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美元霸權該更迭了嗎？

【編譯/觀察者網 周遠方】

數十年來，美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佔據霸權地位，石油和黃金以美元定價，以美元計價的債務在國際債務中佔三分之二，甚至當索馬里海盜劫持船隻時，也是索要美元而非別的貨幣。

然而《彭博商業週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10月3日刊文發問：現在，霸權更迭的時候到了嗎？

文章雖然謹慎地引用學者判斷“美元地位的嚴重衰落可能需要數年時間”，但也對美元衰弱的各種跡象進行了討論，觀察者網編譯全文，供讀者參考：

《彭博商業週刊》文章截圖

在全球金融的核心，存在一個悖論。

數十年來，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持續下降，如今，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正嘗試擺脱“自由世界領袖”的傳統角色。然而，人們仍然在説，美元是“萬能的”。

“美國例外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極端，”摩根士丹利投資管理公司新興市場業務主管、首席全球策略師魯奇爾•夏爾馬（Ruchir Sharma）9月24日在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一次研討會上如是説。

據歐洲央行（ECB）最新統計，美元債務目前佔國際債務的三分之二，美元在全球儲備中也佔有相當大的份額。石油和黃金以美元計價，而非歐元或日元。當索馬里海盜劫持船隻時，他們索要的也是美元。以美元為基礎的全球支付系統正被用來威脅伊朗、朝鮮和俄羅斯等等國家，對其造成相當大的威懾。對美國來説，美元的主導地位至少相當於幾個航空母艦戰鬥羣，這絲毫沒有誇張。

現在，“美元悖論”已顯示出瓦解的跡象。

那些曾經被迫接受美元霸權的政治領袖們正在反擊。今年9月，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曾明確表示，歐洲企業以美元，而非本國貨幣，購買歐洲飛機是“荒謬的”。今年8月，法國財長勒梅爾（Bruno Le Maire）對記者説道，他希望融資工具“完全獨立於美國”，“我希望歐洲成為一個‘主權大陸’，而不是附庸。”俄羅斯今年大幅減持美元，宣稱美元正“成為國際結算中一個風險因素”。今年3月，中國也用人民幣原油期貨合約挑戰了美元在全球能源市場的主導地位。

這股力量的干擾對美國來説不是好消息。早在1965年，時任法國財長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 就説過，美元在全球金融領域的卓越地位是一種“過度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如果美元失去其卓越地位（當然，這還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脅），但當投資者喪失信心，美國將變得更加脆弱。當全球投資者陷入恐慌時，美聯儲甚至可能不得不採取與其他國家一樣的做法，即將利率提高到令人痛苦的水平，以防止投機性資金外流。但就目前來説，當問題爆發時，投資者還是會湧入美國市場尋求庇護，雖然美國本身就是問題的根源，這是很奇怪的，但10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機發生時，現實就是那樣的。

今天的美元指數下滑，也可被視為美國孤立主義的“症候”之一。根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以及歐洲央行的研究，假設美國從世界收縮，美元地位將受到損害，導致美國利率上升0.8個百分點。

艾肯格林説，雖然美元地位的嚴重衰弱可能需要數年時間，但美國不能把美元的卓越地位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他説，“（美元）作為當前的‘國際貨幣’是一種優勢，但這並不是唯一的。”

美元當前面臨的最直接風險是，美國會過度利用金融制裁手段，尤其是制裁伊朗以及其他與伊朗做生意的國家。今年5月，美國退出2015年達成的伊核協議，宣佈將於11月4日重新實施制裁，並向所有海外公司施壓，迫使他們不與伊朗做生意。如果歐洲企業或銀行“無意中”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衞隊等受到制裁的組織交易，就可能面臨美國的懲罰。

歐洲領導者認為這侵犯了他們的主權，他們的回應是，公開嘗試建立一個支付系統，使其企業與伊朗做生意而免於遭受美國官方機構的阻撓。他們的一個想法是，成立一個由政府出資的組織，面對美國製裁時，這樣的組織會比私企或銀行更頑強一些，不太容易受到影響。伊朗的石油將通過這種組織交易為歐洲（可能還有俄羅斯和中國）的產品。法國官員表示，這些交易可能會以物物交換的方式進行，以避免涉及銀行。歐盟外交政策專員莫蓋里尼（Federica Mogherini）9月26日在彭博全球商業論壇上表示，“歐洲無法接受其他人決定我們可以與誰做生意，即使我們最親密的盟友和朋友也不行”。

歐洲方面的進展一直比較緩慢，在11月制裁生效之前準備好是不可能的，前歐盟委員會官員、現任荷蘭銀行集團（ING Group）德國分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布爾澤斯基（Carsten Brzeski）表示。實際上美國國安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在9月底的聯合國大會上對歐洲的計劃不屑一顧，他諷刺説，歐盟“言辭強硬，但後續行動軟弱無力……所以讓我們看看這個尚不存在的、沒有提上日程的計劃如何發展。”

