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全文）
新華社北京9月24日消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4日發表《關於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全文如下：
關於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
（2018年9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目錄
前言
一、中美經貿合作互利共贏
二、中美經貿關係的事實
三、美國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
四、美國政府的貿易霸凌主義行為
五、美國政府不當做法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危害
六、中國的立場
前言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經貿關係既對兩國意義重大，也對全球經濟穩定和發展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
中美兩國建交以來，雙邊經貿關係持續發展，利益交匯點不斷增多，形成了緊密合作關係，不僅使兩國共同獲益，而且惠及全球。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在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過程中，中美兩國遵循雙邊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規則，拓展深化經貿合作，基於比較優勢和市場選擇形成了結構高度互補、利益深度交融的互利共贏關係。雙方通過優勢互補、互通有無，有力促進了各自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同時提升了全球價值鏈效率與效益，降低了生產成本，豐富了商品種類，極大促進了兩國企業和消費者利益。
中美兩國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制度不同，存在經貿摩擦是正常的，關鍵是如何增進互信、促進合作、管控分歧。長期以來，兩國政府本着平等、理性、相向而行的原則，先後建立了中美商貿聯委會、戰略經濟對話、戰略與經濟對話、全面經濟對話等溝通協調機制，雙方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保障了中美經貿關係在近40年時間裏克服各種障礙，不斷向前發展，成為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和推進器。
2017年新一屆美國政府上任以來，在“美國優先”的口號下，拋棄相互尊重、平等協商等國際交往基本準則，實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經濟霸權主義，對許多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中國作出一系列不實指責，利用不斷加徵關税等手段進行經濟恫嚇，試圖採取極限施壓方法將自身利益訴求強加於中國。面對這種局面，中國從維護兩國共同利益和世界貿易秩序大局出發，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爭議的基本原則，以最大的耐心和誠意回應美國關切，以求同存異的態度妥善處理分歧，克服各種困難，同美國開展多輪對話磋商，提出務實解決方案，為穩定雙邊經貿關係作出了艱苦努力。然而，美國出爾反爾、不斷髮難，導致中美經貿摩擦在短時間內持續升級，使兩國政府和人民多年努力培養起來的中美經貿關係受到極大損害，也使多邊貿易體制和自由貿易原則遭遇嚴重威脅。
為澄清中美經貿關係事實，闡明中國對中美經貿摩擦的政策立場，推動問題合理解決，中國政府特發佈此白皮書。
一、中美經貿合作互利共贏
中美建交以來，雙邊經貿關係不斷發展，貿易和投資等合作取得豐碩成果，實現了優勢互補、互利共贏。中國從中受益匪淺，美國也從中獲得了廣泛、巨大的經濟利益，分享了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和成果。事實證明，良好的中美經貿關係對兩國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合則兩利，鬥則兩傷。
（一）中美雙方互為重要的貨物貿易伙伴
雙邊貨物貿易快速增長。根據中國有關部門統計數據，2017年中美雙邊貨物貿易額達5837億美元，是1979年建交時的233倍，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的7倍多。目前，美國是中國第一大貨物出口市場和第六大進口來源地，2017年中國對美國出口、從美國進口分別佔中國出口和進口的19%和8%；中國是美國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2017年美國對華出口佔美國出口的8%。
美國對華出口增速明顯快於其對全球出口。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美國對華出口快速增長，中國成為美國重要的出口市場。根據聯合國統計，2017年美國對華貨物出口1298.9億美元，較2001年的191.8億美元增長577%，遠遠高於同期美國對全球112%的出口增幅（圖1）（注1）。
中國是美國飛機、農產品、汽車、集成電路的重要出口市場。中國是美國飛機和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場，汽車、集成電路、棉花的第二大出口市場。2017年美國出口中57%的大豆、25%的波音飛機、20%的汽車、14%的集成電路、17%的棉花都銷往中國。
中美雙邊貿易互補性強。美國居於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對華出口多為資本品和中間品，中國居於中低端，對美出口多為消費品和最終產品，兩國發揮各自比較優勢，雙邊貿易呈互補關係。2017年中國向美國出口前三大類商品為電機電氣設備及其零附件、機械器具及零件、傢俱寢具燈具等，合計佔比為53.5%。中國從美國進口前三大類商品為電機電氣設備及其零附件、機械器具及零件、車輛及其零附件，合計佔比為31.8%。機電產品在中美雙邊貿易中佔重要比重，產業內貿易特徵較為明顯（表1）。中國對美出口的“高技術產品”，大多只是在華完成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包含大量關鍵零部件和中間產品的進口與國際轉移價值。
（二）中美雙邊服務貿易快速增長
美國服務業高度發達，產業門類齊全，國際競爭力強。隨着中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服務需求明顯擴大，雙方服務貿易快速增長。據美國方面統計，2007－2017年，中美服務貿易額由249.4億美元擴大到750.5億美元，增長了2倍。2017年，據中國商務部統計，美國是中國第二大服務貿易伙伴；據美國商務部統計，中國是美國第三大服務出口市場。
美國是中國服務貿易最大逆差來源地，且逆差快速擴大。據美國方面統計，2007－2017年，美國對華服務出口額由131.4億美元擴大到576.3億美元，增長了3.4倍，而同期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服務出口額增長1.8倍，美國對華服務貿易年度順差擴大30倍至402億美元（圖2）。
目前，美國是中國服務貿易逆差最大來源國，佔中國服務貿易逆差總額的20%左右。中國對美服務貿易逆差主要集中在旅行、運輸和知識產權使用費三個領域。
注1：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
（注：注1為右上角①，以此類推。）
中國對美旅行服務貿易逆差不斷擴大。據美國商務部統計，截至2016年，中國內地到訪美國的遊客數量已連續13年增長，其中12年的增速都達到兩位數。中國商務部統計顯示，2017年中國遊客赴美旅遊、留學、就醫等旅行支出合計達510億美元，其中赴美遊客約300萬人次，在美旅遊支出高達330億美元。在教育方面，美國是中國學生出境留學第一大目的地，2017年中國在美留學生約42萬人，為美國貢獻約180億美元收入。根據美國方面統計，中國對美國旅行服務貿易逆差從2006年的4.3億美元擴大至2016年的262億美元，年均增長50.8%。
中國對美國支付知識產權使用費持續增加。據中國有關方面統計，美國是中國第一大版權引進來源國，2012－2016年，中國自美國引進版權近2.8萬項。中國對美國支付的知識產權使用費從2011年的34.6億美元增加至2017年的72億美元，6年時間翻了一番（圖3）。其中2017年中國對美支付佔中國對外支付知識產權使用費總額的四分之一。
（三）中美互為重要的投資夥伴
美國是中國重要外資來源地。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截至2017年，美國累計在華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約6.8萬家，實際投資超過830億美元。中國企業對美國直接投資快速增長，美國成為中國重要的投資目的地。隨着中國對外投資的發展，中國企業對美國直接投資從2003年的0.65億美元增長至2016年的169.8億美元。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截至2017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存量約670億美元。與此同時，中國還對美國進行了大量金融投資。根據美國財政部統計，截至2018年5月底，中國持有美國國債1.18萬億美元。
（四）中美雙方均從經貿合作中明顯獲益
中美雙方從經貿合作中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實現了互利共贏。
中美經貿合作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與美國等國加強貿易和投資合作，相互開放市場，有利於中國企業融入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了可觀的外部市場。經過改革開放以來40年的發展，2017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4.1萬億美元，居世界首位；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6956.8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吸引外商投資1363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美國在華企業在技術創新、市場管理、制度創新等方面對中國企業起到了示範作用，促進了市場競爭，提升了行業效率，帶動了中國企業提高技術和管理水平。中國從美國進口大量機電產品和農產品，彌補了自身供給能力的不足，滿足了各領域需求特別是高端需求，豐富了消費者選擇。
與此同時，美國獲得了跨境投資、進入中國市場等大量商業機會，對美國經濟增長、消費者福利、經濟結構升級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經貿合作促進了美國經濟增長，降低了美國通脹水平。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和牛津研究院聯合研究估算（注1），2015年美國自華進口提振了美國國內生產總值0.8個百分點；美國對華出口和中美雙向投資為美國國內生產總值貢獻了2160億美元，提升美國經濟增長率1.2個百分點；來自中國物美價廉的商品降低了美國消費者物價水平，如2015年降低其消費物價水平1－1.5個百分點。低通貨膨脹環境為美國實施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提供了較大空間。
為美國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估算，2015年美國對華出口和中美雙向投資支持了美國國內260萬個就業崗位（注2）。其中，中國對美投資遍佈美國46個州，為美國國內創造就業崗位超過14萬個，而且大部分為製造業崗位。
給美國消費者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雙邊貿易豐富了消費者選擇，降低了生活成本，提高了美國民眾特別是中低收入羣體實際購買力。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研究顯示，2015年，中美貿易平均每年為每個美國家庭節省850美元成本，相當於美國家庭收入的1.5%（注1）。
為美國企業創造了大量商機和利潤。中國是一個巨大而快速增長的市場，中美經貿合作為美國企業提供了大量商業機會。從貿易來看，根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發布的《2017年度美各州對華出口報告》，2017年中國是美國46個州的前五大貨物出口市場之一，2016年中國是美國所有50個州的前五大服務出口市場之一；2017年每個美國農民平均向中國出口農產品1萬美元以上。從投資來看，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15年美國企業實現在華銷售收入約5170億美元，利潤超過360億美元；2016年銷售收入約6068億美元，利潤超過390億美元。美國三大汽車製造商2015年在華合資企業利潤合計達74.4億美元。2017年美系乘用車在華銷量達到304萬輛，佔中國乘用車銷售總量的12.3%（注2），僅通用汽車公司在華就有10家合資企業，在華產量佔到其全球產量的40%（注3）。美國高通公司在華芯片銷售和專利許可費收入佔其總營收的57%，英特爾公司在中國（包括香港地區）營收佔其總營收的23.6%（注1）。2017年財年，蘋果公司大中華地區營收佔其總營收的19.5%（注2）。截至2017年1月，13家美國銀行在華設有分支機構，10家美資保險機構在華設有保險公司。高盛、運通、美國銀行、美國大都會人壽等美國金融機構作為中國金融機構的戰略投資者，均取得了不菲的投資收益。根據中國證監會統計，中國境內公司到境外首發上市和再融資，總籌資額的70%由美資投資銀行擔任主承銷商或聯席主承銷商（注3）。美國律師事務所共設立駐華代表處約120家。
