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佳：巴基斯坦是否會上演“希臘式”主權債務危機？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魏佳】
前幾天巴基斯坦政府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提交了30年以來最大的緊急援助計劃，要求貸款70億美元，以償還其到期的外部債務。
早在8月份，巴基斯坦就向中國政府提出了援助申請計劃，中國也已借給巴基斯坦20億美元幫其度過緊急難關。然而，這對於巴基斯坦目前的需求還遠遠不夠。僅2018年巴基斯坦政府需償還近90億美元，明年情況將繼續惡化，需償還127億美元。中國政府無法憑一己之力解決巴基斯坦的債務問題，而巴基斯坦在多方求助無果後只好求助於IMF。
美國在IMF中佔有最大份額，擁有17.68%的投票權（中國在IMF擁有6.49%的投票權，僅次於日本），因此特朗普政府的態度舉足輕重。特朗普認為中巴經濟走廊項目是巴基斯坦財政赤字的一個主要原因，提出在考慮救助計劃前巴基斯坦應把中巴經濟走廊的所有債務細節都向IMF彙報。雖然實際上“從巴政府公佈的債務結構看，走廊債務在巴債務構成中佔比很低，不是造成當前巴財政困難的原因”，但迫於經濟壓力，巴基斯坦政府也只能同意了這一要求。
IMF將在11月7日到達巴基斯坦對情況進行評估，屆時不管IMF是否批准援助計劃，都將獲得中巴經濟走廊項目的第一手信息。無疑這使中國的境況非常被動，因為IMF極有可能會以中巴經濟走廊項目威脅巴基斯坦政府就範，接受不利於項目順利進行的條款，甚至暫停或中止走廊建設。
資料圖來源：東方IC
與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異同
巴基斯坦目前所處的情況和2009年末開始的希臘主權債務危機非常相似。希臘債務危機曾威脅到整個歐元區的存續，儘管近期有所緩解，其陰影還沒有完全散去。如果主權債務問題在其他“一帶一路”國家紛紛出現且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同樣將會給中國及整個歐亞大陸地區帶來非常嚴重的政治和經濟問題，應引起我們的充分重視。
首先來看一下希臘債務危機是怎麼發生的。
2001年華爾街著名投行高盛通過“貨幣掉期”的創新模式幫助希臘製造了一個體面的公共負債表，使其順利加入歐盟，希臘開始使用歐盟的統一貨幣歐元。
歐元於1999年開始成為歐盟的統一貨幣，其初衷是降低歐盟區的貿易成本，進一步實現歐盟經濟一體化。在歐盟引入統一的貨幣歐元給德國、法國等發達經濟體帶來極大好處，因為這些國家的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比原來更低了，有利於其增加出口。而對於希臘等較不發達地區，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則會更高，但是由於加入歐盟意味着歐盟會為這些國家的貸款背書，有助於其吸引外資。
希臘由此迎來了近10年的快速經濟發展期。但是，這一切的背後是政府腐敗、人口老齡化、產業發展落後等嚴重問題。
外國投資意味着希臘的銀行可以放出更多的貸款，很多希臘人明知無法還貸還是能從銀行得到貸款，地方政府也開始慷慨地發放工資和獎金。直到2008-2009年金融危機引發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希臘人才意識到政府和他們一樣從未對未來有過什麼像樣的規劃。
希臘工人罷工遊行，反對希臘實施的財政緊縮政策（圖/東方IC）
更糟糕的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和希臘面臨相似的問題，而當問題出來的時候只有依靠德國人拿出更多、再更多的貸款，畢竟“歐盟”從根本上説是德國人倡導的政治理念——而非一個經濟理念，而且他們在利用統一歐元降低本國生產成本方面佔了最大的便宜。
這一切似乎正在巴基斯坦上演。
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在過去幾年給巴基斯坦帶來了大量的投資，包括幾十個大型發電站、大壩、公路和鐵路等項目，其中瓜達爾港作為未來能源運輸的重要港口成為“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大量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來自中國）無疑在過去2-3年刺激了巴基斯坦的經濟，衡量巴基斯坦股市走勢的KSE-100指數在2016-2017年屢創新高，是全球新興經濟體中最好的投資標的。
