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火新：世行前行長對中國的憂慮並無充分事實依據
編者按：
9月份，前美國副國務卿、前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表示，希望中美雙方能夠繼續解決雙方的分歧，至少能夠管控住分歧。
佐利克在演講中提到，他對中國有四個方面的擔憂：國企的作用、中國的外交策略、中國製造2025，以及特朗普政府之外其他美國階層對中國態度的轉變。
本文為資深投資人、觀察者網專欄作者何火新對這四點擔憂的一一分析。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何火新】
不久前世界銀行前行長佐利克在某論壇上對中國的一個發言，最近流傳較廣。
眾所周知，世界銀行長期以來都由美國人當行長，佐利克也曾是美國的副國務卿。看了他的這個發言，實在無法確定他是為中國利益考慮，真心希望中國繼續創造新的經濟奇蹟，還是為了美國的根本利益考慮，希望中國按其建議做戰略調整，以維持美國在全球的老大地位長期不變。
他在演講中明確提出了4點擔憂：
“我想給中國朋友一個警告，也就是美國對中國的擔憂不僅只侷限於特朗普政府。假設中美關係在中期選舉，或者是2020年總統大選之後回到過去是不太現實的。我主要有四個方面的擔憂……”
下面着重講講佐利克這四個擔憂是否有比較充分的依據。
羅伯特·佐利克在討論會上發言（圖/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
佐利克所説的第一個擔憂：
“國企的作用。在外界看來，中國好像轉向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我們擔心中國私營企業沒辦法公平競爭。”
顯然，佐利克的擔憂不僅在國際上，在國內都有相當的代表性。不少人認為具有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取得了相對於民營企業不正當競爭優勢，這是重大的誤解。
民營企業的主要經營目標，就是民企老闆利益和經營利潤的最大化，這容易導致唯利是圖，而國企的體制原因決定了利潤只是追求的一個目標。
這個背景下，國企普遍依法足額繳税，而民企普遍偷税漏税；國企普遍給員工按實際收入繳納足額的社會保險，而民營企業普遍少繳甚至不繳社會保險；國企普遍及時發放工資，而不少民企普遍拖欠員工工資；國企主動解僱員工的比例明顯少於民企；國企相對於民企，普遍遵守環保法規；國企相對於國企，更重視安全生產，早年正因為民企煤礦安全事故頻發民怨大，才有煤礦開採行業的所謂“國進民退”，中國的發展不應該以“血煤”作為基礎。顯然，民企通過這類不合法、不合理的方式降低了經營成本，取得了不正當的競爭優勢。
或許有人認為國企更容易得到銀行貸款而獲得不正當競爭的優勢地位。實際上1990年代大量競爭力差的中小型地方國有企業大量破產，存活下來的國企規模大，銀行向這些企業提供貸款不僅成本低而且安全性更高。這是市場規律，而不是國企的不正當競爭。華為等規模大的民企，自然是各大銀行爭奪的優質客户。前幾年不少鋼貿民企導致銀行貸款較多的損失，銀行不顧安全性向民企貸款，這會加重中國的金融風險。
國企的壟斷其實是個偽命題，壟斷的本質是取得壟斷利潤這個實質，而不是較大的市場佔有率這個表象。
很多人只知道中石油和中石化有壟斷地位，卻不知2008年國際油價突破100美元/桶後，發改委不許這兩家企業的成品油漲價（即國際原油從100美元/桶漲到147美元/桶，國內成品油價格不變），高價買國際市場的原油，低價在國內銷售成品油，導致兩家企業當年鉅虧。如果中石油或中石化的市場份額分給1000個油老闆，油老闆會承擔這種虧損？
同樣的虧損出現在2010、2011年的電力國企上，高價在市場上買市價煤，按發改委規定的低電價售電，政策性虧損何止千億元？相比逐利的民企，國企特殊的社會責任，令國企處於極大的不公平競爭的劣勢。電信企業和石油石化企業都是如此。
資料圖來源：東方IC
美國國土面積和中國差不大，但美國適合人居住的平原明顯大於中國，而中國的通信基站多達500多萬個，是美國的10多倍。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的電信企業承擔了保障全國通信信號儘可能大面積覆蓋的社會責任，而美國的電信企業是民營企業，要的是利潤最大化。
以中國的青藏鐵路為代表的大量鐵路實際上難以賺錢，民營企業根本不可能建，只有國企才會建。多年前有網友曬了十多年北京到武漢的普快鐵路車票，十多年一分錢未漲。但中國部分動車和高鐵線路部分路段是民營，同樣的速度票價明顯高於鐵路總公司，難道中國的居民們會因為億萬富翁的利潤最大化，歡迎這種價差？
最近幾年較多民企經營陷入困境，有言論妄談什麼國企的不正當競爭。在產能全面過剩的情況下，產業集中度必然是不斷提升的，競爭力不強的企業被淘汰是市場競爭的必然結果。1990年代大量中小型國有企業的破產就是因為競爭力不強。美國曾有2000多家汽車公司，現在只有三家，難道福特、通用、克萊斯勒是國有企業？
