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中國要有更多“國際活動家”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文】

中國人在國際場合往往顯得孤單

羅德島，希臘文明的發源之一。每年10月初，這裏會召開受世界關注的“羅德島論壇•文明對話”年會，諸多政要名流會悉數出席，提升個人影響力，增強本國軟實力。

2018年10月初，筆者受邀參加，還被告之在唯一一場閉門、僅少數參會者出席的“領導人俱樂部會議”環節上引導發言，介紹相關中國情況。

會議現場

該閉門會議內容敏感，規模較高，多位政要與知名國際人士均在場，且從早餐就開始自由討論與交流。此時，有一位在國際組織中任過高官的日本老先生顯得相當活躍，他英文流利，人脈深厚，幾乎每次與相關人士交換名片後，便能脱口説出對方機構有其熟絡的朋友。很快，他便與多數嘉賓打成一片，日本的聲音由此而受到了更多重視。

很巧，在正式會議上，他與我鄰座。筆者隨口向他詢問相關日本國內政局一事，他立刻回應：“你稍等，我馬上短信向安倍首相秘書核實一下”。很快，他回覆了“權威信息”。在兩個小時的閉門討論中，他還時不時在稿紙上手寫了多個觀點，非常熱情地闡述與傳播日本看法，幫助我更好地瞭解日本，也試圖以他的看法來影響身邊的這位中國智庫學者。

這位日本老先生並不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的“國際活動家”（International Activist）。這些年，在達沃斯論壇、瓦爾代俱樂部年會、OECD年會、莫斯科經濟論壇、ASPEN論壇、阿斯塔納經濟論壇、20國智庫峯會、聯合國目標守望者年會等多個全球級、政要名流雲集的論壇上，筆者常常會遇到一些來自韓國、新加坡、瑞士以及傳統歐美國家的諸多“國際活動家”。

這些“國際活動家”的共同特點是：年紀偏大，表現活躍，外語流利，善於交往；對本國忠誠，立場與本國主流政策相當一致，但觀點表達方式更靈活；履歷資深，人脈很廣，很注重受眾的感受。更重要的是，他們往往擔任過本國政府內的重要職位，相當熟悉本國政策，能很好地闡述與傳播本國的觀點與主張，對一國的國家形象與對外交流起到了相當正面與積極的促進作用，更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很遺憾，在筆者曾參加過的諸多全球論壇中，類似的中國“國際活動家”卻是相當少，偶爾出現中國身影也是形單影隻，與中國作為全球大國的地位極其不符，極大地抑制了中國對外傳播的力量。長期以來，中國國家形象欠佳，在國際輿論中常被詬病甚至被抹黑、歪曲，除了諸多綜合原因外，與在各大國際論壇上中國人相對稀少有直接的關聯。換句話説，“國際活動家”的多少，直接關係着中國國家形象的改善以及中國軟實力的提升。

為什麼當代中國缺少國際活動家

為爭奪國際話語權、提升國家形象與文化軟實力，中國近年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與財力，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然而，不得不説，國際話語權的爭奪進程中，還存在一個巨大的盲區，那就是話語權生成、傳播與固化的中間環節。

在當前中國對外傳播能力的打造中，往往是“重兩頭、輕中間”，即對高層領導人講話或各部委發言人表態與發聲“高層環節”相當重視，對大眾傳媒的國際報道 “低層環節”也有越來越多的投入，但卻輕視了高層聲音的解讀、低層信息的供給中都必不可少的“中間環節”，即活躍在全球上百個主要城市或鄉鎮的各大主題論壇。

這些論壇是全球政治、經濟與社會精英最熱衷的公開活動場合。他們解讀熱點形勢，表達前沿思想，傳播本國觀點，影響全球走向。他們的一言一語往往成為重大信息的主要來源地。正是看中這一點，越來越多國家元首都熱衷於到一些重大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而這些論壇的活躍人士常常受邀出席，並在這些平台上發言，久而久之就成為“國際活動家”，是國際輿論的重要主導者。

