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澤平：我國單位GDP的財政供養偏高 有待改革

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兼恒大經濟研究院任澤平9月16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發言時表示，中國應該以市場化改革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方式來去槓桿，而不是説相對温和地去槓桿，如果與之相反，可能會有更深的隱患。

任澤平表示，中國高槓杆的形成背後有很多深層次的結構性和體制性的問題，因此應該以市場化改革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方式來去槓桿。這樣的話，就可以把去槓桿分為兩類，一類是好的去槓桿，另一類是壞的去槓桿。

眾所周知，中國的高槓杆集中在三大部門：國企、地方政府、房地產部門。任澤平説，2012年-2015年，市場機制失靈，產能過剩的行業出現困難，導致通縮，利潤惡化，國企出現了大幅度加槓桿的情況。政府採取了行政化和市場化相結合的手段來去槓桿。

任澤平 圖片來源：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但是值得重視的是，從行業分佈來看，上游是國企壟斷，下游是民企，上游的集中度進一步提升，下游的民營企業面臨上游漲價和金融去槓桿(導致的)融資(難)的雙重擠壓，需要高度重視民企的生存困境和全社會的資源錯配，以及某些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任澤平説。

他指出，長期以來民營企業因為更好的治理，更好的效率，利潤長期高於國企，但是這幾年出現逆轉。“這種方式相當程度上不是通過市場競爭來實現的，因為壟斷，因為開放的不足。”

任澤平舉例説，中國的製造業是開放程度比較高的，國有企業在製造業中佔比只有10%，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加起來佔80%，中國製造業取得了鉅額的貿易逆差，這是競爭力的體現。與此同時，由於服務業大量的管制，國有比重高達70%、80%以上，效率低，存在貿易逆差。

在談到地方政府的槓桿問題時，任澤平説，近年來，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放緩，但是預算軟約束和支出效率改革有待推進。

“我們知道國民收入分配當中政府的佔比偏高，居民偏低。政府佔有了大量的國民收入，但是我們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醫療教育(方面的支出)低於發達國家水平。非常清晰的推理是宏觀税負高，政府的收入佔比高，大量的財政收入用於基建收入和財政供養。我們看到，單位GDP的財政供養是偏高的，有待於推進改革。”他説。

關於房地產去槓桿，任澤平説，房地產高槓杆的形成有着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他指出，分析房地產應該是“長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這裏，人口是需求，土地是供給，金融是槓桿。無論是美國、歐洲、韓國，歷史數據顯示，人總是在往都市圈遷移。

“但是，過去長期以來，我們在控制大城市人口規模、積極發展中小城市和區域化均衡發展的思想的指引下，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土地供給向三、四線傾斜，人口城鎮化和土地城鎮化背離，造成了人地分離，這是導致一、二線高房價和三、四線高庫存的根源。”任澤平説，所謂的房地產長效機制，關鍵是人地掛鈎和金融穩定，以實現供求平衡和需求的平穩釋放。

以下是任澤平發言全文

任澤平：女士們、先生們：我報告的題目是：以改革的方式去槓桿。

為什麼用這樣的題目？大家知道高槓杆是風險的資源，去槓桿是化解風險。大家留意中國的高槓杆的形成背後有很多深層次的結構性和體制性的問題，因此應該以市場化改革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方式來去槓桿。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把去槓桿分為兩類，一類是好的去槓桿，另一類是壞的去槓桿，我這裏不是相對温和去槓桿，而是以市場化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方式來去槓桿。如果是與之相反，那麼可能會有更深的隱患。

眾所周知，中國的高槓杆集中在三大部門，國企、地方政府、房地產部門。在過去10年，中國的整個宏觀槓桿率出現了過快上升。在全球比較來看，也是處在一個較高的水平。

第二個我想講從金融層面，在過去金融自由化和監管缺位導致了影子銀行的崛起和監管套利，幫助了非金融部門的加槓桿。商業銀行將大量業務從表內轉移到表外。中央政府下決下定決心來去槓桿，列為三大攻堅戰之首，也是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我們在這樣的政策措施下，看到了形勢的逆轉，也就是表外的回表和非標的轉標。可以看到廣義貨幣供應鏈降到歷史新低，過去年均M2增速是15%，今年8月份下降到8.2%。未來，我們應該加強儘管監管改革促進金融迴歸本原，更好服務實體經濟。

