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中國古代西部邊疆南北治理經驗與教訓
【文/張文木】
中國西部以崑崙山為中界分南北兩部分：南部為中國西南邊疆地區，主要反映了中原王朝與滇緬區域民族的融合關係；北部為西北邊疆地區，主要反央中原王朝與西北民族的融合關係，而西部邊疆地區治理本身就是一個涉及中國整體安全且具有高度實踐性的大學問。論從史出，本文試從秦漢以來兩千多年的歷史中總結其中“百世不磨”[1]即帶有規律性的經驗與教訓，借鑑當下。
一 滇緬地緣形勢與中國古代西南邊疆治理：經驗與教訓
——基於中緬邊地歷史變動為線索的考察
（一） 古來天險阻西域，人煙不與中原爭[2]
——滇緬地勢及其地緣政治意義
緬甸位於亞洲東南部、中南半島西部，其北部和東北部同中國西藏自治區和雲南省接界，東部與老撾和泰國毗鄰，仰光瀕臨伊洛瓦底江。緬甸西部與印度、孟加拉國接壤。緬甸南臨安達曼海，西南瀕孟加拉灣。緬甸從南到北長約2 090公里，東西最寬處約925公里。地勢北高南低。北、西、東為山脈環繞。北部為高山區，西部有那加丘陵和若開山脈，東部為撣邦高原。靠近中國邊境的開卡博峯海拔5 881米，為緬甸最高峯。
緬甸地形圖
伊洛瓦底江是亞洲中南半島的大河之一，也是緬甸的第一大河。西部山地和東部高原間為伊洛瓦底江沖積平原，地勢低平。伊洛瓦底江河源有東西兩支，東源恩梅開江（Nmai Hka，中國境內稱獨龍江），發源於中國境內察隅縣伯舒拉山南麓，西源邁立開江發源於緬甸北部山區。獨龍江東南流經雲南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西境，然後折轉西南，進入緬甸，過賈岡南流，稱恩梅開江。兩江在密支那城以北匯合後始稱伊洛瓦底江，南流後注入印度洋安達曼海。伊洛瓦底江全長2 714千米，流域面積43萬平方千米。在伊洛瓦底江東面並與其北南平行的還有薩爾温江（又名丹倫江），為緬甸最長河流。該江源於中國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稱為那曲。離開源頭後進入雲南境內改稱怒江，入緬段稱薩爾温江，或丹倫江。入緬後南下在毛淡棉附近，分西、南兩支入安達曼海的莫塔馬灣，並在河口處兩支流間形成比盧島。不含中國境內，河長1 660公里，流域面積20.5萬平方公里。
大凡能崛起為國家者，必有方便之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緬甸之於印度，其通往中國的道路要平緩通順許多，縱貫緬甸北南的伊洛瓦底江——其交通意義相當於貫穿中國東西的長江和貫穿中歐和東歐的多瑙河[3]——給緬甸交通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從中國雲南昆明經保山至瑞麗出境至緬甸，地勢相對平緩開闊，是中緬通商經貿的主幹通道，同樣也是中緬關係中矛盾最為複雜的區域，中緬歷史上最劇烈的的拉鋸式衝突和邊界伸縮，也多集中於這一區域。
順瑞麗江可達緬甸的伊洛瓦底江並由此直入印度洋，“早在公元前2世紀時，從中國的四川到印度的交通線已經開闢”[4]。西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張騫出使大夏（大夏國都在今阿富汗巴爾赫附近）回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仗，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裏，得蜀買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印度）。騫因盛言大夏大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無害”[5]。《後漢書》説：“海西即大秦，撣國西南通大秦。”[6]大秦即古代羅馬。《新唐書》還説緬甸：“地亦與波斯、婆羅門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7]中國人古時就知經緬甸可入印度至伊朗和地中海。故此，特別是在近代以來當西域或東海被困之後，滇緬通道就成了中國與國際聯繫的重要通道；與此相應，歷史的中緬甸邊界拉鋸式衝突，多集中在保山經瑞麗至伊洛瓦底江這片開闊和相對平緩的區域。
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看到這一點，他在《亞洲的問題》一文中説：“獲得緬甸使印度得以將邊界向東推延，從而避開喜馬拉雅山脈，打開了向長江上游地區及中國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業影響的通道。”[8]1935年2月，中央紅軍在雲貴與蔣軍周旋期間，因北上渡江困難中央曾有過建立川滇黔根據地的設想[9]，其中的重要考慮就是南下通道暢通。太平洋戰爭中，日本人大老遠過來展開對緬作戰，也是為了堵住這條通道。中日雙方爭奪最激烈的還是保山至瑞麗的這條主幹通道。
明代之前，中國東海尚未出現危機，此前西南方向對於中原諸王朝而言，只是穩邊安民的問題，這可從明王朝在西南設立的一系列管理機構的命名看出，如“車裏軍民宣慰使司”“緬甸軍民宣慰使司”“老撾軍民宣慰使司”等[10]。但到明末，東海倭患蜂起，特別是清兵入關後，西南便成了各類反清力量的聚嘯之地，緬甸之於中國的地緣政治的戰略意義也隨之上升，漸成為中國大西南諸力量獲取外援的重要通道。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國，東海的制海權淪入日本之手，民國政府遷至重慶。由此，緬甸通道對於中國抗戰的戰略意義陡然增升。美國地緣政治的重要學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説：
日本的擴張勢力差不多完全把我們同俄國和中國的交通截斷了。從俄國和印度到中國的陸路，運輸量有限，沒有能夠使中國得到接近必需的軍需。要想最後擊敗日本，大部分有賴於有效地改善這種情況。[11]
1937年，在中國東部被全面封鎖的情況下，民國政府遷至重慶後即徵雲南民工20萬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修成了連接昆明至瑞麗的中國境內段公路，進入緬甸後又繼續修建了經過緬北的公路，兩段合稱“史迪威公路”[12]，中國由此從境外獲得大量戰略物資，為抗戰勝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除了經伊朗進入歐洲、經巴基斯坦進入印度洋的通道之外，在中國大西南，由雲南經緬甸進入印度洋的通道也大大提升了緬甸之於中國的地緣政治意義：這在太平洋戰爭期間開出的滇緬交通運輸線所發揮的重大作用中得到了充分顯示。當時若沒有緬甸參與，中國的抗戰就會更加艱難。2011年國家建成渝新歐國際大通道，有了這條通道，中國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進入中亞的出口，如能再進一步開發緬甸相接的傳統通道，這樣，中國大西南這盤棋就下活了。
如果將中緬邊境沿北緯25度分為北南兩段的話，中緬邊界的北段為青藏高原南部的高黎貢山所分隔。此段為橫斷山脈西部斷塊帶，印度板塊和歐亞板塊相碰撞及板塊俯衝的縫合線地帶，是著名的深大斷裂縱谷區。山高坡陡切割深，垂直高差達4000米以上，形成極為壯觀的垂直自然景觀。與中印間沿喜馬拉雅的陡峭南麓形成的大部分邊界相似，中緬北段邊界也不具有交界國間進行大規模戰爭的地理條件。縱觀歷史，中緬之間出現大規模邊界糾紛的多集中在北緯度以南即雲南保山以南與緬甸撣邦以東的地勢相對平緩的邊界地帶。元朝始，緬中邊界爭奪出現日益頻繁的地界拉據形勢。
緬甸地理形勢是南北長東西窄。西面的若開山脈（亦稱阿拉乾山脈）和東面的撣邦高原的西東夾擠使緬甸的南北狹長的地形更加突出，這從地緣政治上強化了緬甸國防的脆弱性：中國有多個戰略樞紐，在緬甸，控制了曼德勒，幾乎就控制了緬甸整個國家穩定的樞紐。這使得緬甸古代國都和戰場都比較集中在曼德勒一帶。
（二） 兩漢至唐宋期間西南邊疆治理及其經驗
古代中國與緬甸的關係是中國中原王朝與緬甸古王朝的邊疆推進和反推進的中磨合而成的。
1．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兩漢時期西南邊疆的拓展及其治理經驗
**（1）漢朝廷在西南邊疆的行政設置及其原則。**漢王朝是中原王朝的影響力及與此相伴的國家邊疆在西南方向的早期擴展比較快的時期，此前與西南因“道塞不通”而聯繫較少。據《史記》記載：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13]之屬，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14]最大。此皆魋[15]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為嶲[16]、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裏。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17]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18]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19]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20]
漢時，巴、蜀、廣漢、漢中四郡開通了，漢廷“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21]。戰國時，楚威王曾派莊蹻沿長江而上，攻取巴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區，兵至滇池。因秦隨後取得巴郡和黔中郡，莊蹻只有“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22]。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為了有效地控制在夜郎、滇等地設立的郡縣，秦始皇派遣將軍常頞率軍築路，這條路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五尺道，並在這裏設置了一批官員。漢時，漢廷邊界主動退至蜀地。巴、蜀百姓暗通滇界“取其筰馬、僰[23]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24]。
推動中原王朝力量向西南擴張的動力是商業和朝廷對邊疆安全的需要。漢武帝建元初，番陽縣令唐蒙瞭解到南越人用財物想使夜郎附屬，便上書朝廷，言南越王“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25]，有西南圖霸之心，建言朝廷“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26]。“上許之，乃拜蒙為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27]。唐蒙至夜郎，勸説夜郎及其周邊小邑接受漢派官員。唐蒙回報後，朝廷在此設了犍為郡並派工兵開通從僰到牂柯江的道路。司馬相如也進言“西夷邛、筰可置郡”，朝廷“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西南夷”[28]。自此漢廷在那裏設置了一個都尉，十個縣，劃歸蜀郡。
從漢廷治理西南邊疆的佈局看，其策略是眾分其勢，不使一家坐大。具體説就是使夜郎與南越這兩個大邑之間保持力量平衡。唐蒙曾在長安詢問蜀商瞭解蜀與西南的商道，瞭解到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唐蒙乃給朝廷上書建議聯合夜郎制服南越：
南越王黃屋左纛[29]，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江，出不意，此，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30]
朝廷採納了唐蒙的建議，“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31]儘管漢廷的西南邊疆大幅南進，但司馬遷還是看透這些邊邑“屬國”[32]的對漢廷的兩面性，補充説：“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33]
西漢武帝時因北方匈奴大舉南犯，武帝撤銷了在西南夷的官吏，只在南夷、夜郎置留了兩個縣和一個郡。漢廷控制雖退出西南，但在反匈奴的過程中，漢廷對西南的認識反而擴大到印度。公元前122年（西漢元狩元年），張騫出使大夏[34]歸來，得知大夏東南相距數千裏、邛縣西二千里有“身毒國”即印度[35]。漢廷派有十幾批人從雲南方向西尋印度，均在昆明受阻。後南越反叛，漢廷派兵鎮壓後又將原邛都設為越巂郡，筰都設為沈犂郡，冉駹設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其間滇王“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36]，他們聯手與漢廷作對，漢廷出兵消滅了勞浸、靡莫，滇王歸降並“請置吏入朝”[37]。自此漢廷在滇地設益州郡，“賜滇王印，復長其民”[38]。司馬遷一語道破漢廷西南治理中扶弱抑強、保持戰略平衡的經驗，他説：
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39]
這是一條貫穿整個中國邊境治理中的重經經驗，用清乾隆的話説就是：“邊夷固當將就了事，以夷治夷；但不可令其騷擾內地可也。”[40]
行政區域設置的第一要義不是發展經濟，而是政治穩定。西南行政建制的確立，是中國西南邊疆形成的物質前題，在此前提下漸次形成了中緬關係。
**（2）漢朝廷與西南邊疆遠地的關係交往及其原則。**商業及隨之興起的邊界磨合，是國家邊界形成的主要形式。公元前5世紀，瀾滄江、怒江中上游地區的傣族部落小國組建聯盟國家，這個聯盟國家[41]被同時期的漢文典籍被稱為“哀牢”[42]。公元51年（東漢建武元年），其首領率2700户請求歸順，得光武帝冊封后，“歲來朝貢”[43]。公元69年（東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稱其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44]，東漢明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45]，任西部都尉鄭純為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為常賦”[46]。公元76年(東漢建元初年)，哀牢王叛，“肅宗募越巂、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47]，官軍於次年“大破斬之，傳首洛陽”[48]。
漢時與哀牢直接相鄰的是撣國，其地大約在今雲南西部德宏地區和緬甸曼德勒東北部撣邦地區，其南部是正在崛起的驃國。哀牢的衰落提升了撣國的地位，同時也受到南部的驃國的北擴的擠壓。在這南北夾擊中，撣國倒向更為強大的中原漢王朝。公元120年（東漢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 這些雜耍魔術師自稱為“海西人”，“海西即大秦（即羅馬）也，撣國西南通大秦”[49]。第二年，安帝“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50]。撣國由此與東漢建立了隸屬關係，其南方安全也有相當的保障。
驃國位於伊洛瓦底江中下游地區，舊新唐書對它均有記載:
驃國，在永昌故郡南二千餘里，去上都[51]一萬四千裏。其國境，東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東鄰真臘國[52]，西接東天竺國[53]，南盡溟海，北通南詔些樂城[54]界，東北拒陽苴咩城[55]六千八百里。[56]
華言謂之驃，自謂突羅成，闍婆人謂之徒裏掘。[57]
闍婆的地理位置大約位於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或蘇門答臘島，也就是説自緬甸南方的人都稱驃國為“徒裏掘”（“突羅成”的變音）。據考古發掘，驃國早期遺址在今緬甸馬圭縣東敦枝西約20公里處。公元4世紀時，驃國進入全盛時期，到7世紀，其統治的疆域已相當遼闊，逐漸擴大並與南詔國發生衝突。《新唐書》稱其地“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裏。東陸真臘[58]，西接東天竺，西南墮和羅[59]，南屬海，北南詔”[60]。《舊唐書》説驃國“古未嘗通中國”[61]；也就是説，在唐之前，驃國與中國沒有直接交往，但它通過與撣國的衝突卻有了與中國的間接交往。
東漢末，中原羣雄並起，撣國與漢廷隸屬關係已名存實亡，原永昌郡治下的各部族紛紛自立。撣國在失去漢帝國的軍事支持的同時，也失去了漢帝國的控制，獲得獨立發展的自由。
公元3世紀，中原三國鼎立。此間對西南政治影響最大的事件是蜀漢政權（公元221～263年）的建立與諸葛亮的南征。公元225年，諸葛亮率軍南征，削平地方豪強大姓勢力，平定南中，此地正是東漢永昌郡地，蜀國在此地的治理也以寬穩為先。明人楊慎在《滇載記》中説：“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62]
此間南面的驃國也在大規模向北用兵，佔領撣國尊莫、東帕一帶的領土，並繼續向北擴張。撣國必須獨立應對驃國的北犯，而諸葛亮南邊寬穩為主的治理政策也有利於撣國全力向南對付驃國。為此，撣國(“勐達光”)借軍事勝利將王城從“勐卯”（瑞麗盆地）南移至“蒲甘姆”（瑞麗江與伊洛瓦底江交匯處往南70公里、今曼德勒省太公城）；此後數百年，撣族勢力不斷向南伸展，伊洛瓦底江流域很多部族被撣國兼併。為抵禦驃國侵擾，撣王率傣族軍民沿伊洛瓦底江南下，開墾田地、建立城鎮。
2．南詔以兵強地接，常羈制之——唐王朝西南邊疆治理及其經驗
公元五世紀，中國中原王朝進入強大的隋唐時代，驃國又開始不斷侵擾撣國南疆，公元六世紀中期，國勢強盛的驃國人口猛增,驃國與撣國的衝突不斷升級，公元586年，驃國為尋找新的都城，傾其全國之力北征，一舉攻下撣國王城蒲甘姆，撣國土崩瓦解，撣國王族（哀牢王族）紛紛逃亡至哀牢故地，各地頭人紛紛自立。至公元7世紀中葉，處於驃國北面的“自言哀牢之後”的各種勢力在洱海地區建立了六個較大的民族部落，史稱“六詔”，即蒙舍詔、蒙巂詔、施浪詔、浪穹詔、登賧詔、越析詔。
約於公元633年（唐貞觀七年），松贊干布遷都邏些（今西藏拉薩）建立吐蕃王朝。隨後與唐朝在河西、隴右、關中（今甘肅、青海、陝西一帶）和西域（今新疆、中亞一帶）等地區進行長期爭奪；而南方因撣國瓦解，驃國勢力日盛。這迫使唐廷考慮扶持新的勢力在從吐蕃的後方即雲南和今天的北緬一帶牽制吐蕃在西北的擴張的同時，也能夠阻止緬地驃國的北犯。公元8世紀30年代，南詔在唐朝的支持下，合六詔為一，統一了洱海地區，其地域據《新唐書·南詔傳》所載：“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63]在此期間，南詔曾先後接受了唐朝委任的“刺史”“台登郡王”“雲南王”“南詔王”“滇王”等封號。南詔國。《舊唐書》説：
南詔蠻，本烏蠻之別種也，姓蒙氏。蠻謂王為“詔”，自言哀牢之後，代居蒙舍州為渠帥，在漢永昌故郡東，姚州之西。[64]
南詔王姓蒙，蒙舍龍於653年建詔。“高宗時遣使者入朝，賜錦袍”[65]，其子孫、重孫均受大唐賞賜。這時，“自言哀牢之後”的南詔國受到中原王廷有意扶持，並作為平衡正在崛起的吐蕃和南方緬人的新的戰略力量。
唐朝開元十六年（公元728年），皮邏閣[66]即南詔王位。在位期間，在唐王朝的支持下併吞了其他五詔，使洱海地區統歸南詔管轄，將王都從巍山遷至大理，由此建立了統一的南詔國，立都太和城（位於雲南大理市南）成為唐廷在西南的橋頭堡。唐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九月，唐劍南兵戰吐蕃於安戎城，敗。南詔首領皮羅閣助唐兵反轉取勝，遂求合附近五詔，唐廷許之，唐玄宗冊封皮邏閣為雲南王。對此，明人楊慎在《滇載記》有生動記載：
皮羅閣之立，當玄宗開元十六年[67]。受唐冊封為雲南王，賜名歸義。於是南詔浸強大，而五詔微弱。皮羅閣因仲夏二十五日祭先之期，建松明為樓，以會五昭。宴醉後，羅閣佯下樓擊鼓，舉火焚樓，五詔遂滅。閣賂劍南節度使，求合五詔為一。朝廷許之。於是盡有云南之地。因破吐蕃，卒為邊患。[68]
此後，南詔坐大並大舉擴張，“在它最盛時，大致上佔有今雲南及四川、貴州的一部分”[69]。同時，吐蕃勢弱，南詔也“因破吐蕃，卒為邊患”。
南詔強大後，隨即與唐王朝產生衝突，引起唐王朝於唐天寶十年（公元750）和十三年（公元754年）兩次出兵征伐南詔，南詔打敗唐軍，使唐喪師近二十萬。自此，南詔“北臣吐蕃”[70]，公元751年，吐蕃封南詔王閣羅鳳為“贊普鍾”（意思是兄弟之國），“號曰東帝，給以金印”[71]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唐廷力量從西域大幅回縮，南詔藉機北向控制巂州（今西昌），西向控制尋傳（今瀾滄江上游以西至祁鮮山以東）地區。公元790年吐蕃佔據北庭、安西，自視力量足夠強大，以至向南調頭轉對南詔，這迫使南詔於公元794年（貞元十年），“棄蕃歸唐”[72]，與唐訂立盟約後隨即出兵吐蕃，奪取吐蕃鐵橋（今麗江縣境）等十六城，降其眾十萬。這迫使吐蕃勢力從北庭、安西大幅回撤。吐蕃東擴的勢頭得到有效遏止。
另一方面，隨着驃國地盤北向擴大，“南詔以兵強地接，常羈制之”[73]。南詔成為制衡驃國北方的重要屏障。為了消解唐廷對南詔的支持，驃國“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74]。八世紀末，大體在唐貞元年間（公元785～805年），驃王雍羌亦遣弟“獻其國樂，至成都”[75]。“禮樂征伐自天子出”[76]，獻國樂是驃國內附唐朝的最實際的行動。這引起對唐領土有不當覬覦的南詔國的警覺。唐大和二年（公元830年）底，南詔兵“逼成都府，入梓州西郭，驅劫玉帛子女而去。上聞之，大怒。”[77]兩年後即唐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又調頭南下，“南詔掠其民三千，徙之柘東（今雲南昆明）”[78]唐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南詔軍攻驃國屬國彌臣。“此後，驃國的情況很少見於中國的記載”[79]。
隨後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南詔在西南地區成了近乎無有制約的獨立王國。唐大中十三年（859年），南紹王世隆稱帝，實行全民武裝政策：凡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全數徵發從軍，田事由婦女擔任，長期進行掠奪戰爭。在此後的十多的時間裏，南詔軍隊兩陷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僖宗時宰相盧攜、豆盧琢對南詔之禍痛心疾首：
大中之末，府庫充實。自鹹通以來，蠻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徵兵運糧，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賦太半不入京師，三使、內庫由茲空竭，戰士死於瘴癘，百姓困為盜賊，致中原杞榛，皆蠻故也。[80]
司馬光評論説：
南詔酋龍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為之虛耗，而其中亦疲弊。[81]
總括唐朝西南邊疆治理，可以看出，南詔國之所以能夠從一個順從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權，最終異變為對中國形成極大的危害獨立王國，以至“唐之禍基於南詔”[82]，並不是由於南詔國有什麼野心，而是客觀形勢使然。唐廷為扶持南詔坐大有意助其掃清限制南詔的其他勢力。同樣的道理，由於沒有其他力量制衡,南詔又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四面擴張,其結果遂成唐之邊患。公元897年至公元902年，南詔“在廣西和四川等地與唐交兵不已，使得唐朝感到難招架”[83]。
但另一方面，由於南詔連年用兵，南詔“屢覆眾，國耗虛”，唐昭宗天覆二年（公元902年），南詔王舜化貞（公元897～902年在位）死，蒙氏政權為鄭氏更替，改國號“大長和”。疆域包括今雲南全部以及緬甸北部那加丘陵和薩爾温江以東、老撾北部等地。大長和國維持時間從公元902年至928年，共27年。
五代十國時期又有大天興（興源國，公元928～929年）、大義寧（公元929～ 937年）等短期政權。