博爾頓可能會對他的不屑一顧感到後悔。儘管歐洲的權宜之計尚未完備，它也是對美元主導地位普遍不滿的跡象之一，而這種不滿只會越來越多。2016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財政部長雅各布•盧（Jacob Lew）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發表演講時曾警告稱，“過度使用制裁手段可能削弱我們在全球經濟中的領導地位，以及我們的制裁本身的效力。制裁最好是獲得廣泛的支持。如果我們希望通過制裁改變別國行為，就必須提供解除制裁的條件。”

當前，特朗普違背盟友的意願，重新實施制裁，同時，並沒有明確證據表明伊朗有意地違背協議，這同時違反了雅各布·盧提出的上述兩項原則。甚至支持對伊朗採取行動的民主防禦基金會（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y）CEO馬克•杜博維茨（Mark Dubowitz）也表示，“總是過度使用單一工具是有風險的。秘密行動、軍事行動、區域戰略、政治戰和信息戰，需要協調共同發揮作用。”

目前，美元最大的優勢是，其挑戰者都很虛弱。歐元代表了一個貨幣同盟，但其沒有中央税收和支出機構，同時，意大利的現狀也是對歐元區的挑戰。中國是另一個有“野心”的國家，但該國“不民主”，並且一種“全球貨幣”需要開放全球貿易和資本流動，而他們對此保持謹慎態度。艾肯格林去年12月在接受石英網採訪時表示，“世界歷史上所有‘真正的全球貨幣’都是‘民主或政治共和國家’的貨幣，這可以追溯到14、15世紀的威尼斯，佛羅倫薩和熱那亞。”

另一方面來説，如今的美國幾乎毫無吸引力，“當其他國家今天面對美國時，大家都會問，你最近為我做了什麼？”評級公司標準普爾（S&P Global Ratings）的美國首席經濟學家博維諾（Beth Ann Bovino）對此直言不諱。

其實，對美元地位最大的長期挑戰，是經濟學家所謂的“特里芬難題”。這是比利時裔美國經濟學家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1959年指出的：美國要向世界其它地區供應美元，就必須有貿易逆差。貿易伙伴必須將他們從出口中賺取的美元存入他們的儲備賬户，而不是用來購買美國的商品和服務。然而，美國長期的貿易逆差最終必然削弱人們對美元的信心。正是這個問題迫使美國總統尼克松在1971年放棄了美元與黃金掛鈎。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在波士頓商業經濟學家會議上再次提到了美元的“特里芬困境”。她説，“現在你可能會説，這不是問題，因為我們的債務不再以黃金為基礎。但我們的債務，以及所有人的債務，最終都是必須由一個經濟體生產的商品和服務作支撐。”她還指出，“而我們（美國）在世界GDP中所佔的份額正在下降。”

時任法國財長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創造“過度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

吉斯卡爾·德斯坦創造了“過分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的概念，他指的是這樣一個事實，當外國都使用美元時，美國就從外部不斷得到永久而免息的貸款。艾肯格林指出，美國只需花費幾分錢成本印刷100美元鈔票，其他國家則必須交付實際價值100美元的商品和服務來交換。外國人願意接受美元，用來作為他們之間貿易的中介，就像全世界流通的綠色“白條”。他們就這樣一直允許全體美國人少生產，多消費。

這種特權的不利之處在於，外國對美元的需求提高了匯率，這使美國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下降。特別是在經濟蕭條時期，當美國進口那些本可以在國內生產的產品時，美國工人可能會失業。外國積累美元，意味着財富向其他國家的轉移。如果其他國家突然決定用美元購買美國商品和服務，美國突然就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國人必須多生產，少消費。

文章總結道，總體而言，美國的領導地位得益於需求量巨大的貨幣，問題是如何保持美元作為“世界上最受歡迎貨幣”的地位。一種方式是維護外交聯盟。艾肯格林的研究發現，與法國等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相比，依賴美國核保護傘的國家（日本、德國）的外匯儲備中美元所佔的份額要大得多，因為他們明顯感到“對美元的依賴”加強了他們與“軍事保護者”的聯繫。另一種方式是根據需要，向貿易伙伴免費提供美元，就像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美聯儲在時任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任內的“互換額度”措施。還有一點是，不要把美元的主導地位用作打擊盟友的武器，正如雅各布·盧在2016年所言，“我們越是把美元和金融體系作為工具來貫徹美國政策，別國傾向於使用其他貨幣和金融體系的風險就越大。”

本文作者系《彭博商業週刊》經濟編輯、彭博社資深記者彼得·科伊（ Peter C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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