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北大的農村孩子，過得怎麼樣？
據中青在線9月5日報道，7月25日，雲南會澤縣的崔少揚收到了《北京大學錄取通知書》。一如假期的每一天，他當時正在離家大概十里的工地上幫民工父母拌砂漿，接通知書前，還把手裹在汗衫裏擦了好幾遍。
“工地上收到北大錄取通知”的消息傳遍網絡，崔少揚紅了，剛從北大畢業的鄧風華也看到了這則新聞。同樣是會澤人，同樣是農村孩子，夜深人靜，他在自己的公號上給學弟寫信：
“還未入學就和建築工人這個符號綁定”“對於你我，味道實在奇特”。鄧風華在北大4年，如今在清華讀研一，他清楚，在這些“歲月靜好”的地方，“忘掉過去，實在太容易了”，大家“學着攝影、化妝、聽音樂會”“從裏到外，把自己包裝起來”，“建築工地、建築工人好像已經是另一個世界”。
崔少揚看到了鄧風華的信，説“很多意藴還理解不了”。他最近被媒體包圍，面對鏡頭羞澀地説，自己要“回到大山，改變大山”。可他私下又承認，自己“並不清楚怎麼改變”。
這個剛成年的孩子説，“考上北大也沒什麼”。他仍相信，勤奮能改變一切——被北大錄取後，他立刻買了成套的雅思教材，堆在狹窄的住所裏。
鄧風華希望崔少揚意識到，有一些“勤奮也解決不了的事”。他在信中用標黑加粗的字體寫到，“即使到了北大，我們也和那幾億的農民工人互為鏡像。”
一
北大的樣子，崔少揚一點都不清楚。他不愛説話，高中時愛好打籃球和讀書。他也沒去過很遠的地方，從高中到家要坐40分鐘的農村小巴，再走20多分鐘山路。下雨時泥會糊滿腳，回家要趕緊刷鞋。
崔少揚入學前糾結要不要帶父母去北大報到。錢是問題，更重要的是“來了也照顧不好，沒心情玩”。
鄧風華自己當年先擠3小時的麪包車下山，行李和飼料、鐵鍬堆在一起，再坐4小時大巴從縣城到了昆明，沿途幾乎全是深山峽谷，最後從昆明到北京。對於山路的記憶不算美妙：之前公路就通到鄉政府，回家還要步行十幾里路。冬天，他和姐姐揹着行李，雨雪拍在臉上，回家時嘴凍到發麻是常事。
他同級的農村朋友徐森第一次來北大參加自招，在東門找不到吃的，父子兩人擠在地下室裏睡覺，對北京最深的印象是到處結冰，打滑。後來兩人去西單的購物街，打工的父親為物價咋舌，“你帶我來錯了地方。”
另一位老鄉曲小薇由父親送來上學，兩人在故宮門前站了很久，覺得門票太貴，沒進去；父親隨即去了平谷打工，賺點路費。過了一段時間，女孩收到父親發來的消息：“平谷不錯，和咱老家差不多。”
曲小薇和舍友們偶爾一起逛街，有的女孩會一下午花兩三千元，買雅詩蘭黛和蘭蔻，她覺得化妝傷皮膚。空閒時間她大都在圖書館勤工助學，北大的資助體系足以令學生不花家裏一分錢也能完成學業。她更“敏感”的時刻在別處：比如Word、Excel都不會，險些掛掉計算機課；或者是江蘇城市長大的舍友為她選課，好心選了門“最容易拿高分”的“論語孟子故事”，期末考試就是默寫《孟子》，她險些不及格，室友震驚又歉疚地説，“對不起，我以為你會背。我們都背過的。”
鄧風華以及很多農村孩子都為英語困擾。頭兩年的考試，一般人拿90多分，他得80分就拼盡全力。“平時做Presentation，他們都是即興發揮，我是背，甚至照着讀，手心還冒汗。”直到大四，他去上哲學雙學位的課，很多大一學生直接用英文交流，行雲流水，他提前準備一夜也跟不上，還是“很緊張，覺得自己很差”。