公元937年，後晉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聯合洱海地區貴族高方、董伽羅滅大義寧國，定都羊苴咩城（今雲南大理），國號“大理”。轄境今雲南全境，四川西南部等地。公元960年，宋朝建立，開寶元年（公元968年），大理致書宋朝廷，要求通好。北宋初期，“宋太祖鑑唐之禍基於南詔，乃棄越巂諸郡，以大度河為界，使欲為寇則不能，為臣則不得”[84] ，以至“大理益不通於中國”[85]。
3．從“未遑遠略”到“天戈一指，盡六詔之地，皆為郡縣”——宋元時期西南邊疆治理及其經驗
宋太祖開寶二年（公元969年），段思聰卒，在位十七年，子段素順立。
時北面的宋廷為全力向北防禦“乃棄越巂諸郡”，南面的緬甸驃國更是衰滅，這種“出則無敵國外患”[86]的外部環境，使大理國祚（公元937年至1253年）也相對持久。但是，在唐末、南宋相對孱弱的歷史條件下，“蒙、段二姓與唐、宋相終始”的持久存在有效的阻隔了來自緬甸蒲甘王朝的侵襲，保證了西南方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的穩定和安全。用元人李京的話説就是：
雲南自古為蜑[87]獠之域。秦、漢以來，雖略通道，然不過發一將軍、遣一使者，以鎮遏其相殘，慰喻其祁懇而已。所任得人，則乞憐效順；任非其人，則相率以叛。羈縻苟且，以暨於唐，王室屢覆，而南詔始盛矣。天寶以後，值中原多故，力不暇及。五季擾亂，而鄭、趙、楊氏亦復攘據。宋興，介於遼、夏，未遑遠略。故蒙、段二姓[88]與唐、宋相終始。天運勃興，文軌混一，欽惟世祖皇帝天戈一指，盡六詔之地皆為郡縣。[89]
1253年（蒙古憲宗三年），忽必烈遠征雲南，“天戈一指，盡六詔之地，皆為郡縣”。大理國亡，其祚長達316年。
在中國西南邊疆的域外緬甸方面，與中國“五代十國”（公元907～960年）內戰同期，緬甸也因驃國衰落而陷四分裂。驃國瓦碎後，緬甸中部和北方也裂變出許多分散的部落勢力，這為新的政治力量——蒲甘王朝——的崛起創造了條件。
蒲甘王朝崛起於欽敦江與伊洛瓦底江匯合處以東的廣大地區。到11世紀初，以蒲甘為中心，王朝統治範圍北至密鐵拉、傑沙，南到敏巫，西起蒲甘，東到皎克西。大約從南到北約300公里，東西100餘公里。這一地區也正是驃人活動的中心區域。《宋史》專列《蒲甘國》，稱“蒲甘乃大國王”：
蒲甘國，崇寧五年，遣使入貢，詔禮秩視注輦。尚書省言：“注輦役屬三佛齊，故熙寧中敕書以大背紙，緘以匣襆，今蒲甘乃大國王，不可下視附庸小國。欲如大食、交阯諸國禮，凡制詔並書以白背金花綾紙，貯以間金鍍管籥，用錦絹夾襆緘封以往。”從之。[90]
宋崇寧五年是公元1106年。蒲甘王朝至宋已有相當的勢力。1044年阿奴律陀登上蒲甘王位，憑藉其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開始着手統一緬甸的戰爭。1057年，阿奴律陀率軍南下，攻陷直通城，勃固等國歸附蒲甘。由此蒲甘王朝有了出海口。隨後阿奴律陀率軍向西，出兵阿拉幹北部。為了防止東北撣人抄後，阿奴律陀又與撣邦交界地如傑沙、太公、曼德勒、八莫等地建築要塞，派重兵固守。完成對阿拉幹北部的征服後，東北部的撣人各邦紛紛稱臣納貢，緬甸首次統一。蒲甘王朝曾兵臨大理城下，不克而退。這次衝突“並沒有引起與大理的戰爭”[91]，但已具有了古代國家戰爭的雛形。
真是生不逢時。與大理國的命運一樣，就在蒲甘王朝勃勃雄心，壯志未酬之際，強大的蒙古鐵騎從天而降。民族史學者尤中教授寫道：
正當宋、金嚴重對立，整個中國陷於分裂狀態之中，而云南地區大理國的白族封建主們與被統治的其他民族的貴族之間也紛爭不已的時候，北方蒙古貴族的勢力崛起了。[92]
1253年，成吉思汗聽取郭寶玉“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93]的建議，蒙古大軍進入雲南，次年滅大理。公元1267年，大蒙古國分雲南為五大部：合剌章、鴨赤、赤科、金齒、茶罕章。1271年（至元八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1273年（元至元十年），忽必烈設雲南行省。《元史·百官七》：
雲南等處行中書省，即古南詔之地。初，世祖徵取以為郡縣，嘗封建宗王鎮撫其軍民。至元十一年，始置行省，治中慶路（今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94]
忽必烈任賽典赤·贍思丁·烏馬兒任雲南行省平章政事，為雲南設立行省的第一任行政長官，統剌章、鴨赤、赤科、金齒、茶罕章等。
雲南行省建立起來之後，軍政事務均由平章政事根據朝廷命令統一調度和管理。中央派人來作雲南王，權力在行省之上；在行省之下，在一定數量的路、府、州、縣範圍內，分設宣慰司[95]都元帥府。“這一來，在多民族而情況複雜的雲南地方，元朝也象內漢族地區一樣，建立起來了一套比較完備的行政組織機構，使之上下層層節制，保證了元朝封建中央集權統治權力的貫徹執行。”[96]
元初,元廷在今保山設永昌三千户，隸大理上萬户。公元1286年，元廷又設“大理金齒等處宣撫司”，治所在大理路（治今雲南省大理市）後來遷到永昌府（今保山市），地控雲南進入緬甸主要通道，在戰略上有着重要的戰略意義。這使金齒地區在此元明兩代的西南治理中有着特殊的地位。為加化其軍事功能，不久“大理金齒等處宣撫司”升格為“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隸屬雲南等處行中書省，管轄今雲南德宏州和臨滄地區西部一帶地區及緬甸北部地區。
元朝的雲南行省功能，隨1274年南宋降元，開始由邊疆防禦轉為邊疆擴張。蒲甘王朝即將面臨滅頂之災。《元史》卷二百一十《列傳·外夷（三）·緬》載：
緬國為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不遠者，又不知其方几裏也。其人有城郭屋廬以居，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又次用檳榔葉，蓋騰譯而後通也。[97]
明代中國人對緬甸的認識就比元代進一步明晰。《明史》卷三百十五《列傳·雲南土司（三）·緬甸》載：
緬甸，古朱波地。宋寧宗時，緬甸、波斯等國進白象，緬甸通中國自此始[98]。地在雲南西南，最窮遠。有城郭廬舍，多樓居。元至元中，屢討之，乃入貢。[99]
元初，緬國蒲甘王朝（公元894~1369年）已很有聲勢。緬王聯合建昌金齒[100]諸部與元朝對立。1271年（元至元八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273年（元至元十年），元廷遣使招緬王入朝，無果。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緬軍犯雲南邊境，雙方發生衝突。元軍用草原合圍羣狼的“合圍把稍”的戰術[101]徹底解決金齒地區的抵抗。據《元史·也罕的斤傳》：
元二十一年，（也罕的斤）與右丞相太卜、諸王相五答兒分道徵緬，造舟於阿昔、阿禾兩江，得二百艘，進攻江頭城，拔之，獲其鋭卒萬人，命都元帥袁世安守之。
先是，既破江頭城，遣黑的兒、楊林等諭緬使降，不報，而諸叛蠻據建都太公城以拒大軍，復遣僧諭以禍福，反為所害，遂督其軍水陸並進，擊破之，建都、金齒等十二城皆降，命都元帥合帶、萬户不都蠻等以兵五千戍之。[102]
1279年（至元十九年），元滅南宋，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元兵自雲南地區進攻蒲甘國，元軍西出打到伊洛瓦底河邊，攻佔太公城[103]和江頭城[104]。次年建都金齒等西南十二部向元軍投降。“元朝軍隊佔領太公城，恢復了大理國後期被緬甸蒲甘王朝控制的一片疆土，於太公城設太公路，後又於今緬甸撣邦北部的瑞麗江上下週圍地帶設蒙憐路和蒙萊路”[105]。1287年（元至元二十四年），“雲南王與諸王進徵，至蒲甘，喪師七千餘，緬始平，乃定歲貢方物。”[106]緬國與元朝建立朝貢關係。1297年，元成宗正式“詔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為緬王”[107]，緬國成為元朝藩屬。1301年（大德四年），緬王被其弟所殺，“蠻賊與八百媳婦國通，其勢張甚。”[108]元軍南征八百[109]，置八百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至此，元邊疆南擴至今緬甸的南撣邦及泰國北部的清邁一帶。
至此，蒲甘王朝權力及其治域轉入元朝，蒲甘王朝亡。南詔、大理之後，雲南地方與朝廷中央嚴重分離的局面告以結束。
（三） 驅虎餵豬，崽賣爺田不心疼
——明朝西南邊疆治理的失誤與教訓
**第一，驅虎餵豬，打破西南戰略力量間的平衡以至自毀長城，是明朝治邊政策的嚴重教訓。**1918年11月，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信中説：“我不願扮演連伊索寓言都視為笑柄的角色。寓言講的是羊狼談判同意解除戒備，而羊羣為表現誠意，請牧羊犬離去，結果它們卻成了狼羣的晚餐。”[110]在這則故事中，明廷扮演的不是驅逐而是主動打殘保護自己的“牧羊犬”即麓川國的角色。但這還不是最蠢的，最蠢的是明廷還告訴狼：牧羊犬消滅後，牧羊犬的地盤可交給狼管理。這樣的治邊政策結果只能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采”[111]。
元朝後期，朝廷對西南邊地控制減弱。1312年，站穩腳跟的混依翰罕脱離元朝金齒宣撫司，在勐卯（瑞麗）稱王，自號“思汗法”，建立“麓川王國”[112]。1317年，思汗法揮師征服景邁（清邁）、景線、景棟、勐泐、臘門、臘光等地，1343年，在瑞麗江河谷大敗前來進犯的元軍，後至芒市河下游三台山再戰，亦大勝，麓川軍乘勝追擊，一直打到大理。此後多年，雙方几次再戰，直到1355年，因長年征戰國庫虧空，思汗法才命其子莽三到北京納貢請和，此時元廷已無力暇西南，只有於其地設平緬宣慰司，冊封思汗法為世襲宣慰使。
1368年元順帝逃回蒙古,明朝建立。1382年，明軍佔領雲南，思倫法為與明朝交好，派使團出使明朝，並將元朝所賜印信交於明朝。1384年，明朝冊封思倫法為麓川平緬宣慰使司世襲宣慰使，不久改為“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司”[113]，麓川成為明王朝的屬國。
在中國元明交替的這段時間，中國西南邊疆域外的緬甸也進入近半個世紀的諸王分裂狀態。緬甸南部孟人在錫當河和伊洛瓦底河之間建立的勃固王國（1287~1531年，治所在今緬甸勃固）、撣緬人在上緬甸建立的阿瓦王國（1364~1555年），逃往錫當河流域的緬人建立東籲王國，加上西部的阿拉幹王國，緬甸陷入戰國時期。
這些處於戰亂中的王國起初並沒有強烈的獨立於中國的意識，他們樂意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號，成為明朝的“土司”。明洪武十六年(1383)，阿瓦王派板南速勒入貢中國。翌年又遣使入貢，明廷設緬中宣慰司。至於接近安達曼海因而更遙遠的勃固王朝，因離中國懸遠，雙方交往多止於禮儀。
明朝建立後，經過朱元璋十多年的努力，邊疆各地復歸統一。在西南方向，1383年（明洪武十六年），西南麓川、緬裏、車裏、八百媳婦等，皆因不甘受他邦“侵奪境土”[114]，紛紛內附，“願臣屬中國”，“庶免欺陵”[115]。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明置六宣慰使司，即孟養軍民宣慰使司[116]、木邦軍民宣慰司[117]、緬甸宣慰司[118]、八百軍民宣慰司[119]、車裏軍民宣慰[120]；1403年（永樂元年）又設緬甸宣慰使司。明時期中國西南滇緬轄界從蒙元時期的東經94度收縮至97度以東[121]。由於路途險遠，各宣慰司獨立性較大，其間糾紛，明廷多采調停、平衡的立場[122]。
1399年（明建文元年），麓川宣慰使思倫法去世，其子思行法繼位，麓川勢力漸衰。1413年（明永樂十一年），思行法讓位於其弟思任法。經過多年的養精蓄鋭，麓川於1428年開始向周邊擴張，欲恢復祖地。1440年（明正統五年），多次擊敗明軍的征剿，佔領幹崖、南甸、騰越（騰衝）、潞江、永昌（保山）等地。緬甸、車裏、八百等地皆受其控制，儼然以“麓川國”自居，其地東接景東府，南接車裏、八百，北接西番（西藏）、東接永昌（今保山）。麓川自立頭目，“相助為暴，叛形已著”[123]。其日益明顯的獨立明廷的傾向，促使明廷大舉出兵，“三徵麓川”。
1428年（明宣德三年），“雲南三司奏，麓川宣慰使任思發奪南甸州地，請兵問罪”[124]。明廷反覆勸説任思發，“時思發兵愈橫，犯景東，剽孟定，殺大侯知州刀奉漢等千餘人，破孟賴諸寨”[125]。1441年（明正統六年），幼衝之年登基的明英宗受急切提高自己聲望的宦官王振——這很像東漢竇太后時期的急於通過打擊北匈奴的勝利提升自己地位的竇憲——的挑唆，決定武力鎮壓。但這一決定受到眾臣的反對，其中反對最堅決的是翰林侍講劉球——他很像反對竇憲出征北匈奴的宋意。史載：
正統六年，帝以王振言，大舉徵麓川。球上疏曰：帝王之馭四裔，必宥其小面防其大，所在適緩急之宜，為天下久安計也。……今麓川殘寇思任發素本羈縻屬，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雖渠魁未殲，亦多戮羣醜，為誅為舍，無系輕重。璽書原其罪釁，使得自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複議大舉。欲屯十二萬眾於雲南，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眾，客兵不可久淹。況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眾，紛擾為憂。臣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之於崇、越也。[126]
意思是説：古者帝王治理邊地都是原諒當地部族的小過，提防大他們的大陰謀。現在麓川思任發一直安分管屬，可我們的守邊將軍沒有節制，致使思任發覆反並勞煩大軍。皇上也下詔寬恕其罪，但邊地將軍不理解聖意，又要大舉發兵，屯兵十二萬，試圖迫使思任發投降。這些人不知“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眾，客兵不可久淹”的道理，其結果會將國家的有限資源大量耗於不重要的方向，一旦北方有事，就無以應付了。兵部不納劉球意見，“大會諸道兵十五萬討之”[127]。由此開始了時近八年的對麓川地方獨立勢力反覆清剿的“三徵麓川”軍事行動。
正統八年（1443年），據報思任發之子思機發反擊，五月，朝廷覆命定西伯蔣貴充總兵官，率兵5萬，再徵麓川。當月，劉球再次上書反對，可貴的是，劉球還指出了此種遠征的勝利將導致西南邊疆的地緣政治佈局的失衡：
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貲爵賞不可勝計。今又遣蔣貴遠征緬甸，貴獻思任發。果擒以歸，不過梟諸通衢而已。緬將挾以為功，必求與木邦共分其地。不與則致怒，與之則兩蠻坐大。是減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跎，兵事無已。[128]
消滅了一個麓川的結果增加了兩個對手，後果應驗了劉球的預見：西南戰略力量分佈失衡後，在比劉球設想的更長的歷史中，中緬邊境真是“設有蹉跎，兵事無已”。
1449年（明正統十四年），明大將王驥第三次遠征麓川[129]。在打敗麓川的戰役中，明廷得到位於麓川南面的緬甸、木邦兩宣慰司的大力支持。史載：“木邦、緬甸兩宣慰兵十餘萬亦列於沿江兩岸，緬甸備舟二百餘為浮樑濟師，併為攻破其柵寨，得積穀40萬石。軍飽，鋭氣倍增。”[130]明皇帝——就是那位在正統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變”中率大軍北上迎擊瓦剌卻被瓦剌俘虜的明英宗——為了得到緬人的支持，還許諾事後以麓川地補償緬人：
正統六年，給緬甸信符、金牌。時麓川思任發叛，將討之，命緬甸調兵待。七年，任發兵敗，過金沙江，走孟廣，緬人攻之。帝諭能擒獻賊首者，予以麓川地。[131]
明軍將麓川王思任法之子思機法驅至大金沙江（今緬甸境內伊洛瓦底江），明將王驥已是力所不逮，明廷也因當年北境出現瓦剌也先南犯並俘英宗的“土木之變”，只有與伊洛瓦底江對面的麓川舊部劃江休戰。書載：
時王師逾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132]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部皆震讋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驥還兵，其部眾復擁任發少子思祿據孟養地為亂。驥等慮師老，度賊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土目得部勒諸蠻，居孟養如故，立石金沙江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捷聞，帝為告廟雲。[133]
明軍佔領允姐蘭（今瑞麗以西），以捷報班師。1450年（明景泰元年）“緬甸宣慰已擒獲思機發，又將思卜發（思機發弟）放回孟養”[134]，1455年（明景泰五）年，胡志將思機發“檻送京師”後明廷“乃誅思機發於京師”[135]。
麓川滅亡後，明廷“分其地立隴川宣慰使”[136]。1456年（景泰七年），隴川宣慰使派人進貢[137]。為了酬謝緬人蔘戰麓川戰役的“貢獻”，明廷於正統十二年（1447年）“賜緬甸陰文金牌、信符”[138]，景泰二年（1451年）“加賞錦幣，降敕褒獎”[139]。
但是，明廷沒有意識到自己“三徵麓川”的勝利已打破了原有的緬北與緬南的力量平衡，與公元91年東漢竇憲消滅北匈奴造成的“漠北空矣” [140]的災難性的政治後果相同，明廷消滅北方麓川國的結果是幫助南方緬人消除了北方力量的制約，由此緬人迅速崛起並在半個世紀後成為明清朝廷在西南方向的有力對手。
**明廷三次大規模用兵麓川之地（即今保山隴川區域），是滇甸交通的最重要的樞紐地帶，也是漢唐以來中緬邊界歷史上拉鋸及磨擦最頻繁的地帶，因而也是歷史上中緬邊境最敏感的部位。**1591年，時任兵科給事中張應登注意到隴川對於滇緬通道的地緣政治的樞紐意義，認為：
隴川最大，南通緬甸，西傍迤西，東鄰木邦，宜移騰越參將駐札彼中築城屯田、團練鄉兵，以聯諸夷，控制六慰[141]。[142]
元朝在西南邊境力量推進和明朝的收縮變化表明，伊洛瓦底江是中國西南邊地擴展的極限，而保山則是緬甸勢力東界擴展的極限。中國西南極邊的哀牢、夜郎、南詔、大理、金齒至麓川等在歷史上是中原王朝對西南控制力最薄弱的地域，與此相應，在緬甸全國統一政權沒有形成之前，分佈在這一地區的地方政權反叛中原政權的力量底線——這個底線後來為緬甸取代——也是中原政權對西南邊陲控制力的極限。這些地方政權歸屬感往往隨中原王朝力量強弱而搖擺；也就是説，在中原王朝較強的時候，這一地區的地方政權因相互對立而爭相向中國稱臣納貢並希望由此得到中國的庇護；而在中原王朝力量相對弱或中原內戰而無暇西南時候，他們的獨立傾向就會加強並對中國形成邊境威脅。
但這還不是最壞的結果。最壞的結果不是西南諸地方政權的獨立而是不存在，以及由此造成的中緬雙方力量極限處的緩衝區出現力量真空。在這方面，明朝在西南邊疆治理方面的教訓是最慘痛的：明廷無端地將一個時不時派使者入中表示“願臣屬中國”[143]的緬甸“培養”成中國在西南方向的有力對手。
1393年（明洪武二十六年）“緬始遣其臣板南速剌至，進方物”[144]，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明廷“置緬中宣慰使司，以土酋卜剌浪為使”[145]。1395年（明洪武二十八年）“卜剌浪遣使貢方物，訴百夷思倫發侵奪境土。二十九年，復來訴”。此事明廷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喻緬及百夷各罷兵守土”[146]。後因百夷部落內亂此事才得以消停。1403年（永樂元年）緬甸又遣使表示“緬雖遐裔（遠），願臣屬中國，而道經木邦、孟養，多阻遏。乞命以職，賜冠服、印章，庶免欺陵”[147]。由此，明廷又設緬甸宣慰使司，以那羅塔為宣慰使，遣內臣張勤往賜冠帶、印章。“於是緬有二宣慰使，皆入貢不絕”[148]。此後緬甸在與周邊土司的領土糾紛中，也樂意接受明廷的調停，在征討麓川的過程中緬甸方也協助明廷活捉“叛酋”思任發。
但是，在明廷將麓川獨立勢消除後，明緬矛盾立即提上日程。半個世紀後，中緬之間的衝突就有了國家間衝突的特徵。
首先，緬方以擒獲思任發，要求明廷以麓川地作交換，兑現“帝諭能擒賊首者，予以麓川地”[149]的承諾，導致“朝命遂有並徵緬甸之命”[150]，並集大兵彙集騰衝。1444年（明正統九年）總督尚書王驥已“駐師江上，緬人亦嚴兵為備”[151]。只是由於麓川尚未徹底平息，王驥回調部隊。1447年（明正統十二年），木邦宣慰使和緬甸前宣慰使的兒子馬哈省、以速剌派使者赴京城獻思任發首級，皇帝任命馬哈省、以速刺任宣慰使，賜敇書和冠帶、印信。以速剌即要求孟養、戞裏的土地，並願助朝廷大軍儘快消滅思任發之子思機發。1451年（明景泰二年），明帝“賜緬甸陰文金牌、信符”[152]，但緬方卻不交出思任發之子思機發，為留後手又放思機發弟歸孟養。同時緬再遣使請求孟養地。“朝廷知其要挾，故緩之。”[153]1471年（明成化七年），除孟養外，緬人得寸進尺，又索貢章地，説“貢章乃朝貢必經由之途，乞與之”[154]，並要求將沒有軍籍的李讓做冠帶把事，以供他們差遣。兵部尚書餘子俊等以為李讓為中原人，以任“把事”，不合體統。朝廷拒絕了緬人的要求。
15世紀末，明朝北方壓力日增。自1449年土木之變後，瓦剌部漸衰，韃靼部興起，明北境再次進入周邊事多之秋。韃靼毛裏孩於1465年、1466年、1467、1468年、1469年、1470年、1472年、1473、1474年、1475年、1476年、1480年、1481年、1482年、1483年、1484年、1486年、1488年、1489年、1490年1493年、1495年、1496年，以不同程度的深入侵擾[155]。明廷對西南邊事日顯捉襟見肘，逐漸放鬆了對雲南極邊地區的管理。
緬甸軍民宣慰使司（1403～1526年）是明朝在西南邊境所設的六個宣慰使司（車裏軍民宣慰使司、緬甸軍民宣慰使司、木邦軍民宣慰使司、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孟養軍民宣慰使司、老撾軍民宣慰使司）之一，隸屬於雲南承宣布政使司，轄地即緬甸阿瓦王朝。1488年（明弘治元年）緬甸來貢並聲言安南[156]侵其邊境，次年經明廷調停安南罷兵。嘉靖初年，孟養酋長的兒子思倫向鄰地緬甸發起攻擊，殺宣慰莽紀歲及妻女，佔據其地。嘉靖五年（1526年）孟養、木邦、孟密三家土司聯合將緬甸宣慰司轄地瓜分。緬甸訴於明廷，皇帝沒有回覆。直到1527年（明嘉靖六年），朝廷才派永昌知府嚴時泰調查此事，導致思倫縱兵起變，殺死千户，嚴時泰逃跑，事後朝廷也沒追究此事。
但明廷的怠懈終釀成大患。緬甸宣慰使莽紀歲之子莽瑞體在戰亂中潛逃，奔東籲母家，建立東籲王朝，從此緬甸脱離中原王朝，開始其獨立和統一的歷史進程。需要説明的是，此後的緬甸，就不是此前作為中原王朝治下的地方政權，而是脱離中原王朝的獨立的國家力量。史載：“蓋自天啓[157]後，緬絕貢職，無可考驗雲。”[158]
當時，麓川國覆滅後，緬甸即東籲王朝的對手在北面是明廷扶持起來的的孟養、東面的孟密和木邦。明廷對其政策則是“荒服之外，治以不治”[159]。這樣的政策導致處於緬中力量交界地帶的地方勢力不敢完全無所適從，即不敢效忠明廷，也不敢效忠緬方，其結果在中緬交界地帶，割據勢力是要麼自立為大，要麼見風使舵，完全不能有定性。另一方面看，造成西南邊界伸縮無常的原因，是中國中央政府在此鞭長莫及，既無力打擊竄犯勢力，也無力支持遑論保護效忠本朝的地方勢力。特別是麓川國被消滅後，明廷西南失去了有力的屏障，這一方面加劇了西南其他中間勢力的動搖性，這為位於緬甸錫當河中游的東籲王朝在16世紀的順利崛起併成為緬甸主體政權提供了較好條件。
莽瑞體（1531～1550年）嗣臨東籲王朝，此後便開始了自蒲甘王朝後第二次統一緬甸的事業。北方大國麓川勢力嚴重受挫,使南方緬人在北方壓力大為緩解。這使得東籲國可以調頭南下。1539年順錫當河南下攻佔勃固並立都於此，1541年，東籲軍隊進攻馬都八（今緬南的馬達班），1542年佔領卑謬，1548年西征阿拉幹,1549年、1555年北上佔領阿瓦（治所在今緬甸曼德勒一帶），滅阿瓦王朝。至此緬南大體統一。
1557年東籲東征蘭納王國（位於泰國西北清邁），打通進入泰國的門户。1563年、1568年，兩次東征泰國，泰國阿瑜陀耶王朝臣服緬甸。
1575年，東籲揮師北向，木邦、蠻莫、隴川、幹崖等地先後為東籲王朝控制，1579年，緬軍攻下孟養。此時由於沒有北方其他勢力與南方緬人相制衡，明廷只能一味“好言慰諭之”[160]地不斷忍讓，以至西南效忠明廷的抗緬力量“以無援敗”。[161]
驅虎豈能餵豬，明廷的忍讓引來緬人更大的進攻。
1581年，莽應龍繼任東籲國王，隨即嚮明朝發起更大規模的邊界侵犯。1582年，東籲軍“起兵象數十萬，分道內侵”[162]。攻下幹崖，入姚關（今雲南施南縣姚關），進順寧（今雲南鳳慶），明廷指揮吳繼勳、千户祁維垣戰死。又破盞達（今雲南盈江縣蓮花街），副使刀思定求救不得，城破，“妻子族屬皆盡”[163]。接下來東籲兵鋒直指滇邊戰略要地騰衝、永昌、大理、蒙化、景東、鎮沅等。
