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漢：懷念一位兩岸共同景仰的大時代智者，仁者與勇者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朱雲漢】

華人政治學界的一代宗師胡佛院士在九月十日逝世，這天也正好是中國大陸的教師節，讓他的門生故舊特別感傷與不捨。胡先生是大時代的智者、仁者與勇者，是兩岸政界與學界共同推崇的長者與精神導師，他一生的終極關懷是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無論他是在台灣推動“民主”，或是在兩岸推動社會科學中國化，或是諄諄提示兩岸政治領導人國家統一是必要之善，他展現出來的無窮無盡精神力量都源自於他的愛國情操。他一生盼望的就是儘快看到中國人能再次昂揚闊步引領人類社會走向更和平、更公正的共生共榮的康莊大道。

胡佛先生是戰後台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最突出的標竿人物，他在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對台灣的威權體制鬆動、政治改革與民主轉型曾發揮極為關鍵的作用。在台灣，四十歲以下的讀者對這位引領時代的風雲人物可能沒有太多印象，也無法想象在報禁與黨禁尚未開放的年代，一位知識精英可以引領社會思潮，營造社會輿論，並在削弱威權當局的合法性，以及為反對運動提供論述指引與政治動員所需的社會土壤上，能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

毫無疑問，將來歷史會記載胡佛是引領枱灣民主改革大潮的第一人。在島內政治轉型的關鍵時刻，他能提供最清晰、嚴謹、完整，又最有説服力的政治改革主張。從推動審判體系與檢察體系分立，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廢除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他都踏在民主改革浪潮的端頭上引領後浪推前浪。

他不僅坐而論道，更起而行。他能協調與組織志同道合的學者與媒體評論家相互聲援，並在威權當局與反對運動之間積極穿梭，進行溝通與協商，每每發揮扭轉乾坤的作用。自黨外運動興起後的一系列台灣政治事件中，他都曾在幕後發揮避免朝野對峙走上暴力相向惡性循環的關鍵作用。

六十年代，他是《思與言》雜誌的主要發起人之一，成為戰後第一份不依附公家學術機構的獨立學術園地。八十年代，“中國論壇”半月刊是學院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重要輿論陣地，他與楊選堂先生是讓這個陣地發揮巨大能量的兩位靈魂人物。他是“澄社”的關鍵發起人並親自撰寫成立宣言，但也最早察覺“澄社”可能變質為“渾社”，而不顧知己老友楊國樞院士的情面，毅然協同文崇一、韋政通、何懷碩退出“澄社”。

他在台灣學術發展環境仍相當簡陋與艱困的情況下，為華人政治學開闢了政治體系與行為實證研究的科學化道路，一手創建針對民主轉型與政治文化變遷進行定期全島調查的跨校團隊，並發展出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比較分析的開創性理論框架。他栽培了眾多日後在國際學術舞台上嶄露頭角的新世代學者，為台灣在新世紀躍升為全球民主化研究重鎮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在九十年代中期，他把更多的心力放在兩岸學術交流。他再次登高一呼，攜手文崇一、李亦園、楊國樞、韋政通、許世軍等台灣資深學者成立“中流文教基金會”，積極展開兩岸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頂尖學者的對話，共同探索中國人在二十一世紀的地位，以及中華文明對促進人類可持續性發展的時代新意。他還籌募資金，在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吉林大學、四川大學等十所重點高校設置青年學者課題研究獎助，十年間有高達一千五百位年輕學者受惠。

他的巨大影響力與感染力，來自於他光明磊落的人格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氣，因此得到各方的敬重與信任。他經歷過威權體制打壓，特務機關威嚇，各種權位與名利的誘惑，但絲毫不能動搖他對核心價值與終極關懷的堅持。在面對日益猖狂的“台獨”勢力時，他仍旗幟鮮明地宣揚兩岸統一是最高的道德之崇高理念，絕不放棄，也絕不退縮。

他的道德良知就像一面高懸的明鏡，折射出同時代所有台灣著名知識分子與政治風雲人物的本性，善惡，虛實，真偽與智愚。他往來的對象以及曾受他影響的故舊門生幾乎覆蓋台灣政治轉型期所有關鍵人物，從雷震到黃信介，蔣經國到李登輝，陶百川到孫運璇，費希平到林義雄，郝伯村到宋楚瑜，呂秀蓮到馬英九。

他看盡學術界諸多浪得虛名的人文社會學者，因缺乏理論自信而甘為歐美學術潮流的追隨者；他看破國民黨權貴後來總是把個人短期政治得失放在首位，常為敷衍當下的民粹壓力而寧可自毀政治長城；他也看透昔日披上民主改革外衣的反對運動人士，一旦大權在握，就開始玩弄特權，搞分贓政治，甚至扭曲法治，箝制輿論，迫害政敵，操弄民粹，逐步掏空民主的實質內涵。

胡佛院士最景仰的歷史人物是孫中山先生，他高度推崇孫文一生的革命事業，以及他為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做出的巨大貢獻，他也讚賞孫中山的五權憲法理論。在他心目中，孫中山與胡適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孫文完整地認識到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三者相輔相成，均不可或缺。民族不自主自由，民權與憲政無所依附；缺乏社會主義（民生主義）的政策框架，即使形式上建立了普選與多黨競爭，民主遲早淪為資本家支配的政治遊戲。

在他看來那些不講民族自主自由的，只講個人自由的學者，是脱離歷史現實的虛無主義者，甚至不自覺淪為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買辦。第三世界的民主運動如果缺乏反帝與反殖民的歷史基因，就很容易成為霸權體系與前殖民宗主國的戰略、經濟與文化附屬品。

他最擔憂的是兩岸關係。他生於大陸，成長於八年抗戰，深知以“台灣民族主義”來對抗“中國民族主義”，可能導致兵戎相見的悲劇。他反覆告誡枱面上的政治人物，若出於自己的認同錯亂或政治計算，而刻意製造台灣兩千三百萬人與對岸十四億人之間的疏離、敵意與對立，既不負責任，也極不道德。割斷與中華文化的紐帶，台灣將猶如失根的蘭花，只能隨波逐流，並任由國際強權擺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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