促進了美國產業升級。在與中國經貿合作中，美國跨國公司通過整合兩國要素優勢提升了其國際競爭力。蘋果公司在美國設計研發手機，在中國組裝生產，在全球市場銷售。根據高盛公司2018年的研究報告，如蘋果公司將生產與組裝全部移到美國，其生產成本將提高37%（注4）。從技術合作領域看，美國企業在中國銷售和投資，使這些企業能夠享受中國在雲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應用成果，使其產品更好適應不斷變化的全球市場（注1）。中國承接了美國企業的生產環節，使得美國能夠將更多資金等要素資源投入創新和管理環節，集中力量發展高端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帶動產業向更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領域升級，降低了美國國內能源資源消耗和環境保護的壓力，提升了國家整體競爭力。
總體來看，中美經貿合作是一種雙贏關係，絕非零和博弈，美國企業和國民從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美國一部分人宣稱的“美國吃虧論”是站不住腳的。
（注1）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和牛津經濟研究院報告《理解中美經貿關係》，2017年1月。
（注2）同上。
（注1）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和牛津經濟研究院報告《理解中美經貿關係》，2017年1月。
（注2）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網站（http：//www.auto-stats.org.cn）。
（注3）通用汽車公司網站（http：//www.gmchina.com）。
（注1）英特爾公司網站（http：//www.intel.com）。
（注2）蘋果公司網站（http：//www.apple.com）。
（注3）中國商務部：《關於中美經貿關係的研究報告》，第31頁。
（注4）高盛公司網站（http：//www.goldmansachs.com），《美國製造還是中國製造？處在十字路口的25年供應鏈投資》，2017年5月。
（注1）安佳·曼紐爾：《中國技術不是敵人》，《大西洋》月刊，2018年8月。
二、中美經貿關係的事實
中美經貿交往規模龐大、內涵豐富、覆蓋面廣、涉及主體多元，產生一些矛盾分歧在所難免。兩國應以全局綜合的視角看待，從維護兩國戰略利益和國際秩序大局出發，以求同存異的態度妥善處理分歧，務實化解矛盾。但是，現任美國政府通過發佈《對華301調查報告》等方式，對中國作出“經濟侵略”、“不公平貿易”、“盜竊知識產權”、“國家資本主義”等一系列污名化指責，嚴重歪曲了中美經貿關係的事實，無視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績和中國人民為此付出的心血汗水，這既是對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不尊重，也是對美國人民真實利益的不尊重，只會導致分歧加大、摩擦升級，最終損害雙方根本利益。
（一）不應僅看貨物貿易差額片面評判中美經貿關係得失
客觀認識和評價中美雙邊貿易是否平衡，需要全面深入考察，不能只看貨物貿易差額。中國並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事實上，中國經常賬户順差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已由2007年的11.3%降至2017年的1.3%。中美貨物貿易不平衡現象更多是美國經濟結構和現有比較優勢格局下市場自主選擇的自然結果，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雙方共同努力進行結構性調整。美國無視影響中美經貿關係的多方面因素，片面強調兩國貨物貿易不平衡現象，將責任歸咎於中國，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中美經貿往來獲益大致平衡。中美雙邊貨物貿易不平衡現象有一個歷史演變過程。在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美國一直處於順差地位，1992年之後中國轉為順差並持續增加。
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化生產普遍存在的今天，雙邊經貿關係內涵早已超出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本國企業在對方國家分支機構的本地銷售額（即雙向投資中的本地銷售）也應考慮進來。綜合考慮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本國企業在對方國家分支機構的本地銷售額三項因素，中美雙方經貿往來獲益大致平衡，而且美方淨收益佔優（圖4）。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17年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為541億美元，美國在服務貿易方面佔有顯著優勢。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數據，2015年美資企業在華銷售額高達4814億美元，遠高於中資企業在美256億美元的銷售額，美國佔有4558億美元的優勢，美國企業跨國經營優勢更為突出。2018年6月德意志銀行發佈的研究報告《估算美國和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經濟利益》認為，從商業利益角度分析，考慮到跨國公司的全球經營對雙邊經貿交往的影響，美國實際上在中美雙邊貿易交往過程中獲得了比中國更多的商業淨利益。根據其計算，扣除各自出口中其他國家企業子公司的貢獻等，2017年美國享有203億美元的淨利益（注1）。
中美貨物貿易差額是美國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必然結果，也是由兩國比較優勢和國際分工格局決定的。中美雙邊貨物貿易差額長期存在並不斷擴大，是多重客觀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並不是中國刻意追求的結果。
第一，這是美國國內儲蓄不足的必然結果。從國民經濟核算角度看，一國經常項目是盈餘還是赤字，取決於該國儲蓄與投資的關係。美國經濟的典型特徵是低儲蓄、高消費，儲蓄長期低於投資，2018年第一季度，美國淨國民儲蓄率僅為1.8%。為了平衡國內經濟，美國不得不通過貿易赤字形式大量利用外國儲蓄，這是美國貿易逆差形成並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自1971年以來，美國總體上處於貿易逆差狀態，2017年與102個國家存在貿易逆差。美國貿易逆差是一種內生性、結構性、持續性的經濟現象。美國目前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只是美國對全球貿易逆差的階段性、國別性反映。
第二，這是中美產業比較優勢互補的客觀反映。從雙邊貿易結構看，中國順差主要來源於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製成品，而在飛機、集成電路、汽車等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和農產品領域都是逆差。2017年，中國對美農產品貿易逆差為164億美元，佔中國農產品貿易逆差總額的33%；飛機貿易逆差為127.5億美元，佔中國飛機貿易逆差總額的60%；汽車貿易逆差為117億美元。因此，中美貨物貿易不平衡是雙方發揮各自產業競爭優勢的情況下市場自主選擇的結果。
第三，這是國際分工和跨國公司生產佈局變化的結果。隨着全球價值鏈和國際分工深入發展，跨國公司利用中國生產成本低、配套生產能力強、基礎設施條件好等優勢，來華投資設廠組裝製造產品，銷往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市場。從貿易主體看，據中國海關統計，2017年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的59%來自外商投資企業。隨着中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和融入亞太生產網絡，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過去日本、韓國等其他東亞經濟體對美的貿易順差。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統計，日本、韓國等東亞經濟體佔美國總逆差的比值，由1990年的53.3%下降為2017年的11%，同期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佔比則由9.4%上升為46.3%（圖5）。
注1：德意志銀行：《估算美國和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經濟利益》，2018年6月。
第四，這是美國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的結果。美國在高新技術產品貿易方面擁有巨大競爭優勢，但美國政府基於冷戰思維，長期對華實施嚴格的出口管制，人為抑制了美國優勢產品對華出口潛力，造成美企業喪失大量對華出口機會，加大了中美貨物貿易逆差。據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2017年4月的報告分析（注1），美國若將對華出口管制放鬆至對巴西的水平，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可縮減24%；如果放鬆至對法國的水平，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可縮減35%。由此可見，美國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的潛力遠未充分發揮，美國不是不可以減少對華貿易逆差，只是自己關閉了增加對華出口的大門。
第五，這是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結果。二戰結束後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一方面，美國利用美元“囂張的特權”（注1）向世界各國徵收“鑄幣税”，美國印製一張百元美鈔的成本不過區區幾美分，但其他國家為獲得這張美鈔必須提供價值相當於100美元的實實在在的商品和服務。另一方面，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客觀上需要承擔為國際貿易提供清償能力的職能，美國通過逆差不斷輸出美元。美國貿易逆差背後有其深刻的利益基礎和國際貨幣制度根源。
此外，美國統計方法相對高估了中美貨物貿易逆差額。中美雙方的統計差異長期存在，且差異較大。2017年，中國統計對美貨物貿易順差為2758億美元，美國統計對華逆差接近3958億美元，相差1000億美元左右。由中美兩國商務部相關專家組成的統計工作組，每年就中美貿易統計差異進行一次比較研究。根據該工作組測算，美國官方統計的對華貿易逆差每年都被高估20%左右。根據中國海關和美國商務部普查局的統計，雙方統計結果在最近十年來的走勢和變動幅度大致相同（圖6）。引起差異的原因包括進口價格和出口價格之間的差異、轉口貿易增值、直接貿易加價、地理轄區、運輸時滯等。
若以貿易增加值方法核算，美國對華逆差將大幅下降。中國對外貿易具有大進大出特點，中美貿易亦是如此。據中國商務部統計，從貿易方式看，中美貿易不平衡的61%來自加工貿易。中國在很多加工製成品出口中獲得的增加值，僅佔商品總價值的一小部分，而當前貿易統計方法是以總值（中國對美出口的商品全額）計算中國出口。世貿組織和經合組織等從2011年起倡導以“全球製造”新視角看待國際化生產，提出以“貿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分析各國參與國際分工的實際地位和收益，並建立了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以2016年為例，據中國海關按照傳統貿易總值的統計，中國對美順差額為2507億美元；但若根據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從貿易增加值角度核算，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為1394億美元，較總值方法減少44.4%。
（二）不應脱離世界貿易組織的互惠互利原則談論公平貿易
近年來，美國從倡導“自由貿易”轉向強調所謂“公平貿易”，並賦予其新解釋。現任美國政府強調的所謂“公平貿易”不是基於國際規則，而是以“美國優先”為前提，以維護美國自身利益為目標。其核心是所謂“對等”開放，即各國在每個具體產品的關税水平和每個具體行業的市場準入上都與美國完全一致，尋求絕對對等。在美國政府看來，美國與其他國家市場開放“不對等”使美國處於不公平的貿易地位，並導致雙邊貿易不平衡。這種對等概念，與世界貿易組織的互惠互利原則並不一致。
