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現代經濟學的危機與政治經濟學的復興

（本文首發於《東方學刊》）

目前在討論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的問題時，不但大眾和媒體，而且在專業經濟學家之間都缺少基本共識。究其原因，在於我們的經濟理論體系本身出現了嚴重的危機。

目前，大家討論中國經濟和金融問題的理論體系來自美國主流的經濟學，也被人稱為現代經濟學(1)，表現為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金融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組成的教材體系。當然，我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自改革開放以來也一直在發展之中，尤其在黨和國家的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和長期發展戰略方面，起着決定性作用，但是在實際經濟運行層面，在關於價格/貨幣/市場/投資/增長/宏觀調控等具體經濟議題的討論與實施中,目前各方使用的理論框架和話語體系主要還是上述所謂的“現代經濟學”。

現實是，我國目前主流的經濟學家，包括許多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家，至今一直認為雖然（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對待事物本質的研究上存在缺陷，但對具體的經濟運行和政策而言，還是比較好的理論體系。本文將説明，**這是一個天大的誤解，一個時代性的理論幻覺，是我國經濟學界一代人的悲劇。**實際上，現代經濟學自20世紀中期在美國形成體系性的壟斷以來，幾乎從來沒有對美國經濟起過指導作用；而其產生指導作用的年代，也就是1980 年以後，特別是 1989 年以後，恰恰是美國經濟走向短期繁榮、長期衰弱，乃至釀成今日結構性、長期性深層危機的階段(2)。

為什麼會這樣呢？除了政治經濟學界已經普遍提出的對現代經濟學的批評之外，根本原因還在於，經濟學研究的客體對象變了，它由產業資本主義變成了今天的“全球金融資本主義”。

美國作為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典型代表，在過去將近 40 年中出現了一系列意義深遠的變異，產生了一系列新的經濟現實，這些新的經濟現實是如此重要，以至於可能從根本上顛覆建立在產業資本主義“舊世界”之上的現代經濟學。**遺憾的是，這個新經濟世界還沒有進入主流經濟學界，包括大多數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法眼”，也就是説，作為學術主流的現代經濟學和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現實之間，處於嚴重的分離狀態。**如果以經濟理論為“毛”，以經濟現實為“皮”，那以今日之現代經濟學的狀態，就恰如成語所言：“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那麼多頂尖專業經濟學家的研究論文，每每都在數學方法上兜圈子，經濟思想少之又少，這導致所謂的現代經濟學成了一門脱離現實的學科，一個比賽數學技巧的遊戲。

全球金融資本主義下的新經濟現實

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新的經濟現實，對既存經濟學提出了根本挑戰，本文着重提出以下三點：

**第一，貨幣變性，即貨幣由作為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變成了以“紙幣”為載體的信用符號。**貨幣在歷史演進中，本來以黃金和其他貴金屬為載體，是作為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有自身的內在價值，因而成為價值尺度、交易媒介、財富貯存等工具，也從而由黃金及貴金屬的數量決定了貨幣數量的上限。但在二戰後形成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成為世界貨幣，以美國持有的黃金儲備為基礎。由此形成黃金支撐美元、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全球貨幣體系。1971 年尼克松政府廢除美元與黃金的掛鈎後，美元不再是“美金”，而成了美國印發的“美鈔”。但是，美鈔作為一紙印刷品，為什麼還能通行世界數十年呢？這就是美國金融體系的高明之處。擇要而言，有三招很關鍵：一是憑政治軍事科技的“霸權三角”，鎖定中東石油用美元定價的壟斷權；二是發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場，創造天文數字量級的美元交易與投資（含投機）需求；三是基於全球金融交易市場的內在震盪，創造出各國央行對美元的儲備需求。其結果，把美元由美國印發的紙幣轉化為世界的問題，造成全球流動性氾濫，但也使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債務國。

