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博寧：歧視遍地，澳洲原住民的心理創傷如何平復？

瞭解一定世界政治和歷史的人，對澳大利亞國旗都不會陌生。澳大利亞以前是大英帝國的組成部分，現在是英聯邦的主要成員國。澳洲國旗上的上米字和聯邦星，代表兩國的緊密聯繫。然而鮮為人知的是，澳大利亞還有一面代表原住民團結與統一旗幟。

這面旗幟在澳大利亞同樣有官方地位。它水平分割，上方的黑色代表原住民，下方的紅色代表土地，中間的黃色圓形代表太陽。澳洲廣袤的土地上，原住民旗常常飄揚在國旗旁邊，默默訴説原住民與歐洲白人的過去與現在。

原住民在澳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4萬年。英國艦隊大規模抵達澳洲前，擁有超過500個部落、300種語言的原住民，是這片土地唯一的主人。

18世紀末，歐洲殖民者的到來徹底改變了澳洲原住民的生活。

1788年，菲利普船長率眾登陸，以“無主地（terra nullius）”之名，宣佈佔領土地。這一做法的根據，是當時沿海地區原住民極少。隨後他們發現，內陸情況與沿海相去甚遠，卻拒絕更正法令。於是，佔有先進武器和生產資料的歐洲人，以強買強賣、強取豪奪等方式，拿走了原住民的土地。

原住民語境中，土地是世間一切物質和信仰的來源，是部落依附土地，而非土地屬於部落。失去土地，如同失去一切。歐洲人不僅搶走土地，還引入了19世紀無藥可解的傳染病。天花、流感、麻疹幾次爆發。加之食物和水資源引發的衝突，偶發的械鬥、有規模的屠殺和被迫的遷徙，原住民的數量，在白人存在的100年中，從至少35萬（最高估值約100萬），鋭減到6萬。

19世紀末，各州逐漸把原住民遷到城市郊區的定居點，實行宵禁制度。傳教士之外，白人無故不得進入。當局強迫原住民與白人通婚。20世紀20年代開始，混血兒童又被帶離定居點，男孩進入農場當苦力，女孩在人家當傭人。政府逐漸合併人口減少的定居點，把土地租賃給白人耕種。

澳洲原住民   圖自“視覺中國”

20世紀40年代，原住民迎來了歷史上最慘痛的一幕。

二戰以後，澳大利亞開始實行“同化政策（assimilation policy）”。以“文明化、白化”之名，將大比例的混血及部分純血兒童帶離父母，送入社會收容機構、訓練營以及白人寄養家庭，企圖切斷他們與原生社區的血緣、語言和文化聯繫；以同化和稀釋的方式，減少原住民人口，解決“原住民問題”。這樣的行徑持續了20多年，直至70年代“白澳政策”廢除，才徹底消失。

帶走的原住民，被稱為“偷走一代”。帶走時，工作人員告訴父母，是把孩子送出去讀書。父母當然知道，這一送是有去無回，卻無力迴天。有些兒童得到了寄養家庭的善待，長大後融入所謂主流社會。大多數輾轉在收容機構、寄養家庭，居無定所，無法享受到應得的教育。據統計，同化政策期間，有10%至30%的原住民兒童被帶離父母。

2003年，根據原住民作家Doris Pilkington Garimara母親的親身經歷，改編的電影《悲慘的日子（Sorry Day）》上映。影片講述女孩Molly在十四歲時，帶着妹妹和表妹逃離白人訓練營、走過沙漠和防護欄，徒步1500公里與母親團圓的故事。

原住民Faye Parriman回憶，她從一個地方換到另一個地方，明知不是親人，又沒其他地方可去，想自己的母親，卻沒有母親的記憶，除了對着鏡子哭，不知道還可以幹什麼。澳大利亞最高法院法官、為原住民奔走的律師Ronald Wilson，轉達一位母親的自述，“我是糟透了的母親，甚至不知道怎麼抱自己的孩子，也從來不知道那是什麼滋味，此生最接近的體驗，也許是被強暴的時候”。也許當初聯邦政府的政策，確實帶有某種善意的成分，但這位大法官認為，“沒有一個原住民家庭的心中，沒有同化政策帶來的傷疤。”

上世紀20年代開始，原住民展開平權運動，60、70年代發展到頂峯。

1938年，原住民上書時任總理約瑟夫•萊昂斯（Joseph Lyons），要求聯邦政府成立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呼籲原住民的公民權、地權，教育、工作及薪水的相關權利。然而直到1967年，哈羅德•霍爾特（Harold Holt）代表的澳大利亞政府，才通過針對原住民的公投，修改憲法條款。原住民獲得公民權，在選舉時計入人口總數。