世界貿易組織所提倡的互惠互利原則，考慮了各國發展階段的差別。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發展中成員享有差別和更優惠待遇。這種制度安排是在尊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發展權的基礎上，積極吸納新的發展中成員加入，以擴大成員數量、增強多邊體制的包容性，也體現了以當期優惠換取後期開放的互惠原則。對於發展中成員而言，由於其處於發展初期階段，需要對產業適度保護以促進良性發展，其市場隨經濟發展擴大後，也將為發達國家帶來更多商業機會。發展中成員享有差別和更優惠待遇，符合包括髮達成員在內的各國各地區長期利益，這種制度安排是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公平。2001年，中國通過多邊談判以發展中成員身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享受發展中成員待遇。十幾年來，中國經濟實現了快速發展，但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由於中國有13.9億人口，經濟總量數據顯得較為龐大，但這沒有改變人均發展水平較低的現實。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2017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8643美元，僅為美國的14.5%，排在世界第71位。2017年末中國還有3046萬農村貧困人口。僅以中國經濟和貿易總規模較大為依據，要求中國和美國實現關税絕對對等是不合理的。美國追求絕對對等的做法，違背了世界貿易組織最惠國待遇和非歧視性原則（專欄1）。
（注1）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美國對華出口的政治障礙與美中貿易赤字》，2017年4月10日。
（注1）巴里·艾肯格林：《囂張的特權：美元興衰和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年。
世界貿易組織所提倡的互惠互利原則，是各國就所有產業開放市場實現總體互惠和利益平衡，並非狹義侷限於每個產業或產品承諾水平對等。由於資源稟賦、產業競爭力的差異，很難實現兩個經濟體絕對對等開放，不同產業關税水平是有差異的。如果按照美國絕對對等邏輯，美國自身也有大量不公平和不對等的情況。例如，中國對帶殼花生、乳製品和貨車徵收的關税分別為15%、12%和15%－25%，而據世界貿易組織關税數據顯示，美國相應的關税分別為163.8%、16%和25%，均高於中國（表2）。
事實上，中國在切實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後，還主動通過單邊降税擴大市場開放。截至2010年，中國貨物降税承諾全部履行完畢，關税總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9.8%。中國並未止步於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而是通過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等方式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給予最不發達國家關税特殊優惠，多次以暫定税率方式大幅自主降低進口關税水平。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數據，2015年中國貿易加權平均關税税率已降至4.4%，明顯低於韓國、印度、印度尼西亞等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已接近美國（2.4%）和歐盟（3%）的水平；在農產品和製成品方面，中國已分別低於日本農產品和澳大利亞非農產品的實際關税水平（表3）。2018年以來，中國進一步主動將汽車整車最惠國税率降至15%，將汽車零部件最惠國税率從最高25%降至6%；大範圍降低部分日用消費品進口關税，涉及1449個税目，其最惠國平均税率從15.7%降至6.9%，平均降幅達55.9%。目前，中國關税總水平已進一步降為8%。
美國所主張的“公平貿易”和“對等開放”，否定各國發展階段、資源稟賦和優勢產業的客觀差異，無視發展中國家發展權，勢必會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和產業造成衝擊，造成更大範圍的不公平，最終也不利於美國企業擴大國際市場，分享發展中國家發展機遇。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國際上有的人認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佔了便宜，其他國家吃了虧。事實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低成本勞動力、土地等資源與國際資本、技術相結合，迅速形成巨大生產能力，推動了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發展，促進了世界經濟增長。在此期間，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持續擴大，規模從2001年468.8億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1363.2億美元，年均增長6.9%，跨國公司分享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機遇。與此同時，中國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也在環境、產業調整等方面承擔了較大成本。
（三）不應違背契約精神指責中國進行強制技術轉讓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外國企業為了拓展新興市場、節約生產支出、實現規模效益和延長技術獲利時間，主動與中國企業建立合作伙伴關係，訂立契約合同，把產能和訂單向中國轉移，這完全是基於商業利益的企業自願行為。不能因為中國企業的技術進步，就把原本雙方自願的交易活動歪曲為強制技術轉讓，這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是對契約精神的背棄。
中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合作過程中發生的技術轉移，源自發達國家企業出於利益最大化考慮的主動技術轉讓及產業轉移。產品生命週期理論表明，任何一種產品都會因新技術的應用而經歷一個由盛到衰的生命週期。跨國公司在努力開發新技術的同時，需要不斷向發展中國家轉讓已落後或是標準化了的技術，以延長依靠舊技術獲取利潤的時間，併為新技術研發應用騰出空間和要素資源，也間接分擔研發成本，技術轉讓和許可是常用的商業合作模式。上世紀90年代以來，微軟、英特爾、高通、寶潔、通用電氣、朗訊等美國公司相繼在中國設立研發機構，目的是更好適應和開發中國市場。多年來美國在華企業通過技術轉讓與許可獲得了鉅額利益回報，是技術合作的最大受益者。
在中外企業合作中，中國政府沒有強制要求外商投資企業轉讓技術的政策和做法。中外企業技術合作和其他經貿合作完全是基於自願原則實施的契約行為，雙方企業都從中獲得了實際利益。一般來説，外國企業技術收入有三種模式：（1）一次性轉讓，可以按轉讓價結算，也可以折價入股；（2）銷售的設備、零部件或產品中，包括技術收入；（3）技術許可，收取許可費。比如，當一傢俱有技術優勢的外國企業銷售設備給中國企業，中國企業由於不掌握設備的某些技術，需要長期多次購買設備提供方的技術服務和零部件，在此情況下，中國企業願意以一次性付費的方式向外方購買部分技術。這種技術轉讓要求，屬於企業在成本效益核算基礎上的正常議價談判，無論分次支付技術費還是一次性支付技術費，都是國際商業技術交易中常見的做法。美國政府將外商投資企業通過訂立商業合同與中國企業建立夥伴關係、轉讓或許可其技術、共同在中國市場上獲得商業回報的自願合作行為稱為“強制技術轉讓”，完全是對事實的歪曲。
除此之外，中國在某些領域的股權合作符合中國的國際義務、各國慣例和實踐，不能被混淆為“強制技術轉讓”。而且，近幾年中國對外商投資的股權限制不斷放開，外國企業自由選擇權不斷擴大（專欄2）。在此過程中，中外企業股權合作仍然不斷深化，完全是雙方基於商業原因的自由選擇。
美國政府關於中國“偷盜”先進技術的指責是對中國科技進步艱苦努力的污衊。中華民族是勤勞智慧、善於創造的民族，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和教育發展，中國科技進步是中國長期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結果，是全體人民特別是科技工作者辛勤勞動的成果。2000年以來，中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以年均近20%的速度增長。2017年，中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1.76萬億人民幣，僅次於美國，位居全球第二，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2.13%（注1），已經接近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中國有2613所高等學校，10.9萬家各類研發機構，超過621萬研發人員，2017年研發人員全時當量達403萬人年，其中企業佔77.3%。（注2）2017年，有113家中國企業進入“2017全球創新1000強”榜單（注3），僅次於美國、日本，位居全球第三。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018年7月發佈的“2018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中，中國由2016年的第22名升至第17名（注4）。2017年，中國專利申請369.8萬件，授予專利權183.6萬件（注5）；發明專利申請量達138.2萬件，同比增長14.2%，連續7年居世界首位（注6）；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佈的數字，2017年中國通過《專利合作條約》途徑提交的國際專利申請量達4.9萬件，僅次於美國。有10家中國企業進入企業國際專利申請量前50位。美國前財政部長、著名經濟學家拉里·薩默斯説：“你問我中國的技術進步來自哪裏，它來自於那些從政府對基礎科學鉅額投資中受益的優秀企業家，來自於推崇卓越、注重科學和技術的教育制度。它們的領導地位就是這樣產生的，而不是通過在一些美國公司持股產生的。”（注1）
（四）不應抹殺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的巨大努力與成效
中國在保護知識產權上的態度是明確而堅定的，在立法、執法和司法層面不斷強化保護（注2），取得了明顯成效。美國政府2016年以前的官方報告，也積極肯定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取得的成績。中國美國商會所做的年度商務環境調查顯示，其會員企業在華運營的主要挑戰中，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已由2011年的第7位降低到2018年的第12位。近期美國政府對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指責是有悖事實的，完全抹殺了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的巨大努力與成效。
中國建立並不斷完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法律保護力度不斷提高。中國在較短時間內建立起一套完備且高標準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走過了發達國家通常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完成的立法路程。目前已經建立了從法律、規劃、政策到執行機構等知識產權保護、運用和管理的完整體系。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前總幹事阿帕德·鮑格胥博士曾評價稱，“這在知識產權發展史上是獨一無二的”。2013年，中國修訂了《商標法》，增加了懲罰性賠償制度，將法定賠償限額從50萬元提高至300萬元，保護力度大幅度提高。自2014年啓動的《專利法》第四次全面修改工作，提出了加強專利權保護的相關建議措施，包括加大對侵權行為的懲罰力度、完善證據規則、完善行政保護措施、加強網絡環境下專利保護等。2017年修訂《反不正當競爭法》，進一步完善了商業秘密的保護，明確市場混淆行為，拓寬對標識的保護範圍，同時強化了對有關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2017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施行，該法規定：“民事主體依法享有知識產權”，並明確規定商業秘密屬於知識產權，加強了對商業秘密的保護。
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充分發揮司法保護主導作用。2014年，中國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了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跨區域管轄專利等知識產權案件。自2009年以來，中國共設立了天津、南京、蘇州、武漢、西安等16個知識產權法庭，有效提升了知識產權專業化審判水平。2013年至2017年，中國法院共新收各類知識產權案件813564件，審結781257件。2017年，中國法院共新收一審知識產權案件213480件，結案202970件，分別比上年增加46%和43%（注1）。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審理知識產權案件尤其是專利案件最多的國家。中國依法平等保護中外當事人合法權益。2016年，中國法院共審結涉外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1667件，同比上升25.6%（專欄3）（注2）。中國處理涉外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週期是全世界最短的之一，北京知識產權法庭平均為4個月。由於司法程序快捷，目前中國法院已被國際上視為知識產權訴訟較為可取的訴訟地，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受理的案件中有相當一部分雙方當事人都是外國人。