徐森學力學，用他的話説，他的同學已經從教授父母嘴裏知道廣義相對論時，他還在鄉村學校圖書館，讀上世紀80年代版本的《十萬個為什麼》。“理科也需要直覺，感覺都是隱藏中積累的”。
這種差異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徐森入學時加了很多社團，比如象棋社，但很難融入這些圈子。他以為自己愛好下棋，水平也不錯，可社團真正的核心成員早已是參賽的水平，平時交流棋譜，很多專業名詞他壓根兒聽不懂，也插不上話。
上海交通大學一項研究顯示，自招和農村專項考生的大學生活適應度明顯不同：過半的自主招考生在學校適應水平較高，能達到同等水平的農村專項考生卻只有大約一成。
今年1月，北京大學學生資助中心面向受資助的2017級學生髮放問卷。收回的135份問卷中，62%的學生自認學業基礎差，半數人自感缺乏自信和不擅社交。68%的人沒有明確學業規劃。
崔少揚也有點擔心。他在高中的主要煩惱是不會社交，和同學老師説話，心裏全是話，卻説不出來。對方不明就裏地走了，他心裏又很難受。最近，要求採訪和資助他的電話有幾十個，他每一個都接，然後儘可能禮貌地拒絕，可還是時常被逼到語塞。
鄧風華參加資助基金會的交流活動，發現那裏的學生大多膽怯，不敢主動發言，一些人交流起來會哽咽，説家庭不易，在學校適應比較困難，和那個“自信、專業、控場能力強”的北大截然不同，一切都很像老家。
他記掛着光華管理學院的一位農村朋友。兩人剛到北大時，一起去中關村買電腦，對方開朗地笑，説自己要做大事；等大二再見時，對方胖了很多，成績也不好；大四臨畢業時聚餐，對方苦笑着，“滑到底了”，同班同學很多出國，他回老家“隨便找份工作餬口”。
鄧風華也一度覺得自己和其他同學的差異是件糟心的事。可仔細想想：自己5歲時被塞進姐姐的班級，每天來回走十幾公里坐在教室後面聽課；10歲時住校，和40多個同學用一盆水洗臉；高中時説要考北大，父親大笑着説，“你看看你家門前的山，你能考上嗎？”
可真到了北大，即使他自己不想，外界也會告訴他，他們有差距。在他大一時，輔導員找到他，和藹地建議，可以打網球，“這樣能更好地融入同學”。
鄧風華説，那是他第一次意識到，他和他們確實是不同的。
二
比起凌晨3點撒化肥，凌晨6點搬磚，崔少揚認為，學習“是最不累的事兒了”。
崔少揚高中最喜歡《平凡的世界》，一度以一輩子駐守農村的孫少安為目標，因為“他對家有擔當，有守護”。他的父母都靠打工賺錢，還欠着債。為了湊夠他去北大的開銷，父親這個夏天拼命幹活，生怕下雨。崔少揚除了每天也在工地幹10多個小時，還堅信學習也是“守護家庭”。
他的家幾乎是毛坯，卧室裏沒有書桌，零散地堆着各種建築雜料。客廳裏的老式電視機架在兩塊空心磚上，父親哽咽着説家裏的不易，孩子們上學，有時就買火腿腸充飢，卻騙在外地的他説吃得好，有洋芋、肉末、白菜。崔少揚也在旁邊抹淚，説3年前父親得了腎結石，以為是絕症，打算見自己最後一面，吃頓好的，就放棄治療，卻意外在如廁時忍着劇痛把結石排了出來。他承認，知道那件事後，“才有了學習的動力”。
鄧風華兒時幫父親收煙草，在地裏忙到渾身濕透。掰好後拿回家燻蒸，需要在煙草下點起爐子。煙氣四散，燻得人睜不開眼，身上沾滿煙油，衣服會黏在一起。熬到凌晨兩三點是常事，他心裏想，長大了不要繼續種這玩意兒。