由此，現代經濟學一般均衡理論要求的“貨幣中性”不復存在，由美國國內政治博弈所決定的美元發行與全球流動性成為驅動世界經濟運行和國別發展狀態的極其重要、而又難以預測的內生力量。而最終結果呢？是紙貨幣量在全球經濟中長時期的超常規擴張，是由美元超發引起的全球流動性氾濫。

**第二，金融產業的異化，即從過去以銀行為主體、以實體經濟為服務對象、以存貸款和股票債券發行為主營業務的金融業，蜕變成了以資本經營機構為主體、以虛擬經濟為主要服務對象、以金融衍生品的自我循環為主要業務內容的“新金融”。**由超廣義的貨幣總量的無限擴大，導致金融衍生品的市場發行與交易異軍突起，滋生出一個以自我循環、自我服務型的投機交易活動為主導的行業。這樣，現代金融業分化成了服務實體經濟的中介性金融和自我服務為主的投機交易型金融這樣兩大部類。在金融工程和金融創新的名義下，任何一個金融業務商家都可以製造、合成、編制出一個衍生品，拿到交易所裏，只要有人買有人賣，它就成了一個正常交易的金融產品；由此就衍生出來越來越多、越來越紛繁複雜的金融衍生品體系。2007年金融危機前夕，全球場外衍生品總名義餘額達到 600 萬億美元級別，而當時美國 GDP 才有十多萬億美元。實體經濟的交易規模在金融衍生品面前真是小巫見大巫。這個對實體經濟幾乎沒有貢獻的交易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合法的高科技賭場。

**第三，基礎生產要素的變性，即生產要素變成了金融投資品。**從能源、資源、關鍵原料、土地、人才、資本到核心技術，原本企業購買這些東西是作為生產要素，目的是為了在生產中使用，因此市場運行符合一般意義上的價值或均衡價格規律。但現在各種商品與金融交易所把生產要素都成了金融投資品，不單是企業，而且各類“炒家”也全面參與這些生產要素的買賣；人們購買的目的不再僅僅是使用，更重要的是為了賣出。其結果，是生產要素的價格運行和一般商品的價格運行發生了分離。

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徵是眾多生產要素都已經被轉變為投資品。在市場經濟的歷史上，生產要素本來是作為一般製成品的原材料和設備而存在的，但隨着現代金融市場的興起，特別是商品期貨交易的發展，許多生產要素轉變為投資的對象，成為交易所的交易品種。由此，生產要素的購買者出現了分化，一類是傳統意義上的買家，即實體經濟中的企業，它們購買生產要素進行實際產品或服 務的生產與提供；另一類則是在交易場所活動的投資者，他們買進這些關於產品的合約並不是用於生產，而是為了在新的價格水平上賣出。前者是從事企業經營的生產者，後者是從事交易獲利的投機者。現代市場經濟的歷史趨勢表明，隨着交易的發達，越來越多的純投資者加入以生產要素為載體的投資交易，使得生產要素作為投資品的交易規模呈跨越式發展，在國民經濟中佔據越來越高的比重。與此同時，生產型購買者也越來越深地參與到投資型要素市場的交易，不知不覺中把原本作為風險管理工具的商品期貨，變成了價格投機的工具，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實體經濟對要素投資品的定位。這種情形在當代已經發展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純投資類交易的規模遠遠超過了生產經營型購買者的交易規模。僅以原油為例，2012年兩大期貨市場（Nymex和ICE）原油的主導合約交易量超過3800億桶(3)，而當年全球石油的產量和消費量都僅僅超過300億桶，也就是説，純投資類的交易規模至少是使用型交易規模的10倍多！

表 1：要素成為投資品的歷史進程

（數據來源：美國期貨行業協會(4)）

上表清楚顯示了需要投資品化的發展程度和金融市場發展的密切關係。其中的關鍵在於，商品期貨交易所的出現從制度安排上把本來是生產投入品的要素變為交易所內進行金錢交易的投資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代西方金融強國，比如英、美，正在佈局把越來越多原本不是投資品的東西，打造成投資交易的對象，比如生態環境，通過節能減排的説法創造了碳交易與碳金融，其實是圖謀把先發達國家的環境優勢轉化為發展中國家的要素成本。