（注1）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
（注2）同上。
（注3）普華永道會計事務所所屬思略特管理諮詢公司：《2017全球創新1000強》。
（注4）康奈爾大學、歐洲工商管理學院、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全球創新指數2018》。
（注5）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8年2月28日。
（注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7中國知識產權發展狀況新聞發佈會，2018年4月24日。
（注1）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網站（https：//www.cnbc.com），2018年6月27日。
（注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白皮書，2018年6月。
（注1）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數據。
（注2）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2016年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狀況》。
知識產權行政主管部門採取了積極主動的保護措施，行政執法力度持續加強。中國實施行政、司法雙軌制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不僅可以尋求司法保護，還可以尋求行政保護。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積極構建集快速審查、快速確權、快速維權於一體的快速協同保護體系，建成了基本覆蓋全國的“12330”知識產權維權援助與舉報投訴網絡。專利、商標、版權行政執法部門開展了強有力的主動執法，有效保護了知識產權權利人合法權益。2011年11月，中國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做好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製售假冒偽劣商品工作的意見》，成立了全國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製售假冒偽劣商品工作領導小組，形成由29個部門參與的常態機制。2018年，中國重新組建國家知識產權局，商標、專利執法由市場監管綜合執法隊伍承擔，執法力量得到整合與加強。
中國日益加強的知識產權保護為外國企業在華創新提供了有效保障。國外來華髮明專利申請受理量從2012年的117464件增加到了2017年的135885件（注1）。來自國外的商標註冊申請量從2013年的9.5萬件增加到了2017年的14.2萬件，同期存量商標到期續展申請量從1.4萬件增加到了2.0萬件（注2）。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認為，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狀況不斷改善，過去十年間中國使用外國技術支付的專利授權和使用費增長4倍，2017年為286億美元，排名全球第四，其中為本國境內使用的外國技術支付費用的規模僅次於美國，排名全球第二（注3）。
美國企業因中國有效保護知識產權獲益豐厚。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統計，2016年中國向美國支付知識產權使用費79.6億美元。中國國家版權局、商務部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數據顯示，2012－2016年，中國自美國引進版權近2.8萬項。在商標方面，2002－2016年，美國在華申請轉讓商標5.8萬餘件，佔中國商標轉讓申請總數4.54%。在文化方面，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進口美國影片31部，給美國帶來近6.5億美元收入。
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成效得到了國際社會的積極肯定。2011年，中國海關被全球反假冒組織授予全球唯一的“反假冒最佳政府機構獎”。2012年，中國公安部經偵局被全球反假冒組織授予“2012年度全球反假冒執法部門最高貢獻獎”。2011年5月9日，美國前總統奧巴馬錶示：“中方在保護知識產權等方面取得了良好進展。美方願向中國和其他國家出口更多高科技產品，這符合雙方的利益。”（注1）2018年2月，美國商會全球知識產權中心發佈《2018年國際知識產權指數發展報告》，該報告分40個指標對全球範圍內50個經濟體知識產權保護環境進行評價，中國位居第25位，較2017年上升2位。
（五）不應將中國政府鼓勵企業走出去歪曲為一種推動企業通過併購獲取先進技術的政府行為
中國政府鼓勵企業走出去開展國際經濟交流合作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隨着中國企業經營能力提高，根據企業配置資源和開拓市場需要，越來越多企業開始自主向海外發展，這符合經濟全球化潮流。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一樣，中國政府支持有實力、有條件的企業，在遵守東道國法律法規和國際規則的前提下，對外投資和拓展國際市場，政府為企業對外投資合作提供便利化的服務。美國將中國政府支持企業走出去，判定為一種推動企業通過併購獲取別國先進技術的政府行為，是缺乏事實依據的。
此外，中國對美直接投資中，技術尋求型投資佔比實際上很低。據美國企業研究所的統計，2005－2017年，中國企業在美232項直接投資中，僅有17項涉及高技術領域，其他大部分分佈在房地產、金融以及服務業等領域（注1）。
（六）不應脱離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指責中國的補貼政策
中國認真遵守世界貿易組織關於補貼政策的規則。補貼政策作為應對市場失靈和解決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手段之一，被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和地區普遍使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一直積極推進國內政策領域的合規性改革，切實履行世界貿易組織《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各項義務。
中國遵守世界貿易組織關於補貼的透明度原則，按照要求定期向世界貿易組織通報國內相關法律、法規和具體措施的修訂調整和實施情況。截至2018年1月，中國提交的通報已達上千份，涉及中央和地方補貼政策、農業、技術法規、標準、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等諸多領域。2016年7月，中國政府按照有關規則，向世界貿易組織提交了2001－2014年地方補貼政策通報，涵蓋19個省和3個計劃單列市的100項地方補貼政策。2018年7月，又向世界貿易組織提交了2015－2016年中央和地方補貼政策通報，地方補貼通報首次覆蓋全部省級行政區域。
為企業營造公平競爭的政策環境。近年來，中國政府一直致力於推進產業政策的轉型。2016年6月，中國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在市場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意見》，要求規範政府行為，防止出台新的排除、限制競爭的支持措施，並逐步清理廢除已有的妨礙公平競爭的規定和做法。2017年1月，《國務院關於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干措施的通知》進一步要求，各部門制定外資政策要進行公平競爭審查。2018年6月，《國務院關於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提出，全面落實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各地區各部門不得專門針對外商投資准入進行限制。《通知》要求，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完善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建立健全各地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機制，及時解決外商投資企業反映的不公平待遇問題，各地不得限制外商投資企業依法跨區域經營、搬遷、註銷等行為。
中國農業市場化程度持續提高。2015年，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宣佈放開煙葉收購價格，標誌着中國在農產品價格領域已完全取消了政府定價。2004年以來，在市場定價、自由流通的基礎上，中國政府為維護農民基本生計，當市場嚴重供大於求、價格過度下跌時，對部分農產品實行託市收購制度。近年來，中國政府加大了對託市收購政策的改革力度，定價機制更加市場化（專欄4）。
（注1）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統計年報2012》、《專利業務工作及綜合管理統計月報2017》，其中2017年數據為發明專利申請量。
（注2）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中國商標品牌戰略年度發展報告（2017）》。
（注3）尼古拉斯·拉迪：《中國：強制技術轉移和盜竊？》，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2018年4月20日。
（注1）中國中央政府門户網站（http：//www.gov.cn），2011年5月10日。
（注1）美國企業研究所網站（http：//www.aei.org），《中國在美國的投資》。
三、美國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
美國存在大量扭曲市場競爭、阻礙公平貿易、割裂全球產業鏈的投資貿易限制政策和行為，有損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並嚴重影響中美經貿關係正常發展。
（一）歧視他國產品
美國大量監管政策違反公平競爭原則，歧視他國產品，具有明顯的利己主義和保護主義傾向。美國通過立法直接或間接限制購買其他國家產品，使他國企業在美遭受不公平待遇，中國企業是其中的主要受害者。
美國產品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不如多數發達國家，甚至遜於一些發展中國家。根據經合組織發佈的2013年“產品市場監管指標”（注1）對35個經合組織國家進行排名，前3位是荷蘭、英國和澳大利亞。美國只排在第27位，反映出美國市場監管政策對產品市場公平競爭存在較多障礙。而在加入12個非經合組織國家的指標後，美國在47個國家中僅列第30位，其產品市場公平競爭環境不及立陶宛、保加利亞和馬耳他等非經合組織國家。
美國對他國產品的歧視程度遠高於大多數發達國家，甚至也高於一些發展中國家。根據“產品市場監管指標”二級指標“國外供應商差別待遇”（注1）對35個經合組織國家進行排名，2013年美國排在第32位，表明美國產品市場對外國存在嚴重歧視。若包括12個非經合組織國家的指標，美國在47個國家中排名第39位，歧視程度比巴西、保加利亞、塞浦路斯、印度、印度尼西亞和羅馬尼亞等非經合組織國家更高（注2）（圖7）。
美國通過立法嚴格要求政府部門採購本國產品，並對採購他國產品設置歧視性條款。例如，《購買美國產品法案》規定，美國聯邦政府機構僅能採購在美國生產的加工最終產品以及在美國開採或生產的未加工品（注1）。《美國法典》規定，針對申請聯邦政府或州政府資助的公共交通項目，必須使用美國國產的鐵、鋼和製成品（注2）。《農業、農村發展、食品和藥品管理及相關機構撥款法案》規定，撥款資金不得為學校午餐、兒童成人關照食品、兒童夏日食品服務、學校早餐等項目購買從中國進口的生的或加工過的家禽產品。（注1）《國防授權法案》以國家安全為由，規定禁止聯邦政府採購中國企業提供的通訊設備和服務（注2）。
（二）濫用“國家安全審查”，阻礙中國企業在美正常投資活動
美國是全球範圍內最早對外國投資實施安全審查的國家。1975年，美國專門成立外國投資委員會，負責監測外國投資對美國的影響。1988年，美國通過《埃克森－弗洛里奧修正案》，對《1950年國防生產法》進行了修正，授權美國總統及其指派者對外資併購進行審查。《2007年外商投資與國家安全法案》擴充了外國投資委員會（注3），擴大其安全審查範圍。從半個多世紀的立法過程看，美國對外國投資實施安全審查的主線就是收緊法規政策，擴大監管隊伍和審查範圍，近期特別針對中國強化了審查和限制。
在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實踐中，美國“國家安全審查”的依據模糊不清，審查力度不斷加大。根據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歷年外資安全審查報告（注1），2005－2008年審查外國投資交易案例468起，其中需要進入調查階段的案例37起，佔比僅8%。但自2008年美國財政部發布《外國人合併、收購和接管規制：最終規則》（注2）以後，2009－2015年期間審查的770起案例中，需要進入調查階段的達到310起，佔比陡然提高到40%。尤其是在最新披露的2015年數據中，這一比例進一步提高到46%，處於較高水平（圖8）。