西南邊事十萬火急，明廷急調南京坐營中軍劉綎為騰越遊擊，武靖參將鄧子龍為永昌參軍，率數萬官兵趕赴雲南前線，大敗緬軍於攀枝花，隨後乘勝進擊，於1581年底至1582年春“斬首萬餘”，“復率兵出隴川、孟密，直抵阿瓦”[164]。1584年，孟養、隴川、木梆三地宣慰使和孟密的安撫使在威遠營築壇誓言：效忠明廷，保邊境平安。
萬曆年間西南方向的攀枝花大捷的意義在於確定了中緬力量邊界伸縮的底線和極限。也就是説，在緬甸與中國之間，緬甸力量的極線——如果中國衰落的話——能達到雲南保山一線，這一線當然也是中國西南防線的被迫的底線；同樣的道理，中國力量的極線——如果緬甸衰落的話——能達到緬甸阿瓦一線，這一線當然也是緬甸被迫的底線；而目前的兩國邊界，從歷史不斷拉鋸式的交鋒看，就是兩國力量中和和常態的邊界。但這只是明朝以來的常態的邊界，與元朝相比，明緬邊界已大幅向中方一側東移。而造成緬甸戰略極線大幅延長的主要事件就是麓川國的覆滅。
由於沒有明廷以外的其他力量的有力制衡，而明廷在西南又邊長莫及，1585年始，蠻莫、孟養、孟密等先後又倒向緬甸。1589年、1591年，東籲緬軍復攻孟養、蠻莫、思化等地，均為明軍挫敗。17世紀初，東籲緬軍與明軍雙方在北緬展開拉鋸戰，明軍勞師徵遠，雖能擊敗緬軍，卻守不住地盤。1602年，東籲軍隊出動十幾萬軍隊大舉北進，佔領蠻莫[165]，次年為明軍擊退。此時，東北努爾哈赤崛起，明廷捉襟見肘，對西南控制減弱。明軍雖收復蠻莫，但當地土司在強大的緬軍壓力下無力支撐，緬軍攻佔孟養、孟密。1606年，緬軍30萬攻木邦，明廷兵不至，木邦失陷。原麓川、孟養、木邦所據地區轉入緬軍之手。由此，緬甸今天的版圖也大體奠定。關於此，史有記載：
萬曆初罕拔、嶽鳳等導緬兵入隴川,三年（1575年）復陷幹崖。七年（1579年）遂盡據孟養之地。十年（1582年）並據有幹崖地。是年瑞體死。十一年（1583年）瑞體子應裏並木邦地，灣甸酋亦叛附焉，遂寇順寧以北，官軍破走之，復收灣甸、耿馬諸境。別將率兵出隴川、猛密，至緬境，於是木邦、孟養諸酋皆降。師還，緬復熾，數侵鄰境。十六年（1588年）復奪孟密。十八年（1590年）又奪孟養及孟拱、孟廣之地。二十一年（1593年）入蠻莫，寇隴川,官軍擊卻之。尋復寇蠻莫，寇孟養。三十二年（1604年）猛養陷。自是以後五宣慰漸為緬所並。遂倔強於雲南西南境。[166]
明廷在西南的收縮，有內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就內因而言，此時的明王朝處於頹勢，而16世紀後半葉張居正的改革又加速了這一頹勢。[167]。此時明北境和東海外患日增；在國內，張居正以金融化為主線的改革加速了農民失去耕地的進程，不久，全國起義暴動已成星火燎原之勢。1588年（萬曆十六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發劉汝國領導的上萬農民起義；1589年李園朗、王子龍在廣東始興、翁源一帶起義；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天啓二年）浙江、福建、南京、山東均有大規模的暴動。此時又適逢中原氣候持續下降[168]，天下大亂，狼煙蜂起。1627年（天啓七年），陝北澄縣饑民暴動，由此拉開了有李自成參加和領導並於17年後推翻明王朝的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169]
就外因來説，除了明廷自毀制衡緬甸的主要力量——麓川國——的原因外，東北方向戰事吃緊也是重要的牽制原因。1594年（萬曆二十二年）——當年明廷發兵數萬進入朝鮮半島與朝鮮軍民共同抗日。1592年（萬曆二十年）日本豐臣秀吉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日本，在釜山登陸，佔領王京（漢城），攻陷開城、平壤，侵佔朝鮮大片土地，戰火瀰漫朝鮮半島“旦暮且渡鴨綠”[170]，朝鮮國王嚮明告急，要求出兵援助。明廷認為“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171]。兵部左侍郎宋應昌更是指出朝半島之於中國的地緣政治意義：
考輿圖，朝鮮幅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裏。從西北長白山發脈，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止日本對馬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迤西，與中國對峙。而東保薊、遼，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也。關白[172]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止為屬國也。朝鮮固，則東保薊、遼，京師鞏於泰山矣。[173]
1592年12月，明廷以宋應昌為經經略、李如松為提督，“揚言大兵十萬”[174]渡過鴨綠江，大舉援助朝鮮。至1593年初，奪回平壤，迫使日軍南逍。開城、漢城相繼收復，日軍敗退釜山。但當明軍撤退後，豐臣秀吉又返兵重入朝鮮，“犯鹹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江、漢以南，以王京漢江為界”[175]。1597年（明萬曆二十五年）2月，豐臣秀吉再發侵朝戰爭，1598年冬，在朝鮮南海海面與日軍決戰，日軍慘敗。1599年春“徵倭告捷”[176]。
與此同時，努爾哈利用明朝對日在朝鮮半島作戰的時機，於1593年統一了建州女真，無暇他顧的明廷先後封努爾哈赤為指揮使、都督僉事和龍虎將軍。結果是在“徵倭告捷”的背後，努爾哈赤於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在赫圖阿拉（遼寧省新賓縣）即位稱王汗，國號大金（史稱“後金”），建元天命，自始與明朝作對。1618年（萬曆四十五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隨後攻陷撫順，五月，陷撫安等十一堡，七月陷清河堡，遼東屏障皆失。由此拉開了後金與明朝決裂並最終顛覆大明王朝的大幕。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應付北方戰事的遼餉已與加派田賦持平，而到崇禎元年(1628年)，應付北方戰事的遼餉竟佔高於加派田賦130.34%[177]。此時的明朝國防已無力於西南。
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雲南巡撫陳用賓為防禦東籲東犯，“設八關於騰衝，留兵戍守”[178]，即在三宣之外沿山神護關[179]、萬仞關[180]、巨石關[181]、銅壁關[182]、鐵壁關[183]和虎踞關、漢龍關、天馬關[184]。這些關址已退至孟養以東，距明當時的中緬邊界數十至數百里不等。這説明，由於北方，特別是東北方向的危機，明廷對西南滇緬邊界拉據地帶的當地親華力量的保護已有心無力。明西南防禦線大幅向東退縮：從邁立開江撤退至高黎貢山一線。防禦也意味着隔離，陳用賓築“八關”意味着明方主動與緬甸劃了邊界。學者何平寫道：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明將陳用賓為防禦東籲侵擾，在三宣之外沿邊修築八關。此後，三宣以外諸土司，即今天緬甸北撣邦一帶的傣族上層，和明廷的關係就較以前疏遠了。[185]
與長城的修建的意義一樣，“八關”建立的同時，也劃出了作為國家而非“宣慰司”的緬甸的界線，它事實默認了一個新的國家緬甸作為中國的鄰國出現了。
**第二，驅虎餵豬，明西南治邊政策犯下顛覆性的錯誤，以至造成“無險無兵無法無食無蔽之滇”的惡果。**可悲的是，明廷自毀麓川后，又“快馬加鞭”，毀掉了很有戰鬥力且忠於明廷的孟養。
錢穆先生對明代脱離實際的學風提出鮮明的批評。他説：“學問空疏，遂為明代士人與官僚通病。掌握獨裁權的皇帝，往往深居淵默，對朝廷事不聞不問，舉朝形成羣龍無首之象，而明代風習又獎勵廷臣風發言事。於是以空疏之人，長叫囂之氣，而致於以議論誤國。”[186]明西南邊地防禦塌陷便是明人空論的結果。
明萬曆初年，緬甸莽瑞體來誘隴川土司多士寧，多士寧不從。多士寧“言中國廣大，誡勿妄動”，不久多士寧被部下嶽鳳所殺，嶽鳳隨後投緬並接受非法任命。時幹崖宣撫死，莽瑞體從木邦借兵一萬，侵孟養。1573年（明萬曆元年），莽瑞體攻入隴川，“盡殺士族屬妻子”[187]。隴川一破，進入中國內地的大路便打開，至1575年（明萬曆三年），木邦、蠻莫、隴川、幹崖諸蠻悉附緬。獨孟養未下”[188]。
孟養軍民宣慰司位於緬甸軍民宣慰司的正北，幾乎佔據今北緬瑞麗江以北地區。而隴川則是孟養與明廷聯繫的主要通道，因而穩定孟養對於穩定中國西南形勢至關重要。與元時相比，明廷對西南的控制已大幅後退，唇亡齒寒，如再失與緬甸對立的孟養，在孟加拉灣以東至高黎貢以西的廣闊山地間，明廷就會直接面臨一個完整的對手，其西南的安全形勢將由此大幅惡化——況且，由於東北形勢日緊，此時的明廷在西南方向已沒有“三徵麓川”時的雄心。
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1578年（明萬曆六年），朝廷遣使到孟養，讓為朝廷忠誠戍邊的思個歸還俘獲侵略者緬方的士兵和戰象，賜金銀絲軟，以撫緬方。即使如此，瑞體並不領情。第二年便發兵復攻孟養，“報戛撒之怨”。思個因無朝廷兵援失敗，他本打算逃至騰越，在中途卻“為其下所執，送瑞體（應龍），殺之，盡並孟養地”[189]。1580年（明萬曆八年），雲南巡撫遣人招撫緬甸，“緬不應”[190]。
明廷打敗麓川國、自毀邊疆屏障的後果是災難性的，明廷自拆藩籬並由此造成西南邊域戰略力量失衡，此後，緬甸力量迅速坐大並迅速向北面的孟養挺進；失去孟養後，在西南邊地明廷已無可能平衡緬甸的力量。緬甸已一家獨大，以至雲南巡撫痛呼：
昔止一緬，今諸夷皆緬。而我只一滇，苟強弱殊途，以無險無兵無法無食無蔽之滇。[191]
**第三，坐而論道，明廷與前線巡撫的認識完全脱節。**面對強大的緬軍，明金騰副使許天琦遣指揮侯度持檄撫諭孟養思個受檄抵制緬甸。1576年（明萬曆四年），緬甸大舉北攻孟養。孟養土司思個堅信明廷，一面積極備戰，一面向朝廷告急。金騰屯田副使羅汝芳要求思個堅守待援，傳檄鄰近土司依期增援孟養。同時派人深入緬境偵察，依據情報準備部署軍事行動。十二月，官兵到達騰越（今雲南騰衝），思個得知援軍即到，命部隊深入緬軍後方絕其糧道，自己則率軍設伏於戛撒（今緬甸沙傑），緬軍中計並陷入困境，“糧又絕，屠象馬以食，瑞體（此時應為莽應龍（1530-1582年）——作者注）窘甚”[192]。思個遂求明軍迅速馳援以殲緬軍，時巡撫雲南巡撫王毅菴得張居正覆信：
滇中自從嘉靖以來，屢嬰多故。其初皆起於甚微，而其禍乃至於不可解。窮荒絕徼之外，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民不可使也，而空費財力以事無益，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不仁哉。[193]
最後張居正千萬叮囑：
今仗大略撫定，造福於遠人多矣。此後惟一務安靜，嚴禁軍衞有司，毋貪小利，逞小怨，以騷動夷情，則可以高枕卧治矣。[194]
這封盡灑婦人之仁的覆函，等於明示放棄援助思個，書載時雲南巡撫王凝“心知其遠”，按張居正的指示採取“且防邊將喜事，遂一切以鎮靜待之”[195]的守邊政策，“馳使止援軍”，羅汝芳接令後撤援。思個在“待援未至”的情況下大敗緬軍，但失去了抓獲緬軍統帥莽應龍的機會，此終成虎患。這種貌似達觀超然，實則逃避和不擔當——此風普遍靡蔓於明朝政學兩界——覆函，在張居正給戍邊大吏的往來信件中比比皆是，今再讀讓人扼腕。
張居正的指示顯然與雲南前線巡撫的感受嚴重脱節。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陳用賓任雲南巡撫，在上報自己的治邊方略中，他認為朝廷西南治邊的政策應當着眼於保持諸夷間的力量平衡的大局：
阿瓦與猛乃聚兵相攻，事在夷狄，利在中國。猛乃約暹羅以敵阿瓦也，為天朝也，順也。阿瓦挾木邦以攻猛乃也，為復緬也，逆也。倘以祖宗之靈、陛下之福，瓦酋殲於猛乃之手則幸矣。萬一猛乃敗績，瓦酋收拾緬黨，蠶食內地，此時不先事預防，及至緬騎長驅，如思任發故事[196]，可不寒心。[197]
陳用賓以認識到如任由緬方阿瓦人擴張危害更大，而利於猛乃人，再聯合暹羅（今泰國）、渤泥國[198]以削弱緬人，這樣有利中國。為此，陳用賓提出亡羊補牢之策：
臣等業便宜選智略之士，由便道往猛乃，及暹羅、渤泥諸國訂之併力滅緬之日，不靳裂地而封，再諭木邦不許助逆。倘瓦酋先得猛乃，即飲馬於金沙之江，我兵豈可不行迎逆。然在騰衝，兵不滿七千，勢必調慣戰夷兵，少亦當以二萬為率，則當用二十萬餉，滇力竭矣。乞敕户工二部，權於附近粵西、四川兩省各借十萬金備緩急，庶能不致臨敵而呼庚癸也。隨該兵户二部會覆兩省，各量借五萬兩。如絕用夷攻夷，原銀隨即解還。倘有內犯情形，飛檄前來，再為酌處。惟是猛乃歸漢，為我藩籬。彼所必爭，我所必救。調兵聚餉，相機征剿。一面宣諭猛乃連屬各夷竭力堵截，一面嚴趣木邦協力從徵，一面移會兩廣督臣檄行暹羅、渤泥、占城等國併力滅攻瓦酋。蕩平，升賞裂地，俱所不靳。如或瓦、猛俱各罷兵，亦須整頓士馬，加意留防，固不可挑釁以啓戎心，尤不可玩冠以貽後患。[199]
由於作為阻止緬軍北上的主要屏障麓川國的覆滅中國西南邊疆主要屏障的坍塌，陳用賓的修補政策已是杯水車薪，於事無補。1596年（明萬曆二十四年）十月，緬軍入侵蠻莫，土司莫思化求救。明軍參將吳忠顯殺緬將丙側，緬軍“擊走之”[200]。《滇略》雲：“是時邊威稍振，諸蠻皆從緬入貢[201]。二十六年，孟養亦棄緬來歸。”[202]當年“車裏、老撾、耿馬、孟養等各入貢”[203]1599年（明萬曆二十七年），莽應裏的弟弟良淵侯向北擴張，進攻孟養，為明軍擊退。此事堅定了孟養和蠻莫土司對明廷的信心，“時思化之子思正與思轟結為唇齒，據金沙江共抗緬”[204]。1602年（明萬曆三十年），緬軍出動十幾萬軍進攻蠻莫。蠻莫思正力不能敵，逃入騰越救援。緬軍追至離騰越只有三十里的黃連關。
值得注意的是，在緬甸北攻期間，從1584至1593年間，緬甸對暹羅連續五次發動但遭到失敗的侵略戰爭，1594年，陳用賓“募人至暹羅約夾攻緬”[205]。自1596年始，暹羅軍隊開始反攻，緬南受到暹羅“復連歲攻緬，殺緬長子莽機撾，古喇殘破”[206]的打擊，這迫使緬甸“自此不敢內犯”[207]。今反視之，明廷失去孟養致使緬甸“遂倔強於雲南西南境”[208]，當時若沒有暹羅（今泰國），則中國西南防線必將出現大幅北退。這段歷史留給我們的經驗是，尊重中緬交界地帶諸邦特別撣邦的特區地位和保持泰國、老撾與緬甸之間的穩定平衡，對中國西南穩定意義重大。
緬軍兵臨城下而城中守軍不足，雲南副使漆文昌、參將孔憲卿又演“驅虎餵豬”的把戲，殺思正[209]，並殘忍地將思正的一隻胳膊呈送緬軍[210]。雲南巡撫宋興祖[211]是戍邊大臣中少有的清醒人，他並不認可這種以殺效忠明廷的土司（思正）以討好緬人的作法，但為照顧朝廷的面子，他也勉強認可這是“一時濟變萬不得已之計”，“不得已戮思正以雪眾憤，驅緬兵以保彈丸”[212]。緬軍復佔蠻莫。蠻莫的失陷引起邊將的擔憂。當年底雲南巡撫宋興祖從地緣政治上指出問題的嚴重性：
蠻莫當緬水陸之衝，有蠻莫則外蔽三宣，內障騰永、遠通六慰。一旦擾之，阿瓦六慰皆失，三宣任轢，卒有蠢動，徵調何及。[213]
接着，他進一步指出保持可以“悍緬”的地方勢力有利於明西南邊地的戰略平衡及建立其上的明廷控制，反之將會造成“‘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將‘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采”[214]的形勢：
昔年思化眾議處治，撫臣陳用賓[]215特主容留以悍緬，尋以徵緬功授上，同知思化歿而思正內屬，仍舊令急而不救則已，且殺之兒為屬夷，將必生心，曰內附不保首領土地而附緬得安全，是我連各夷之交而長其敵仇也。臣聞洞酋有猛力者兵強，與思正善出兵，殘木邦以牽其內顧，而阿瓦木邦遂疾去以保巢穴。[216]
為此，宋興祖又以婉轉批評朝廷“餵豬驅虎”即殺思正以安撫緬軍的做法，稱殺失思正“不無可惜”：
倘思正三日不殺，阿瓦亦去。我有救屬夷之名而思正重德，我因內御外忍，不殫力矧，思正部下強兵二三萬，足當一面。此事大類殺悉怛謀[217]，不無可惜。[218]
宋興祖認為殺思正以取悦緬方的危害性是深遠的，它將造成“折藩籬、棄內附土地人民”，使雲南成為“無險無兵無法無食無蔽之滇”，“使緬與我比鄰剝膚”[219]的一系列惡果：
大率緬夷連兵壓境，勢甚阽危。有地方之責者謂：何愛一酋，不以保全境，倉卒籌畫，惟是殺思正可救緩急。臣何敢以事後議其非。但臣聞阿瓦據金沙江，修造船隻，且欲殺洞吾插，乃修往年同天朝殺緬之怨，滇無兵往救，又蠻莫既阻，無路可通，倘所並諸夷盡服緬而為緬用，是緬昔在數千裏外，今與我錯壤而居得無煩備禦者。昔止一緬，今諸夷皆緬。而我只一滇，苟強弱殊途，以無險無兵無法無食無蔽之滇，當諸夷連合橫結之勢，或一蠢動則禍中門庭而騰永危，又順義系緬路後衝，新城兵弱，酋或繇此問道，而蒙化大理危。為滇南計，惟有豫裕兵食，急杜釁孽兩端而已。環滇皆土司，有事率調土司兵以夷攻夷也。調之非行糧不行，既行非日糧不養。滇在萬里外，奏請必半年乃達。一有緩急，待請餉而後調兵，勢已不可為。[220]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是雲南巡撫陳用賓、宋祖興等忠臣重臣的無奈之舉。無奈的是明廷上下充斥着以張居正為代表的空論議事的大臣，這些人“崽賣爺田不心疼”，對於明太祖確立的積極的“御邊之道”[221]及明宣宗確立的“馭夷之法”[222]盡從消極方向理解並被曲解為不擔當的託詞。毛澤東曾批評王安石變法：“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223]若將毛澤東這個評價用在明廷中以張居正為代表的“團團夥夥”們身上也是合適的。王安石變法結束至北宋亡（1085～1127年），凡42年；張居正改革至明亡（1582～1644年），凡62年。
就這樣，元代留下的越過今緬甸曼德勒直抵都加山脈西南邊疆到明代被迫退至今瑞麗即從東徑94º向東退至97º～98º之間——這種邊界形勢大體延續至今。
毛澤東看二十四史時説：“看《明史》最生氣，做皇帝的大多搞得不好，盡做壞事。”[224]不説西北和東北，只看看西南的邊疆治理結果，筆者深以毛澤東的評論為然。毛澤東重視中國歷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別是注意其中導致國家毀滅的人的因素。十年樹木，百年樹人。1958年5月25日，毛澤東率中央高級領導到明十三陵植樹。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發表關於“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225]問題的講話，他將講話地點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長。
70多年後，緬甸從中國西南方向的附屬一躍成為明廷“尾大不掉“的勁敵，天啓年間，明廷對西南安邊已沒信心，留下的只有“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傷感。天啓七年（1627年），也就是在明亡前的第十七年，雲南巡撫洪學痛陳明廷一錯再錯的治邊失誤：
遐考洪武時，既定雲南，我太祖各假名號以示羈縻，其大者為三宣，為六慰。今三宣無恙，而六慰安在哉。以六慰言，其一緬甸宣慰司，即緬也；其一車裏宣慰司；又一曰八百；一曰木邦；一曰孟養；一曰老撾。爾時，地醜力齊，各自雄長，猶犬牙相制也。即嘉靖初，緬甸為孟養所滅，其酋莽紀歲舉族皆死，惟莽瑞體[226]兄弟數人是免，入洞吾寨[227]，供其兵力復仇，日漸強盛，四面吞併，遂成尾大不掉矣。[228]
洪學指出明廷自毀長城的惡果甚於造成戰國二百年大戰亂的“三家分晉”[229],戰國前是“晉分之而六者”,現在則是“今合之而一”：
以嘉靖末年滅八百；以萬曆八年擄孟養酋思個，再以十八年逐思遠，遂滅孟養；以萬曆十年擄木邦酋罕拔，再以三十三年擄罕蓋，遂滅木邦；以嘉靖間破老撾之攬掌，撾已失東偏，惟西偏僅存，未盡屬緬，然亦不通中國。是昔分之而六者，今合之而一，而緬安得不大也。[230]
儘管已晚，洪學還是提出亡羊補牢之策，但大明朝廷上下空議國事的學風和脱離實際的政風已將西南戍邊信用資源透支殆盡。隨着明末的亂局出現，從漢代至元代先輩們在西南邊疆開創出的大好局面已一去不返。
讀史至此，聯繫昨日西南果敢之亂局 ，為明日計，不能不令人扼腕心痛。
二 西域地緣形勢與中國古代西北邊疆治理：經驗與教訓
（一） 西北臂指相連，新疆不固則蒙部不保，繼則京師危矣。
——西域地勢及其地緣政治意義
“西域”是中國史籍使用的一個地理概念，狹義上是指玉門關、陽關以西，葱嶺即今帕米爾高原以東，巴爾喀什湖東、南及新疆廣大地區，而廣義的西域則是指通過狹義西域所能到達的地區，包括亞洲中、西部地區等。儘管各史所記“西域”的範圍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為包括中國新疆在內的中亞地區[231]。出河西走廊以後，進入中亞的線路依天山分為北疆和南疆兩線[232]：北路西端有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等，在南路西端則有別迭裏山口、烏孜別裏山口、瓦罕走廊及和喀喇崑崙山口等。經過這些通道，便產生了中國與中亞、南亞、小亞細亞、乃至歐洲的交流。
以天山為中線，有幾條南來北往通道，由東至西，有哈密至巴里坤湖、庫爾勒到烏魯木齊和庫車至獨山子這三條線路。其中最重要的是中段的庫爾勒到烏魯木齊線路。控制這條通道，也就基本隔斷了南北疆的溝通。當年左宗棠就是先收復烏魯木齊，由此截斷阿古柏軍北竄的通道後，才全收南疆的。
西線的北南兩疆的線路因其地形和位勢不同，對中國安全產生的影響也不盡相同。位於北疆的線路地勢東高西低，西進困難而東出容易。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是其西出的重要通道。從這裏出去就是一馬平川的西西伯利亞繼而東歐大平原，它是中國古代遊牧勢力（比如公元5世紀和13世紀的匈奴人和蒙古人）進入中亞和歐洲的最方便因而是主要的通道。1931年，時任日本陸軍步兵大佐、後任陸軍大臣的板垣徵四郎（Seisirou Itagaki）考察後認為：“伊犁河流域這塊地方在戰略上極為重要，因為這就是早期俄國多次入侵軍隊所必經的‘各民族的大門’”[233]；“從古以來，伊犁地方當西方交通之要衝，阿拉伯和印度等文明都是從這裏進入中國的。”[234]
絲綢之路的南疆線路沿塔里木盆地北南兩線分為北道和南道，以帕米爾高原為西界，其地勢西高東低，從西入疆容易而從東出疆卻十分困難——此與北疆線路正好相反。當年張騫一行就是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道”，過庫車、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翻越葱嶺，至大宛（今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幹納盆地）、康居（今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內），後順東帕米爾南下，經大月氏（阿姆河北岸）至大夏的藍氏城（阿富汗喀布爾西北的瓦齊拉巴德）。繼而東折重越葱嶺，沿塔里木盆地的南道，從莎車（今屬喀什地區），經于闐（今和田）、鄯善（今若羌），經河西走廊最終返回長安。拉鐵摩爾對北南兩疆路線比較後認為：
北路綠洲的結構和南路一樣，所不同的是北路綠洲對草原是開放的，草原征服者可以沿着北路綠洲移動，其歷史因此比塔克拉瑪干綠洲要多災多難。大量的人口更換時有發生，綠洲中畜牧和農耕也交替發展。和這種情況相反的南路綠洲則各自形成一個“口袋”，其農耕與人口都相當穩定。在中國強盛的時候，漢族的統治從一個綠洲發展到另一個。而在草原民族強盛時，他們可以席捲北路的綠洲，卻只能越過山來一個一個地攻擊南路的綠洲。[235]
在地區安全上，南疆與北疆齒唇相依且互為依託。南疆的發展將以北疆為依託，失去北疆，除喀什附近的幾個狹窄通道外，幾乎就斷絕了大規模物資補給交換的地理條件；而控制北疆，若再卡住河西走廊繼而哈密，基本就對南疆事態形成合圍之勢。19世紀70年代阿古柏叛亂並形成為禍十年的地方割據。為了平息叛亂，1873年，陝甘總督左宗棠在蘭州設製造局，為平叛提供裝備，卡死河西走廊繼而哈密，而後出兵北疆，1876年先攻下烏魯木齊，從北路蕩平。從南北兩向對南疆阿古柏形成甕中捉鱉之勢，接着集結兵力轉攻南路。次年春，左宗棠軍收復吐魯番，至此完全控制通往南路的門户，隨後便全線進逼南疆，當年消滅了阿古柏反叛勢力。
此外，日本學者松田壽男認為，還有一條“順着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東西向的一條路”[236]這條路不僅是經南疆進入帕米爾、中亞或南亞的通道，還是新疆與西藏聯繫的重要通道。由疆入藏的主要路線有西路、中路和東路三條。西路由葉爾羌至阿里，此道至前藏迂遠；東路走喀剌河，經青海入藏；中路經格爾木至騰格里海（那木錯）入藏，此路最為便捷。清朝“駐藏部隊每年夏天到騰格里海駐防，冬天因大雪封山而撤離。”[237]1731年西藏噶布侖阿爾布巴與盤踞新的準噶爾部串通，陰謀反清。雍正告誡駐藏雲貴總督鄂爾泰，“諄（準）噶兒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嚴令卡斷雙方相互流竄的通道。