1976年，愛德華•惠特蘭（Edward Gough Whitlam）領導的澳洲政府，修訂了《原住民土地權利法令（北領地）》，推翻之前的“無主地”論述，原住民地權在北領地獲得承認。1985年，澳大利亞政府將“紅土中心”烏魯魯，交還給當地原住民。原住民領主根據協議規定，交接儀式後將土地租給澳大利亞國家公園和野生動物管理局（Australia Park and Wildlife service），為期99年。現在由原住民與政府組成的董事會共同管理，負責旅遊資源開發及生態環境保護 。

1992年，澳洲最高法院再次推翻“無主地”的認定，原住民地權在澳洲全境得到承認。不過，有法律的支持及成功的案例，不代表能理所當然“討要”回土地。讓教育水平遠低於澳大利亞平均值的原住民，在檔案館查資料，和聯邦政府對峙，註定不會容易。土地仍是原住民與政府的紛爭點。

澳大利亞現在約有61萬原住民，佔整體人口比例的2.7%。

他們主要聚居在北領地（Northern Territory），佔當地25萬人口的約三成。其他散居在昆士蘭州（4.2%）、西澳大利亞州（3.8%）、新南威爾士州（2.9%）以及南澳大利亞州（2.3%）。其中純血原住民主要集中在人煙稀少，與世隔絕的北領地。那裏以原始生存方式過活的原住民，甚至無法承擔澳洲基本的食物及蔬菜價格；也存在適齡兒童有學上，但礙於觀念、地理條件等限制，失學的情況。

儘管享有生活、上學、就業方面的優惠，原住民依舊是澳洲最弱勢的羣體。居住在西澳的老一輩原住民Lorna Hudson指出，在“現代文明社會”沒有容身之地，在部落又“不知道自己是誰”，是近兩代原住民的普遍困境。15歲以上人羣中，原住民吸煙率達到41%，北領地原住民酒精消耗量是平均值的1.5倍。失業率、犯罪率、嬰兒死亡率、自殺率，糖尿病、肥胖及慢性病等指標均進展緩慢。根據澳洲官方最新統計數字，原住民男性平均壽命69.1歲，女性平均壽命73.7，總計比澳洲人均壽命短10.6歲。

九十年代，聯邦政府認識到以往的過錯，推出和解政策（Reconciliation Australia），希望社會提高對原住民的關注，促進民族間的和解。1995年，原住民運動領袖哈羅德•托馬斯（Harold Joseph Thomas）設計的原住民旗幟，獲得官方地位。2008年，時任總理陸克文代表澳洲政府，正式對原住民道歉。

近期，澳洲一名九歲女孩為原住民發聲

如今的原住民，每天仍然要面對隨處可見的歧視。

有純血原住民講述，公交車座位已滿時，乘客寧願站着，也不願或不敢坐到他們身邊。也有膚色較淺、相貌特徵不明顯的混血原住民身份遭質疑，閒言碎語譏諷他們自稱原住民是為了“領補貼”。這在因強制通婚而混血，語言文化都有一定流失的“混二代”看來，簡直是傷口上撒鹽，不可饒恕。以原住民的視角看，每年1月26日，紀念1788年第一艘英國軍艦登陸的“澳大利亞日”，絕非“國慶”，而是不折不扣的“入侵日”，實在沒有理由慶祝。

筆者接觸的原住民多認為，不論血統成分是1/2，1/4還是1/8，只要有原住民血統，認同原住民文化，就是原住民。居住在大城市的二代、三代原住民，苦苦在現代社會和民族傳統之間尋找平衡，竭盡所能延續原有的文化及信仰。他們堅持以圖騰作畫，以舞蹈串聯部落儀式，並以傳統稱謂稱呼直系及近親屬。新一代原住民有擺脱刻板印象的意願強烈，大聲疾呼自己受過教育、不“恐怖”、不領補助、不打架、不酗酒、不犯罪…

改善原住民社會經濟境況都不盡如人意的狀況，是澳大利亞一大課題。提升原住民社區對教育的重視，為下一代入學提供便利條件，提升大學入學率，是各界的廣泛共識，也是徹底扭轉原住民不利地位的關鍵。至於如何能解開心結，原住民認為除了傾聽，得到公平正常對待，不窺探本族傳説之外，加害者還尤其沒有資格説，“過去的已經過去了”。因為過去“並沒有真正過去”，“偷走一代”的心理創傷，在其撫育下一代的過程中還在發酵。

或許在原住民不需要被特殊對待，各個種族之間實現真正平等之時，“過去”才能真正翻篇。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