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貧困户家的“門前照”火了：領導請別再來了

最近，一張貧困户家的“門前照”火了，就是下面這張：

“各位領導：本人已脱貧，請不要再來打擾了”。

微信公號“ 俠客島”9月12日消息，據島叔瞭解，照片背後，當日上門的扶貧幹部其實是自掏腰包，買了一壺油、一袋米，“私車公用”翻山越嶺來走訪，結果卻吃了閉門羹。

按理説，扶貧是好事兒，也是現在在做的大事兒。但為什麼會出現這樣黑色幽默的場景？

事實上，類似的場景，在島叔這兩年調研扶貧中遇到的普遍現實中，不算少見。

羣眾

本質上説，扶貧工作是典型的“羣眾工作”。

毛澤東曾寫，“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採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羣眾相結合”。之後，羣眾工作也延續成為新中國的國家治理新傳統。儘管當前國家治理不斷強調規範化、程序化、專業化，但基層的許多中心工作，仍高度依賴羣眾工作。

換言之，能否充分發動羣眾，把黨和政府的意圖轉化為羣眾意願，是基層工作能否簡約高效完成的關鍵。畢竟，基層行政力量有限，羣眾工作可以是必要補充；基層事務也多需要與羣眾見面，與羣眾見面、接觸，就成為羣眾工作的不二法門。

從扶貧來説，其任務的完成，不僅在於地方黨委政府，也在於羣眾的脱貧意願和努力。從目前看，精準扶貧已是貧困地區中心工作，各地無不將之視作“一號工程”，行政資源配置已經足夠；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將扶貧資源有效轉化為羣眾脱貧的動力和條件。

這就必須通過羣眾工作來實現。應該説，扶貧工作遭遇上面圖片中“政府動而羣眾不動”的尷尬，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核心是羣眾工作的錯位。我們可以具體展開。

對象

比如最讓基層為難的，“精準識別”扶貧對象的問題。

上世紀八十年來以來，扶貧工作基本上是一項發展政策。其重心在於，通過改善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發展地方經濟，實現減貧目標。在此政策背景下，各地要做的工作是確定“貧困發生率”；置於貧困户是誰，倒是無甚重要的。事實上，當時基層在上報貧困户時，也多是隨意申報的。

但在扶貧資源將“精準到户”的前提下，扶貧工作需要花費許多精力在“識別”貧困户上。一般而言，在實踐中，“絕對貧困户”是極少的，好識別，難度在於確定“相對貧困户”。還有一些地區，實際貧困發生率遠低於政策規定，只好將部分非貧困户強拉進貧困户行列。

出現此種情況時，就會出現框定貧困人口符合了政策要求，但羣眾不滿意，基層幹部忙於處理各種矛盾的情形。島叔在某貧困縣調研時就遇到了這種情況：鄉鎮黨委政府都想實事求是確定貧困人口，但縣扶貧辦卻不允許，因為國家政策規定他們“必須有足夠貧困人口”。這就很反諷了。

與這種“被貧困”相比，也有“爭當貧困户”的現象。畢竟，精準施策的結果之一是貧困户會獲得好處，因此大家直觀將精準扶貧視作是一種“福利分配”。

為什麼扶貧工作會找錯扶貧對象、羣眾工作找錯羣眾，從而出現負面效果？這就需要反思扶貧方法是否錯位。

基層調研一幕：扶貧幹部幫貧困户打掃衞生

方法

對於大多數貧困地區而言，致貧原因基本包括兩種：一是家庭支出過大，包括教育、醫療、住房等；二是家庭收入太少，主要是缺少勞動力、就業機會少等。

目前，絕大多數地區的幫扶政策裏，都通過社會保障政策及財政兜底等形式，幾乎免除貧困家庭的大額開支；但家庭增收卻無法通過這種方式完成。

一般而言，很多地方政府都會實施產業扶貧，幫助貧困户通過發展產業來脱貧。問題在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本身就意味着風險；因此基層往往根據過去的經驗，通過變通的方式來實施產業扶貧。

方法比如，找一些企業或合作社，以貧困户的名義獲得銀行貼息貸款；這些企業融資發展生產，同時享受到政策優惠，再以“分紅”的形式返還給貧困户。在這裏，貧困户其實並沒有參與勞動，卻憑空獲得了好處。