帕米爾高原由幾組山脈及山脈之間寬闊的谷地和盆地構成，分東、中、西三部分，東帕米爾是帕米爾高原海拔最高的部分，地形較開闊坦蕩。沿中國西陲南下的別迭裏山口、烏孜別裏山口、瓦罕走廊及喀喇崑崙山口等都是由南疆線進入東帕米爾的重要出口。
帕米爾高原是東西之間來往交流的必經之路。南疆北南兩道匯合至喀什地區後進入帕米爾高原，沿“葱嶺古道”直達位於塔什庫爾乾的石頭城[238]。再往南便是鐵蓋卡和明鐵蓋達坂，釋道安《西域志》説：“有國名伽舍羅逝。此國狹小，而總萬國之要道無不由。”[239]學者鍾興麒經考證認為：這個“伽舍羅逝”即葱嶺古道上的鐵蓋卡和明鐵蓋達坂[240]。從那裏起，又分南北兩道，一線西向經伊朗、敍利亞到土耳其至歐洲，另一線南下至印度次大陸北部。這樣，塔什庫爾幹——它西北與塔吉克斯坦、西南與阿富汗接壤，南與巴基斯坦相連，東與葉城和莎車、北面與阿克陶縣相連——就成了南疆線進入中亞的關鍵通道，而位於新疆西南的喀什地區則是扼住由南疆西北進入費爾幹納盆地、西南進入塔什庫爾幹、繼而瓦罕走廊的咽喉地帶，其東北方向的阿克蘇則是控制整個南疆的戰略樞紐。拉鐵摩爾説：“這條路的重要性是可以使商隊從近東直達中國，從一個綠洲到另一個綠洲，不經過草原，也就不受草原民族的要挾和干擾。”[241]法國學者魯保羅認為：“疏勒是亞洲貿易最重要的戰略點之一，也是印度之路的目的地。”[242]
與中國境內塔什庫爾幹接壤的阿富汗地處帕米爾高原和伊朗高原間的高原寬谷地區，是影響中國西陲穩定的關鍵鄰國；瓦罕走廊是溝通中國和中亞國家交流的要路。瓦罕走廊位於阿富汗東北部，東西走向，北依帕米爾高原南緣（與塔吉克斯坦相鄰），南傍興都庫什山脈最險峻高聳的東段（與巴基斯坦及巴控克什米爾相接），西起阿姆河上游的噴赤河及其支流帕米爾河，東接中國新疆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243]。整個走廊東西長約300公里，南北最窄處僅15公里，最寬處約75公里。中阿兩國在狹長的瓦罕走廊東端相毗鄰，邊界線只有92公里。海拔4 923米，由於屬於高寒山區，一年之中有數月大雪封關。
南疆線向西進入帕米爾高原，經興都庫什山經伊朗高原直至敍利亞。與北疆線正好相反，南疆線西高險而東低緩的地形使其在歷史中多是進入中亞的西方力量——比如古代的亞歷山大學國、羅馬、十字軍，近代拿破崙法國、英國，甚至還有今天的美國——影響中國的傳統通道。清人魏源注意到這點，他在《海國圖志》中指出：
夫中華在葱嶺之東，則山脈自西來，愈西愈高，高至葱嶺而止。西洋在葱嶺西，則山脈自東往，愈東愈高，亦高自葱嶺而始。[244]
北疆線東高西低、較南疆相對平緩開闊，有利於軍事作戰力量的大規模部署和機動，這使得它成了縱橫於蒙古高原的東方遊牧民族比如匈奴人和蒙古人大規模西進的線路，當然也是歷代中原王朝治疆政策較容易推行的線路——正因此，僅北疆的漢族人口就佔全疆同族總人口的73．29%，而南疆的漢族人口只佔26．71%。[245]左宗棠則從國家統一的視角指出新疆的重要性，他在《遵旨統籌全局折》中指出：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衞京師，西北臂指相連，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保。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246]
俄國近代崛起並東擴後，蒙古高原的西進勢力和中亞伊斯蘭勢力在俄國的擠壓下日漸式微，東北大平原上女真勢力被迫聚合南下。中國西北安全由漢時的匈奴問題、唐時的伊斯蘭問題，至17～18世紀時已大規模地轉變為俄羅斯問題[247]。哈·麥金德説：“現代俄國取代了蒙古帝國。”[248]也就是説，中國西域安全壓力比較突出的時期是漢唐時期，那時顛覆性的危機多發韌於西北大漠。這時東北問題是從屬於西北問題的。明代以來，中國邊疆安全的主要壓點由西北轉到東北，顛覆性的危機多發韌於東北大平原。這時西北問題就從屬於東北問題。因此，以下關於中國古代西北治邊經驗的總結限於漢唐時段。
（二） 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
——兩漢期間西北邊疆治理的經驗和教訓
中國西南邊疆治理的經驗和教訓也在西北方向有規律地展現。
秦末漢初，匈奴崛起於北方，控制西域，對秦漢政權造成了很大的威脅。西漢武帝時，匈奴遭到重大打擊，被迫退居漠北分裂為五部。公元前119年，將軍霍去病在漢軍及投降的匈奴人簇擁下“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今貝加爾湖）”。公元前53年，南面的匈奴首領呼韓邪單于率眾投降西漢。漢元帝劉奭（shì）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韓邪單于第三次朝漢，自請為婿，王昭君出嫁與其為妻，此後60餘年漢與匈保持着和平。東漢時匈奴再次分裂為南、北匈奴。公元48年，南匈奴䤈落屍逐鞮單于率眾投降光武帝劉秀，被安置在河套地區。北匈奴的叛服不定。在南北交戰中，北匈奴多次為南匈奴“卻地千里”。建武二十七（公元51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永平七年（公元64年），北匈奴遣使至漢清求和親。東漢朝廷內部對北匈奴政策一直爭論。有人認為依南匈奴故事，接受其歸附，遣使監護。也有人主張趁北匈奴饑荒內鬥之際，將其一舉蕩滅。對於這兩種意見劉秀均沒采納，並告訴武威太守“勿受其使”。永平三年（公元60年）于闐起而擊敗並取代莎車為南疆的統治。此後“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於是代莎車而為南道之長。”[249]
鑑於王莽治理失和，東漢初，中原王朝的控制力退出西域。這時匈奴已控制北道諸國，支持龜茲攻佔疏勒，通過鄯善進入小宛、精絕、戎盧、且末等南道東部地區。這些對中原安全形成較大壓力，東漢大將耿秉[250]看出問題所在，他説：“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251]但東漢朝廷對於西域的紛爭沒有采取漢武帝“單極天下”那樣的徹底打擊政策，而是採取“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252]即不捲入且引導其力量平衡的政策。光武帝對包括匈奴在內的西域諸力量間的衝突，均採取“大兵未能得出”[253]即不干涉，任其自生自滅。這在客觀上使南北匈奴處於相互制衡狀態。東漢朝廷對北匈奴採取羈糜政策，頗加賞賜，但不遣使。這樣在塔里木盆地就形成了匈奴與莎車繼而於闐兩大勢力相互牽制的局面。
西漢武帝的北疆治理留下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西漢宣帝和東漢光武帝對此都有深刻的總結。他們二人共同的特點是不主張打破北疆的戰略力量間的平衡。
光武建國初期，馬上得天下的大臣們一個個磨拳擦掌，他們還要在馬上再建“令萬世刻石之功”，這些都為光武帝喝止。東漢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開國功臣宮臧、馬武聯名上書請滅匈奴，“願得五千騎以立功”，要抓住機會。宮臧、馬武敦促出兵的理由是：
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254]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靠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255]
光武帝笑着對宮臧説：“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256]光武帝考慮後明告宮臧、馬武：
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樂其長，樂身者不久而亡。捨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257]
這裏，光武帝是在總結西漢武帝至王莽期間北疆治理的經驗和教訓。儘管沒有點名，但言有所指,光武帝指責王莽——類似今日“團團夥夥”式的政客們——之失在樂身，全憑主觀意志辦事；西漢武帝對中國北疆穩定貢獻很大，其不盡人意處在於“捨近謀遠”和“務廣地”，戰略目標大大超過國力極限，以至“勞而無功”和“勞政多亂人”。接着，光武帝提出自己的治邊主張：
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258]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259]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260]
需要説明的是，光武帝在這用了“廣地”和“廣德”兩個概念。前者不難理解，就是擴大可控制的地盤，而後者即“廣德”在先秦和秦漢時的理解與今天有一定的差異。對“德”的理解可追溯到老子的《道德經》，這本書最早稱《德道經》，“德”先“道”後，[261]這説明老子最重視的範疇是“德”而不是“道”。“德”為具體的“事”，“道”為抽象的理。它講的是從具體“事”裏講“道”，“道”孕於“德”中。在老子《道德經》中，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德”。老子説“道生之，德畜之”，管子説“德者道之舍”[262]，《易•乾》中説的“君子進德修業”[263]都是一個意思，即“德”是“道”的具體物質載體，是個體事物的存在方式。道是無限的，而德是有限的。由此引申到做人辦事上，“德”最初指的就是人的立身之本，處事之位。體，人之本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264]因此，“廣德”的含義在此不主要指“仁義”這樣一些觀念上的東西，而是指國家力量的現實性和有限性，《管子》説：“強不能徧[265]立，智不能盡謀”[266]。意思是再強也不可能遍佔天下地，再聰明也不能盡算人間事。這與光武帝的“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是一個意思，意即要量力而行，不要做鞭長莫及之事。
理解了“廣德”這個關鍵詞，其他就迎刃而解。“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地佔的多了反守不住，目標超出國力反倒虛弱。“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量力而行者安全，超出國力的佔領傷國，這樣的盲目擴張政策，即使成功，也是失敗。理解這一點，也就理解了光武帝對宮臧所説的“常勝之家，難與慮敵”[267]的深刻內含。遺憾的是，光武帝的這些治邊思想在51年後即和帝永元期間竇憲的“銘功封石，倡呼而還”的豪邁中灰飛煙滅。
耿秉對光武帝的這些治邊思想有深切的認識。東漢章和二年（公元88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268]。竇太后問策於耿秉，耿秉意見表達得比較婉轉：
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耗擾不止，單于乃釁。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威脅歸義，威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269]
耿秉用“事遂無成”婉轉地批評漢武帝“單極天下”的邊疆治理政策，又用“以夷伐夷，國家之利”概括了東漢光武帝北疆治理的要義，認為這一政策使得“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威脅歸義，威鎮四夷”。如果細讀這封摺奏，耿秉就南匈奴請伐北匈奴的“宜可聽許”的態度的是有保留的和勉強的。其前提是不能破壞“以夷伐夷”的局面，不能再犯武帝“單極天下”和“事遂無成”的錯誤。是時，章帝崩，竇太后臨朝，竇太后需要一個軍事勝利穩固自己的地位，這時身為大將的耿秉就不能在軍事表示出退卻之意。
與耿秉的婉轉相比，尚書宋意的反對意見就表達得斬釘截鐵，其戰略認識也更為深遠。書載：
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強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捍，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270]
宋意的意思是，西漢武帝“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的治邊方式並不可取，這與《後漢書》作者范曄對武帝“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271]批評相當。宋意認為，東漢的邊疆治理要遵循漢光武帝的遺訓，採取“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的長治方式。光武以來鮮卑聽命漢庭，剋制匈奴，中原朝廷坐享大功，百姓也不受影響，“漢興功烈。於斯為盛”。宋意總結光武以來邊疆穩安的原因就在於“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他堅決反對朝庭出兵攻打北匈奴，認為以往鮮卑之所以可以聽命朝廷攻打匈奴，是因為它們可以從中獲利，有功了朝廷還能給予重賞。如果朝廷聽從南匈奴的意見，打掉北匈奴，那今後就要會徒增禁止和限制鮮卑發展的負擔。北匈奴既失，而南匈奴又臣屬漢朝，這樣鮮卑就沒有就近搶掠的環境，在朝廷得不到功賞，其結果必然會向南為禍中原。北匈奴曾請求歸附，朝廷應該接受，將其作為外界的屏障。這對未來的邊疆穩定，可謂是無以倫比的“巍巍功業”。相反，若聽從南匈的請兵攻打北匈奴，那不僅會耗費賦税，而且邊地治理也會“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最後宋意斬釘截鐵地表達了“誠不可許”的意見。
與宋意持同一見解的還有朝廷重臣袁安，他認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捍禦北狄故也”，現在“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272]。與宋意不同的是袁安是在“太后不聽，眾皆為之危懼”[273]的壓力下仍堅持自己的意見的。北匈奴被打敗後，竇憲“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274]袁安與竇憲針鋒相對，上折認為：“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並領降眾，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275]
遺憾的是，急於以軍事勝利顯示其權威的竇太后對宋意的意見不以為然，她要藉此機會徹底消滅北匈奴，徹底結束東漢朝廷與北匈奴在西域長期形成的拉鋸局面，建不世之功，以確立其權威的合法性。
永元元年（公元89年）東漢朝廷命車騎將軍竇憲、徵西將軍耿秉會同南匈奴三萬餘騎出塞遠伐北匈奴。六月竇憲大破北匈奴，事後二人又東施效顰，模仿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祭天、在姑衍山（今蒙古肯特山以北）祭地的儀式，史載：
憲、秉遂登燕然山（今杭愛山），刻石勒功，記漢威德。[276]
次年（公元90年）五月，竇憲再遣耿夔出居延塞，圍北匈奴於金微山（今阿爾泰山）大破之，北匈奴主力被迫西遷，由裏海、黑海之北與前漢時西徙的匈奴合流，逐漸西移，大約到四世紀初，這支敗旅西遷至歐洲。
事後看來，宋意、袁安等人的意見無私且極有遠見，而耿秉的婉轉及竇太后、竇憲假公逞私的北進政策則給後來的中國帶來百年大戰亂。
（三） 漠北空，鮮卑起，西域安全壓力演變為整個北方對中原政權的壓力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西北邊疆治理的經驗和教訓
**第一，東漢竇憲擊敗北匈奴的“勝利”造成大漠南北力量失衡，後果相當嚴重。**西漢時，鮮卑遠居遼東塞外，東漢初南北匈奴攻戰，匈奴力量削弱，鮮卑乘機坐大。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率眾內歸，至洛陽朝貢，劉秀封他為王。明帝永平年間，遼東太守支持鮮卑攻殺北匈奴，和帝時，竇憲擊敗北匈奴以至“漠北空矣”並因此“銘功封石，倡呼而還”的壯舉在半個多世紀後，便演化為一場更大的邊疆危機：此後，鮮卑據匈奴舊地，又納匈奴殘留人口十萬餘，鮮卑漸入強，從中原王廷的屬夷轉為勁敵。
前門驅狼，後門進虎。鮮卑決意填補北匈奴留下的戰略真空。《魏書》説鮮卑首領檀石槐在高柳（今山西陽高縣西北）北三百多里彈汗山設立王庭，統一鮮卑各部。“檀石槐既立，乃為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啜仇水上，東西部大人皆歸焉。”[277]此後鮮卑“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令，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甚廣”[278]，以至“漢患之”[279]。
但這還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還是鮮卑領導層在後來十六國角逐中脱穎而出[280]，最終形成支撐西魏、北周政權的骨幹力量即“關隴集團”[281]，在這個集團中又誕生出的像隋煬帝楊廣[282]和唐太宗李世民這樣的高度漢化的胡人領袖顛覆了以秦漢文明為底色的漢人政權，成為隋唐兩朝開國領袖。
**第二，《後漢書》對西漢以來朝廷對北疆治邊政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的總結。**趕走北匈奴的嚴重性後果是竇太后、竇憲等根本意識不到的。出於與司馬光寫《資治通鑑》同樣的初衷，范曄在寫《後漢書》時特別注意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毛澤東説：“《後漢書》寫得不壞，許多篇章，勝於《前漢書》。”[283]談到東漢歷史，毛澤東説：“東漢兩頭均無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讀。”[284]
范曄總結了西漢以來朝廷對匈奴的政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肯定了漢宣帝分而治之治邊思路：
論曰：漢初遭冒頓兇黠，種眾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圍。太宗政鄰刑措，不雪憤辱之恥。逮孝武（武帝）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候列郊甸，火通甘泉，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曆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
作者認為漢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在位）的北疆反匈奴政策華而不實。他將漢武帝與漢宣帝的政策作了比較，認為隨後宣帝（公元前73～公元前49年在位）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是可行的，而王莽時期北疆動亂一發不可收拾的原因是這一政策遭到破壞：
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邊衞，罷關徼之儆，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六十餘年矣。后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閒侵佚，害流傍境。
作者指出，劉秀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又恢復了宣帝的北疆分治的政策，形勢開始好轉：
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因徙幽、並之民，增邊屯之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捍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衞、霍之事。帝方厭兵，閒修文政，未之許也。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御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永為外捍。天子總攬羣策，和而納焉。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製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仇釁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
作者又將漢武帝與漢宣帝比較後，又將漢光武帝劉秀的政策與竇太后的匈奴政策效果放在一起比較，認為這次“並兵窮討”的效果與武帝政策相似，作者並不讚賞竇太后、竇憲、耿秉等的這段“銘功封石，倡呼而還”的壯舉。作者特別批評了事後朝廷沒有合理的善後措施，認為沒有及時遷南匈奴北上去填補這個戰略真空，則是“竇憲、耿夔之徒”造成的問題所在；范曄肯定了東漢重臣袁安的意見，認為若能及時“還南虜於陰山，歸西河於內地”的話，那就可以利用這次勝利“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285]之算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后王”：
後亦頗為出師，並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三千餘里，遂破龍祠，焚罽幕，坑十角，梏閼氏，銘功封石，倡呼而還。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西河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后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
漠北空，鮮卑起；“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286]永平三年（公元91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可能是竇憲才意識到北疆戰略力量失衡可能產生的危險，竇憲覆上書“乃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287]。但此時江心補漏，為時已晚。是後，幫助竇憲驅走北匈奴的鮮卑人“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288]。最後作者深刻地指出竇憲“忽經世之規”造成令朝廷陷入“自後經綸失方”，其錯“降及後世，玩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終至國以三分的悲劇：
而竇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己福，棄蔑天公，坐樹大鯁。
最後作者憤恨之深，扼腕痛呼：
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為疢[289]毒，胡可單言！降及後世，玩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290]
《後漢書》作者范曄，主要記述了上起東漢的漢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訖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6年的史事。《後漢書》紀十卷和列傳八十卷的作者是范曄[291]，此書綜合當時流傳的七部後漢史料，並參考袁宏所著的《後漢紀》，簡明周詳，敍事生動，故取代以前各家的後漢史。范曄特別重視史論，採用論贊的形式明文評論史事，他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一文中自述其編纂《後漢書》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292]。因此把史論作為重心，成為《後漢書》的一個特點。1965年3月4日，毛澤東在《後漢書》封面上批示：“送劉、周、鄧、彭一閲，《後漢書》寫得不壞，許多篇章，勝於《前漢書》。”[293]
