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燁：流浪還是回家，網絡何以泛起富人焦慮的泡沫？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沙燁】
中秋佳節前夕，一篇文筆了得關於流浪和祖先的網文走紅，它像個精靈一樣，陡然從富人精英手機裏飄出綿綿焦慮的泡沫，環繞身邊不去……中秋是團圓的日子，為什麼一部分精英的主題卻是“流浪”？這是真實的，或僅僅只是泡沫？
上次看到“流浪”兩字，還是九一八那天重讀《松花江上》：“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那是怎樣的日子啊！異族在我們土地上肆虐，百姓被迫拋下自己的家鄉和爹孃。沒想到，經歷了救亡、建國、奮鬥、崛起，和將近四十年的經濟奇蹟之後，中國一大羣户均幾套房、每逢度假就遊歷世界的財富精英們，在中秋前夜集體喊起了“流浪”。
一、逝去的頂點還會再來嗎？
中國富人的錢今年的確有些不穩。股市跌了近20%，去槓桿、税收、社保，各種收緊政策接踵而來。中美貿易戰更是雪上加霜。和半年或一年前相比，大多數富人們的口袋都受到了影響。也許在一段時間內我們都難以回到2018年初的那個財富頂點。
那是如何輝煌的一個頂點啊！
在2018年初，根據胡潤研究院發佈的數字，僅僅大陸地區就有688位十億美元富豪，遠高於美國的571位。有不少大陸富豪已經移民香港，如果包括大中華地區，中國的十億美元富豪有819位，比美國高出40%。大中華地區十億美元富豪的增速更是驚人，僅2017這一年就增加了206位，幾乎佔全球增量的一半！
如果考慮到美國社會信息相對完整，美國税務局IRS執行能力全球第一，美國富豪的數據應該相對精確，而中國則可能有不少隱形富豪未被計算。中國的富豪數應該更多。
如果再考慮到中國的GDP是美國的62%，而中國的人均GDP只有美國的14.5%，美國富豪們用了一百多年從全世界積累他們的財富，榜單裏有很多如沃頓家族這樣的世襲富豪，而中國富豪們都是在過去三四十年白手起家，財富來源以中國為主，中國的財富創造能力簡直驚人。
在A股的鼎盛期，一個二三千萬利潤的上市公司就能擁有等價於十億美金的市值。只要能上市，都很容易成為獨角獸。很多上市公司大股東在質押加槓桿，再去投資房地產和其他項目。讓收益再翻幾倍！一切都那麼美好，直到去槓桿的開始。
二、財富之謎
中國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1984年提出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92年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四十年裏民營經濟發展驚人，佔GDP的比重已超過60%。但即使如此，考慮到中國GDP只有美國的六成，民營經濟體GDP體量不到美國GDP的40%。怎麼能夠在短短三四十年產生如此巨大的財富？
難道中國商人都是天縱奇才，他們的創新能力和組織能力遠大於他們一直引以為榜樣的美國同行？顯然不是。
這是中國經濟的一個謎。
除了財富精英本身的努力，以下三個因素讓他們在改革開放中獲取了超額的利潤和極大多數的紅利。
政治力量對公共資源的賦予。在市場經濟開始之前，中國實行公有制，一切公共資源由所有人民擁有。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中共作為領導中國的政治力量，政府擔當了分配社會資源的角色。市場經濟從無到有，不是無序發展，而是一直在政府頂層設計下展開。地區和行業的開放政策、各種資質和牌照、上市的資格、資金的支持、土地的議價轉讓，這些公共資源大多都無法用市場定價。獲得公共資源的經營者能享受其他人無法比擬的優勢。
政府和國營經濟創造的巨大正外部性。政府和國有經濟體為市場經濟體提供了賴以生存的條件。它們的投資和經營活動回報率也許不高，但是卻創造了巨大的正外部性，讓民營經濟體能以較低的成本獲得經營所必須的要素。以阿里巴巴為例，阿里巴巴作為中國頂尖的互聯網公司，年利潤超過600億，最高市值超過3,5000億，造就了很多富豪。但是阿里巴巴所有業務的背後是中國領先大多數發達國家的移動網絡、公路網和鐵路網。這些網絡投資大、回報慢、沒有創造一個富豪，卻成為了中國所有互聯網公司高增長高利潤髮展的基礎。
中國勞動人民任勞任怨的犧牲。中國建國後普及教育積累了數億的人力資源。他們參與市場經濟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提供他們的勞動。對市場經濟體來説，勞動力始終處於一個供大於求的狀態，勞動力的定價權傾向資本。資本在市場中佔有絕對的優勢，能獲取超額的利潤。政府為了經濟建設，容忍了一部分企業家對工人不按法律規定支付福利、讓工人連續加班。去過西方國家就知道，這幾點都不可能。