新經濟現實導致現代經濟學核心理論失靈

上述的貨幣變性、金融變性及基礎要素變性引發了一系列核心經濟學理論的失靈。

**第一，價格理論失靈。**我們知道的均衡價格理論，馬克思叫價值規律及生產價格理論，其實就價格運動而言二者是一致的。但是現在，在生產要素市場和資本市場上，價格不再由生產價格或均衡價格規律決定。因為買進是為了賣出，導致追漲殺跌（即正反饋），需求曲線不再向右下方傾斜。這背後雖然有老百姓的從眾心理，或者説羊羣效應(5)，但深層原因則是資本大鱷的市場權力在起作用。這是因為從眾心理的存在和資產價格需求的正反饋機制，使資本大鱷的贏利模式產生變化。在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理論中，供求自動趨於均衡的前提是“利他利己”的贏利模式，即生產企業通過提供質優價廉的產品來獲得消費者的青睞，擴大銷售，從而獲得利潤；而在具有正反饋機制的資本市場上，資本大鱷又產生了金融市場上常見的“損人利己”的贏利模式，即資本大鱷通過自身的市場權勢引領市場、塑造價格走勢來謀求暴利。這一損人利己型贏利模式導致價格的暴漲暴跌，這又迫使政府介入並經常成為金融市場的參與者。由此，金融資產的價格決定就不再是純市場行為，而是在國家、核心資本集團、市場自發勢力三種力量的互動過程中生成，在很大意義上，是由金融權勢擁有者刻意操控而形成的，也就是説，在資產與證券市場中，不再是市場供求雙方自發力量形成的均衡價格，而是擁有金融市場權勢的資本集團引領塑造出來的建構價格。

**第二，市場理論失靈。**上述均衡價格理論失效的後果就是市場從一個統一的平面市場，轉變為分層的結構性市場。其中，作為投資品的生產要素成為不同於一般商品市場的另一類市場。簡單地説，在一般商品市場上，均衡價格調節還能起到決定性作用，比如服裝、玩具、消費電子等等；但在投資性生產要素市場上，自發市場便不再起決定性作用，而是由國家、核心資本和市場自發力量三者互動，對價格與供求進行建構的。我們只要想一想匯率是怎麼決定的，利率是怎麼決定的，土地的價格、資本的價格、人才的價格、高新技術的價格，甚至高新技術交易的可能性，就容易知曉這些重要生產要素的價格與供求都基本脱離了自由市場的競爭，而是在全球商品與金融交易所中由市場權力結構塑造出來的，是在國家權力的直接與間接參與下形成的。而在這種市場權力中，既有大資本的金融購買力、市場營銷力、組織執行力，也有國家的外交、立法、情報、軍事及意識形態控制等系統性權力（只要想想當下的特朗普現象就明白了）(6)。

回看一下經濟史，其實西方國家的崛起不完全是由於它們所謂的法治化、市場化和產權保護這套制度，因為這套制度得以實施的基礎，是這些國家通過軍隊、外交、制定國際標準等強制力量，打造出對本國有利的重要生產要素的供應能力之上的。事實上，一個國家能不能有效協調國家、資本和市場三者的力量，形成合力，打造一個有利於本國的基礎生產要素的供給能力，是這個國家能不能崛起的關鍵。市場決定論，即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理論，如果説還基本適用於普通商品市場的話，對於基礎性生產要素市場則基本上不適用了。此中原因，正是因為作為投資品的基礎要素的價格與供求都已受到國家與市場權力的塑造，在千里之外的全球交易力量的翻雲覆雨中決定的。在這個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時代，不加區別地泛談市場決定論，排斥國家在重大市場要素領域（如我國今日之核心技術）的戰略引領和市場協調塑造之建構功能，不論懷有多麼美好的願望，結果只能是禍國殃民。