（四） 顛覆性的後果：鮮卑雜胡入主中原
——“關隴集團”推動隋唐王朝建立
此時的鮮卑一改半個世紀前幫着東漢朝廷攻打北匈奴跟班的形象，對中原政權軟硬不吃。桓帝派中郎張奐率兵征討，被鮮卑打敗；又派使者持綬封檀石槐為王，並欲與之和親，“檀石槐拒不肯受，冠鈔滋甚”[294]也遭拒絕。檀石槐儼然以北方霸主自居，試圖反用漢廷用平衡分封匈奴勢力的方式操縱中原政局[295]，試圖形成以鮮卑為中心——18、19世紀英國用這種方式制衡歐洲、20世紀40年代日本人也試圖用同一方法控制中國——的中國地緣政治格局。《魏書》記載檀石槐：
乃分其地為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遼）〔東〕接夫餘、〔濊〕貊為東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槐頭。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為大帥。從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烏孫為西部，二十餘邑，其大從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荔遊等，皆為大帥，而制屬檀石槐。[296]
根據“諸矢量間夾角越大合力越小”的原理，中原政權可以分封邊地以造成“矢量”對等的有利於控制邊地的地緣政治結構，這裏提出的問題是，中原王朝可以利用力量平衡的方式形成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國地緣政治格局，那麼，邊地政權是否也可以逆推形成以自己為中心的力量結構呢？理論上是可以的，在實踐上西方歐洲也不乏成功的案例，比如歐洲羅馬帝國解體後就曾出現過以意大利教皇為中心以德國為邊地，繼而以德國為中心以意大利為邊地，最後到近代以英國為中心以歐洲大陸國家為邊地的地緣政治結構，但這在中國歷史上就尚未有成功的先例。究其原因是中國以中原為中心的周邊地帶沒有足以形成地緣政治中心的經濟資源。中原地區與其邊地的這種絕對不對等的資源存量，決定了佔據中原的政權在中國歷史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在此國情下形成的“逐鹿中原”就是爭衡天下的認識。
但對政治原理的認識是需要鮮血來洗磨的。檀石槐領導下的鮮卑集團可以説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為此付代價政治集團。
據學者研究，“東漢晚期（公元180～220年）氣候又趨寒冷，這可能是魏晉氣候大降温的前奏。”[297]此間“不僅是中國，朝鮮的氣候也明顯惡化。據《三國史記》所載，從公元150年到200年朝鮮寒冷多雪，和高句麗抗爭也越發激化”[298]。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地區的降水量和濕潤指數都大幅下降[299]，與西南方向不同，北方大降温的寒冷天氣加劇了北方遊牧民族洶湧南下並對中原政治形成較大的衝擊。
漢靈帝時，檀石槐鮮卑集團大舉南下,“大鈔略幽、並二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其毒”[300]熹平六年（公元177年），靈帝派夏育、田晏、臧旻等率漢、匈三萬騎兵“三道並進，徑二千餘里徵之，檀石槐帥部眾逆擊，旻等敗走，兵馬還者什一而已”[301]。此後，“鮮卑眾日多”[302]，為亂中原，甚於匈奴，以至演化為後來的“五胡亂華”的大變局。
漢靈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檀石槐死。此後，鮮卑陷入分裂。西部鮮卑叛離，漠南自雲中以東分裂。東晉十六國時期（公元317～420年），鮮卑各部趁中原混亂，在關東建立慕容氏諸燕（後燕、西燕、南燕、後燕、北燕）、西秦、南涼、代國等國家。另外在青海、甘肅一帶，還有由鮮卑慕容部分化出來的吐谷渾政權。公元385年，拓跋部建立北魏，並在公元439年統一北方。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大舉漢化。鮮卑族共建立十個國家。公元534年，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公元557年，北周取代西魏，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漢化鮮卑人為主體的“關隴集團”，這個集團就成了建立隋、唐兩朝的中堅力量。陳寅恪寫道：
唐一代三百年間其統治階級之變遷升降，即是宇文泰[303]“關中本位政策”所鳩合集團之興衰及其分化。蓋宇文泰當日融冶關隴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創霸業；而隋唐繼其遺產，又擴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來此關隴集團中的人物，所謂八大柱國家即其代表也。
至此，由東漢桓帝（公元147～167年）時檀石槐率鮮卑在中國北方崛起到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中國經歷了近五百年的從大亂到大治大變局。其間，中國曾裂分為數十國，分合反覆，終以漢文化核心融合為新形態中華民族：秦漢以來的傳統漢人及其統治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被打敗，其中相當一部分人被迫遷徙到遙遠的嶺南，以往的“胡人”與中原漢人相融合後成為中原新的統治集團即“關隴集團”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包容性更為廣泛的新文化，這種文化經韓愈的“復古”到宋時確立為新儒家文化。
（五） 前車之鑑，後人之師
結果並不壞，只是過程太殘酷。好結果説明中國很難形成歐洲那樣的各國對等分裂的形勢，不管誰統治，只能有一箇中心。融合即衝突，以秦漢文明為底色漢政權從三國兩晉南北朝開始，經由北而南的胡唐、蒙元、滿清與由南而北的（漢）宋、（漢）明和民國反覆衝突和拉推，最終將中華民族融合為一個多元一體的民族共同體[304]。這個過程的殘酷性或許——如果當年竇太后採納了宋意、袁安等的意見的話——是可以避免的。值得注意的是，造成這些顛覆性大變局的風暴起點都在中原北方蒙古高原而不是南方山地，除了氣候的原因外，也不能不考慮有是中原王朝邊疆治理政策失誤的原因。或許因發跡於北疆的緣故，胡、蒙、滿諸族入主中原後下功夫最大、對中華民族貢獻也最大的就是邊疆治理，其間也是中國周邊疆域最大、邊疆穩定係數最好的時期。在這方面，他們留給我們的文治武功及豐富的治邊經驗，值得今人發掘。除了中國學者外，美國中國邊疆史學者拉鐵摩爾在比較羅馬帝國、中華帝國和英帝國後，對中國的邊界政策制訂提出了的意見非常貼近中國的經驗，值得重視，他寫道：
一個邊疆政策無論其怎樣在兩極之間搖動，其長時間的平均結果卻必然是否定該邊界在包容或隔絕方面的作用。無可避免地，維持邊界的國家必然要干預到邊界以外的本來要隔絕的人們的事務。於是，顯然會出現一個很重要的現象：線狀的邊界概念中的限制或隔絕意義，會漸漸變得緩和中立，而且這種邊界也會從一條物理邊界本身轉變為邊疆地帶的人羣。邊疆政策的發展是要尋求將邊外少數民族中立化的方法，令他們不對邊界產生壓迫，但也不退出這個維持邊界國家的干涉調節的範圍。
大體説來，羅馬帝國、中國、英印帝國都是一樣，最佳的方法是謀求那些本應被邊界隔絕的民族的幫忙，使他掉轉方向，背向邊界而不是面向邊界。這樣，絕對邊界的概念，在管理上及政治上就變成一個地區體系，它包括邊界的本身與其不同的居民、鄰近邊界的邊疆部落（這些部落的外緣被認為外邊疆地區）、更外面的不能改良的少數民族社會。這個政策的功效和過去一樣，因為它代表着維持邊界的國家的利益、國內若干特殊團體的利益、邊疆部落團體利益的調和。但是，它又令推行這個政策的帝國感覺不安，因為它形成一柄雙刃劍，在有力者的手裏，它可以對外攻擊，而在一雙無力的手中，它會向內砍來。[305]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與時下某些“援助窮國不值當”[306]的輿論相似，西漢後期也有人指責國家為了建立平衡的周邊關係“虛費府帑”，認為這樣得不償失。史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3年）：
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307]，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308]。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309]
公元前3年，匈奴希望能參加第二年的大朝活動，哀帝正患病，覺得不吉，比較為難，徵詢大臣們的意見，羣臣認為“太費國庫”，勸皇帝“可且勿許”。對此，楊雄則持相反意義，認為應當接受匈奴的請求，其回應有力且對當下的我國的周邊關係的處理有借鑑意義。楊雄論從史出：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310]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
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311]，卒[312]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313]！”於是大臣權書遺之[314]，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侯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315]，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地，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衞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316]，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
漢廷對匈奴政策由高祖以來的忍讓到武帝時的全力反擊，楊雄認為，“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長熬當然不如短痛：
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317]？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318]，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
宣帝始，北疆出現了難得的“大化神明，鴻恩溥洽”的安穩環境，而匈奴內部發生分化，宣帝及時抓住歷史時機，軟硬兩手，接納了部分匈奴的“歸化”。
至本始[319]之初，匈奴有桀心[320]，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321]。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322]，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323]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化，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324]。
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325]。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肄[326]以惡，其強難詘[327]，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屍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238]，交接賂遺，威儀俯仰[329]，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330]之壁，籍蕩姐[331]之場，艾[332]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333]，固已犁其庭，掃其閭[334]，郡縣而置之，雲徹席捲，後無餘災。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335]，前世重之茲甚[336]，未易可輕也。
楊雄認為，今日北境安定形勢，是前朝先輩們付出重大代價換來的，且不可因小失大，因短失長，面對朝廷可以因輕視匈奴善意而可能造成的國家災難，楊雄疾呼：“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
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337]，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338]以來厭之辭[339]，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340]！夫款[341]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342]，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衞、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343]。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逾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344]，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氓)之禍。
後面楊雄又用王莽邊疆失敗的教訓反證了自己所説的“萬世之固”而非“一時之事”[345]的認識，此不再贅引。
楊難論從史出，總結了秦漢以來國家北疆治理的正反經驗，認為匈奴是打不完的——用斯大林的話説就是“天下什麼力量都可以消滅，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346]，在中國北方，其他民族都比較容易臣服漢朝，“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對付匈奴的最好的辦法是多培養像康居、烏孫這樣可以“以制匈奴”的盟友並引導匈奴成為漢朝的友邦。為此即使“費歲以大萬計”，也是值得的。漢廷決不能因眼前小利“費十而愛一”，使百年的辛苦經營下來的北疆穩定毀於一旦。楊雄的意見不僅對當時，甚至對當下認識周邊，特別是東北亞問題，仍有積極的借鑑意義。
奏章上達後，“天子寤[347]焉”，召還匈奴使者，重新答覆了單于來信，允許單于拜見。賜楊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
前車之鑑，後人之師。
説明:本文六萬餘字，全文刊發於《印度洋經濟體研究》（雲南財經大學印度洋研究中心主辦）2018年第4期。
[1]“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後漢書》卷一百十九《南匈奴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三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7頁。
[2]［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商務印收館1937年版，第14頁。
[3]多瑙河在歐洲僅次於伏爾加河，是歐洲第二長河。它發源於德國南部，自西向東流，流經奧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羅地亞、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摩爾多瓦，烏克蘭，最後注入黑海。馬克思説：“只要看一眼歐洲地圖，就會在黑海西岸看到多瑙河的河口，正是這條發源於歐洲心臟的河，可以説是天然形成的一條通往亞洲的大道。正對面，在黑海東岸，自庫班河以南，高加索山脈從黑海東南伸向裏海，綿延約700英里，把歐亞洲分開。”“誰掌握多瑙河口，誰就掌握了多瑙河，控制了通往亞洲的大道，同時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瑞士、德國、匈牙利、土耳其的貿易，首先是摩爾多瓦和瓦拉幾亞的貿易。如果他還掌握了高加索，黑海就成了他的囊中之物；而要關閉黑海的門户，只要把君士坦丁堡和達達尼爾海峽拿過來就行了。佔領了高加索山脈就可以直接控制特拉佩宗特，並通過在裏海的統治地位直接控制波斯的北方沿海地帶。”﹝德］馬克思：《帕麥斯頓勳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8頁。
[4]賀聖達著：《緬甸史》，雲南人民出版社、雲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頁。
[5]﹝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7頁。
[6]《後漢書》卷一百十六《列傳·西南夷·哀牢》，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3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頁。
[7]《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列傳·南蠻·驃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8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2頁。
[8]［美］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頁。
[9]1935年2月7日，中革軍委發出《軍委關於我軍改為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的方針給各軍團的指示》，指出：“根據目前情況，我野戰軍原定渡河計劃已不可能實現。現黨中央及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應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面，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1935年2月16日，黨中央與軍委發出《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與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指示：“由於川滇軍閥集中全力利用長江天險在長江佈防，攔阻我們，更由於黨與中革軍委不願因為地區問題犧牲我們紅軍的有生力量，所以決計停止向川北發展，而最後決定在雲貴川三省地區創立根據地。”引自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3、490頁。
[10]﹝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雲南七》，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5206～5238頁。
[11]［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95頁。
[12]史迪威公路是1944年中國軍隊在滇西和緬北大反攻勝利後修通的自印度東北部雷多終至中國雲南昆明的公路，在槍林彈雨中為中國抗日戰場運送了5萬多噸急需物資，被稱為“抗日生命線”。它從印度東北部邊境小鎮雷多出發至緬甸密支那後分成南北兩線，南線經緬甸八莫、南坎至中國畹町；北線經過緬甸甘拜地，通過中國猴橋口岸、經騰衝至龍陵，兩線最終都與滇緬公路相接。
[13]靡莫，古代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名。
[14]邛都，古代西南少數民族國名。在今四川省西昌市東南。漢通西南夷，以邛都為越嶲郡。
[15]魋（tuí），古書上説的一種毛淺而赤黃、形似小熊的野獸。
[16]巂（xī），又作越嶲郡,古代中國的郡級行政區劃之一。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開邛都國而置，治所在邛都縣（今四川西昌東南），轄境相當今天雲南麗江及綏江兩縣間金沙江以東，以西的祥雲大姚以北和四川木裏、石棉、甘洛、雷波以南地區。西漢後期隸屬於益州刺史部。王莽時改越巂為集巂。梁置巂州。隋唐時兩度恢復越巂郡舊稱。唐末其地入南詔。
[17]筰都，中國古代西南民族，是西南夷的一支。西漢在元鼎六年（前111年），設立沈黎郡，治所在筰都縣（今四川漢源），
[18]冉、駹（讀音rǎnmáng），我國古代西南邊境兩支少數民族。
[19]白馬，邑名。
[20]﹝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5頁。
[21]﹝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頁。
[22]﹝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5頁。
[23]僰（bó）人”，即濮人，是先秦時期北方中原人對西南諸民族的統稱。“僰”與史書記載的“濮”是一回事。中原人稱西南民族為“濮”，又稱“百濮”。
[24]﹝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5頁。
[25]﹝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頁。
[26]﹝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頁。
[27]﹝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頁。
[28]﹝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頁。
[29]纛dào：古代用毛羽做的舞具或帝王車輿上的飾物。古時軍隊或儀仗隊的大旗。
[30]﹝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頁。
[31]﹝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頁。
[32]《漢書》：“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顏師古注：“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東漢﹞班固撰：《漢書》卷六《武帝紀》，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176頁。
[33]﹝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頁。
[34]大夏，中亞古國，其居民可能是印歐人種的東支——塞種人（又稱斯基泰人）的一支，即古希臘文獻所見Tochari。公元前140年左右，塞種人諸部自錫爾河南下，滅了希臘一巴克特里亞王國。中國史籍將主要由塞種人諸部控制的巴克特里亞地區稱為大夏。