鄧風華的父親只想讓孩子離開自家那棟又黑又破，下雨天漏水，還隨時可能倒塌的危房。他一度覺得兒子最好的出路是讀個二本，去縣城當初中教師，賺一份穩定的收入，成為城裏人。現在兒子出息，願望水漲船高——去當高中或者大學教師，更安穩了。
這想法一直未變，從鄧風華出生時就是如此。鄧父種了四五畝煙草，養豬，農閒時去搭電線、挖礦。
後來女兒讀大學，兒子讀高中，他又向隔壁村的朋友討了幾畝荒地種玉米——那片地光禿禿地杵在山頭，腳下就是雲貴交界的大峽谷，平時寂靜得像在空中。
“我和他説，一定要考出去。再陪着我種地（我）要哭了”。
鄧風華後來也意識到，自己生活的環境裏，幾乎所有人都覺得學習的目的就是遠離原生環境。他的高中老師欣賞他，會拍着他的肩膀説，“要考上北大啊。考上北大，你半隻腳就進入了上流社會。”那時他很感動。
直到站在燕園裏，他也茫然，“究竟什麼是上流社會？”
過去的經驗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比如曲小薇，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考北大——之前同村有人考上了北大，父母就讓她以此為目標。第一次高考，她考上了一所南方的名牌大學，可家裏蓋房子，沒錢，交不起學費；高分考生回去復讀則有3萬元獎金。她被迫讀了一年，稀裏糊塗來了北大。
同樣來自雲南山區的凌雄也是“稀裏糊塗”上北大的。他是理科生，公佈成績後，最鍾愛的專業是北航的飛行器或者同濟的土木工程。可他們高中學校從來沒出過北大的學生，校領導找他談話，老師也求他“衝一衝”。於是他填了提前批次，來北大學了冷門的小語種。
“我之前都不知道地球上還有這個國家。”他將目光投向課外生活，參加了不少社團。覺得這樣離大家“都想要的那種生活”近些。
“那個藍圖是好的。可其實根本不適合你。”凌雄大一大二嚴重失眠，加倍地焦慮。
他還忙着創業賺錢。父母是工地上扛鋼筋的工人，他想富裕起來。可他發現自己辛苦想的一些創業點子，要不一下被見多識廣的同學指出並不靠譜，要不就是被人提醒類似的項目早已有了。即使遇到一些感覺能賺錢的好項目，有的同學能拿出5萬元投資，可他沒有這種閒錢。
最終，他在大學的首次創業以失敗告終——他借錢4萬元買進茶葉，想賣給學校組織的會議和附近的餐廳。如今這些茶葉全部堆在家中，他不僅未能賺錢，還欠了債，父母幫他償還了部分欠款。
鄧風華説，過去相信成功學，覺得“不成功都是不努力”，可後來，他發現似乎還有一些比努力更強大的力量。他在這種力量下覺得迷茫——來之前只有模糊的規劃，比如“要出國”“做很厲害的事”，後來這些離自己越來越遠了。
崔少揚相信努力一定有回報。他認為自己的好成績換來了這個夏天家裏更多的笑容。他在高中時也設想過大城市的職場生活，可想象力有限，實在想不到白領的日子是怎樣的。相對確定的只有本科畢業就工作，好為家裏賺錢。
鄧風華的想法是慢慢改變的，老家一個早早結婚的夥伴喝農藥自殺，鄧風華不顧家人的阻攔去他的墳前祭拜，想不通一個年輕人為什麼會死。
後來，他在老家又遇到一位已是農民工的兒時同學。對方和他説，自己在外打工了3年，一天干十幾個小時，沒攢下什麼錢。如今工廠機械化，機器人取代了人，工資變得更低，他最近失業了。同學認真地問鄧風華：“你學習好，我從小有問題就問你；現在你都在北大了，能告訴我該怎麼辦嗎？”
鄧風華想了很久，給不出答案。
三
在北大，有很多外力拉這些農村孩子一把。
