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赫文斯基：我和開國大典
【文/ 齊赫文斯基】
1948年9月，我赴任蘇聯駐北平總領事，禮節性地拜訪了傅作義將軍，並向他介紹了總領館的工作人員。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領導和中央機關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從位於河北省西部的西柏坡村轉移到北平。雖然在政權更替之後，我們接到莫斯科指示，暫時停止履行官方職責，但是我還是根據外交部的指示，就一些問題同葉劍英以及周恩來和進城的其他中國領導人進行了會晤。
多年以後斯大林個人檔案保密文件發表之後，我才知道，給駐中共控制區的蘇聯領事發出的關於暫時停止它們的官方活動的指示，是由斯大林本人簽發的。斯大林只允許領事館機構領導同本地當局代表交往。這個指示以及之後解密的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交往的信件（還有米高揚關於1949年1、2月間去西柏坡村同毛澤東會晤的報告）表明，斯大林非常擔心美英可能站在國民黨方面對中國進行干預，擔心它們會利用蘇聯對中共的支持作為採取這種行動的藉口。眾所周知，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和比利時的領事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城後仍留在北平，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雖然這些國家的政府不急於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他們還是試圖繼續發揮作用。
當我作為蘇聯駐北平總領事，收到寄給我的請柬，邀請我出席1949年10月1日將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行的隆重儀式時，考慮到上述指示，遂詢問莫斯科，我該怎麼辦。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回答説，我可以出席這個儀式，“但不要站在前面”。於是我盡力設法堅持這一條，我對負責安排天安門觀禮台上來賓的禮賓司司長説，我站在第二排更合適，不站在第一排。
……
1949年6月17日早晨，科瓦廖夫來到我的辦公室，告訴我説，毛澤東邀請我們到他郊外的住所共進午餐。當我們乘坐派來接我們的汽車來到距城區20公里之處的一個隱蔽在古松柏之中的宅院時，天色已經陰暗起來。汽車沿着林間彎彎曲曲的路爬了好長時間的坡，最後停在一座有着白色高石頭牆環繞的古老佛教寺院門前。城裏潮濕悶熱，這裏卻涼爽宜人。
拾階而上，走近院門，我們看到有兩座不高的一層陳列室坐落在水池對岸，是中國寺院式建築。水池邊有一個涼亭和一個面積不大的空場，水池上有一座拱形小石橋，連接兩岸。空場上自右至左站着周恩來、劉少奇、聶榮臻。
我們同他們互致問候後，剛寒暄幾句，就不再講話了。他們轉向左面，面向小橋方向。從小橋上緩慢走下了身材魁梧、稍有點駝背的毛澤東，他迎着我們走來。我根據畫像立即認出了他。科瓦廖夫同毛澤東互致問候後引見了我。毛澤東向我伸出了柔軟的手。他長時間未放開我的手，上下搖動，問我多大年齡，什麼地方人，在什麼學校讀過書，做過哪些外交工作，什麼時候來到中國的。當時他一直凝視着我。當毛澤東結束了這種獨特的“調查”之後，大家跟隨他走進右面的陳列室。那裏擺放着一張條桌，毛澤東坐在上首，他的右面是科瓦廖夫及翻譯師哲，左面是我。
午餐結束時，科瓦廖夫、師哲和除毛澤東之外的所有中方參加者，都走到桌子另一端，攤開地圖和文件，開始研究問題。我和毛澤東坐着未動，我決定利用這少有的機會，弄清楚我早就感興趣的問題。
事情是這樣：1945年夏，我通過關於孫逸仙的外交觀點和實踐的副博士論文答辯後，國家政治出版社編輯部同我簽訂了出書協議，返回中國後，我對論文材料做了加工，後來託人把書稿帶給了出版社編輯季奈施坦因。一年後，他給我寄來了書評者根據時局變化提出的一些意見。不久，我給莫斯科寄回了修改過的稿子。北平被圍困前不久，我又收到季奈施坦因的來信，他建議我根據中國迅速變化了的政治形勢對書稿再作一次修改。既然根據事態發展判斷，中共取得徹底勝利已為期不遠，所以我很想知道中共領導人如何評價孫逸仙的人格和活動。毛澤東對這位傑出的中國民主主義革命者作出了高度的評價，並指出國民黨背離了孫逸仙的遺囑。
在桌子另一端，工作還在積極進行。於是我下決心問問毛澤東如何看待康有為和他的哲學觀點以及19世紀末中國改良派的活動。得到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後，看到桌子另一端還在進行很認真的討論，我又想問問毛澤東，在全國奪得政權後，中共打算對中國資產階級實行什麼政策。毛澤東解釋説，在中國，與十月革命時期的俄國不同，資產階級以及其餘人民（農民、工人、知識分子）都受到了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因此應該把它看作是中共的盟友，而不是敵人，所以不應排斥它。