（注1）“產品市場監管指標”（Indicators of Product Market Regulation），衡量的是各國市場監管政策對產品公平競爭的阻礙程度，得分越高表示阻礙越大。該指標根據“政府的控制程度”“對創業的阻礙”“對貿易和投資的阻礙”三個部分綜合評分。自1998年開始，該指標每五年統計一次，目前已納統年份包括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數據採集使用的是問卷調研方式，由各國官方相關人士填寫。該指標統計範圍包括35個經合組織國家和12個非經合組織國家。這裏的產品實際上也包含服務的內容。
（注1）“國外供應商差別待遇指標”（Differential Treatment of Foreign Suppliers），屬於“產品市場監管指標”中“對貿易和投資的阻礙”部分的二級指標，根據對航運、陸運和空運的限制，對國外專業人士從業的限制，對國外相關主體申訴的限制，對反競爭行為的限制，監管政策壁壘以及貿易便利化措施進行綜合評分，反映一國市場對他國產品的歧視程度，得分越高表示歧視越嚴重。
（注2）經合組織網站（http：//www.oecd.org）。
（注1）美國白宮網站（http：//uscode.house.gov），《購買美國產品法案》，該法案對適當放寬限制的情況作了補充説明。
（注2）美國白宮網站（http：//uscode.house.gov），《購買美國產品法案》，該法案也對可適當放鬆限制的情況作了補充説明。
（注1）美國國會網站（https：//www.congress.gov），《農業、農村發展、食品和藥品管理及相關機構撥款法案》。
（注2）美國國會網站（https：//www.congress.gov），《國防授權法案》。
（注3）美國國會網站（https：//www.congress.gov），《2007年外商投資與國家安全法案》。
（注1）根據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向美國國會提交的年度報告整理，美國財政部網站（https：//www.treasury.gov）。
（注2）美國財政部網站（https：//www.treasury.gov），2008年11月21日。
中國企業是美國濫用國家安全審查的主要受害者之一。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成立以來，美國總統根據該委員會建議否決的4起投資交易均系針對中國企業或其關聯企業。2013－2015年，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共審查39個經濟體的387起交易，被審查的中國企業投資交易共74起，佔19%，連續三年位居被審查數量國別榜首。從近年來美國否決和阻止中國企業投資的數據來看（表4和表5），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對華投資審查範圍已從半導體、金融行業擴大至豬飼養等食品加工業。加上其審查程序不透明、自由裁量權極大、否決原因披露不詳等因素，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阻礙正常交易的情況更為嚴重。
美國新立法進一步加強外資安全審查。2018年8月13日，美國總統簽署了《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作為其組成部分的《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賦予了外國投資委員會更大審查權，包括擴大受管轄交易範圍、擴充人員編制、引入“特別關注國”概念、增加考慮審查因素等，投資審查收緊趨勢明顯。其中，特別要求美國商務部在2026年前每兩年提交一份關於中國企業在美投資情況的分析報告（注1）。
（三）提供大量補貼，扭曲市場競爭
美國聯邦和地方政府對部分產業和企業提供大量補貼、救助和優惠貸款，這些補貼行為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市場的公平競爭。根據美國補貼監控組織“好工作優先”統計，2000－2015年間，美國聯邦政府以撥款、税收抵免等方式至少向企業補貼了680億美元，其中582家大公司獲得的補貼佔總額的67%（注2）。同一時期，美國聯邦機構向私人部門提供了數千億美元的貸款、貸款擔保和救助援助。享受美國政府補貼的行業十分廣泛，在列入統計的49個行業中，汽車、航空航天和軍工、電氣和電子設備、油氣、金融服務、化工、金屬、零售、信息技術等均在前列（注1）。美國州和地方政府也給予了企業大量補貼。由於州政府在補貼方面基本不受聯邦政府的管轄，其補貼方式及金額透明度低，具有較大隱蔽性，實際補貼額遠高於其披露數額。
在航空領域，美國波音公司2000年以來獲得聯邦和州（地方）政府的定向補貼金額145億美元；2011年以來獲得來自各級政府的貸款、債券融資、風險投資、貸款擔保、救助等737億美元（注2）（專欄5）。
在汽車行業，美國聯邦和州政府均有對汽車的扶持政策，並向大型汽車企業提供鉅額救助和變相補貼。國際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政府在“不良資產援助計劃”下設立“汽車產業資助計劃”（AIFP），為大型汽車企業提供了近800億美元的資金救助（注1）。2007年，美國能源部依據《2007年能源獨立和安全法案》第136條款制定了“先進技術汽車製造貸款項目”，美國國會對該項目的授權貸款總額達到250億美元（注2）。特斯拉公司自2000年以來得到美國聯邦和州（地方）政府超過35億美元的補貼（注3）。
在計算機和半導體制造領域，美國事實上早就在執行由政府引導的產業政策。上世紀80年代，美國政府對美國半導體制造技術戰略聯盟撥款10億美元，以創造具有“超前競爭性”的技術，保持美國技術領先地位，避免過度依賴外國供應商。蘋果公司研發的幾乎所有產品，包括鼠標、顯示器、操作系統、觸摸屏等，都得到了美國政府部門的支持，甚至有些直接萌芽於政府實驗室。
在軍工領域，美國對軍工企業提供了包括税收優惠、貸款擔保、採購承諾等不同形式的支持，對瀕臨破產的大型軍工企業提供臨時性政府貸款、企業重組基金、破產保護、過渡基金和債務減免等優惠政策。《2014年美國國防生產法案》規定，“總統可授權擔保機構向私營機構提供貸款擔保，以資助該擔保機構認定的，對建立、維護、擴大、保護或恢復國防所需生產或服務至關重要的任何軍工承包商、分包商、關鍵基礎設施或其他國防生產供應商等”。2016年，全球最大的軍工企業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獲得康涅狄格州2億美元資金支持。
（注1）美國國會網站（https：//www.congress.gov）。
（注2）好工作優先組織網站（https：//www.goodjobsfirst.org），2015年3月。
（注1）好工作優先組織網站（https：//subsidytracker.goodjobsfirst.org）。
（注2）同上。
（注1）美國財政部網站（www.treasury.gov）。
（注2）美國能源部網站（http：//www.energy.gov）。
（注3）好工作優先組織網站（https：//subsidytracker.goodjobsfirst.org）。
在農業領域，美國長期對農業實施高額財政補貼政策，世界上絕大多數農業補貼政策均起源於美國。根據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結果，美國可在191億美元的補貼上限內對各單項產品提供“黃箱”補貼。憑藉雄厚的財力和充裕的補貼空間，美國對其大量出口的農產品提供了高額補貼。這些補貼影響了世界農產品的公平競爭，多次遭到相關國家挑戰，巴西與美國之間歷時12年之久的陸地棉補貼案就是典型代表。2014年，美國對農業補貼政策作出重大調整，以“價格損失保障計劃”和“農業風險保障計劃”替代原有的“反週期支付”等直接補貼計劃，但仍與價格掛鈎，“黃箱”補貼的性質並未變化，而支持水平卻持續增加。美國農業部前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格勞勃等指出，這兩種保障計劃設定的參考價格均高於過去的目標價格，實際是提高了補貼支持水平（注1）。美國國會研究局的測算表明，兩項保障計劃2015年和2016年支出分別為101億美元和109億美元，而且2016－2017年度支持水平超出了2014年新法案出台前的水平（注2）。其中，對各單項產品支持的總金額接近150億美元，為近10年的最高水平（注3）。此外，美國還通過各類信用擔保計劃促進農產品出口，並通過各類非緊急糧食援助計劃將大量過剩農產品轉移到國外，導致了嚴重的商業替代，對受援國當地農產品市場造成嚴重干擾，侵害了其他農產品出口國的利益。
（四）使用大量非關税壁壘
世界貿易組織並不完全禁止對國內產業實行保護，但原則是削減非關税壁壘、提升政策措施透明度，使其對貿易的扭曲減少到最低限度。美國採用大量更具隱蔽性、歧視性和針對性的非關税壁壘，對國內特定市場施以嚴格保護，明顯扭曲了貿易秩序和市場環境。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美國當前已通報的衞生和植物檢疫以及技術性貿易壁壘措施分別有3004項和1574項，佔全球的比重分別高達18%和6.6%（圖9）。聯合國貿發組織2018年6月29日的報告《對貿易監管數據的分析揭露新的重大發現》（注1）中提到，要把一棵樹進口到美國，需滿足54項衞生和植物檢疫措施相關要求。這些措施嚴重影響了貨物通關效率，增加了貿易成本。
（五）濫用貿易救濟措施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規定，成員方在進口產品存在傾銷、補貼或進口過快增長對國內產業造成損害的情況下，可以使用貿易救濟措施，但有嚴格限定條件。美國大量使用貿易救濟措施對本國產業實施保護，其中相當大一部分針對中國。
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增多，在全球佔比不斷提高。全球貿易預警（Global Trade Alert）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全球共有837項新的保護主義干預措施，其中美國出台143項措施，佔全球總數的17.1%。2018年1－7月底，美國出台的保護主義措施佔全球比重達到33%（圖10）。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7月17日，美國仍在生效的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共有44項（圖11），其中58%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新採取的“雙反”措施，主要針對中國、歐盟和日本。
在反傾銷調查中，美國拒不履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條約定的義務，繼續依據其國內法，對中國適用“替代國”做法。根據美國國會問責局的測算，被認定為市場經濟的國家所適用的反傾銷税率明顯低於非市場經濟國家。一般來説，美國對中國的反傾銷税平均税率是98%，而對市場經濟國家的平均税率為37%（注1）。2018年以來，美國作出18項涉及中國產品的裁決，其中14項税率都在100%以上。此外，美國在替代國的選擇上也具有較大隨意性（注2）。中國出口商在美國的傾銷調查中受到嚴重不公正和歧視性對待。
四、美國政府的貿易霸凌主義行為
美國作為二戰結束後國際經濟秩序和多邊貿易體制的主要建立者和參與者，本應帶頭遵守多邊貿易規則，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通過爭端解決機制妥善處理與其他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摩擦，這也是美國政府曾經向國際社會作出的明確承諾。但是，美國新政府上任以來，片面強調“美國優先”，奉行單邊主義和經濟霸權主義，背棄國際承諾，四面出擊挑起國際貿易摩擦，不僅損害了中國和其他國家利益，更損害了美國自身國際形象，動搖了全球多邊貿易體制根基，最終必將損害美國長遠利益。
（注1）約瑟夫·格勞勃和帕特里克·韋斯特霍夫：《2014年農場法案與世貿組織》，《美國農業經濟學雜誌》，2015年。
（注2）蘭迪·施奈普夫：《農場法案條款與世貿組織合規》，美國國會研究局，2015年4月22日。
（注3）蘭迪·施奈普夫：《2014年農場法案下的農場安全網支出》，美國國會研究局，2017年8月11日。
（注1）聯合國貿發組織網站（http：//unctad.org）。
（注1）美國國會問責局2006年發佈的報告《美中貿易——取消非市場經濟方法將降低部分企業反傾銷税》。
（注2）曾經擔任過1981－1983年美國國際貿易管理署副部長助理的加里·霍利克先生曾向國會財政委員會這樣描述替代國選擇：當一個人得出結論時，往往憑藉的是一種感性認識，如對中國的毛巾案中，我們列舉了巴基斯坦、泰國、馬來西亞、民主德國、哥倫比亞和印度作為替代國，但這種列舉沒有任何理性可言。
（一）根據美國國內法單方面挑起貿易摩擦
美國現任政府以產業損害和保護知識產權為由，繞開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單純根據美國國內法挑起國際貿易摩擦，以“232條款”、“201條款”和“301條款”名義發起一系列調查。在調查中選擇性使用證據材料，得出武斷結論，而且未經世界貿易組織授權，非法使用懲罰性高關税對待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嚴重違反世界貿易組織最基本、最核心的最惠國待遇、關税約束等規則和紀律。這種單邊主義行為，不僅損害了中國和其他成員利益，更損害了世界貿易組織及其爭端解決機制的權威性，使多邊貿易體制和國際貿易秩序面臨空前險境。