三、趕不走的焦慮
積累鉅額財富的同時，中國的財富精英們也積累了趕不走的焦慮。其原因在於中國的財富精英們在社會體制中的位置和西方有根本不同。
在西方，金錢和政治融為一體，有錢即可培養自己的代言人，影響、滲透和控制政治。在美國，你可以用錢收買媒體和智庫，操縱政策和選舉。在澳大利亞，默多克甚至可以警告總理，要把他換掉！
在中國，中共作為政治力量的代表，對全體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政治力量永遠在金錢力量之上。這就註定了財富精英們再有錢，也永遠處於患得患失的焦慮中。
中國財富精英不能像西方有錢人一樣參與政治，他們中的一些人便把最終的財富數字當成終極目標。這個數字只能增不能減，一旦有任何減少，更加讓他們憂心忡忡！
一些財富精英們也許清楚自身已經獲得了社會中的超比例財富，但出於對保護財富的渴望，或家族百年傳承的理想，守着自己半輩子的積累，也想避免更多的二元分配。一些富人正成為自己過去成功的受害者。其財富積累速度之快，數量之大，讓他們對任何可能影響財富積累的變動提心吊膽，擔驚受怕。
財富精英們從杯弓能看到蛇影。儘管黨中央和領導層一再強調“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一篇無名小輩的“私營經濟應逐漸離場”能引起眾多民營企業家的震驚。直到國家動用最高輿論公器人民日報，批判“奇談怪論”，並重申“民營經濟只會壯大，不會離場”，有些人還是心有餘悸，半信半疑。相對比，不少經濟學家和企業家常發表“國有企業已經完成歷史使命”的言論，也沒看到引起什麼軒然大波。
那些別有用心的恐慌販子，完美地利用了部分財富精英們的這種焦慮。恐慌販子出於自身的經濟或政治目的，把社會上的隻言片語，包裝成對國家方向的某種暗示。他們滿口的家國情懷，卻一心在挑動國家和民營經濟之間的對立。
四、回家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壓縮式發展，用很多國外觀察家的話，我們某些方面比資本主義更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社會，在巨大的總體社會財富之下，我們有巨大的社會不平等。
很多人在紀念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同時，卻很少提起鄧公談到改革開放時説過的話：“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
中國的經濟奇蹟是政府和民營經濟攜手合作的結果。政府提供外部條件和政策支持，民營經濟回報以增長和活力，雙方的共同承諾是全民的共同富裕。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個基於中國國情的結合體。它包含着用市場經濟來激發個體的能動，推動經濟建設；用社會主義制度來推進共同富裕，最後達到社會公正。
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定程度的財富再分配是合理的，也是公正的。中國沒有房產税，沒有遺產税，世界罕見。當然在再分配的過程中，我們要避免影響民營經濟發展的動力。應該加税於財富創造的結果，而儘可能保護財富創造的過程。
有能被絕對保護的財產嗎？沒有！只要你屬於一塊土地，就受那塊土地上的人民的制約。在美國，只需超過半數的眾議院和參議院的投票支持，再加總統的簽署，就能夠通過任何的加税的方案。理論上只要有超過半數的民意，加任何的税都有政治上的合法性。
只有當所有的人民都變成有產階級，當保護財產成為每個人的需求，富人的財富才真有安全。
一些財富精英作為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最大受益者，卻對他們所獲財富的賦能者和保護者—政府，充滿抱怨和不滿，這是中國經濟最大的財富悖論。
“聰明”而焦慮的財富精英，也許能夠保護其財產的唯一方法，是讓財富不屬於任何一個土地和國家。哪個國家税務低或者免税便把財富移到那個國家，那才是永遠的真正的流浪。
回家吧！回到我們的同胞身邊，回到那些為我們財富付出犧牲的人民身邊，這裏是我們的家，永遠沒有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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