北京大學學生資助中心主任陳徵微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北大的各類資助已能覆蓋在校學生的基本需要，目前是進一步提供“非經濟支持”滿足他們的發展需求。
在陳徵微看來，差距客觀存在，校方能做的是儘可能縮小。比如近幾年，北大為受資助學生開設了專門的國內外遊學計劃；還會邀請一些校領導、教授、知名校友和這些學生通信、聊天、吃飯。
西南山區長大的嚴澤在資助中心的幫助下，第一次去了福建，第一次到了日本，也在學生服務總隊成了學生骨幹，第一次談成了合作——將留學生和英語口語能力欠缺的受資助學生們匹配，每週聚餐，給同學練習口語的機會。
去年，她在資助中心“燕園攜手”項目下，和一位家境相似的學妹結成匹配對象，帶學妹吃飯，繞着未名湖散步，給學妹學習上的建議，眼看着學妹從剛入學的膽小、害羞，逐漸變得開朗起來。
北大的生活總有退路。徐森內向，和別人玩不來，就埋頭學習，因為“做物理本來也不需要社交”。他大二就去留學機構瞭解出國花銷，發現僅僅是寫申請文書就要收費3萬元，加上考試培訓和出國後更龐大的開支，自家“把房子賣了也拿不出”。結果他最終沒能在碩士階段留學，而是留在本校讀研，打算到博士後階段再公派出國。
曲小薇也後退了一步。她原本有機會留在本校讀研，可一年的學費要2萬多元，而去另一所“雙一流”高校，不但學費減免，還有可觀的獎學金。她的父親勸她繼續留在北大，她説自己“不想再一邊打工一邊讀書了”，把電話那頭的父親噎得説不上話。
“我們作選擇，很難不計成本，要考慮性價比。”嚴澤説。
廣州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謝愛磊對4所985、211平台高校的2000名農村大學生進行了調查後發現，農村孩子在精英高校也能實現自洽——方式往往是將精力主要投入學習，放棄部分社交生活。
“北大的生活其實很舒服，很容易忘記困境。”這句話鄧風華的理解是，大部分人想的是如何在夾縫中實現自己，而不是鑿開縫隙。
他開始把目光投向成長的地方。他回山裏做訪談，發現很多小孩不自信。一些家長覺得孩子考大學不切實際，更何況“供一個孩子要10萬元，要是將來找不到好工作就賠了”。對於從深山裏考上北大的經歷，即使當事人就在眼前，很多人的眼神中也透露出不相信。這種感覺他熟悉，自己讀高中也遭受了很多反對，姥爺把父親叫過去，説“讀書花錢不如把房子修修”。
“即使現在，考上重點大學也是小概率事件”，鄧風華反思，自己家雖然窮，但父親重視教育；可就在臨近的村鎮，一些家庭還堅信“窮就窮到底，政府好管理”，他們指望政府發錢養活，並不鼓勵孩子讀書。
在他看來，很多農村孩子來到北大，一方面飽受貧窮的困擾，另一方面又在拼命逃避、淡化這種侷限。有的人骨子裏開始相信“社會達爾文主義”，覺得自己足夠優秀或努力。可在他看來，就像自己沒讀過書的母親説的，自己可能只是“走運到祖墳冒煙”。
在他家，姐姐學習本來也不差。小學最後一年，縣體校來招體育生，村小的代課教師們以為招文化課的尖子生，就把姐姐在內，學校的前3名都送了過去。
體校沒有圍牆，一天上5節文化課，學生們每天找個坡道跑步。姐姐只半年就跑得雙腳腫脹；平時上課也沒人管，在二樓把1元錢丟下去，就有小販把粑粑從窗户丟上來。父親想給女兒轉學，可又缺錢，也捨不得體校的補助。