**第三，貨幣計量指標的失靈，即廣義貨幣M2這個貨幣供應量的主要計量指標已經不再能夠衡量當代經濟體系中的有效購買力了。**眾所周知，M2(現金加存款為主) 一直是貨幣當局和經濟學界計量一國貨幣流通量的基本指標，至今鮮有質疑的聲音。實際上，隨着現代貨幣市場的持續高速增長，在形成有效購買力的金融工具中，儲蓄存款及現金已經只佔一小部分，大部分來自債券、股權、信託、保險、資管及其他各種形式的非銀行資金體系的供求。這些資本市場的新型融資工具在定義上不屬於M2，但從形成有效購買力這一功能而言，它們與M2並無區別；而且，在現實中，這些資本市場融資工具的放大能力比M2還要厲害！因此，在當代實體產業經濟與虛擬資產經濟並存的現實經濟體系中，計量全社會經濟貨幣的總量，不僅要看M2，更要看各類資本市場的融資工具。

**與此相關，由於只用M2來計算社會貨幣流通量，導致我國經濟學界（甚至包括央行）對中、美兩國貨幣量產生誤判。**例如，2012 年，中國M2有99萬億，GDP有52萬億，單位GDP的貨幣佔用為2左右；而美國M2只有約10萬億美元，GDP有16萬億美元，單位GDP的貨幣佔用量只有約0.6！這樣比較，中國貨幣量是美國的3倍多！那中國是不是貨幣超發？其實，這是張冠李戴了！美國儲蓄率低，銀行存款少，M2當然也少；但美國資本市場大，債券股權、信託、保險、資管、基金等金融工具的融資規模遠遠超過了銀行存款規模。下表（表 2）顯示，2011年美國M2和資本市場融資總額超過67萬億美元，這才是美國國內形成有效購買力的真正的廣義“貨幣量”，與同年美國GDP（15萬億美元）相比，單位GDP佔用的貨幣量高達4.5，而中國2012年M2與資本市場融資總和不到160萬億人民幣，單位GDP佔用貨幣量為3。總之，單看 M2，中國貨幣比美國超發2倍，若看能形成社會有效購買力的各種金融工具，則美國國內的“錢”比中國超發50%多。

表2：美國金融業資產負債表  2011

（單位：10億美元）

應該説，全球M2的擴大，或者流動性的激增，起因在美國，中國是一個被動接受者。紙貨幣是持續超發的，金融工程是不斷“創新”金融工具來吸納超發的紙貨幣的，而市場是雙層的，價格在基礎生產要素領域是被建構的，其結果，是M2可以不多，但具有購買力的金融流通性卻超多，多到氾濫成災! 因此，M2不再能夠有效衡量購買力了。

**第四，傳統的貨幣需求理論失靈。**原來MV=PQ，所以央行會盯住M2。但現在，上述的貨幣總量會被現代經濟的兩個子系統吸納，一個是實體產業經濟的運行對貨幣的需求，這裏有一個 M1V1 = P1Q1 ；另一個是虛擬資產經濟子系統，包括房地產這類資產、作為投資品的生產要素市場和各種金融衍生品市場，這裏則也有一個 M2V2 = P2Q2 ，但後一類市場子系統的P2不是物價，而是資產和證券的價格。產業經濟和資產經濟的兩個子系統的貨幣需求加總後，才是國民經濟總的貨幣需求。又因為貨幣能夠自由地在這兩個子系統之間流動，就產生了很多以前不曾出現的現象。例如，貨幣量增加，但商品部門的價格，即物價沒有上漲，而資產價格上升；又或貨幣量不變，但商品價格卻上升了，因為貨幣可能從資產市場迴流商品市場。兩個市場流通的是同一種貨幣，資本市場火熱時，貨幣大量湧向了資本市場，即使增發貨幣，實體經濟仍可能資金短缺。