我還想弄清楚一個更個別的問題，這就是漢字拉丁化問題，漢字拉丁化是消滅大量文盲的一種手段，我想問毛澤東，他對這項工作的前景怎麼看。毛澤東斷然地説，漢字是中華民族的瑰寶，任何字母也代替不了。我向毛澤東講述了30年代我的老師阿列克謝耶夫院士同中國學者吳玉章、瞿秋白一起在符拉迪沃斯託克搞漢字拉丁化的經驗。他們曾用這種拉丁化的字母專為居住在城裏的中國工人出版了《工人之路》報。文盲很容易掌握不復雜的字母，這便於吸引他們參加積極的社會生活。毛澤東説，他知道這個情況，他在延安時，那裏也進行了漢字拉丁化的嘗試。但他本人一直對這種做法持否定態度。至此，我們持續一個多小時的交談結束了。
這次難忘的會見過去兩個星期，我在報紙上看到了毛澤東為紀念中共成立28週年而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其中提到許多在我們的交談中涉及的人物和情節。當時各民主黨派代表、著名社會活動家已雲集北平，毛澤東的文章為這些人以及中共黨員提出的許多重要問題作出了回答。
……
9月21日，在北平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有662名來自中國共產黨、國內各民主黨派、工會和其他羣眾性社會團體、中國人民解放軍、無黨派社會人士、海外華僑的代表出席。會議承擔了成立大會的任務。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公告》，確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和國歌。會議決定恢復北平的歷史名稱北京，並將其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
在1949年10月1日晴朗的早晨，即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莊嚴歷史性儀式開始前幾小時，以著名作家和社會活動家法捷耶夫、西蒙諾夫為首的蘇聯社會團體代表團，乘火車從中國東北抵達北京。總領館工作人員到車站迎接。使人們感到吃驚的是，在列車進站前幾分鐘，在空蕩蕩的月台上出現幾個軍人，他們小心翼翼地攙扶着臉色蒼白閉着眼睛的周恩來走來，到我們附近時，周的秘書小聲地請我們不要叫醒周恩來，並解釋説，因為領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會議工作，他已經四晝夜沒閤眼了。
列車剛靠近月台，秘書就叫醒了周恩來。他清醒過來，以歉意的姿態很有禮貌地同我們打招呼，然後以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名義熱情地歡迎蘇聯代表團成員，對在旅途中生病的法捷耶夫表現出了令人感動的關懷。幾小時之後，他又和往常一樣，精神飽滿、神態端正，同前一天選舉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領導人一起站在天安門廣場政府觀禮台上。
到中午時分，故宮前的巨大廣場站滿了市民，有工人、職員、學生、教員和郊區農民。等待慶祝儀式開始的時候，他們在興奮地交談着，業餘文娛演員按鼓點扭着秧歌。廣場上籠罩着真正的歡樂氣氛，紅旗招展，演奏着音樂，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和首都警衞部隊排着整齊的方隊。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天安門城樓上，在城樓迴廊上面裝飾着圓形大紅燈籠，新選舉產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員都集中在那裏。在天安門下面搭建的木製觀禮台上，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中共和民主黨派領導人、社會團體代表、當時在北京舉行的國際工會會議的參加者、外國來賓。
15時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共產主義運動老戰士林伯渠，宣佈慶祝儀式開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口令，在廣場中央高高的旗杆上，一面五星紅旗，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緩緩升起。伴隨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的演奏聲，響起了28響禮炮，象徵中國共產黨為奪取勝利而戰鬥的28年。國歌和禮炮聲結束後，毛澤東宣讀前一天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閉幕會議上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毛澤東宣讀完公告之後，閲兵式開始，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著名的軍事統帥朱德檢閲了部隊，而華北軍區司令聶榮臻將軍指揮了閲兵式。在三個小時期間，海軍縱隊、步兵縱隊、摩托化部隊縱隊、炮兵縱隊和騎兵縱隊，不間斷地由東向西從中心觀禮台和集中在對面廣場上的市民面前走過，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同國民黨軍隊戰鬥中繳獲的美國軍事技術裝備。在天空中飛過了共和國年輕空軍的飛機。出色完成的閲兵式明顯顯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作戰能力和軍事本領。