對多國產品開展“232調查”。美國政府濫用“國家安全”概念推行貿易保護措施。2017年4月，美國政府依據本國《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以所謂“國家安全”為由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主要經濟體的鋼鐵和鋁產品發起“232調查”（注1），並依據單方面調查結果，於2018年3月宣佈對進口鋼鐵和鋁分別加徵25%和10%的關税，招致各方普遍反對和報復。2018年4月5日，中國率先將美國鋼鋁232措施訴諸世界貿易組織。美國宣佈自6月1日恢復對歐盟鋼鋁產品加徵關税後，歐盟也予以反擊並向世界貿易組織申訴，指責美國的措施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歐盟貿易專員馬姆斯特羅姆稱，美國正在進行“危險遊戲”，歐盟如不作回應將等同於接受這些非法關税。截至2018年8月，已有9個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向世界貿易組織起訴美國鋼鋁232措施。2018年7月，美國政府又以所謂“國家安全”為由，對進口汽車及零配件發起新的“232調查”。
眾所周知，鋼、鐵等屬於一般性生產資料，汽車屬大眾消費品，與“國家安全”建立聯繫非常牽強。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查德·鮑恩認為，美國汽車產能利用率超過了80%，美國約98%的乘用車進口來自歐盟、日本、加拿大、韓國和墨西哥，以汽車危及美國國家安全為由開展調查是站不住腳的（注1）。美國政府隨意擴大國家安全概念範圍，毫無理論和歷史依據，其實質是利用相關法條賦予總統行政權力，繞過常規法律限制實施貿易保護（專欄6）。
對多國產品開展“201調查”。2017年5月，美國依據本國《1974年貿易法》，對進口洗衣機和光伏產品發起“201調查”（注1），並在2018年1月決定對前者徵收為期3年、税率最高達50%的關税，對後者徵收為期4年、税率最高達30%的關税。這是2001年以來美國首次發起“201調查”。作為美國進口洗衣機的主要來源，韓國已於5月向世界貿易組織提起磋商請求，並宣佈將中止對美國部分產品的關税減讓措施，以回應美國對韓國產品徵税的做法。2018年8月14日，中國將美國光伏產品201措施訴諸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
對中國開展“301調查”。2017年8月，美國依據本國《1974年貿易法》，對中國發起“301調查”（注1），並在2018年7月和8月分兩批對從中國進口的500億美元商品加徵25%關税，此後還不斷升級關税措施，2018年9月24日起，又對2000億中國輸美產品徵收10%的關税。“301調查”是基於美國國內法相關條款開展的貿易調查，衡量並要求其他國家接受美國的知識產權標準和市場準入要求，否則就採取報復性的貿易制裁手段，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被稱為“激進的單邊主義”。從歷史數據看，“301調查”使用頻率較低且多通過磋商協議解決。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2018年3月發佈的研究報告（注2），1974年至今，美國共進行122起“301調查”，但自2001年起，只有一起“301調查”被正式啓動。美國政府曾於1994年做出一項“行政行動聲明”，表示要按照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方式來執行“301條款”，即美國只有在獲得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授權後才能實施“301條款”所規定的制裁措施。1998年，當時的歐共體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關於“301條款”的爭端解決案。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認為，單從其法律規定上看，可以初步認定“301條款”不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定。在本次中美經貿摩擦中，美國政府動用“301條款”對中國開展調查，在未經世界貿易組織授權的情況下對中國產品大規模加徵關税，明顯違反美國政府的上述承諾，其行為是完全非法的。
（注1）“232調查”指美國商務部根據《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授權，對特定產品進口是否威脅美國國家安全進行立案調查，並在立案之後270天內向總統提交報告，美國總統在90天內作出是否對相關產品進口採取最終措施的決定。
（注1）查德·鮑恩推特，2018年5月27日。
（注1）“201條款”指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201－204節。根據該條款規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對進口至美國的產品進行全球保障措施調查，對產品進口增加是否對美國國內產業造成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威脅作出裁定，並在120天向總統提交報告和建議。總統根據法律授權，在收到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報告後140天內作出最終措施決定。
（注1）“301條款”是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的俗稱。根據這項條款，美國可以對它認為是“不公平”的其他國家的貿易做法進行調查，並可與有關國家政府協商，最後由總統決定採取提高關税、限制進口、停止有關協定等報復措施。
（注2）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網站（http：//piie.org），《流氓301：特朗普準備重新使用另一個過時的美國貿易法？》。
（二）片面指責他國實施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是一種彌補市場失靈、改善社會福利的有效工具，只要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確定的規則，不應受到無端指責。
美國是世界上較早運用產業政策的國家之一。儘管美國很少承認實行產業政策，但事實上美國政府實施了比官方説法多得多的產業政策（注1）。這些產業政策的範疇從推進技術創新到政府採購、對特定部門和企業的補貼，以及關税保護、貿易協定等，為增強美國產業競爭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美國為強化製造業在全球的領導者地位，近年來研究制定了一大批產業政策。進入新世紀後，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的近十年來，美國出台了一系列產業政策，其中包括《重振美國製造業框架》（注1）（2009）、《美國製造業促進法案》（注2）（2010）、《先進製造業夥伴計劃》（注3）（2011）、《美國製造業復興——促進增長的4大目標》（注4）（2011）、《先進製造業國家戰略計劃》（注5）（2012）、《美國創新戰略》（注6）（2011）、《美國製造業創新網絡：初步設計》（注7）（2013）等等，針對重點領域研究制定了《電網現代化計劃》（2011）、《美國清潔能源製造計劃》（注8）（2013）、《從互聯網到機器人——美國機器人路線圖》（注9）（2013）、《金屬增材製造（3D打印）技術標準路線圖》（注10）（2013）、《美國人工智能研究與發展戰略計劃》（注11）（2016）、《美國機器智能國家戰略》（注12）（2018）等。這些政策提出要調整優化政府投資，加大對製造業投資的力度；加強政府對商品的採購；為出口企業提供信貸支持，拓展國際市場；資助製造業重點領域創新等具體措施。
美國在制定推行產業政策的同時，卻對他國正常的產業政策橫加責難。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佈的《世界投資報告2018》指出，為應對新工業革命的機遇與挑戰，在過去十年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至少有101個經濟體（佔全球GDP的90%以上）出台了正式的產業發展戰略。《中國製造2025》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借鑑了美國的《先進製造業國家戰略計劃》、《美國創新戰略》等政策文件，結合中國實際制定出台的。《中國製造2025》是一個引導性、願景性的文件，也是一個堅持市場主導、開放包容的發展規劃。中國政府一直強調《中國製造2025》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對內資外資具有普遍適用性。中國領導人在多個場合表示，歡迎外國企業參與《中國製造2025》。2017年發佈的《國務院關於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確提出，外商投資企業和內資企業同等適用於《中國製造2025》政策。文件制定過程中，中國嚴格遵循世界貿易組織規定，確保相關政策合規透明、公平無歧視。《中國製造2025》實施以來，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許多外國企業均已參與到相關的建設項目中來。
（三）以國內法“長臂管轄”制裁他國
“長臂管轄”是指依託國內法規的觸角延伸到境外，管轄境外實體的做法。近年來，美國不斷擴充“長臂管轄”的範圍，涵蓋了民事侵權、金融投資、反壟斷、出口管制、網絡安全等眾多領域，並在國際事務中動輒要求其他國家的實體或個人必須服從美國國內法，否則隨時可能遭到美國的民事、刑事、貿易等制裁。
以出口管制為例，美國為鞏固技術領先優勢，很早就構建起一攬子出口管制制度。主要依據《出口管理法》、《出口管制條例》、《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要求美國出口商或用户出口時必須申請許可證。對於國外購買方而言，則要求不得違反商品最終用途、最終用户等限制性規定，否則將受到處罰，包括被列入“實體清單”，嚴格限制或禁止從美國進口。統計顯示，截至2018年8月1日，全球範圍內被列入美國商務部“實體清單”的主體數量達到1013家。這種行為不僅損害了包括美國公司在內的相關企業利益，還損害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權利。
美國還在抓緊審查修訂現行出口管制法規，強化“長臂管轄”行為。2018年8月13日，美國總統簽署了《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提高了對外國控股公司的限制條件，增加了對“新興和基礎技術”的出口控制，建立了跨部門協商機制以提高執法能力。近期，美國商務部產業和安全局以“違反美國國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為由，將44箇中國機構新列入出口管制名單。這種行為給中國企業參與相關貿易製造了障礙，實質是對“長臂管轄”強化和升級。
（四）將國內問題國際化、經貿問題政治化
現任美國政府基於國內政治需要，將國內問題國際化、經貿問題政治化，通過指責他國轉嫁國內矛盾。
美國將國內政策失誤和制度缺陷導致的失業問題錯誤歸因於國際貿易。美國政府認為他國通過不公平貿易的方式搶奪了本國就業崗位，作為美國貿易逆差最大來源國，中國首當其衝成為主要的被指責對象。事實是，根據聯合國數據，2001－2017年，中美貿易額增長了4.4倍，但美國失業率則從5.7%下降到4.1%。尤其是2009年以來，美國從中國進口快速增長，同期美國失業率反而呈現出持續下降的態勢，美國政府指責的貨物進口和失業率之間的替代關係並不存在（圖12）。2017年美國國會研究中心報告顯示，2010－2015年，儘管美國製造業從中國進口整體增加32.4%，美國製造業的工作機會反而增加了6.8%（注1）。
（注1）羅伯特·韋德：《美國悖論：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和指導推動的隱蔽實踐》，《劍橋經濟學雜誌》，2017年5月。
（注1）美國總統辦公室，2009年12月。
（注2）美國總統辦公室，2010年8月。
（注3）美國總統辦公室，2011年6月。
（注4）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2011年12月。
（注5）美國總統辦公室和國家科技委員會，2012年2月。
（注6）美國總統辦公室，2011年。
（注7）美國總統辦公室、國家科技委員會、先進製造國家項目辦公室，2013年1月。
（注8）美國能源部，2013年4月。
（注9）美國科技政策辦公室，2013年3月。
（注10）美國國家標準和技術研究院，2013年5月。
（注11）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2016年10月。
（注12）美國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2018年3月。
（注1）韋恩·莫里森：《中美貿易問題》，美國國會研究局，2017年3月6日。
事實上，美國部分社會羣體失業問題，主要是技術進步和經濟結構調整背景下，國內經濟政策失誤和再分配、再就業機制缺失引起的。根據美國印第安納州波爾州立大學的研究，2000－2010年期間，美國製造業工作機會減少560萬個，88%是由於生產率提高導致的（注1）。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切要素都在流動變化之中，沒有永遠不變的工作崗位。隨着美國比較優勢變化，不同行業就業情況出現差異，傳統製造業等行業出現就業崗位減少，這本是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的正常現象。美國政府本應順應經濟結構調整大趨勢，採取積極有效的再分配和再就業支持措施，幫助失業人員轉移到新興行業就業。但是，受制於傳統的分配機制和利益格局，美國政府沒有及時建立合理的再分配和再就業支持機制，導致部分社會羣體的失業問題長期積累、積重難返，為政治上的民粹主義和孤立主義提供了土壤。