外國直接投資大大拉動了巴基斯坦的內需，促進了農業規模化發展，也給其紡織、化肥、機動車輛等工業化發展帶來了希望。巴基斯坦是傳統的農業國，棉花等農作物一直是主要的經濟作物和出口創匯資源；而外資在巴基斯坦主要投到電訊、能源等領域，有助於其經濟向更高端的製造業轉型。
然而，巴基斯坦自身的經濟底子較差，短期內較多的外資投入和本國較差的公共政策服務能力不可避免地滋生大量的腐敗和資源低效配置問題，且一旦外資投入減速很多問題會立刻顯現。這個問題不久前就發生在希臘。
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對巴基斯坦民眾來説代表着巨大的發展前景和經濟利益，然而這些利益並不是平均分配的，未得到好處的地區民眾對走廊建設仍持一定的懷疑態度。瓜達爾港地處俾路支省，當地民眾和巴基斯坦軍方有着很深的歷史積怨，而港口建設意味着軍方在當地的勢力擴大，當地民眾和軍方的矛盾凸顯。這些問題都不可避免地把中國捲入巴基斯坦複雜的國內政治中去。
當然，巴基斯坦與希臘的情況也有一些不同。
首先，在希臘的外部投資一般都要求較高的回報，而中巴經濟走廊項目的資金來源主要是中國政府的政策性和開發性貸款，政策性優惠貸款利息為1.6%，遠遠低於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和市場的貸款利率（分別為5-8.5%和12%）。在利息償還方面，巴基斯坦政府承受的壓力遠遠小於希臘，且很多條款都可以根據現實情況做出必要的調整，具有一定的靈活性。
其次，在希臘的外國投資並沒有一個長遠的戰略規劃，主要依賴希臘本土的農業和旅遊業，這些產業作為長期投資的價值不高，而中巴經濟走廊的項目大多數為長期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着眼於10-20年後物流運輸渠道暢通後穩定的收益。中巴經濟走廊計劃投資金額為620億美元，其中約330億美元在能源領域。
巴基斯坦地處中國和中亞、南亞和中東的重要貿易通道，聯通亞洲、非洲、大洋洲的交通和石油輸送，因此中巴經濟走廊未來的收益多少取決於整個歐亞非大陸經濟的整合程度及國際物流行業發展的情況。
巴基斯坦地圖
此外，希臘的經濟問題源於歐元區的基因，統一的歐元導致希臘的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過高，不利於其對外出口，除非對歐元區的貨幣體系做出重大調整，否則這個問題很難得到解決。而巴基斯坦在貨幣金融等政策問題上完全自主，外國投資帶來的外部性很小。
巴基斯坦可以如何脱困？
巴基斯坦政府債務問題不單是其自身公共政策方面面臨的挑戰。巴基斯坦地處整個“一帶一路”地圖中的核心位置，是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交匯點。一旦巴基斯坦出現嚴重的債務危機，會影響到“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實施。對中國來説，目前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解決“一帶一路”項目資金來源的問題。
早在19世紀70-80年代，英國國內經濟增長較之前有所放緩，倫敦吸引的大量國際資本開始到海外尋找利潤更高的投資項目。此時英國北美、南美、非洲等地的殖民地需要修建大規模的鐵路和公路，這些建設項目一般都有當地政府貸款或主權信用擔保。因此英國對外投資中很大一部分都投資到了這些地區的鐵路，特別是美國和加拿大。
儘管這些投資都有政府信用擔保，當時的美國和加拿大的工業發展也已初具規模，事實上都存在較大的風險。不同的是，當時的絕大多數投資都以民間資本的形式運作，英國政府不承擔責任，也不需要擔心資金的低效運作問題。此外，很多投資都來自英國以外的資本，只是由倫敦的專業投資者具體運作。
這給目前“一帶一路”資金來源問題提供了一些借鑑。“一帶一路”投資是否也能由中國國家政策性、開發性資金推動轉換為民間資本驅動、吸引國際資本參與的模式，政府由建設項目的主導者換位為服務的提供者？這也許無法解決近期的巴基斯坦等國債務危機問題，但可能會避免出現更嚴重的系統性風險。
對此，筆者有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已有的投資項目應有合理的私營資本進入通道，允許民營和國際資本通過股權收購等方式參與“一帶一路”投資。
其次，鼓勵項目商業化運作，政府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渠道支持，而不是直接參與項目對接。
再次，由國際專業投行團隊參與評估新項目的可行性，重新評估已有項目的盈利空間，對於沒有前景的已經前期投入的虧損項目及時止損。
本文作者魏佳，亦為金磚智庫（CBGG）青年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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