當天色發暗時，遊行隊伍進入廣場，天空中升起了節日焰火。剛剛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周恩來的助手韓敍走到我身邊，轉告了周的請求，讓我在未收到緊急信函之前，不要離開總領館去出席政府招待會。確實，我剛從天安門廣場回來，韓敍就來到了總領館，把正式信函交給了我。正面是我收到的信函的內容：
蘇聯駐北京總領事齊赫文斯基先生：
茲通知您，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發表了公告。
現具函將此公告送達給您，並希望您轉給貴國政府。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各國之間建立正常外交關係是必要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長周恩來
1949年10月1日於北京
我把周恩來的信函譯成俄文，緊急發電報給莫斯科，之後我同夫人去北京飯店出席政府招待會，而在廣場上，娛樂活動持續到深夜。第二天清早，莫斯科電台向全世界播送，蘇聯承認中國的人民共和國。奉蘇聯政府之命，外交部第一副部長葛羅米柯在1949年10月2日發給周恩來的電報中通知説：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業已收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本年10月1日之公告，其中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
蘇聯政府在研究了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議後，由於力求與中國人民保持友好關係的始終不渝的意願，並確信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意志的代表，故特通知您，蘇聯政府決定建立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
不久，莫斯科通知，任命我為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代辦。我以這個身份出席了10月5日在懷仁堂舉行的新的羣眾性組織——中蘇友好協會的成立會議，中共中央書記劉少奇當選為第一任主席，副主席有宋慶齡、吳玉章、沈鈎儒、李濟深、郭沫若、張瀾和黃炎培。中蘇友好協會中央理事會由199人組成。在通過章程中説，協會的主要宗旨是發展和鞏固中蘇友好關係，協助加強中蘇之間的文化、科學、經濟等領域的聯繫與合作，加強中蘇之間在為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共同鬥爭中的團結一致。
不久，我接到莫斯科發來的指示，讓我徵詢中方是否同意羅申出任蘇聯駐北京大使。為此，我拜訪了周恩來，地點是在中南海政府辦公區他的辦公室裏。當周恩來得知，蘇聯領導決定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前不久擔任駐國民黨政府大使的人派到人民中國來，周恩來讓我在他的辦公室裏稍等片刻，而自己到位於不遠處的毛澤東辦公室去了。15分鐘後他回來了，通知説，政府同意蘇聯政府提出的大使人選，他將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莫斯科臨時代辦戈寶權正式通知蘇聯外交部。
羅申是一位精力充沛、善於交際的軍事偵察員，1943年至1945年曾任蘇聯駐重慶武官。羅申於1948年出任蘇聯駐南京政府大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王稼祥駐莫斯科。羅申抵達北京時，周恩來親自到車站迎接（議定書上並沒有這個規定）。蘇聯大使是外國派駐新中國的第一位大使。剛剛組建的外交部機關，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已着手製定外交禮儀標準，包括外國大使遞交國書的儀式。我有幸應周恩來之請擔任非正式顧問。幾天後舉行了遞交國書儀式……1950年夏，我攜家眷返回了莫斯科。但是那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有關、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我終生難忘。
【馬貴凡、劉存寬、陳春華譯，本文選自《見證中國近代史變遷——齊赫文斯基漢學論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