[35]西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張騫出使大夏（大夏國都在今阿富汗巴爾赫附近）回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仗，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裏，得蜀買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印度）。騫因盛言大夏大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無害。”﹝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7頁。
[36]﹝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8頁。
[37]﹝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8頁。
[38]﹝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8頁。
[39]﹝西漢﹞司馬遷：《史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8頁。
[40]《〈清實錄〉越南、緬甸、泰國、老撾史料摘抄》雲南歷史研究所編，雲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1頁。
[41]秦朝稱歸附的較大少數民族和部落為屬邦，到漢代因避劉邦諱，改稱屬國。漢武帝年間設置了屬國都尉，具體管轄歸附或內屬的民族。馬大正主編：《中國邊疆經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5頁。
[42]《後漢書》卷一百十六《列傳·西南夷·哀牢》，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3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頁。
[43]《後漢書》卷一百十六《列傳·西南夷·哀牢》，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3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頁。
[44]《後漢書》卷一百十六《列傳·西南夷·哀牢》，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3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頁。
[45]《後漢書》卷一百十六《列傳·西南夷·哀牢》，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3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頁。
[46]《後漢書》卷一百十六《列傳·西南夷·哀牢》，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3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頁。
[47]《後漢書》卷一百十六《列傳·西南夷·哀牢》，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3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頁。
[48]《後漢書》卷一百十六《列傳·西南夷·哀牢》，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3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頁。
[49]《後漢書》卷一百十六《列傳·西南夷·哀牢》，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3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頁。
[50]《後漢書》卷一百十六《列傳•西南夷•哀牢》，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3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頁。
[51]上都，唐朝都城長安。
[52]真臘，今柬埔寨。
[53]東天竺，今孟加拉。
[54]些樂城，一説在今雲南盈江，一説在雲南瑞麗。
[55]陽苴咩城，故地在雲南大理附近。
[56]《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驃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6頁。
[57]《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驃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7頁。
[58]真臘，中南半島古國，其境在今柬埔寨境內。
[59]墮和羅，一譯墮羅缽底國，古國名，故地或以為在今泰國湄南河下游。
[60]《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列傳·南蠻·驃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8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0頁。
[61]《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驃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7頁。
[62]王五雲主編：《大理行記及其他五種·滇載記》，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1頁。
[63]《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南詔（上）》，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07頁。
[64]《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南詔蠻》，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1頁。
[65]《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南詔（上）》，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09頁。
[66]皮邏閣（公元697～748年），南詔第四代王，唐朝開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即位，在位20年。
[67]此處可能筆誤，應為開元二十六年即公元738年。參閲翦伯贊主編《中外歷史年表》（校訂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235頁。
[68]王五雲主編：《大理行記及其他五種·滇載記》，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2頁。
[69]朱紹侯主編：《中國古代史》（中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頁。
[70]《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南詔蠻》，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2頁。
[71]《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南詔蠻》，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2頁。
[72]《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南詔蠻》，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3頁。
[73]《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列傳·南蠻·驃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8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2頁。
[74]《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驃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2頁。
[75]《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驃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5頁。
[76]這句話出自《論語·季氏》：“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劉俊田等譯註：《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頁。
[77]《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南詔蠻》，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6頁。
[78]《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南蠻·驃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8頁。
[79]賀聖達著：《緬甸史》，雲南人民出版社、雲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頁。
[80]﹝北宋﹞司馬光：《治資通鑑》卷二百五十三，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8227頁。
[81]﹝北宋﹞司馬光：《治資通鑑》卷二百五十三，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8190頁。
[82]﹝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四裔考》六《南詔》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586頁。
[83]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第3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頁。
[84]﹝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四裔考》六《南詔》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586頁。
[85]﹝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四裔考》六《南詔》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586頁。
[86]《孟子·告子下》，劉俊田等譯註：《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5頁。
[87]蜑（dàn）獠，均為中國古代南方少數民族。
[88]“蒙、段二姓”，此指蒙氏南詔國和段氏大理國。
[89]雲南民族研究所編：《大理行記校注云南志略輯校》，雲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頁。
[90]《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列傳·外國（五）·蒲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宋史》（第1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52頁。
[91]賀聖達著：《緬甸史》，雲南人民出版社、雲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頁。
[92]尤中：《雲南民族史》，雲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頁。
[93]《元史》卷一百四十九《列傳·郭寶玉》，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5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762頁。
[94]《元史》卷九十一《百官七》，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元史》（第4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7頁。
[95]元設宣慰司，元代設置，掌管軍民事務。它是介於行省與郡縣之間的一種偏重於軍事的承轉機關，宣慰司長官官稱“宣慰使”。亦有宣慰司都元帥府或宣慰司並管軍民萬户府者，多設少數民族邊遠地區，參用土官。明清沿之，以為土官最高職銜。
元代朝廷在邊遠少數民族地區置宣撫司，為地方行政機構，掌管軍民之事，為行省與郡縣之間承轉機構。宣慰司長官官稱"宣慰使"，是負有承上啓下的一個地方區劃的軍政最高長官。
[96]尤中：《雲南民族史》，雲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頁。
[97]《元史》卷二百一十《列傳·外夷（三）·緬》，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1頁。
[98]《明史》卷三百十四《列傳·雲南土司（二）·麓川》載：“緬甸，古朱波地。宋寧宗時，緬甸、波斯等國進白象，緬甸之名自此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10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5~6526頁。
[99]《明史》卷三百十五《列傳·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10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頁。
[100]金齒國，傣族先民在怒江-伊洛瓦底江流域地區建立的王國，轄地大致相當於今雲南省德宏州和臨滄地區的鎮康、永德一帶。13世紀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隨元軍入緬，將其所見所聞記載在《馬可·波羅遊記》中，稱果佔璧國為“金齒國”。《元史》：“金齒等處宣撫司，其地在大理西南，瀾滄江界其東，與緬地接其西。土蠻凡八種：曰金齒、曰白夷、曰僰、曰峨昌、曰驃、曰繲、曰渠羅、曰比蘇。按唐史茫施蠻本關南種，在永昌之南，樓居，無城郭。或漆齒，或金齒，故俗呼其金齒蠻。自漢開西南夷後，未嘗與中國通。唐南詔蒙氏興，異牟尋破羣蠻盡擄其人，以實其南東北；取其地。南至青石山緬界，悉屬大理。”《元史》卷六十一《地理志（四）·雲南諸路行書省》，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元史》（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7頁。
果佔璧國，分為前果佔壁（567年-762年）和後果佔壁（954年-1254年）兩個階段。“果佔璧國”。
[101]1259年，忽必烈入蜀，謀臣赫經提出“合圍把稍”的戰術，他在《東師議》中建議：“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為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眾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列傳·郝經》，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元史》（第五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6頁。
[102]《元史》卷一百三十三《列傳·也罕的斤》，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元史》（第五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6頁。
[103]太公城，緬甸古城，位於今緬甸實階區東北部達岡一帶，北迴歸與東經96度相交地帶。參閲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明時期》，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頁。
[104]江頭成，緬甸古城名。故址有幾説：（1）在今緬甸八莫；（2）在今緬甸傑沙附近；（3）在今八莫以南的恭屯（Kaung-ton）。為緬甸北部主要城市之一，當水陸交通要衝，古時從雲南入緬甸多經此。名見《元史。外國列傳》緬國條。據《新元史·外國列傳》緬國條所述，此城同太公城、馬來城、安正國城和蒲甘緬王城並稱為“緬中五城”。大體位置於北緯25度，東經95度之間。參閲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明時期》，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頁。
[105]尤中：《雲南民族史》，雲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頁。
[106]《元史》卷二百一十《列傳·外夷（三）·緬》，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元史》（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4頁。
[107]《元史》卷二百一十《列傳·外夷（三）·緬》，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元史》（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4~3775頁。
[108]《元史》卷二百一十《列傳·外夷（三）·緬》，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元史》（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5頁。
[109]“八百”，亦稱“八百媳婦”，古代地名，在今緬甸撣邦東部，泰國邁清一帶。顧祖禹：“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古蠻夷地。世傳其土酋招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5011頁。參閲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明時期》，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頁。
[110]轉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頁。
[111]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頁。
[112]“麓川”是漢文對傣族聯盟國家“勐卯龍”的譯寫，“勐卯龍”直譯為漢語是“大卯國”，因元朝曾在“勐卯龍”王城所在地“勐卯”（卯地）設立過“麓川路”（省之下、府之上的行政區），故將“勐卯龍”（大卯國）譯寫為“麓川國”。
[113]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6頁。
[114]“二十七年置緬中宣慰司，以土酋卜剌浪為使，二十八年卜剌浪遣使貢方物，訴百夷思倫侵奪境土。二十九年，復來訴。”《明史》卷三百十五《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頁。
[115]“永樂元年，緬尊那羅塔使入貢。因言緬雖遐裔，願臣屬中國，而道經木邦、孟養，多阻遏。乞命以職，賜冠服、印章，庶免欺陵。詔設緬甸宣慰使司。”《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0頁。
[116]孟養宣慰司轄境相當今緬甸八莫、開泰以北，伊洛瓦底以西，那伽山脈以東地區，治所在今緬甸孟養。
[117]木邦軍民宣慰司轄境相當於今緬甸撣邦包括果敢在內的東北部，治所在緬甸興威。
[118]緬甸宣慰司，即阿瓦王王朝，曾臣屬於明王朝，其地在今緬甸木邦以西，孟養以南，曼德勒為中心的伊洛瓦底江中游地區。
[119]八百大甸宣慰司，其治地在今緬甸撣邦東部和泰國清邁地區。
[120]馬車裏宣慰司，其轄地在今老撾境內。
[121]參閲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明時期》，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76~77頁。
[122]“（永樂）五年，那羅塔遣使貢方物，謝罪。先是，孟養宣慰使刀木旦與戛裏相攻，那羅塔乘釁襲之，殺刀木旦及其長子，遂據其地。事聞，詔行人張洪等齎敕諭責。那羅塔懼，歸其境土，而遣人詣闕謝罪。帝諭禮部曰：‘蠻既服辜，其釋不問。’仍給以信符，令三年一朝貢。初，卜剌浪分其地，使長子那羅塔管大甸，次子馬者速管小甸。卜剌浪死，那羅塔盡收其弟土地人民。已而其弟復入小甸，遣人來朝，且訴其情。敕諭那羅塔兄弟和好如初，毋幹天討。六年，那羅塔復遣人入貢，謝罪，並謝賜金牌、信符，勞賜遣之。七年復遣中官雲仙等齎敕賜緬酋金織文綺。十二年，緬人來言為木邦侵掠。帝以那羅塔素強橫，遣人諭之，使修好鄰封，各守疆界。洪熙元年遣內官段忠、徐亮以即位詔諭緬甸。宣德元年遣使往諭雲南土官，賜緬甸錦綺。二年以莽得剌為宣慰使。初，緬甸宣慰使新加斯與木邦仇殺而死，子弟潰散。緬共推莽得剌權襲，許之。自是來貢者只署緬甸，而甸中之稱不復見。八年，莽得剌遣人來貢，復遣雲仙齎敕賜之，並諭其勿侵木邦地。”
[123]《明史》卷三百十四《雲南土司（二）·麓川》，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0頁。
[124]《明史》卷三百十四《雲南土司（二）·麓川》，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9頁。
[125]《明史》三百十四卷《雲南土司（二）·麓川》，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1頁。
[126]《明史》卷一百六十二《劉球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5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2頁。
[127]《明史》三百十四卷《雲南土司（二）·麓川》，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2頁。
[128]《明史》卷一百六十二《劉球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5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4頁。
[129]史稱“麓川之役”。明朝朝廷四次對雲南麓川宣慰司叛亂出兵征討的戰役，分別發生在1439年（正統四年）、1441年（正統六年）、1442年（正統七年）、1448年（正統十三年），明朝經過連年征戰，仍未徹底平息叛亂，最終以盟約形式結束；期間連續發動數十萬人的進攻，致使大軍疲憊、國庫虧空，對北面蒙古瓦剌的防禦空虛。