**第五，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失靈。**凱恩斯發明的經典貨幣政策機制，即“貨幣 –利率–投資–就業”這一傳導機制，現在失靈了。這些年歐美日各國貨幣量增加驚人，利率徘徊在極低位，甚至負利率水平上，但實體經濟投資很少。

與此同時，我們又發現另一個重要現象，就是貨幣變成資產，資產配置負債，從而抬升經濟活動，導致所謂GDP的增加。當然，在美國，這個經濟活動不是發生在實體經濟中，而是發生在虛擬交易和福利消費領域，因此只能有效於一時，最終以2007年後的金融危機告終。

弔詭之處是，在次貸危機爆發後美國救市挽救GDP的方案還是貨幣變成資產，資產配置負債的操作。按2007年年末數字，美聯儲在危機爆發後反應迅速地通過公開市場向銀行體系注入了486億美元作為救市前奏。至2008年，美國的救市法案TARP（問題資產解救計劃）全面運作。到當年末，美聯儲從公開市場渠道的再貸款渠道向銀行體系直接注入5111億美元、回購/逆回購渠道回收2647億美元，同外國央行達成貨幣互換向國際美元市場注入5307億美元，向券商注入455億美元，購買衍生品197億美元，並向新成立的專門救市的基金公司注入4449億美元，2008年共注資1.3萬億美元！貨幣重整金融資產負債成為拯救美國經濟幾乎唯一的有效手段。

**第六，央行角色的裂變。**傳統貨幣政策失靈還帶來一個後果:央行開始把財政變成附屬。照理赤字財政很難持續，但歐美國家長期實行赤字財政，靠什麼呢？靠的是央行的貨幣發行。這就使財政政策逐漸依附於央行了！現在又進一步，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就是大型企業的股權和資產也進了美聯儲負債表中的資產項。過去，央行發行貨幣，其資產依託是黃金儲備、特別提款權和國債等等，現在美聯儲直接持有AIG這種巨型公司的股權，直接買進各家“大而不倒”的金融公司的有毒資產，從而使企業股權與有毒資產變成美聯儲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然後它發行貨幣，記為負債，這樣資產負債表還是平衡。結果是，央行成了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結果的最終背書人，成了市場體系中微觀資產的交易主體。顯然，這是央行性質的一個革命性變化(8)。

第七，這裏的啓示是什麼呢 ? 就是**貨幣開始從因變量，即中性貨幣演變為自變量，變成了一個啓動經濟過程的始發力量。**原因就是在於貨幣能夠直接變成資產，資產對應負債，然後創造出新的經濟活動。但這個過程能不能持續？長期看是好事還是災難? 這都取決於超發的貨幣投向了什麼領域，是投向生產性資本的積累，還是像歐美一樣的福利消費和虛擬資產的交易? 由此觀之，中國過去30多年的成功，關鍵之處就在於中國自主創新的國家級開發性金融機構和地方金融平台。這兩者實際都是用借債的方式籌集資本金，投入到實體經濟，集中體現在中國各類基礎設施的數量和質量上，它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一個比較堅實的基礎盤面(9)。 前邊已講過國家協調要素供給能力的重要性，這裏不再重複。需要強調的是，政府在這個領域的重要經濟職能，就是整合與協調核心資本及市場自發力量，形成一個與國家戰略方向一致的力量，建構對國民經濟長期發展有利的基礎生產要素的供給能力，包括土地、資本、勞力、技術、能源以及生態資源等。

政治經濟學的復興之路

政治經濟學作為我國經濟理論的根本地位是確立已久的。但是至少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版“現代經濟學”教材體系已經逐漸成為我國重點大學的必修課程；相反，政治經濟學反而日益成為邊緣的課程了。反映到日常經濟政策的討論中，使用的分析框架和話語體系也幾乎全面來自“現代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的傳統幾乎完全缺位。即使在近些年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倡導、推動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以後，上述情況也鮮有改善；雖然在頂層話語上（如“五大發展理念”“以人民為中心”等）已經確立政治經濟學的指導性，但是落實到經濟政策的討論上，仍然還是“言必稱希臘”，跳不出西方現代經濟學的窠臼。