農村粗糲的生活徹底改變了姐弟倆的軌道，鄧風華是幸運的那個，上了北大。姐姐第一年考了一所不錯的林業類本科，可農村信息閉塞，收到通知書才知道學費貴，一年上萬元。為了給弟弟省錢，家裏就讓她輟學。擺了幾個月的小攤，她“心裏空落落的”，復讀又考上了本地的師範院校。
即使到了今天，鄧風華的村子裏，每年有兩三個讀大學的後生，另外二三十個依舊選擇打工。
在北大的某些課堂上，有個別老師説北大人就應該是“完美主義者”，去登山、滑雪、騎馬，“過最好的生活”，農村彷彿不存在。但鄧風華也慶幸北大是兼容幷包的，不少教授會在課上講，希望同學們關注三農問題。有老師告訴他們，《春天裏》這首歌原本傾訴了底層的憤怒和不易，之後卻被輕易置換成“自我奮鬥”的表達。
鄧風華逐漸找準了自己的位置。拍紀錄片作業時，有小組做有關美食的精緻片子，他就去拍“孤獨的宿管員”，記錄凌晨4點學生都在睡覺，宿管大叔一個人在陰暗的走廊裏掃地，結果被全班認可，拿下高分。他開始關注農村和工人問題，看很多學術資料，身邊同學也很感興趣，時常交換意見。
“這所學校的可能性很多。”凌雄第二次創業，選擇回到家鄉，去農村開輔導班，教孩子們數學和英語。這次他不僅收穫了一些財富，更得到了人們的感激。一個月裏，他看着孩子們嬉笑打鬧，看到他們掌握了原本近乎一無所知的拼音和乘法，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進步——那種快樂是之前單純想賺錢時沒有的。
四
凌雄在北京偶爾做家教，看到北京的父母給孩子掏1小時一兩百元的課時費，培養孩子各種課外技能。他會忍不住想到自己的童年：小學老師是年邁的代課教師，老大爺上課就讓學生們自習，然後在操場擺桌子喝酒，再滿臉通紅地回來宣佈下課。
在村裏，除了他，同齡人沒有考上本科的。三分之二的年輕人初中畢業就打工，很多已經有了孩子。他想了想，感覺自己走出來的主要依仗就是天賦。
鄧風華去邊遠山區調研。他去南方山區拍紀錄片，記錄一位8歲上學的小姑娘。
他還去東莞的化工廠打工，看工人不戴手套就把手伸到化學試劑裏幹活，皮膚被腐蝕到乾裂。有農民工告訴他，回老家不知道做啥，又買不起東莞的房子。
在學校裏，他發現那些和自己父母面貌相似的校工們就住在學生公寓的地下室，他陪食堂阿姨跳廣場舞，瞭解她們的生活。
他理所當然想到了自己的過去。家裏土坯房，剛2米高，陰冷又潮濕，昏黃的燈泡讓牆上的裂縫顯得更明顯，豬圈招引的蒼蠅在家裏肆意地飛。他那時在縣城讀書，食堂阿姨都心疼他窮，儘可能多給他肉。當時他又黑又瘦，鬍子拉碴。
現在的他遠離了雲南的紫外線，變白淨了，他感覺一些出身和自己相近的同學在和原生環境切割，和一位父親是建築工人的好友説起農民工的遭遇，對方淡淡的，覺得先把自己活好才能考慮這些。
南京大學的學者曾對江蘇省內兩所高校的近200位農村籍學生進行調查，發現有近半數人“非常願意”或“願意”成為城市人，相比之下，只有15%的學生願意堅守農村身份。儘管有73.5%的學生認為“既然身在城市，就要適應城市生活”，但只有7.3%的同學認為自己“堪稱一個城市人了”。
鄧風華的父親覺得，兒子想的東西有些奇怪，應該安心做教師。 “小學時，老師嫌他年紀小，不收，我就把我家飯桌擺過去，逼他們收。現在不行了，大城市，咱不行。”鄧父嘆着氣説，憂心兒子心氣高，其實能像女兒一樣，當個教師，朝九晚五，安安穩穩就最好。
