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發展民營企業與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並行不悖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寒竹】
最近一段時間，圍繞民營企業在當前的地位、功能和前景出現了頗為熱烈的爭論。如果按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次中央全會和黨的工作會議的決議，按照中國憲法，發展和壯大民營企業顯然是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應有之義，各方圍繞着是否應當堅持和發展民營企業似乎是一個“偽問題”。
但問題並不這麼簡單，因為雙方的討論並未聚焦同樣的問題。主張逐漸取消民營企業的觀點主要是着眼中國道路的社會主義性質與未來的發展，論者常常以實現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為由來要求民營企業退場。一般説來，這些人把自己視為社會主義的捍衞者。
而為現階段民營企業發展辯護的觀點主要是強調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對中國經濟的巨大貢獻，強調中國憲法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各項文件對民營經濟的保護，指出民營企業對中國當下和未來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這種觀點的着眼點是社會經濟的發展。
由於前者認為自己是在追求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而後者強調的是當下中國經濟的發展，由於二者的着眼點不同，雙方在理論上並無多大交集。目前，雖然主張取消民營企業的聲音因為中央政府的表態而暫時消退，但其理論上以社會主義自居的誤區並未真正揭示。一有機會，這種理論還會以社會主義的名義再度發酵。
本文試圖討論以下幾個問題：第一，民營企業在改革開放中的成長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社會主義的進步？第二，造成中國社會貧富差距加大的主要原因是否是民營企業的發展所引起？第三，在初次分配難以解決貧富懸殊的情況下，中國應當用什麼方式實現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
一、民營企業是社會主義中國發展的重要力量
中國學界通常把1956年看成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確立的起點，這是因為中國在這一年完成了農業合作化和城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生產資料公有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得以確立。
中國共產黨黨章是把共產主義作為最高理想，這説明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正如馬克思指出的是一個過渡時期，社會主義終究是要從低級走到高級，最終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在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中，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
但是，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產物，是揚棄和超越了資本主義社會之後能夠容納更高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社會形態。對於沒有經歷過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要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特別要求生產關係一定要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生產資料所有制一定要跟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相適應。如果忽略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片面追求生產資料的公有化程度，反而會阻礙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社會曾經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下面僅以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做一個案例分析。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建立農村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在全國掀起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一大二公”、“一平二調”的人民公社成了當時在農村推進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主要形式。由於脱離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片面追求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極大的災難。
而中央在發現問題後迅速對農村經濟政策進行了一系列調整，1962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決定實行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中國經濟很快得到了恢復。下面這個糧食產量的圖表清楚地顯示出生產關係的公有化程度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重要性，否則生產力的發展會嚴重受挫。
上述歷史教訓給中國共產黨如何推進社會主義發展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中國社會究竟怎樣發展才是在社會主義的發展？是簡單地在所有制問題上做文章，不斷提高公有化程度，還是不斷尋找最適合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這個問題經過了20年的探索，走了很多彎路，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才在理論上真正解決。
1980年5月5日，鄧小平會見幾內亞總統杜爾時講了一段很重要的話，闡明瞭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看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採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629 頁。）
鄧小平也談到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只有這樣，才能表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629 頁。）
根據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和優越性的論述，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中不斷探索以公有制為主導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道路，鼓勵和扶持民營企業在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的成長和發展，最終中共中央在1987年的十三大上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逐漸構建起以公有制為主導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民營企業在中國的發展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體系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對中國社會生產關係的一個重要調整，即把已經超前了的生產關係調回到跟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公有化水平，把單一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調整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經濟體系。