色諾芬《經濟論 雅典的收入》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對政治經濟學原則肯定、實際上“退場”的現象呢？原因固然很多，恐怕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政治經濟學自身長期以來自我封閉，既少理論創新，也遠離當代現實；既不瞭解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的新現實，也沒跟上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很多時候只是在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中炒冷飯，或者簡單地為中央文件提供幾乎是重複性的“解釋”，而不是嘗試建構國家發展與政策討論的學理基礎。而為數不多的具有學術情懷的政治經濟學者，則受到西方經濟學數學化的影響，把大量精力投放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數學化上面了。久而久之，政治經濟學既未上達廟堂之高，也未下入江湖之遠，逐漸形成自彈自唱、和者益寡的局面。

**2007 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機是一個轉折點。它引發了西方經濟學羣體的分化。對現代經濟學的反思、批評乃至抗議之聲此起彼伏，甚至從校園和學術圈走向了社會和街頭。**國內長期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中青年學者們也受到鼓舞，校園內的學生們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對黑板經濟學產生厭倦與失望；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出面推動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並明確提出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創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三大相當關鍵的理論工程，這一切都表明：政治經濟學的繁榮、發展與復興正是歷史發展的內在需求。

當然，政治經濟學的復興不會僅僅從思想史的內在要求中實現，它必須依靠政治經濟學自身實實在在的理論創新成果；它也不可能僅僅依靠國家層面的支持倡導，而必須在與其他理論—主要是“現代 經濟學”的競爭中實現它的復興。那麼政治經濟學在世界變革的情境下，能夠比西方主流經濟學更有能力實現面向當代現實、面向未來的理論創新嗎？

我的看法是“必然的”。理由有三：

第一，政治經濟學的使命是揭示現代社會經濟體系運行的內在規律，從而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從當前我國的發展階段説，就是“以人民的利益為中心”。這使得政治經濟學必須直面現實、深究內裏，而不是像西方主流經濟學那樣，侷限於經濟變量的層次，不知不覺地以資本利益為中心。第二，研究方法上，西方主流經濟學秉持方法論個人主義，看不見不同的羣體，也不理會市場的內在結構，習慣用消費者、投資者、交易這類原子化的概念來展開研究；而政治經濟學則強調階級或不同利益羣體的區分，強調從羣體到市場到國際體系的內在結構。第三，就研究對象談，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侷限於一般均衡理論的框架，着重在數學方面做文章，數學模型越來越複雜高深，而與經濟的關係卻越來越遠。常常是用數學模型的可求解性來剪裁和閹割經濟現實，從而使現代西方頂尖學術研究的主流成了自我欣賞的數學遊戲。對比之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則以現實經濟體系的運動作為研究對象，理論必須隨着真實經濟體系的改變而改變，也就是與時俱進。第四，就學術共同體設定的研究路徑來説，現代西方經濟學已經高度體制化、科層化、八股化。從學術權威、教授、年輕教員、博士後的層級設置，到核心期刊、普通期刊、邊緣期刊的論文發表與評分體系，加上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論基礎上的全套教材體系和教件配套，有效保證了一代代研究生把自己的芳華歲月耗費在數學迷宮的象牙塔中，往往使得經濟學中的學術爭議變成外人無法理解的數學競賽，恰似我國明清時代的科舉考試，已從早期考核才幹的工具，變成了咬文嚼字、套路死板的八股了！現代經濟學在我國不到30年的“寡頭壟斷”之後，已經面臨嚴重挑戰，那種確保其學術系統、不斷加強的學術共同體結構已經在崩壞之中，我國年輕一代的經濟學人正在迎來比較多元的學術討論空間；再者，國家在指導思想層面也已重新確立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地位，這樣就意味着，真正研究與解釋當代經濟新現實的變革性經濟理論，在我國是更有機會孕育與發展起來的。要知道，在當今美國業已僵化的學術共同體體制中，真正顛覆性 的新經濟思想的發展是難於上青天的！