[130]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4頁。
[131]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0～6541頁。
[132]“金沙江”，此指今緬境內的伊洛瓦底江。顧祖禹：“大盈江又東南流，繞芒市西南界，隴川西北界，又南而麓川江西南流合焉，並流經孟養宣撫司東境謂之金沙江。江合眾流，水勢益甚，浩瀚洶湧，南流入緬甸界，闊五里餘，經江頭、大公、蒲甘諸城而入於南海，蓋雲南西南境之巨津，又與東北之金沙江異流而同名也。隴川、麓川、大盈、金沙諸川，志皆錯雜不可考，今略為是正。”﹝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5052頁。參閲參閲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明時期》，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年版，第76~77頁。
[133]《明史》三百十四卷《雲南土司（二）·麓川》，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4頁。
[134]《明史》三百十四卷《雲南土司（二）·麓川》，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4頁。
[135]《明史》三百十四卷《雲南土司（二）·麓川》，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5頁。
[136]《明史》三百十四卷《雲南土司（二）·麓川》，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5頁。
[137]《明史》三百十四卷《雲南土司（二）·麓川》，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6頁。
[138]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頁。
[139]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頁。
[140]《後漢書》卷一百十九《南匈奴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三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7頁。
[141]六慰，又稱西南六慰，是明朝在雲南邊境地區設置的六個較大土司的合稱，即車裏宣慰司（治景曨，今雲南景洪）、孟養宣慰司（治今緬甸莫寧附近）、木邦宣慰司（治今緬甸新維）、緬甸宣慰司（治今緬甸阿瓦）、八百大甸宣慰司（治今泰國清邁）和老撾宣慰司（治芒龍，即今老撾琅勃拉邦）。
[142]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1991年版，第937頁。
[143]“永樂元年，緬酋那羅塔遣使入貢。因言緬雖遐裔，願臣屬中國，而道經木邦、孟養，多阻遏。乞命以職，賜冠服、印章，庶免欺陵。”《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6540頁。
[144]《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頁。
[145]《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頁。
[146]《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頁。
[147]《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6540頁。
[148]《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0頁。
[149]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0～6541頁。
[150]《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頁。
[151]《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頁。
[152]《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頁。
[153]《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頁。
[154]《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2頁。
[155]參閲翦伯贊主編：《中外歷史年表（公元前4500年~1918年）》（校訂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465~475頁。
[156]安南，古代對越南的稱謂，包括現在的廣西一帶地區。
[157]天啓，明熹宗朱由校的年號，1621年為天啓元年，1627年為天啓七年，共七年。此後就是明亡國皇帝朱由檢崇禎的年號。
[158]《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6頁。
[159]《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3頁。
[145]《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頁。
[146]《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頁。
[147]《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6540頁。
[148]《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0頁。
[149]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0～6541頁。
[150]《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頁。
[151]《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頁。
[152]《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頁。
[153]《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頁。
[154]《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2頁。
[155]參閲翦伯贊主編：《中外歷史年表（公元前4500年~1918年）》（校訂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465~475頁。
[156]安南，古代對越南的稱謂，包括現在的廣西一帶地區。
[157]天啓，明熹宗朱由校的年號，1621年為天啓元年，1627年為天啓七年，共七年。此後就是明亡國皇帝朱由檢崇禎的年號。
[158]《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6頁。
[159]《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3頁。
[160]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頁。
[161]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頁。
[162]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頁。
[163]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頁。
[164]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頁。
[165]蠻莫，土司名。明萬曆十三年（1585年），分孟密北部地置安撫司。轄境相當今緬甸八莫附近地區；萬曆三十二年地入緬甸。清初曾再度內屬，乾隆後又屬緬甸。
[166]轉引自﹝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5208頁。
[167]參閲張文木：《明末的人禍和天災——從張居正改革談起》，載《中國投資》2015年第6期。
[168]氣象記錄參見張德二主編：《中國三千年氣象記錄總集》（第2冊），鳳凰出版社、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2～1460頁
[169]這些起義詳情可參閲朱紹侯主編：《中國古代史》（下冊）第六節《明末農民戰爭》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8～215頁。
[170]﹝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63頁。
[171]﹝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63頁。
[172]“關白”，日本丞相，此指豐臣秀吉。
[173]﹝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68頁。
[174]﹝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63頁。
[175]﹝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68頁。
[176]﹝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68頁。
[177]梁方仲編：《中國曆代户口、田地、田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9頁。
[178]《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頁。
[179]神護關，故址在今雲南騰衝縣西北孟卡山上。
[180]萬仞關，故址在今雲南盈江縣西北布哈山上。
[181]巨石關，故址在今雲南盈江縣西北息馬山上。
[182]銅壁關，故址在今雲南盈江縣西北布哈山上。
[183]鐵壁關，故址在今雲南隴川縣西北。
[184]虎踞關、漢龍關、天馬關，清末中英勘定滇緬邊界時，這三關被劃屬緬甸。
[185]何平：《中國西南邊疆的變遷與緬甸撣族的由來》，《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
[186]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8頁。
[187]《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頁。
[188]《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頁。
[189]《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頁。
[190]《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頁。
[191]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1991年版，第941頁。
[192]《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頁。
[193]﹝明﹞張居正：《答滇撫王毅菴論夷情戒多事》，《張太嶽集》卷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30頁。
[194]﹝明﹞張居正：《答滇撫王毅菴論夷情戒多事》，《張太嶽全集》卷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30頁。
[195]﹝明﹞劉文正：《滇志》卷十《官師志·王凝》，雲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3頁。
[196]思任發，原名思任，後因自稱“法”（滇王），訛為思任發。明代麓川宣慰使思可發子。承襲父職，初尚能與明朝相安無事，後兼併各部，勢力漸盛。正統二年（1437）據地擁眾反明，次年攻佔南甸、騰衝，曾擊敗明黔國公沐晟等軍。六年，在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蔣貴等重兵鎮壓下，勢漸不振。八年，敗走緬甸，明軍再興師征討，務求除之。正統十年（1445年）十二月，緬甸宣慰使卜刺浪馬哈省將思任發活捉，思任發絕食死。
[197]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1991年版，第941～942頁。
[198]渤泥國，也稱“勃泥”或“浡尼”，是東南亞的一個古代小國，位於東南亞加里曼丹島北部地區。
[199]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1991年版，第941～942頁。
[200]﹝清﹞師範：《滇系》，台灣成文出版社根據清嘉慶十三年修，光緒十三年重刊本影印，第1416頁。
[201]“（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丙寅）緬酋莽應裏等進貢方物。”“（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己酉）緬酋莽應裏既託孟璉、孟銀二土司求納款，且致方物。”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1991年版，第937、938頁。
[202]﹝清﹞師範：《滇系》，台灣成文出版社根據清嘉慶十三年修，光緒十三年重刊本影印，第1416頁。
[203]﹝清﹞師範：《滇系》，台灣成文出版社根據清嘉慶十三年修，光緒十三年重刊本影印，第138頁。
[204]﹝清﹞師範：《滇系》，台灣成文出版社根據清嘉慶十三年修，光緒十三年重刊本影印，第1416頁。
[205]《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頁。
[206]《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頁。
[207]《明史》三百十五卷《雲南土司（三）·緬甸》，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頁。
[208]﹝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5208頁。
[209]“三十年緬攻蠻莫思正奔騰越伏誅。”﹝清﹞師範：《滇系》，台灣成文出版社根據清嘉慶十三年修，光緒十三年重刊本影印，第138頁。
[210]1602年（萬曆三十年）雲南巡撫宋興祖疏：“臣自入滇，聞蠻莫宣撫同知思化之子思正素勇悍戕，各兵以殘隴川，挑動木邦阿瓦連諸夷兵逼蠻莫，思正不敵，驅象攜家奔騰越以求我援。阿瓦木邦大兵尾至之，歷三宣，越諸關，直抵黃連關，而陣距騰越三十里許。境內大震，副將漆文昌、參將孔憲卿慮州城不保，給思正殺之，我兵取其首。令阿瓦取一膊，此一時濟變不得已之計。”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頁。
[211]宋興祖，字維傑，四川漢州中江縣人。萬曆十一年（1583）進士，授崇陽縣令。萬曆二十年（1592），由德清知縣行取陝西道御使。二十二年（1594）巡按遼東，二十六年（1595）轉福建道監察御史，本年巡按貴州，二十九年（1601）巡按雲南。
[212]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頁。
[213]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頁。
[214]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頁。
[215]陳用賓（1550～1617年），字道亨，號毓台，福建晉江人。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陳用賓任雲南巡撫。
[216]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頁。
[217]這裏説的是吐蕃國維州守將悉怛謀降唐後又被送回而慘曹殺害的事件。唐寶曆至大和年間，吐蕃兩次派使者入朝。大和五年（公元831），維州守將悉怛謀舉城歸降，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接納，收下符章仗鎧，另派將領虞藏儉據守。該州南抵江北岷山，西北望隴山，一面是崖，三面臨江，吐蕃稱之為無憂城，是西南的重地。當時牛僧孺執政，商議讓悉怛謀回去，把城也還給他。但吐蕃卻誅滅他全族以警戒他人。自此以後的五年，吐蕃派使者來，必有回報。他們所進貢的有玉帶、金皿、獺褐、犛牛尾、霞氈、馬、羊、駱駝等。參閲《新唐書》卷二百一十六（下）《吐蕃列傳（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八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462頁。
[218]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1991年版，第941頁。
[219]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1991年版，第941頁。
[220]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941頁。
[221]“御邊之道，固當示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來則御之，去則勿追，斯為上策。若專務窮兵，朕所不取，卿等慎之。”《明太祖實錄》卷七十八洪武六年正月壬子條。
[222]“四夷非可以中國概論，天地為之區別，夷狄固自為類矣。夷狄非有《詩》《書》之教，禮義之習，好則人，怒則獸，其氣習素然，故聖人亦不以中國治之。若中國乂安，聲教暢達，彼知慕義而來王，斯為善矣。然非我族類，故其心叛服不常，防閒之道不可不謹。故國家置邊圉，簡將帥，勵兵甲，嚴守備，使之不能為中國患而已。蓋聖人之以天下為家，中國猶堂宇，四夷則藩垣之外也。堂宇人所居，禮樂有上下，藩垣之外草木昆蟲從而生長之，亦天道也。夷狄為患，必乘中國之弊。使朝廷之上君臣同德、法度昭明，中國安，兵食足，邊圉固，彼雖桀驁，何患之能為？是故能安中國者，未有不能馭夷者也。馭夷之道，守備為上。《春秋》之法：‘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蓋來則懷之以恩，畔而去者不窮追之，誠慮耗弊中國者大也。《詩》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可為帝王馭夷之道。”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頁。
[223]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55頁。
[224]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這樣評點歷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頁。
[22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頁。
[226]莽瑞體，（Tabinshwehti，1516～1550年），古緬甸王國東籲王朝君主（1531年～550年），莽紀歲之子，明吉瑜的繼承者，莽瑞體自稱為上下緬甸之王。在他與莽應龍的任內再次統一了緬甸。1550年，在外出狩獵時被孟族衞士所殺。史載：嘉靖初孟養宣慰思倫糾木邦、孟密襲緬，殺宣慰莽紀歲及其妻，分據緬地。時莽瑞體時年幼，奔匿洞吾母家，其頭領養為己子。既長，據其地。洞吾之南有古喇，濱海，與佛郎機鄰．古喇頭領兄弟爭立，莽瑞體和解之。古喇兄弟割地獻之，並受其約束，號莽瑞體為“噠喇”。後莽瑞體殺其兄弟，盡奪其地，諸部皆畏服之。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孟密士舍兄弟爭立，訴於莽瑞體．莽瑞體乃納其弟為婿，改名為思忠，遣歸孟密，奪其兄印．明萬曆元年（1573年），木邦、’蠻莫、陀川、幹崖諸部族，悉歸緬。明萬曆七年（1579）盡並孟養地；明萬曆八年（1580年），雲南巡撫饒仁佩遣人招緬，緬不應。明萬曆十年（1582年）卒。
[227]史載：嘉靖初孟養宣慰思倫糾木邦、孟密襲緬，殺宣慰莽紀歲及其妻，分據緬地。時莽瑞體時年幼，奔匿洞吾母家，其頭領養為己子。既長，據其地。
[228]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1991年版，第943頁。
[229]“三家分晉”是指中國春秋末年，晉國被韓、趙、魏三家瓜分的事件。公元前453年，晉被趙、韓、魏三家所分，形成三家分晉的局面，晉君成為附庸。前403年，周天子正式承認三家為諸候。春秋五霸之一的晉國滅亡了，戰國七雄中的韓、趙、魏三國產生了，七雄兼併的戰國序幕揭開了。
[230]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頁。
[231]餘太山主編：《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頁。
[232]“今之新疆即古西域。出肅州（今甘肅酒泉）嘉峪關而西，過安西州至哈密，為新疆門户。天山橫矗其間，南北兩路從此而分。由哈密循天山之南，迤邐西南行，曰土魯番，曰喀喇沙爾（今新疆焉耆），曰庫車，曰阿克蘇，曰烏什，曰葉爾羌，曰和闐，曰英吉沙爾（今新疆英吉沙），曰喀什噶爾（今新疆喀什），是為南路；由哈密逾天山之北迤邐由此而西曰巴里坤，曰古城（今新疆奇台），曰烏魯木齊，曰庫爾喀喇烏蘇（今新疆烏蘇市），曰塔爾巴哈台（新疆塔城），曰伊犁，是為北路。”［清］祁士韻輯：《西陲要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7頁。
[233]［美］巴巴拉·傑拉維奇著，福建師範大學外語系編譯室譯：《俄國外交政策的一世紀》，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143頁。
[234]［日］坂垣徵四郎：《從軍事上所見到的滿蒙（1931年3月）》，載復旦大學歷史系日本組編：《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頁。
[235]［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峯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121頁。
[236]［日］松田壽男著，陳俊謀譯：《古代天山歷史地理學研究》，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5頁。
[237]馮爾康著：《雍正傳》，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0頁。
[238]石頭城（新疆），位於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城北側，海拔3100米，是新疆境內古道上一個著名的古城遺址。古代，自喀什、英吉沙、葉城、莎車至帕米爾高原的幾條山路均彙集於此，西去中亞的幾座主要大山：紅其拉甫達坂，明鐵蓋達坂、瓦赫基裏達板等，自此也都有天然穀道可通達，該城為古代“絲綢之路”上一個極有戰略地位的城堡。
[239]《水經注》王國維校本，《王國維全集》第1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3頁。
[240]“鐵蓋卡和明鐵蓋達坂，乃是東去西返，南來北往的交匯處，在古代是‘總萬國之要道無不由’的樞紐。”鍾興麒：《〈西域志〉岐沙谷即明鐵蓋達坂考》，《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第19頁。
