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東昇：全球化時代我們要改革開放，逆全球化時代更是如此

2011年夏季的一個國內學術會議上，筆者過早地提醒大家“逆全球化時代正在悄然到來”，當時遭到了學界同行的一致批判。2014年之後，贊同我判斷的學者越來越多。時至今日，連全球化最堅定的信奉者都已經動搖了他們的信心。其實，讀過點世界史就不難明白，全球化是一種歷史性趨勢，曲折運動，有進有退，並與主導性帝國的興衰相伴而行。

全球化浪潮伴隨着美式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全球推廣，但是如今自由和民主之間出現了對抗與分裂，導致了全球化的逆轉。1979年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是由英美金融資本推動的，它在全球所創造的增量財富主要是由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以及美國西海岸的高科技部門所獲得，但是這個世界上有些羣體卻成為了受損者，比如英美白人藍領階級：三十年來他們的收入沒怎麼漲，但是失業率、離婚率、破產率、吸毒率、犯罪率、自殺率都大幅上漲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作為罪魁禍首的美國金融部門並沒有受懲，反而藉助量化寬鬆而掙得更多紅利，這引發其它階級的普遍不滿。2016年，當白人藍領羣體試圖用民主賦予自己的選票來表達不滿、改變命運的時候，就發生了英國脱歐和特朗普勝選這樣的政治黑天鵝事件。世界歷史告訴我們，貿易戰僅僅是逆全球化時代的一種常見症狀而已，此外往往還有思潮極化、強人政治、乃至大國戰爭等併發症。

2008美國雷曼兄弟銀行破產

眾所周知，中國是全球化時代的贏家之一，正因如此，許多人擔心如果全球化逆轉則大大不利於中國的繼續崛起。這種觀點屬於刻舟求劍型思維。在筆者看來，中國的成功之道在於與時俱進，鋭意改革，而不是某些人認為的靠了美國的幫助發展起來。全球化時代我們當然應該搞改革開放，那時的改革是向西方學習工業革命與市場經濟，那時的開放，用小平同志的話説，是向美國及其盟友開放。如今世易時移，我們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和開放，但這個新時代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獨立探索，而新時代的開放則是以我為主的、面向全球的開放。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只要我們應對得當，與時俱進，那麼每一個時代都可以是戰略機遇期。

印度教的教義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是梵天神的夢境中的一個幻影而已，這個類比用以解釋全球化和美帝國體系非常適切。做夢的主體是美帝國，做的夢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夢，而所有的其它國家、企業、家庭、個人，都不過是這個夢境中的一個角色或場景而已。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國消費市場為基礎的美式全球化體系中，其它經濟體的所有進步和努力，都是讓美元的購買力更加強大，而美元信用的創造是無窮的，信用擴張的真正受益者是美帝國。因此只要這個體系在持續運轉，其它國家都不可能在規模和質量上真正超越美國，這是由全球化遊戲的結構和分工機制所決定的。二戰後無論是蘇聯、日本還是歐盟，其經濟規模和競爭力都無法超越美國，原因即在於此。挑戰者通常情況下是不可能戰勝佔據了體系中心的霸權國的，因為你挑戰的不是霸權國本身的國民與國土，而是包括你自身在內的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力量和資源。

世界市場體系的強大之處在於，短期內它可以帶給追隨者以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交易機會，但是長期看將會“消化”掉外圍追隨者中的異質文明，包括其制度、語言和組織體系。當年美國寄希望於通過接觸政策而演變中國，這種戰略自信不是毫無根據。如同古羅馬時期的體系一樣，外圍國家的精英必然以講拉丁語/英語為榮、以能夠移民至羅馬/美國為家庭夢想。而要跳出這個體系也非常難，因為正常的政府和領袖都難以承受離開體系的風險和困難。所以，只要保持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國同盟結構為基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體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實是水中月、鏡中花而已。追隨美國僅三十年，中國的精英階級便紛紛轉移資產轉換國籍；繼續隨波逐流三百年，那麼漢字的存在都將是存疑的，更不用説哪個政黨政權了。每念及此，儘管作為一個典型的國際化精英而佔據了全球化時代的不少好處，筆者卻總是深以民族前景為憂。

從這個意義上講，特朗普的逆全球化行為，其實才真的打開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戰略機遇窗口。帝國的政治經濟學本質是槓桿，而特朗普所作所為就是主動去槓桿。他以一種自殺式的瘋狂向全世界同時發難，以自鳴得意的食言而肥來營造不確定性以牟取談判中的短期好處，用各種退羣和推倒重來以便讓這個時代打上自己的烙印。我稱之為牟取“違約紅利”：借了信用卡不還，你相當於得到一筆紅利，但是長期的代價將是昂貴的。他的這種倒行逆施相當於給全世界做美國夢的人們一個尖利的叫醒服務。正是在這樣的刺激之下，歐日關係、中日關係、中歐關係、中印關係最近都有重要進展，原先以美國為中心的輻輳結構正在發生快速的變化，連橫正在轉變為合縱，多極化時代真的要到來。在這樣一個時代，中國經濟獨立並超越美國才是可能的，以我為中心的全球化才有機會。大禮不辭小讓，與這樣的戰略機遇相比，對美出口的那點可能損失，還算得了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