如果僅從公有化的程度來看，這似乎是一個退卻性的調整。但這種調整看似退卻，實質上卻是在前進，因為符合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生產關係才能真正有效地促進經濟發展，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波浪式發展或螺旋式上升。從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物質文化的發展來看，這個調整是必須的，是符合中國的現實與國情的，因為這個調整是讓中國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更加符合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更加符合中國的國情。
是時至今日，民營企業貢獻了全國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和90%以上的企業數量，成了社會主義中國經濟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經濟在短短的幾十年間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最大的製造國，民營企業功不可沒。超微來看，民營企業的發展還需進一步鼓勵和扶持。根據中共19大的政治報告，中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也沒有變。這兩個沒有變決定了民營企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地位不會變，也不應當變。
2017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對企業價值判斷並不能孤立地立足於所有制，因為任何一個企業都是存在於某個特定的國家，特定的政治體中。只有把企業放在國家政治的背景下來判斷，才能理解企業的價值屬性。在西方國家，也存在着不同數量的國有企業，但由於國家的資本主義本質，這些西方國家中的國有企業並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
同樣，在社會主義中國，雖然存在着大量的生產資料私有的民營企業，但由於中國共產黨在國家中的核心領導地位，由於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對經濟發展的規範和保障，中國的民營企業事實上成為了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這跟資本主義國家的私有企業有根本的不同。
如果我們承認中國過去40年是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迅速發展，我們就應當承認在過去四十年間迅速發展的民營經濟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起着巨大的積極作用，承認民營企業的成長與發展是社會主義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民營企業並非是社會主義的異己力量，而是與國有企業共同構成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換言之，扶持和發展民營企業是中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應有之義。
二、民營企業並非社會貧富差距加大的主要根源
僅僅把民營企業看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不夠的。對民營企業持嚴厲批評態度的人通常有一個邏輯推論，這就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雖然經濟高速發展，但同時也帶來了貧富懸殊，而生產資料私有的民營企業是造成中國社會民富懸殊的主要根源，這也是他們主張民營企業應當退場，公私應當再次合營的重要理由之一。
要準確理解民營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發展作用，僅僅強調民營企業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遠遠不夠的，許多民營企業的批評者並不否認民營企業給中國經濟帶來的活力，但他們把民營企業家看成是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而認為“先富者”不可能帶動普通民眾共同富裕。
毫無疑問，中國社會目前存在着貧富懸殊的問題。中國社會改革開放這幾十年貧富差距確實加大了，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問題很嚴重。下圖是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1979年以來的基尼係數：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另外，根據中融國際信託和深圳大學風險研究中心共同發起成立的惟道風險研究院發佈的《蒙格斯社會公平指數——公平與貧富差距問題研究》報告，下面是中國從1991年到2018年貧富差距的另一種計算方式：
從以上兩個圖表可以看出，雖然計算方式不一樣，但中國過去二十幾年的貧富差距走向大體差不多，只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基尼係數，中國自2011年以來的基尼係數略有下降，但下降極為有限，0.46以上的基尼係數表明社會的貧富分化問題仍然極為嚴重。
那麼，中國社會貧富差距加大是否根源於民營企業呢？從中國富豪榜看，身家上億的基本都是民營企業家。但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並不僅僅是所有制，而是跟社會第二次分配有很大關係，如果不加大社會第二次再分配中的社會主義力度，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都有可能成為加劇貧富差距的推手，這一點文章最後一部分會談到。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非公經濟本身並非構成今天中國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因為在整個中國社會的非公企業中，中小企業和個體企業數量居於絕對多數。根據國家工商局的資料，中國在2017年個體工商户6579.4萬户，私營企業2726.3萬户，合計佔全部市場主體的94.8％，人口總數應當超過1億人。其中，數量巨大的個體工商户很多都是勞動者個體在城鎮的家庭式經營，他們的前身很多都是農村農民或進城務工的農民工，這個巨大的個體經營羣體的總體收入其實很低，甚至低於一些專業的工薪階層收入。即使在稍具規模的中小型的民營企業中，由於行業競爭異常激烈，融資困難等因素，其中的多數也未進入中國的富裕階層，能夠成為富豪的是極少數。所以，總體上很難把民營企業説是造成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
其實，一個社會貧富差距的大小跟社會的財富分配有很大關係。從分配上看，中國社會的初次分配基本是在市場中由生產要素決定的，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初次分配並無多大區別，勞工的工資基本上都是由勞動力市場的供需關係決定的。如果説民營企業的勞工只是僱傭勞動者，不可能以掌握生產資料的身份參與初次分配，國有企業的勞工身份也基本一樣，國有企業的員工也僅僅是僱傭勞動者，同樣無法以企業所有者的身份參與初次分配。