可鄧風華不這麼想。他希望農村同學們意識到，原生家庭並不需要逃離，反而是行動力的源泉。他説自己不再自卑了，儘管看待一些問題的角度可能和中產家庭的孩子相差更大了。可他清楚地知道，這兩種認識方式是平等的，自己能為他們提供不同的經驗，也能收穫他們的尊重。
五
大四這年，鄧風華帶着幾個大一的學生去雲南農村探訪。去的路上，大一學生一路歡聲笑語，聊綜藝和偶像劇。直到他們到山村小學，班裏都是留守兒童，大學生們問孩子最近一星期開心的事有哪些，沒人回答；一個月，還是想不出；一年，依舊是沉默。最終有學生顫着聲説，爺爺死了，爸爸也3年沒回來了。
返程的列車上，話題變了。這羣大一的學生開始認真地琢磨起農民工問題，偶像被忘在了腦後。
無論是城或鄉的孩子，大學這4年可能都是他們首次彼此深入接觸的機會。農村孩子也很可能在其中收穫值得欣喜的改變——比如嚴澤，她覺得自己愈發自信了，做事細心、負責，她收穫了很多認同，又在鍛鍊中學會了與人相處，和人溝通。
“我走的是我的父輩從沒走過的路，全都是我自己在試。”嚴澤會覺得，來北大前，自己是狹隘的，只想“過好日子”。可看到身邊一些同學，才發現對某個事物的興趣，或者對羣體關心才是持久的動力。
鄧風華自己的家庭也在改變。他們家以前算是村裏的破落户，現在姐姐當上了老師，給家裏修了幾間新的磚房，買了電視，裝上了太陽能。他考上了北大，更讓這個家庭成了村裏最受歡迎的一户，親友們開始把孩子們在假期送來，讓他們跟着姐弟倆聊天、學習。一些原本想讓孩子輟學打工的父母看到了這家人的變化，也漸漸改了主意。
另一面，原生家庭帶來的身份也長久地影響着這羣學生。曲小薇今年畢業，沒回家，直接去了研究生的學校繼續學習，主要為了省下回家的路費。她認為碩士畢業後去昆明工作，是適合家境的最優解。
北京大學就業指導服務中心統計畢業生去向，也發現農村學生的流向特點鮮明：他們出國深造的比例大大低於全校平均水平，更加穩定、有較高的職業聲望及較高保障性的國企和事業單位則是首選。
曲小薇堅信，原生家庭的影響不會抹除。她希望以後賺錢，給老家的小學捐一個圖書館，再給村裏裝上路燈。凌雄則已然工作，身為選調生前往基層。在家鄉開辦輔導班的經歷讓他覺得，能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是一件令人快樂的事。
類似的烙印也留在了崔少揚身上。他就要開學了，資助都已到位。可他最掛念父親的身體——父親最近總感覺肚子裏“有氣泡”，很擔心，卻還是不肯去醫院檢查。這成了崔少揚的心病。他也還清楚記得貧困的滋味：自己600度近視，父親曾省下治療腎結石的錢給他買了眼鏡，他卻不慎摔碎了——他痛恨自己，從此再沒配過眼鏡，不得不湊近看很多東西。
自認“融入”還不錯的嚴澤也清晰地記得貧窮帶來的不適感：小時候，她沉默地聽朋友討論麥當勞、肯德基，插不上話；再長大些，同學們問她牙不整齊，為什麼不去矯正，她啞口無言；到了北大，開學後會有同學説自己暑假在洛杉磯，或者寒假在舊金山吃到了很棒的甜品，但現在，自信的她放下了這些。
鄧風華已經克服了落差感，他在乎深山裏的老家，也想改變它。家裏只有鋪太陽能的屋頂信號好——假期，他抱着電腦坐在屋頂上學習。夜深，綿延的山漆黑，萬籟俱寂，頭頂的星輝灑滿夜空，電腦熒屏閃着光。
記者 程盟超
（原標題《考上北大，然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