[241]［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峯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頁。
[242]［法］魯保羅著，耿昇譯：《西域的歷史與文明》，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頁。
[243]塔什庫爾幹，維吾爾語，意為“石頭城”。因城北有古代石砌城堡而得名。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設蒲犁分防廳，隸莎車府。1913年置蒲犁縣，屬喀什噶爾道。後屬喀什行政區、喀什專區。1954年9月17日成立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1978年後屬喀什地區。
[244][清]魏源《海國圖志》卷七十四，嶽麓書社1998年版，第1860頁。
[245]民族人口的地區分佈是民族文化影響力的反映。據統計，目前維吾爾族人口主要分佈在南疆，佔維吾爾族總人口的88．15%，北疆合計佔11．85%。從地區上看，僅喀什地區維吾爾族人口就佔到全疆人口的36．01%，佔本地區總人口的89．37%。其次，和田地區和阿克蘇地區的維吾爾族人口占全疆維吾爾族總人口的比例也都在18%以上，佔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分別是96．91%和74．99%。三個地區的維吾爾族人口合計佔全疆維吾爾族人口的75．05%。北疆漢族人口占全疆漢族人口的73．29%，南疆的漢族人口只佔26．71%。烏魯木齊市、伊犁州和昌吉州的漢族人口的比重較大，佔全疆漢族總人口的比例均在10%以上，佔當地總人口的比例分別為72．72%、44．71%和74．88%。三地漢族人口合計佔全疆漢族總人口的58．22%。其他如石河子、克拉瑪依和奎屯市，雖然地區內漢族人口占到75%甚至90%以上，但在漢族總人口中的比重卻不大，這主要是由於地區人口規模小造成的。參閲童玉芬、李建中：《新疆各民族人口的空間分佈格局及變動研究》，載《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第14頁。
[246]［清］左宗棠：《遵旨統籌全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6》，嶽麓書社2009年版，第649頁。
[247]18世紀初，彼得一世實行了一系列改革，使俄國國力壯大，躋身歐洲強國行列。1721年，彼得一世宣佈俄為帝國。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俄領土空前膨脹，被稱為“帝國的黃金時期”。此間俄國擴張邊界已至中國西北邊界。參見張芝聯、劉學榮主編：《世界歷史地圖集·1598～1800年向東擴張》，中國地圖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頁。
[248]［英］哈·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68頁。
[249]田昌五、安作璋主編：《秦漢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1～362頁。
[250]耿秉（？～91年），字伯初，陝西茂陵（今陝西興平東北）人，建威大將軍耿弇的侄子，大司農耿國長子，東漢將領、軍事家。耿秉博通書籍，善説《司馬兵法》，得漢明帝信任。漢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平定車師國叛亂；漢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擔任徵西將軍。永元元年（公元89年），與竇憲出兵漠北，大敗北匈奴軍。漢永元三年（公元91年）去世，時年五十多歲，諡號桓侯。
[251]《後漢書》卷四十九《耿秉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592頁。
[252]《後漢書》卷一百十八《西域傳·莎車》，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三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8頁。
[253]《後漢書》卷一百十八《西域傳·莎車》，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三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8頁。
[254]縣，懸也。
[255]《後漢書》卷四十八《臧宮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1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頁。
[256]《後漢書》卷四十八《臧宮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1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頁。
[257]《後漢書》卷四十八《臧宮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1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頁。
[258]災變，這裏指天有異象。
[259]季孫，春秋後期累世在魯國執政的貴族季孫氏，這裏特指魯哀公時的季康子。顓臾，魯國附庸，臨近季孫氏的私邑，季康子欲用武力攻取而據為己有，孔子反對説：“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意思是季孫氏之患在內而不在外。後果然出現魯哀公奔越之事，企圖利用越國伐魯除掉季孫氏等。
[260]《後漢書》卷四十八《臧宮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1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頁。
[261]《老子》最初又名《德道經》，書中的內容順序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這與後世的《老子》是不同的。後世的《老子》，如王弼本、傅奕本，河上公本等，均名《道德經》，其文是《道經》在前，《德經》在後，可能主要是被道教篡改所致。在先秦，韓非是第一個對《老子》做過系統研究和闡發的人，他在《解老》和《喻老》中所述的《老子》，其內容的排列順序便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韓非所見的《老子》應是古本。1973年，長沙馬王堆出土了《老子》帛書甲、乙本，該墓主是西漢初人，死於文帝12年，該帛書《老子》亦應是古本。帛書《老子》甲、乙本亦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與韓非在《解老》和《喻老》中所述的《老子》相同。這説明古本《老子》是《德道經》，而非《道德經》。來源，孫景壇：“關於道家研究中的幾個關鍵問題”，《南京社會科學》，2001年第10期，ttp://www.confucius2000.com/taoist/gydjyjzdjggjwt.htm。
[262]陳鼓應：《管子四篇詮釋》，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147頁。
[263]南懷瑾、徐芹庭：《白話易經》。嶽麓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頁。
[264]陳鼓應：《管子四篇詮釋》，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136頁。
[265]徧（biàn），同“遍”。
[266]陳鼓應：《管子四篇詮釋》，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154頁。
[267]《後漢書》卷四十八《臧宮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1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頁。
[268]《後漢書》卷七十一《宋意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947頁。
[269]《後漢書》卷一百十八《南匈奴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三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7頁。
[270]《後漢書》卷七十一《宋意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947頁。
[271]《後漢書》卷一百十九《南匈奴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三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6頁。
[272]《後漢書》卷七十五《袁安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0頁。
[273]《後漢書》卷七十五《袁安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0頁。
[274]《後漢書》卷七十五《袁安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頁。
[275]《後漢書》卷七十五《袁安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頁
[276]《後漢書》卷五十三《竇憲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46頁。
[277]﹝晉﹞陳壽：《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第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4頁。
[278]﹝晉﹞陳壽：《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第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4頁。
[279]﹝晉﹞陳壽：《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第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4頁。
[280]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罷雲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在今河套區域東至晉西北一帶），郡置一縣以統舊民，合為新興郡，設治於今山西忻縣。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匈奴呼廚泉單于留質鄴都，曹操乃分匈奴三萬餘部為五部，置五部帥，派漢人為五部司馬，加以監管。其間加速了匈奴貴族漢化。他們之中最貴的一姓出於匈奴屠各（休屠各，休屠）種，自稱為兩漢皇室之後，世代作五部都尉。左部都尉劉淵是於羅之孫，劉豹之子，他隨漢族儒生習經史，西晉時曾作為匈奴侍子住在洛陽，同洛陽官僚有很多往來。惠帝永熙元年（公元290年），晉以劉淵為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頁。
[281]“關隴集團”，亦稱“關隴六鎮集團”或“六鎮胡漢關隴集團”，陳寅恪所提出的概念，用以闡釋西魏、北周、隋、唐政權的特點。關隴和河東等地豪強地主的力量，在東、西魏的爭奪戰中，都歸附了宇文泰。為了把北方六鎮武將和關隴豪族的力量統一起來，宇文泰組成了以八柱國為核心，以大將軍、開府為主要成員，以府兵系統為基礎的關隴軍事貴族集團，一般稱之為“關隴集團”。這是一個依靠武裝力量建立起來、胡漢結合的集團。在西魏、北周、隋和唐初他們都佔據着統治地位。其鼎盛時期在北周、隋，到武則天時期基本結束。
[282]只有有了魏晉南北朝數百年分離戰亂的經驗，才能理解隋煬帝急通大運河的憂慮所在；如果經歷了戰國數百年的戰亂，就會在秦制的評判上認同司馬遷、王夫之的成熟見解。秦始皇、隋煬帝都是剛剛經歷過國家分裂導致“天下共苦戰鬥不休”歷史的“過來人”，有了這樣的經驗，秦始皇和隋煬帝才會對他們那個時代封建自由主義“公知”們的空論深惡痛絕——司馬遷批評説，説這話的人“此與以耳食無異”，意思是説“這和用耳朵吃東西沒有什麼兩樣”——並對其實行最嚴厲的打擊，才會抱有以建立新制度終止天下“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歷史趨勢的決心。張文木：《戰略學札記·人物》，海洋出版社2018年版，第459頁。
[28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4頁。
[284]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頁。
[285]耿國（？～公元58年），耿秉的父親。耿國有謀略，屢次和光武帝討論應對烏桓、鮮卑犯邊之策，得光武帝器重。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南匈奴䤈落屍逐鞮單于遣使向東漢通好稱臣，願助東漢抵禦北方敵人。光武帝將此事交給大臣們議論，大臣們認為天下剛安定，中原空虛，夷狄情況真假難知，不能答應。而耿國認為可以答應，光武帝於是採納其建議。從此烏桓、鮮卑修築城堡、營寨自守，北方敵人逃向遠方，中原少戰事。建武二十七年（51年），任大司農。永平元年（公元58年），耿國去世。
[286]《後漢書》卷一百二十《鮮卑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三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9頁。
[287]《後漢書》卷七十五《袁安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頁。
[288]《後漢書》卷一百二十《鮮卑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三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4頁。
[289]疢（chèn），一種熱毒病。
[290]《後漢書》卷一百十九《南匈奴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後漢書》（第三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6～1797頁。
[291]范曄（公元398～445年），字蔚宗，順陽（今河南南陽淅川）人，南朝宋官員、史學家、文學家。
[292]范曄在獄中寫給他外甥和侄兒的信中對自己寫的《後漢書》評價説：“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史》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宋書》卷六十九《范曄》，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宋書》（第五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9～1510頁。
[29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4頁。
[294]﹝晉﹞陳壽：《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第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4頁。
[295]“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漢書》（第三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2頁。
[296]﹝晉﹞陳壽：《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第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4頁。
[297]葛全勝等著：《中國曆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頁。
[298]［日］田家康著，範春飈譯：《氣候文明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頁。
[299]參見《過去兩千年農牧交錯帶地區的降水與乾濕變化》，葛全勝等著：《中國曆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頁。
[300]﹝晉﹞陳壽：《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第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4頁。
[301]﹝晉﹞陳壽：《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第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4頁。
[302]﹝晉﹞陳壽：《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第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4頁。
[303]宇文泰（公元507～556年），，代郡武川（今內蒙古武川西）人，鮮卑宇文部後裔。是西魏向北週轉換的關鍵人物。北魏末年六鎮起義中，宇文泰隨父宇文肱加入鮮于修禮的起義隊伍。起義被爾朱榮鎮壓後，宇文泰成為其部將賀拔嶽麾下。宇文泰從賀拔嶽入定關隴。534年北魏孝武帝授宇文泰為大丞相。同年十二月宇文泰殺孝武帝，立元寶炬為帝，是為西魏，都長安。從此宇文泰控制西魏朝局長達22年，其間採取鮮卑舊八部制，立八柱國。對外立足關隴，爭戰東魏，蠶食南梁。奠定了其身後關隴政權一統天下及隋唐王朝強盛的基礎。公元556年，宇文泰去世。次年，其侄宇文護迫西魏恭帝禪讓，由宇文泰子宇文覺即位天王，建立北周。
[304]“為了避免對一些根本概念作冗長的説明，我將把中華民族這個詞用來指現在中國疆域裏具有民族認同的十一億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個民族單位是多元，中華民族是一體，它們雖則都稱“民族”，但層次不同。我用國家疆域來作中華民族的範圍並不是很恰當的，因為國家和民族是兩個不同的又有聯繫的概念。我這樣劃定是出於方便和避免牽涉到現實的政治爭論。同時從宏觀上看，這兩個範圍基本上或大體上可以説是一致的。”費孝通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
[305]［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峯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頁。
[306]“安格斯·迪頓因研究消費、貧困和福利而獲得了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主要觀點是：貧困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無效。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裏，迪頓稱國家無法提供富國人民習以為常的服務和保護，是貧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迪頓的觀點中，明確反對富國對貧國的直接援助，認為援助會破壞窮人最需要的東西，即本地國家能力的發展，而窮國最需要建立起一個有效政府。迪頓更贊成富國或者減少援助，或者直接把資金給窮人。”《富國不應該給窮國援助》，2015年10月13日《北京日報》。
[307]厭(yā)人：巫術之人，意不詳之人。
[308]“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謂單于來朝不吉利。所言“大故”，是指黃龍元年十二月宣帝崩，竟寧元年五月元帝崩。
[309]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漢書》（第三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1頁。
[310]從此隙：謂從此產生矛盾。
[311]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意即圍在皇帝身邊的高參們。
[312]卒：終也。所以脱：指脱身之策。
[313]妄阿順指：批評樊噲只會一味阿諛奉承上意
[314]權書遺之：權，變也。言大臣們善變，順着匈奴意思回信。
[315]權，謀也。時漢軍在馬邑設埋伏，欲誘殲匈奴。後讓匈奴發覺而失算。
[316]大幕：大漠也。
[317]狼望之北：指蒙古高原大漠以北地區。狼望：猶言徼塞之北。
[318]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意即以一勞獲永逸，以短痛換長熬。
[319]漢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2年）繼位。
[320]桀心：兇暴之心。
[321]質：信也，意即按預先約定的時間歸還。
[322]反：返也。
[323]元康元年為公元前65年，繼之為神爵元年，為公元前60年。
[324]計不顓制：不專制，即不將匈奴當下臣看待。
[325]不強：不強求也。
[326]肄：習也。易肄以惡，意即習慣於作惡。
[327]詘（qū），通屈。其強難詘，意即不易屈服。
[328]慰薦：親切安撫，義同“慰藉”。撫循：同“拊循”。
[329]交接賂遺，威儀俯仰：意即使者往來，給以接濟，恩威並用。
[330]姑繒：西南夷之一種，在益州。
[331]蕩姐：西羌之一支。
[332]艾，刈也。
[333]二時：謂半年。三個月為一時，二時六個月。
[334]閭（lǘ）：.古代二十五家為一閭。
[335]垂，陲也。三陲，意即即周邊中除北部邊疆之外的其他三面邊陲。“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意思是：只有匈奴情況不一樣，它真是中國的勁敵，其他三面邊疆的情勢與北方相比也不在一個檔次。
[336]茲甚，如此這般。意即前面的朝廷都如此這般地重視。
[337]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句意思是，匈奴想離開他們的王庭，到來朝見漢朝皇帝。
[338]距，拒也。
[339]來厭之辭：言匈奴來朝者為不詳因面需拒絕其來朝見的説辭。
[340]隙，矛盾。
[341]怠慢、延緩。
[342]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言匈奴認為漢廷有負以前的友好承諾並因此埋怨漢廷。
[343]辯者轂擊：意謂説客們互相撞車。
[344]費十而愛一：謂以往不惜十分之費以制匈奴，今來朝之費僅十分之一竟然吝惜。
[345]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漢書》（第三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5頁。
[346]轉引自曾景忠、梁之彥編：《蔣經國自述》，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12頁。
[347]寤，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