羅德島論壇現場

相比於一些軟實力強大的國家，中國的“國際活動家”實在是太少了。

舉個例子，經合組織（OECD）號稱發達國家的俱樂部，每年辦數百場論壇與各類研討會，數以萬計的歐美精英每年都在這些論壇上交流合作。為提升本國影響力，韓國專門在該組織設立“大使”崗位，還有數十人長期在OECD專職工作，每有會議，必有韓國人員在場或發聲。筆者不只一次在OECD會議上看到活躍的韓國人身影，而相比之於，中國因沒有整體加入該組織而缺乏聲音，而在OECD總部所在地巴黎的中國駐法大使館也沒有工作人員專職追蹤相關動態。一來一往，兩相比較，中韓在OECD這個平台上的影響力就有了巨大差距。

除了不重視國際重大論壇的傳統觀念原因，政策因素也很關鍵。

出於種種原因，國內前高官或有一定職位的學者出國均受到了嚴格管治。這就造成了一個悖論，在國際上有影響的中國人出國難，能夠出去的學者往往影響力有限。筆者不只一次聽到對方“看似讚美，實則存疑”的誇獎：“王文院長沒想到這麼年輕啊！”每聽到這樣的溢美，筆者不禁五味雜陳，感慨頗多。

還有一個行為規範上的原因，也不得不提及。

目前中國政府已逐漸意識到國際論壇的重要性，偶爾也會派精英人士或批准一些前高官出席重大論壇。每次有中國重要人士發言時，論壇參與者往往會認真傾聽。但坦率講，不是所有中國精英人士的發言都能收到上佳效果。有的官員用中文沉悶地念稿子，且稿子內容空洞、官話套語連篇、了無生趣，有的中國官員出席這種場合前呼後擁，講完就走。這些講話非但無助於中國國家形象的提升，反而還會讓外國聽眾心生厭惡。可見，在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時刻，中國急需有更多真正的“國際活動家”。

國際活動家的培養非一日之功

中國人並不是天生不擅長國際交往。事實上，從古代蘇秦、班超到近現代顧維鈞、胡適，再到新中國建國以來湧現的許多外交家，“國際活動家”的產生在中國有豐厚沃土。問題在於，在當前國內外複雜背景下，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對外的活動能力並沒有完全施展開，或説，遠遠跟不上全球輿論市場的需求。對此，筆者建議要有如下調整：

一是在政策上要給更多善於國際交流的前高官、任過重要職位的學者鬆綁。

像周小川、傅瑩、朱光耀、朱民、林毅夫等曾任重要職位，在國際上有大量朋友，且善於講國際人士聽得懂、聽得進的中國故事的資深人士，應該有更多綠色的出國通道。

傅瑩（資料圖/東方IC）

筆者大膽提議，應該給善於國際交往的資深人士持因私護照，按照國際慣例，只要受到邀請並承擔相關費用，隨時都可以出去。一旦能夠形成這樣的出國政策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國的國際活動“生產力”將得到進一步的解放。事實上，中辦、國辦與深改組早已通過了相關的文件，急需相關部委強化在這方面的落實與執行力。

二是要有更綜合的官員出國培訓流程。

長久以來，相關官員出國都有針對性的行前保密教育、出訪國的背景吹風等，但目前看來，還缺少“國際禮儀”和“演講能力”的培訓。在類似培訓中，類似“前呼後擁”、“講完就走”、“官話套話”等作法應當視為“陋習”，禁止帶到國外去。從這個角度看，或許應當出台“八項規定”的出國版。

三是培養與鼓勵更多外語水平高、國際交往能力強的學者。

從2017年起，中組部、中宣部聯合推出的“四個一批”人才中新設了“國際傳播”類人才，已經説明中央已認識到這個問題。但如何培養、如何推進甚至可用借調、掛職等方式增強相關學者的履歷，以提升其在國際場合發言的重要性，這些都是下一步要考慮的要點。

總之，國際傳播力的關鍵還在於人。在全球密切關注中國動向的今天，各大國際論壇與研討場合應當視為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傳播中國聲音的重要平台。利用深化改革，落實相關政策，充分讓更多中國人在各大國際場合發聲，假以時日，中國會產生更多“國際活動家”，也會極大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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