佐利克的第二個擔憂是：
“我在過去10年觀察到的美國和其他國家以前非常支持和中國的友好關係，現在變得越來越沮喪。因為他們需要進行強制的技術轉讓，可能會有監管方面對競爭的限制，以及對知識產權的竊取等等。以前的商界是非常支持中美關係的，現在他們已經不再扮演這個角色了。這一點是未來我們可以扭轉的局勢。”
顯然佐利克説的“美國和其他國家”是指部分西方國家。事實上中國憑藉充足的低成本資金（中國的國家開發銀行在海外的貸款已經超過了世界銀行）、基礎建設和項目建設的低成本、不附帶前提政治條件，及較高的技術水平，受到了較多發展中國家的歡迎。即使有些國家因為政府更替等原因導致部分合作項目面臨一定的不確定性甚至巨大損失，中國政府都是儘可能尋求合作共贏的結果。所以“越來越沮喪”的，只是全球200多個國家中的少數國家或地區，並不具有普遍性。
而所謂的“強制的技術轉讓”和“對知識產權的竊取”，似乎並無較多的確切證據。顯然目前國際輿論，特別是西方輿論，是掌握在對中國抱有偏見的西方媒體之中。如果中國政府或是國有企業普遍有這種做法，西方媒體早就大量報道。
李克強總理今年3月26日同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年會的外方代表座談。在回答美國高通公司CEO莫倫科夫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問題時，李克強説，“我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已經承諾，要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實行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並在隨後的記者會上又強調對此類行為要堅決逐出市場。他談道，“我在這裏再次重申：決不允許讓來華投資的外企強制轉讓技術。”到底是佐利克的質疑，還是李克強總理擲地有聲的講話更可信？
所謂的“以前的商界是非常支持中美關係的，現在他們已經不再扮演這個角色了”，顯然也並非事實。美國在正式對中國產品加徵關税前曾有模有樣地召開了聽證會，會上的美國企業幾乎全面反對。
美國汽車和零部件製造商協會（MEMA）表示，MEMA的中國供應商提供了製造業領域最多的工作崗位，直接影響50個州的超過87.1萬個工作崗位。301條款中相關內容，將使企業的生產成本“不成比例”地提高，為企業帶來巨大損失，甚至使中小企業直接破產。
全球最大的便攜式太陽能設備製造商Goal Zero直言，無法在美國找到合適的原材料供應商，因為一些定製化的配件只有中國一些小企業願意對原材料進行深加工。
生產住宅和商業草坪及園林綠化設備的Brinly-Hardy公司雖然有179年曆史，但這次加徵關税讓他們的成本至少增加了25%，他們哀嘆“關税清單將成為釘進棺材裏的釘子”。
很多企業在發言中都不約而同提到，他們基本上都從中國進口原料，因為沒有美國本土貨源可供替代，而且中國的貨源已經供應多年，所佔份額巨大。比如集裝箱行業，97%的鋼製運輸集裝箱都是中國製造，相關企業Mobile Mini的法律顧問説，“在我20年入行經驗中，從未見過能到達美國海岸的、非中國製造的集裝箱。”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努力想從與會企業口中挖出中國侵犯知識產權、不公平貿易的證據，但絕大多數企業否認了這點。
比如美國領先的電動自行車生產商Pedego就説其所有的設計都在加州，在中國生產和組裝完全不會涉及到行業的重要科技、知識產權和創新。電動自行車也完全不涉及“中國製造2025”。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追問道：“你所提到的設計是哪種？擔心知識產權被竊取嗎？”Pedego公司答道：“一點都不擔心，因為不是科技上的，是審美上的。”
像Pedego公司一樣，很多與會企業都否認了這次徵税清單涉及“中國製造2025”，他們在中國沒有被竊取專利，中國也沒有強迫美國公司轉讓專利。他們並不認為美國政府加徵關税能達到讓中國改變的預期目的。
從聽證會的發言來看，並未出現美國企業界全面反對友好的中美關係的現象。
佐利克擔憂之三是：
“中國製造2025。對某些人來説，看起來好像是要在未來統治科技行業。我知道中國需要向高端轉移，尤其是中國的勞動力在不斷縮小。我也理解中國認為中國製造2025是我們的期望。但是，和外國人溝通的時候，有的時候他們會覺得這是非常可怕的，中國需要基於自主創新，是基於保護主義，基於補貼，以及對海外科技企業的收購。美國的這種擔心，我讀到的最好的一份報告是來自於歐盟在中國的商會的報告。”
中國除了有十多個五年計劃外，有大量的發展規劃，比如863計劃、星火計劃，和本人在1997年前後高校就讀時提出的科教興國計劃。中國不可能永遠當十億件襯衫換一架飛機的落後國家。中國堅定不移地發展經濟，提升科技水平，這不是罪過，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有的發展權的體現。