現任美國政府把失業問題歸咎於國際貿易和出口國不符合事實，是在國內政治矛盾難以解決的情況下試圖向外轉嫁矛盾。美國如不真正解決自身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而是通過貿易保護措施引導製造業迴流，這種本末倒置、以鄰為壑、逆經濟規律而動的行為，只會降低全球經濟效率，引發世界各國反對，損人而不利己。
（五）現任美國政府背信棄義
規則意識和契約精神是市場經濟和現代國際秩序的基礎。遵守規則、尊重契約使得不同個人、羣體和國家可以形成廣泛合作，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主要特徵。現任美國政府不顧各國公認、普遍遵循的國際交往準則，採取了一系列背信棄義的做法，對國際關係採取機會主義態度，引發國際社會廣泛質疑和批評。美國這些急功近利的短視做法，損害了美國的國際信譽，將動搖美國國際地位和戰略利益。
美國政府藐視國際協定的權威性，擾亂全球治理秩序。以國家名義做出的承諾和簽署的協定不受政府換屆干擾，保持一貫性，是一國保持國際信譽的基礎。現任美國政府誇大多邊體制問題和國家之間的分歧，不願承擔維護國際秩序成本，對國際規則約束進行選擇性遵守，接連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權理事會等多個國際組織，退出了上屆美國政府力推達成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和巴黎氣候協定，強制要求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美韓自貿協定。
以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貿總協定為起點，經過不斷完善，形成了今天的全球政治經濟治理體系。世界貿易組織是當前重要的多邊經貿機制，在國際經貿合作中發揮着關鍵作用，在世界上受到普遍尊重和認同，目前成員已超過160個。但是，美國經常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1995－2015年期間，因美國未執行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裁定而被勝訴方提出暫停申請、中止對美國關税減讓義務的案件數量佔到世界貿易組織同類案件總數量的2/3（注1）。
這一系列行為，是對國際契約的違背，是對經貿夥伴的不尊重，更是對美國國家信譽的損害。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2018年全球風險報告》指出，美國對多邊主義秩序造成的侵害，以及美國阻撓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新法官任命，將加劇2018年的全球風險。
美國政府破壞市場機制，直接干預商業行為。現任美國政府屢屢突破政府邊界，對市場主體實施直接干預。例如，不顧商業規律，要求蘋果公司等美國企業海外工廠回遷。此外，美國政府還對美國企業對外投資進行恐嚇阻撓。例如，2017年1月3日，警告通用汽車，如果它繼續在墨西哥製造雪佛蘭科魯茲型號汽車的話，將需要支付大額關税（注1）；2018年7月3日，威脅哈雷公司不得將生產業務轉移出美國（注2）；通過社交媒體點名批評威脅企業高管，以各種藉口加強對正常併購交易的審查等。
美國政府在雙邊經貿談判中出爾反爾，不守承諾。中國曆來高度重視維護中美關係穩定，特別是2017年以來，積極回應美國經貿關切，以極大的誠意和耐心與美國政府開展了多輪磋商，力圖彌合分歧、解決問題。2018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應美國方面強烈要求，中國派團赴美舉行經貿談判。4月3日，美國公佈對5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加徵25%關税的產品清單。面對美國反覆無常、不斷抬高要價的行為，中國本着最大限度通過對話解決問題的誠意，於5月初與來華談判的美國代表進行了認真磋商。5月15日至19日，中國應美國要求再次派代表團赴美談判，並在談判中對美國訴求做了積極回應。雙方在付出艱辛努力後，達成“雙方不打貿易戰”的共識，並於5月19日對外發表了聯合聲明。但是，僅僅10天之後，美國政府就公然撕毀雙方剛剛達成的聯合聲明，背棄不打貿易戰的承諾，越過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宣佈將對來自中國的產品實施大規模徵税措施，單方面挑起貿易戰（專欄7）。
五、美國政府不當做法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危害
美國政府採取的一系列極端貿易保護措施，破壞了國際經濟秩序，傷害了包括中美經貿交往在內的全球經貿關係，衝擊了全球價值鏈和國際分工體系，干擾了市場預期，引發國際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場劇烈震盪，成為全球經濟復甦的最大不確定因素和風險源。
（一）破壞多邊貿易規則和國際經濟秩序
在走向文明的歷史進程中，人類社會已普遍接受一套基於規則和信用的國際治理體系。各國無論大小強弱，均應相互尊重、平等對話，以契約精神共同維護國際規則，這對於促進全球貿易投資、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具有基礎性作用。然而，美國政府近期採取了一系列違背甚至破壞現行多邊貿易規則的不當做法，嚴重損害了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美國政府多次在公開場合抨擊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及其運行機制，拒絕支持多邊貿易體制，消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造成2017年和2018年亞太經合組織貿易部長會議均未在支持多邊貿易體制問題上達成一致立場。特別是美國政府不同意將“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寫入部長聲明，遭到亞太經合組織其他成員一致反對。美國猛烈抨擊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還數次阻撓上訴機構啓動甄選程序，導致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人員不足，爭端解決機制瀕臨癱瘓。
（注1）美國波爾州立大學：《美國製造的神話與現實》，2015年6月。
（注1）阿里·賴克：《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有效性》，歐洲大學研究院法律系，2017年11月。
（注1）特朗普推特，2017年1月3日。
（注2）特朗普推特，2018年7月3日。
（二）阻礙國際貿易和全球經濟復甦
隨着全球化進程發展，各國經濟基於經貿關係的相互關聯度越來越高，貿易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根據世界銀行統計，全球經濟對貿易增長的依存度已從1960年的17.5%上升到2017年的51.9%（圖13）。
當前，全球經濟剛剛走出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回升態勢並不穩固。美國政府大範圍挑起貿易摩擦，阻礙國際貿易，勢必會對世界經濟復甦造成負面影響。為了遏制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其他國家不得不採取反制措施，這將導致全球經貿秩序紊亂，阻礙全球經濟復甦，殃及世界各國企業和居民，使全球經濟落入“衰退陷阱”（表6）。
世界銀行2018年6月5日發佈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指出，全球關税廣泛上升將會給全球貿易帶來重大負面影響，至2020年全球貿易額下降可達9%，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影響尤為明顯，特別是那些與美國貿易或金融市場關聯度較高的經濟體（圖14）。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羅伯特·阿澤維多表示，若關税回到關税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之前的水平，全球經濟將立即收縮2.5%，全球貿易量削減60%以上，影響將超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貿易戰對所有人都有害，特別是窮人將損失63%的購買力（注1）。歷史教訓一再表明，貿易戰沒有贏家，甚至會給世界和平和發展帶來嚴重影響（專欄8）。
（三）衝擊全球價值鏈
當前，全球經濟已經深度一體化，各國充分發揮各自在技術、勞動力、資本等方面的比較優勢，在全球經濟中分工合作，形成運轉高效的全球價值鏈，共同分享價值鏈創造的經濟全球化紅利。尤其是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各國企業通過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最大限度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產品和服務質量，實現了企業之間、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共贏。
美國政府通過加徵關税、高築貿易壁壘等手段在世界範圍內挑起貿易摩擦，以貼“賣國標籤”、威脅加税等方式要求美資跨國公司迴流美國，將嚴重破壞甚至割裂全球價值鏈，衝擊全球範圍內正常的產品貿易和資源配置，並通過各國經貿的相互關聯，產生廣泛的負面溢出效應，降低全球經濟的運行效率。比如，汽車、電子、飛機等行業都依靠複雜而龐大的產業鏈支撐，日本、歐盟、韓國等供應鏈上的經濟體都將受到貿易收縮的負面影響，併產生一連串的鏈式反應，即使美國國內的供應商也會在劫難逃。根據中國商務部測算，美國對華第一批340億美元徵税產品清單中，約有200多億美元產品（佔比約59%）是美、歐、日、韓等在華企業生產的。包括美國企業在內，全球產業鏈上的各國企業都將為美國政府的關税措施付出代價。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8年4月17日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指出，關税和非關税貿易壁壘的增加將破壞全球價值鏈，減緩新技術的擴散，導致全球生產率和投資下降。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認為，若美國對中國施加貿易制裁並導致中國反制，許多向中國出口中間產品和原材料的國家與地區也將遭受嚴重衝擊（注1）。
（四）貿易保護主義最終損害美國自身利益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各國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別是大型經濟體存在緊密的相互聯繫。美國政府單方面挑起貿易戰，不僅會對世界各國經濟產生衝擊，也會損害美國自身利益。
提高美國製造業成本，影響美國就業。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發佈報告指出，95%被加徵關税的中國商品是零配件與電子組件，它們被組裝在“美國製造”的最終產品中，提高相關產品關税將損害美國企業自身（注1）。《紐約時報》稱，中國生產的發動機及其他零部件對美造船企業至關重要，暫時無法找到替代品，造船企業利潤空間基本不可能消化25%的關税成本，提高自身產品價格將失去市場份額（注2）。通用電氣公司預測，美國對自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税將導致其成本上升3億－4億美元。通用汽車、福特及菲亞特－克萊斯勒等汽車製造商紛紛下調了全年利潤預測（注3）。美國最大的鐵釘製造商中洲公司表示，對進口鋼鐵加徵關税致使其成本提升，產品價格被迫上漲，銷售額預計將下降50%，公司經營面臨較大沖擊。今年6月，該公司已解僱了500名工人中的60名，並計劃再解僱200名工人。中洲公司的困境還擴散到其下游的包裝環節——與其合作的SEMO包裝公司，由於業務縮減，已經開始裁員（注4）。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評估指出，美國對進口汽車加徵關税將導致美國減少19.5萬個就業崗位，若受到其他國家報復性措施，就業崗位可能減少62.4萬個（注1）。
（注1）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網站（https：//www.cnn.com），2018年4月3日。
（注1）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網站（https：//piie.com）。
（注1）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網站（https：//piie.com），《特朗普、中國與關税：從大豆到半導體》，2018年6月18日。
（注2）紐約時報網站（https：//nytimes.com），《與中國的貿易戰在前線是什麼樣子？》。
（注3）路透社，《美中貿易關税對美國企業的衝擊》，2018年7月30日。
（注4）赫芬頓郵報網站（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美國最大鐵釘製造商很快將因特朗普關税停產》，2018年6月29日。
（注1）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網站（https：//piie.com），《特朗普提出的汽車關税將使美國汽車製造商出局》，2018年5月31日。