第三點是關於國企的槓桿問題。2012年-2015年，市場機制失靈，看到產能過剩行業出現困難，導致通縮，利潤惡化，國企出現了大幅度加槓桿。我們採取的行政化和市場化來共同去槓桿。看到逆轉，行業集中度提升，再通脹，國企利潤大幅改善，國企開始去槓桿。但是值得重視的是，從行業分佈來看，上游是以國企壟斷，下游是以民企，我們看到上游的集中度進一步提升，下游的民營企業面臨上游漲價，利潤過高，和金融去槓桿融資的雙重擠壓，需要高度重視民企的生存困境和全社會的資源錯配和某些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這張圖清晰展示了長期以來民營企業因為更好的治理，更好的效率，利潤長期高於國企，但是這幾年出現逆轉。這種方式相當程度上不是通過市場競爭來實現的，因為壟斷，因為開放的不足，我們看到基礎性成本過高，我們在汽油、柴油、天然氣、電力、土地，基礎性的成本高於美國。中國的製造業是開放程度比較高的，國有比重在製造業只佔10%，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加起來佔80%，我們看到中國的製造業取得了鉅額的逆差，這是競爭力的體現。但是與此同時看到服務業大量的管制，國有比重高達70%、80%以上，效率低，存在貿易逆差。從國際來看，中國服務業也是存在着某種程度的這樣一個投資限制，所以按十九大報告提出來的未來要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一個正常的推理是未來應該大力度大規模放活中國的服務業和部分能源的基礎性行業，促進競爭，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第四個是關於中國的地方政府的槓桿問題。2009年-2013年地方債務大幅上升，2014年-2017年，顯性的地方債務趨穩，但是PPP的隱性債務大幅飆升。近年來，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放緩，但是預算軟約束和支出效率改革有待推進。可以看到為什麼中國的地方債務，一方面剛才講到軟約束的問題，還有一個支出剛性和低效率問題。我們知道國民收入分配當中政府的佔比偏高，居民偏低。政府佔有了大量的國民收入，但是我們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醫療教育低於發達國家的水平。非常清晰的推理是宏觀税負高，政府的收入佔比高，大量的財政收入用於基建收入和財政供養。我們看到單位的GDP的財政供養是偏高的，有待於推進改革。

最後是房地產的槓桿。這個很關鍵而且存在誤解。過去房地產在漲價和貨幣刺激下大幅加槓桿，居民負債增加，出現了一些消費擠出。關於房地產的槓桿怎麼形成？我想這裏有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我研究了十多年的房地產，關於房地產，我們曾經提出過業內的一個標準的分析框架也是廣為流傳的，是長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人口是需求，土地是供給，金融是槓桿。無論是美國、歐洲、韓國，還有聯合國的數據，百年數據告訴我們人在往都市圈遷移，因為更有活力，有效率，節約資源和土地。中國的一二線的城市都市圈人口增長，我們看三四線城市，中國的人口遷移向大的都市圈遷移，這個過程還遠遠沒有結束。但是，在過去長期以來，我們在控制大城市人口規模積極發展中小城市和區域化均衡發展的思想的指引下，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土地供給向三四線傾斜，人口城鎮化和土地城鎮化背離，造成了人地分離，這是導致一二線高房價和三四線高庫存的根源。所以事實在清晰的告訴我們，所謂的房地產長效機制，我們認為關鍵是人地掛鈎和金融穩定，以實現供求平衡和需求的平穩釋放。

最後，作一個總結，我們應該以改革的方式來去槓桿，以是否推動市場化改革，是否提供全要素生產率，是否從根本上消除了高槓杆的風險的根源來衡量好的槓桿還是壞的槓桿，好的去槓桿還是壞的去槓桿。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