基層幹部常説，只要家裏有一個壯勞動力打工，基本上就脱貧了。麻煩恰恰在於，貧困户要麼缺勞動力，要麼不願外出打工。哪怕是有條件的貧困，在獲得政府支持後，優先考慮的恐怕還是用於消費，而不是發展生產。

筆者在一個貧困鄉鎮調研時碰到一件事：2016年春節期間，縣裏來了巨量的針對貧困户的無息貸款（户均5萬），前提是要村委會擔保。縣政府要求，幾個月之內必須將這批扶貧款貸完。但鄉鎮政府卻很猶豫，村幹部則普遍抵制。

為啥？因為基層幹部認定，當地農民拿了這筆錢，肯定是蓋房子、娶媳婦去了，不可能真發展生產，也沒打算還款。結果，過年期間，很多貧困户都遲遲不出去打工，為的就是拿到這筆貸款。一些“聰明”的村幹部也與之打持久戰，就是不辦手續，最終以拖延“取勝”。

客觀上，在當前的條件下，扶貧幹部上門做的多是“業務”：給貧困户算賬，替貧困户辦理各種政策優惠，給貧困户送各種好處；但顯然，脱貧無法用這種“送好處”的方法完成。

麻煩的是，現在絕大多數工作組都是自帶資源去扶貧的。那些資源比較多的單位，如財政局、交通局、發改委等，自帶的扶貧資源比較多，工作就好做；一些“清水衙門”的工作隊則都有“自知之明”，還是少去為好。

比如我們調研的一個貧困村，是團縣委掛鈎的。按照要求，團縣委每個月都要走訪貧困户。村書記出於好心，每次都説“不要來了，要了解情況問我們”。團縣委的幹部卻很認真：“我們就到貧困户家裏喝杯茶，不吃飯”。村書記只好實話實説：“老是不見實惠，老百姓覺得是擾民。茶也不要去喝了，老百姓沒空”。

換言之，扶貧幹部做的是自己工作，卻多大程度上與貧困户有關呢？故而，哪怕是貧困户得了好處，也會覺得厭煩。

貧困户核實確認貧困信息

模糊

其實，回到本源，所有政策的“精準實施”，都需要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一是政策信息足夠透明，二是政策信息可計算。

但在目前的鄉村社會，這兩個條件常常難以成立。比如，我們的一些扶貧大數據平台整合了户籍、銀行、房產、車輛、教育、醫療、社保等信息，可以識別出一些“假貧困户”，但絕大多數真正的貧困户信息，則通常是模糊、難以計算的。

就拿最直觀的家庭收入來説，經常連農民自己都説不出來（季節性變動、零散收入等）；一般農民並不記賬，其家庭經濟活動也難以計算。在島叔看到的貧困户家庭中，幾乎每户牆上都貼着大大的白紙，寫着這家貧困户的家庭收入、開支情況——這就是前面説到的扶貧幹部的大量“算賬”工作。

島叔一問才知，這是為了讓貧困户記住自己的家庭收入和開支等關鍵信息，以免上面檢查時，貧困户答不上來或答不準確而致扶貧工作功虧一簣。

“精準”和“模糊”，是中國基層社會長期需要處理的現實問題。如果基層幹部扶貧工作的重點難點，從“如何讓貧困户脱貧”變成“如何讓扶貧工作經得起扶貧系統的考核”，那就變味了，走向形式主義問題。

在實踐中我們也看到，為了保證在上級驗收時萬無一失，只能對貧困反覆遍訪、回訪、拉網式排查，做完的工作要回頭看、再回頭看，相關數據不斷核查、比對，檔案改了又改。

從這個角度説，如果我們建立了可以覆蓋整個治理過程的監督體系，卻未能實現對基層社會的有效監測，就始終會出現一種矛盾：哪怕基層真做了事，真接觸了羣眾，但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證明自己”做事，又怎麼談得上跟羣眾交心？

因此，在新時代要做好羣眾工作，首先是要在行政的“科層體系”內部走羣眾路線。上級應該慎用督查、問責等手段，而應該多走基層，多做基層幹部的思想工作，多和基層幹部交心，在調動其工作積極性和主體性的過程中解決問題。

文/呂德文（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