當然，有的國有企業的勞工收入和待遇要略高於民營企業的勞工，但這跟行業性壟斷有關，而與所有制關係不大。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除了個別壟斷行業，國企與民企員工在收入上的差別非常有限。而壟斷性行業國有企業的管理層員工的優厚待遇並不等於是社會主義優越性，而是社會不公平競爭的產物，甚至存在着國有財產變相流失的問題。
所以，簡單地把社會的貧富懸殊歸咎於民營企業的存在並不符合中國的現實。有人希望以消除民營企業的方式來減少貧富差距是一種不切實際的主觀想象，最後不僅不能減少社會上的貧富差距，反而會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災難性後果。
三，亟需加強社會主義在二次分配中的力量
如果説中國貧富分化嚴重的主要原因不是民營企業的存在與發展，那麼原因何在？公平正義原則如果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通過限制或消滅私有制來實現，那麼應當在哪個領域進行改革？其實，這個問題並不難回答，因為這是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最基本常識。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除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之外，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社會的分配方式。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的資源配置由市場所決定，無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的初次分配都受到人力資源市場的主導。只有社會的第二次再分配才能有效地調節社會貧富差距。
當今中國社會存在貧富懸殊的原因複雜多樣，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原則在第二次分配中的力度太弱，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並沒有得到很好的體現。正是由於初次分配是市場和生產要素主導，而二次分配政府運用社會主義手段的力度又不夠強大，這才造成了社會貧富差距的加大。
在中國目前的二次分配中，實現公平正義的措施主要是轉移支付。這包括地區間的貧富調節和社會保險福利津貼、撫卹金、養老金等。但是，這種調節主要有益於地區間的調節，而對於個人收入的影響相當有限。
比如，中央政府把經濟發達的廣東省、浙江省上繳的部分賦税轉移支付到中西部的落後地區以促經濟發展，無論是廣東省、浙江省上繳的税賦還是中西部落後地區享受的轉移支付，體現的主要是地區間貧富差異的調節，而很難有效調節地區內部個體間的貧富差距。廣東、浙江也有貧困户，而中西部的貧困地區也有富人，政府間的轉移支付只是調節了地區間的差別和發展不平衡，但並沒有把貧富調節落實在個人身上。
真正能夠減少個人之間貧富差距的手段主要是靠累進制的個人所得税，而中國目前的個人所得税在調解貧富懸殊問題上起的作用卻微乎其微，這使得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在分配領域難以實現。
為什麼中國政府難以運用個人所得税來調解社會貧富懸殊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個人直接繳納的所得税在整個國家的税收中佔的比例太低，以至於無法發揮調節貧富的作用。長期以來，中國的個人所得税在整個國家税收中佔的比例只有百分之七左右，在2017年，中國的個人所得税在整個國家税收中佔的比例是7.7%，這個極低佔比使得政府難以運用個人所得税來調解社會貧富差距。
但是，雖然個人所得税在整個國家税收中佔的比例只有7.7%，數量龐大的低收入者沒有直接繳納個人所得税，這次個税起徵點提高到5000元后，繳納個人所得税的人數更是進一步下降。但是，這並不等於中國低收入的工薪階層就沒有向國家交税，相反，在目前的税制下，低收入者都無一例外的繳納税費。
中國目前實行的是間接税或價內税，即政府通過向企業徵收較高税費，而企業再把上繳的部分税費作為成本轉移到商品或服務的價格上，最終由消費者來承擔，消費者在進行消費的同時也就向國家繳納了税費。這就是説，中國的税收除了7%左右是個人直接繳納之外，絕大部分的税收都是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間接繳納，而不是沒有繳納。由於這個原因，中國企業上繳的税費佔了國家整個税收的80%以上，這當中實際上包含了大量的個人税費。
這種企業直接承當大部分税費，個人間接承擔其中一部分的税收制度有相當大的缺陷。這種税制除了增加企業負擔，不利於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外，最大的問題是這種税費是以無差別的税費比例讓消費者承擔，沒有累進制的功能，富豪與貧困者並無差別。比如餐廳裏賣出一碗麪20元，其中包含5元錢的税費，一個低收入的農民工吃一碗麪要交5元的税費，而一位身家上億的富人吃一碗麪也交5元錢的税費，高收入的富人和低收入的窮人在消費同樣的商品時交了同樣的税費給國家，這顯然極不公平，因為這種納税方式完全沒有起到調節貧富的作用。
不僅如此，中國目前的税收是有利於資本所得而不利於勞動所得。中國目前沒有調節社會財富的遺產税，也幾乎沒有資本利得税。在當今世界，凡是貧富差距比較小，基尼係數比較低的國家，資本利得税都起着調節社會貧富差距的重要作用。過去十幾年中國房地產的暴漲造就了一批炒房致富的富人，但這些通過投資炒房獲得鉅額財富的人並沒有繳納資本利得税，造成了實體經濟中的勞動者收入遠不如炒房客的資本所得。工薪階層的勞動所得納税，而資本所得的財富反而不納税，這在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很少有，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就更不應該。
綜上所述，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民營企業仍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充滿活力的積極力量，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輕言民營企業退場或主張發動第二次公私合營不僅違背中國憲法，也危害中國經濟發展，最終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制度起着破壞作用。所以，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扶持和發展民營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
但是，發展民營企業與推進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是並行不悖的。毫無疑問，當下和未來中國的發展不僅要發展經濟，不僅把中國建設成為現代化強國；同時也要發展社會主義，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只講經濟發展，不講社會主義是不對的。但是，正如鄧小平所講，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如果不能正確理解，不能採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
由於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沒有變，中國在現階段及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發展社會主義，調節社會貧富差距，並不是靠簡單提高公有化程度，更不是靠取消民營企業，在這個問題上，中國過去已經有過深刻的教訓。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現階段中國推進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原則主要是集中在社會的分配領域。中國目前應當逐步擴大累進個人所得税的範圍，增加富人的賦税，真正減免低收入者的所有賦税，尤其是要加強對資本所得的税賦徵收，建立起有利於勞動者，有利於社會弱勢階層的分配製度，使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公平正義原則得到最大程度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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