以上分析表明，在新的經濟現實條件下，政治經濟學具有內生優勢，比西方主流經濟學更有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理論創新，從而實現政治經濟學的復興。然而，怎樣才能將政治經濟學復興的可能性變成現實呢？至少有以下幾點是不可忽略的。

第一，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人員必須走出校園書齋，積極投身於新經濟時代的實踐，深入觀察瞭解實際經濟世界的變化，儘量能系統深入地調研和熟悉若干企業與產業演變的歷史；同時把觀察範圍與知識積累從實體經濟擴展至現代金融與資本市場。只有對正在發生的真實經濟體系的變革具有實感，才能搞對研究課題，也才能形成對真實世界具有解釋能力的新理論。

第二，要正確處理“我注六經”和“六經注我”的關係。“我注六經”説的是博覽羣書，知曉經濟思想的演變脈絡、爭議和現狀，鑑別不同學派與學者的長短優劣，從而明白問題的難點。而“六經注我” 則是要求博覽羣書者不是當“書蟲”，不能對名人、名家盲目崇拜，只會當粉絲、打醬油；而是要有自主創新，超越前人的定位，把先賢大家的思想有效地為我所用。總之，既不能思而不學，也不能學而不思；既不能目空一切，盲目排斥已有學術成果，也不能喪失自我，跟在名人後面亦步亦趨。通曉百家而又超越百家，志在自成一説；熟知世情而又走出世情，理論高於現實。這才是成就新理論的可行之道。

**第三，海納百川，尊重同行，取長補短，互相借鑑。**有道是，文人相輕，古已有之。但以今日世界之複雜，知識積累的規模之巨大，學科分工之精細，任你有多聰明能幹，也不可能包打天下。像馬克思當年一個人關在大英圖書館裏幾十年那樣搞研究，今日恐怕不太行了。為此，需要善於合作，結交可合作之人共同成事；也需要善於借力，重視從不同觀點的同行那裏吸取有用的內容。若能團隊作戰，圍繞共同目標合理分工，以羣體之力成不世之功，則更為上乘之法了。

堅冰已破，前路已通。吾輩以增進社會大眾福利而求知者，還不振作奮起，更待何時？

【註釋】

(1)錢穎一，《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年。

(2)戴維·斯托克曼，《資本主義大變形》，張建敏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

(3)British Petroleum，《世界能源統計年鑑》，bp.com/statisticalreview, 2013.

(4)W. Acworth, “FIA Annual Volume Survey”, Futures Industry Association, 2014.

(5)行為金融學的核心是用市場非理性和大眾的從眾心理（即“羊羣效應”）來挑戰有效市場的金融理論的。但是行為金融學逃避了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大眾跟風的“風”從何而來？誰會製造市場上的“風”？參見：A. Shleifer, Inefficient Markets: An Introduc- tion to Behavioral Finance, OUP Oxford, 2000.和 R. shiller, Irrational Exuberance, 2nd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6)關於先發達國家的國家政府對資產—資本市場的介入，參見：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16 世紀的資本主義農業與歐洲世界經濟體的起源》，郭方、劉新成、張文剛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邁克爾·赫德森，《金融帝國：美國金融霸權的來源和基礎》，趙飛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7)數據來自：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Z.1: Financial Ac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Flow of Funds, Balance Sheets, and Integrated Macroeconomic Accounts”, 2013.

(8)阿代爾·特納，“債務、貨幣和魔鬼：如何走出困境”，《比較》，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年第 5 期。阿代爾·特納 ，《債務和魔鬼：貨幣、信貸和全球金融體系重建》，王勝邦、徐驚蟄、朱元倩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9)這方面的論述很多，本人在拙作《超常增長》一書中有系統論述，參見：史正富，《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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