導致美國國內物價上升，消費者福利受損。美國自中國進口產品中，消費品一直佔很高比重。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統計，2017年消費品（不包括食品和汽車）佔中國對美出口的比重為46.6%。長期進口中國物美價廉的消費品是美國通脹率保持低位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國設備製造商協會在敦促美國政府不要實施損害經濟的關税措施時指出，關税是對美國消費者的税收。美國國家納税人聯盟在2018年5月3日寫給國會與總統的公開信中警告稱，保護性關税將導致美國消費品價格上漲，傷害多數美國公民利益（注2）。美國汽車製造商聯盟在6月提交給政府的一份文件稱，其對2017年汽車銷售數據的分析顯示，對進口汽車徵收25%的關税將導致平均價格上漲5800美元，這將使美國消費者每年的消費成本增加近450億美元（注3）。
引發貿易伙伴反制措施，反過來損害美國經濟。美國政府向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重要貿易伙伴發動貿易戰，已引發各貿易伙伴的反制措施，勢必使美國一些地區、產業、企業承擔大量損失。截至2018年7月底，包括中國、加拿大、墨西哥、俄羅斯、歐盟、土耳其在內的美國主要貿易伙伴均已宣佈對其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實施反制，並相繼通過世界貿易組織提起訴訟。例如，加拿大政府6月29日宣佈，將從7月1日起，對價值約126億美元從美國進口的商品加徵關税。7月6日，俄羅斯經濟部宣佈將對部分美國商品加徵25%－40%的關税。歐盟針對美國鋼鋁關税採取反制措施，將美國進口摩托車關税從6%提高至31%。
美國商會指出，貿易戰將導致美國相關州利益受損，得克薩斯州39億美元的出口產品、南卡羅來納州30億美元的出口產品以及田納西州14億美元的出口產品或受到報復性關税打擊（注1）。美國消費者選擇研究中心稱，美國政府實際上在用關税“懲罰”其選民，依賴出口的北卡羅來納州超過15萬個工作崗位、南卡羅來納州6500名工人將受到報復性關税的直接影響（注2）。美國知名摩托車製造企業哈雷公司評估，歐盟的報復性關税措施將導致每輛銷往歐洲的摩托車成本增加2200美元，會在2018年內給公司造成3000萬至4500萬美元的損失。為應對這一不利局面，哈雷公司已表示計劃將部分摩托車製造產能轉移出美國（注1）。
影響投資者對美國經濟環境的信心，導致外國直接投資淨流入降低。不斷升級的經貿摩擦使企業信心不穩，在投資上持觀望態度。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亞當·波森指出，美國政府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不僅使美國在貿易領域付出了代價，在投資領域引發的消極後果也開始顯現。近期，美國及外國跨國公司在美投資數量幾乎為零，企業投資方向轉變將影響美國的長期收入增長和高收入就業崗位，並使全球企業加速遠離美國。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數據，2016年和2017年第一季度，美國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額分別為1465億美元和897億美元，而2018年同期已降至513億美元。這一變化是美國對長期投資吸引力下降的結果（注2）。
六、中國的立場
經濟全球化是大勢所趨，和平與發展是民心所向。把困擾世界的問題、影響本國發展的矛盾簡單歸咎於經濟全球化，搞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企圖讓世界經濟退回到孤立的舊時代，不符合歷史潮流。中美經貿關係事關兩國人民福祉，也關乎世界和平、繁榮、穩定。對中美兩國來説，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共贏才能通向更好的未來。中國的立場是明確的、一貫的、堅定的。
（一）中國堅定維護國家尊嚴和核心利益
積極發展中美經貿合作、鞏固中美關係是中國政府和人民的願望。對於貿易戰，中國不願打、不怕打、必要時不得不打。我們有強大的經濟韌性和廣闊的市場空間，有勤勞智慧、眾志成城的中國人民，有國際上一切反對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國家支持，我們有信心、有決心、有能力應對各種風險挑戰。任何外部因素都不可能阻止中國發展壯大。同時，中國將對受經貿摩擦影響較大的企業和行業給予必要幫助。
中國一貫主張，對中美兩國經貿關係快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和爭議，雙方應秉持積極合作的態度，通過雙邊磋商或訴諸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以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決分歧。中國談判的大門一直敞開，但談判必須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和言而有信、言行一致為前提，不能在關税大棒的威脅下進行，不能以犧牲中國發展權為代價。我們相信，美國的成熟政治家最終能夠迴歸理性，客觀全面認識中美經貿關係，及時糾正不當行為，使中美經貿摩擦的處理回到正確軌道上來。
（注2）美國國家納税人聯盟網站（https：//www.ntu.org），2018年5月3日。
（注3）美國汽車製造商聯盟網站（https：//autoalliance.org），2018年6月27日。
（注1）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網站（https：//www.nbc.com），2018年7月2日。
（注2）夏洛特觀察家報網站（https：//www.charlotteobserver.com），《特朗普關税如何損害卡羅來納》，2018年6月21日。
（注1）彭博新聞社網站（https：//www.bloombergquint.com），2018年6月25日。
（注2）亞當·波森：《特朗普經濟民族主義的代價：外國對美投資的損失》，2018年7月24日。
（二）中國堅定推進中美經貿關係健康發展
美國和中國是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中美經貿摩擦事關全球經濟穩定與繁榮，事關世界和平與發展，應該得到妥善解決。中美和則兩利，鬥則俱傷，雙方保持經貿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為國際社會所期待。中國願同美國相向而行，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聚焦經貿合作，管控經貿分歧，積極構建平衡、包容、共贏的中美經貿新秩序，共同增進兩國人民福祉。中國願意在平等、互利前提下，與美國重啓雙邊投資協定談判，適時啓動雙邊自貿協定談判。
（三）中國堅定維護並推動改革完善多邊貿易體制
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是國際貿易的基石，是全球貿易健康有序發展的支柱。中國堅定遵守和維護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支持開放、透明、包容、非歧視的多邊貿易體制，支持基於全球價值鏈和貿易增加值的全球貿易統計制度等改革。支持對世界貿易組織進行必要改革，堅決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堅持走開放融通、互利共贏之路，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加強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等多邊框架內合作，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四）中國堅定保護產權和知識產權
中國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將其作為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中國將不斷完善知識產權保護相關法律法規，提高知識產權審查質量和審查效率，針對故意侵權積極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顯著提高違法成本。中國依法嚴格保護外商企業合法知識產權，對於各種形式的侵權事件和案件將認真查處、嚴肅處理。中國法院不斷完善符合知識產權案件特點的訴訟證據規則，建立實現知識產權價值的侵權損害賠償制度，加強知識產權法院體系建設，積極推動國家層面知識產權案件上訴機制，保障司法裁判標準統一，加快推進知識產權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向現代化邁進。中國願意與世界各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合作，也希望外國政府加強對中國知識產權的保護。中國主張通過法律手段解決知識產權糾紛問題，反對任何國家以保護知識產權之名，行貿易保護主義之實。
（五）中國堅定保護外商在華合法權益
中國將着力構建公開、透明的涉外法律體系，不斷改善營商環境，為各國企業在華投資經營提供更好、更優質的服務。中國尊重國際營商慣例，遵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對在中國境內註冊的企業，一視同仁、平等對待。中國鼓勵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在內的各類市場主體，開展各種形式的合作，並致力於創造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國政府高度關注外國投資者合理關切，願意回應和努力解決企業反映的具體問題。中國始終堅持保護外國投資者及其在華投資企業的合法權益，對侵犯外商合法權益的行為將堅決依法懲處。
（六）中國堅定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改革開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也是推動中國發展的根本動力。中國改革的方向不會逆轉，只會不斷深化。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中國繼續按照既定部署和節奏，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國堅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鼓勵競爭、反對壟斷。中國和世界其他各國一樣，有權根據自己的國情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包括經濟模式。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並非十全十美，願意通過改革開放，學習借鑑先進經驗，不斷完善體制機制和政策。中國將切實辦好自己的事情，堅定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願與世界各國分享中國發展新機遇。中國將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大幅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進一步降低關税，建設透明、高效、公平的市場環境，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與世界上一切追求進步的國家共同發展、共享繁榮。
（七）中國堅定促進與其他發達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互利共贏合作
中國將與歐盟一道加快推進中歐投資協定談判，爭取早日達成一致，並在此基礎上將中歐自貿區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中國將加快中日韓自貿區談判進程，推動早日達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中國將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努力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增添共同發展新動力。
（八）中國堅定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面對人類發展面臨的一系列嚴峻挑戰，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要肩負起引領和促進國際合作的責任，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不搞唯我獨尊、你輸我贏的零和遊戲，不搞以鄰為壑、恃強凌弱的強權霸道，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鑑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中國將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與其他國家一道，共同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面對不確定不穩定不安全因素增多的國際形勢，中國不忘初心，始終與世界同行，順大勢、擔正義、行正道，堅定不移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堅定不移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堅定不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本文原題為《關於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