中國目前除了少數科技領域在國際上領先外，科技整體水平與西方事實上有較大的差距。目前到2025年不過7年時間，不知佐利克“看起來好像是要在未來統治科技行業”的想法從何而來。
而科技領域採取保護主義的恰恰是西方。
知名的《瓦森納協定》，又稱“瓦森納安排機制”，全稱為《關於常規武器和兩用物品及技術出口控制的瓦森納安排》，它是世界主要的工業設備和武器製造國在巴黎統籌委員會解散後於1996年成立的一個旨在控制常規武器和高新技術貿易的國際性組織。
《瓦森納協定》擁有33個成員國，其中17個曾是“巴統”組織的成員國。《瓦森納協定》雖然允許成員國在自願的基礎上對各自的技術出口實施控制，但實際上成員國在重要的技術出口決策上受到美國的影響。中國在被限制的國家名單之中。《瓦森納協議》嚴重影響着我國與其成員國之間開展的高技術國際合作。
在中美高技術合作方面，美國總是從其全球安全戰略考慮，並以出口限制政策為藉口，嚴格限制高技術向我國出口。中美兩國雖然在能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等領域科技合作比較活躍，但是在航空、航天、信息、生物技術等高技術領域幾乎沒有合作。
關於補貼，事實上西方發達國家在推動國家重要產業（比如大飛機）的突破性發展和科技的研發上，同樣普遍會對企業進行補貼。不論是中國還是西方，補貼只是科技水平提升的條件之一，並不是充分條件。而海外科技企業的收購，西方對中國的收購普遍採取了重重阻撓，甚至以國家安全受威脅為由直接以行政命令予以否決。
美國重重阻撓中國收購美國高新技術企業（圖/紐約時報Harry Campbell）
佐利克的第四個擔憂是：
“中國的外交政策，從以前鄧小平時代的自我剋制轉向現在這種非常自信的大國外交，我想是有一些差別的。我想幫助大家理解，除了特朗普政府以外，其他的美國階層對中國態度的轉變。
我參與了中國加入WTO歷時17年的談判，後來是巴爾舍夫斯基接替我。現在中國加入WTO時的那些衣服已經不太合身了。中國在市場準入方面做出了很多承諾，可能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做出了更多的承諾。但是，現在中國的平均關税還是9%點多，是其他國家的3倍。像我這樣的人就很難向特朗普總統去解釋為什麼中國對美國的汽車進口關税是25%，而美國對中國汽車的進口關税是2.5%。”
中國從鄧小平時期執行的韜光養晦戰略，和現在“非常自信的大國外交”，對國際社會並沒有輸出負面的影響。2009年，習近平在訪問墨西哥接見華僑時坦然説道，“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説的。”反觀西方在中東等地區輸出所謂的民主，導致較多國家動亂和飢餓。
關於中國在加入WTO時所做的承諾，佐利克也承認“可能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做出了更多的承諾”，但佐利克實際上也知道中國全面遵守了這些承諾，否則恐怕會在講話中直接指責中國違背了承諾。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加入WTO時需要遵守不同的條件，中國以發展中國家加入WTO，自然不需邁發達國家級的入世門檻。目前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西方國家沒有理由要求中國按發達國家的標準重新調整入世承諾。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入世15年後，若面臨其他WTO成員國反傾銷訴訟，將自動被視為市場經濟國家。然而歐盟和美國卻繼續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國家的地位。
中國履行了入世承諾，降低了關税。並且今年以來，經過連續多次自主調整，中國關税總水平將由上年的9.8%降至7.5%，平均降幅達23%。不知佐利克如何向中國解釋為何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商品大幅提高關税？中美之間汽車的進口關税問題真的很難解釋嗎？中國汽車產業不如美國，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而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國很少有汽車出口到美國，美國卻有大量的汽車出口到中國，中國需要保護中國的汽車產業。
由上可見，佐利克應當全面瞭解中國的國情，並以合作共贏的角度看待中美關係，或許就能發現對中國的諸多擔憂並沒有那麼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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