度不足,根本原因在於語言障礙。涉案的主要是小企業,它們根本沒有意識到非洲很多國家的法規與中國有所不同。
隨着對肯尼亞認識的不斷加深,劉勇意識到,要在當地長期發展,必須熟悉當地法律。被告上法庭的第二天,他為公司請了一名當地律師,負責麪館所有的合同簽訂和勞資糾紛。經過律師不斷的協調,他和員工的勞資糾紛最終被妥善解決。
半年後,這名員工給劉勇發來一條短信:老闆,我已經半年沒有工作了,麪館還需要人嗎?
劉勇沒有回覆。
創業最艱難的時候,劉勇問自己“做這一切,究竟有什麼意義?”看到國內的大學同學在朋友圈曬幸福,他會心生羨慕;在內羅畢大街上看到年邁的老人,他會想起家鄉的父母。
儘管如此,劉勇並沒有打算回國。
這些年國內經濟發展迅猛,新鮮事物層出不窮,“吃飯叫外賣,打車叫滴滴,就連騎自行車,也掃二維碼了……”這些讓劉勇感到新鮮又陌生,“在非洲呆久了,回去反而不適應。”
留下來更重要的原因是,這裏是劉勇事業的起點,也承載着他更大的希望。現在,當地民眾和其他外國顧客對拉麪館的接受度越來越高,印尼人、菲律賓人、歐美人紛紛光顧,更加堅定了他把麪館做成國際連鎖店的信心。“夢想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
前兩天,忙完第二家分店的裝修工作後,劉勇和父母通了次電話。大半年沒聽到彼此的聲音,視頻剛打開,母親就開始抹淚:
“你在非洲過得好不好?”
“挺好的。”
“那邊冷不冷?”劉勇的母親在甘肅生活了一輩子,覺得走哪兒都應該會冷。
“不冷。”
“你什麼時候能回來?”話音剛落,母親擦乾的淚又滾下來。
“等忙完這一陣,再過兩三個月就回去。”他總這麼説,母親也不反駁,只是聽着。(記者/侯瑞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