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梅南德：福山是個聰明人，可惜把歷史念歪了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1989年2月，芝加哥大學為弗朗西斯•福山辦了一場關於國際關係的講座。時年36歲的福山剛好處於事業變動期，此前他在加州聖塔莫尼卡市的智庫蘭德公司擔任蘇聯外交政策專家，而不久後他將赴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國務院履新擔任政策規劃司副司長。
彼時正是談論國際關係的好機會，對專門研究蘇聯的學者而言更是如此，因為就在兩個月前，也就是1988年12月7日，蘇共中央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聯合國發表講話宣佈，蘇聯將不再幹涉東歐衞星國的事務。這些國家從此可以走向民主。這標誌着冷戰開始進入尾聲。
在蘭德公司時，福山的工作是對蘇聯的具體政策進行剖析。而在芝加哥演講時，他則允許自己思考更宏大的主題。那場講座引起了歐文•哈里斯的注意，後者在華盛頓一本名為《國家利益》的期刊擔任編輯。哈里斯提出將講稿發表出來，於是1989年夏天這篇題為《歷史的終結？》的文章問世，一舉改變了美國外交界。
1990年的弗朗西斯·福山
福山的論點是，隨着蘇聯行將就木，除自由主義之外的最後一種意識形態選項已被否決。此前法西斯主義已在二戰中被剿滅，如今共產主義正在從內部瓦解。中國等國家雖仍自稱信仰共產主義，但政治和經濟改革正在邁向自由主義秩序。
因此他認為，如果把歷史看作自由主義制度（即代議制政府、自由市場和消費主義文化）普世化的進程，那也許可以説歷史已經實現了其目標。當然，世界仍不時會遭遇這樣那樣的事件，或許小國還會因族羣和宗教關係緊張而滋生有違自由主義的思想。但福山闡釋道：“即便阿爾巴尼亞或布基納法索的人迸發了什麼奇怪的念頭，也不重要，”福山解釋説，“我們感興趣的是人類共通的意識形態遺產。”
福山在書中説，黑格爾曾預想過這樣一個時刻，完全理性的社會和國家形態將獲得勝利。而今隨着共產主義被征服，主要大國向單一的政治和經濟模式趨同，黑格爾的預言終於得以實現。未來的國際關係將“共同市場化”，世界將達到自我平衡的穩定狀態。
即便在眾多不入流的雜誌當中，《國家利益》也只是個小角色。1985年，它由新保守主義領軍任務歐文•克里斯托爾創辦，到1989年發行量只有6000本。出了專門研究蘇聯的學者圈，幾乎沒人知道福山這個名字，也沒人考慮過末世終結論。但“歷史終結論”仍然得到了主流媒體的賞識，詹姆斯•阿特拉斯在《紐約時報雜誌》上刊登了關於福山的簡介，他的文章在英國和法國引發辯論，並被翻譯包括日語和冰島語在內的各種語言。部分人對《歷史的終結？》一文持否定態度；而幾乎所有人都保持着懷疑。但出於某種原因，“歷史終結論”還是成功擠入了後冷戰時期的思想領域，並一直延續下來。
“歷史終結論”之所以經久不衰，原因之一是福山真的很走運。他搶佔了大約六個月的先機——其文章問世時，捷克斯洛伐克尚未爆發天鵝絨革命，柏林牆也要待到當年11月才會被拆除。福山認為當時的趨勢必將延續下去，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這樣的賭注風險極高。
當時有許多事件都可能導致戈爾巴喬夫的承諾無法兑現，比如蘇聯內部的政治抵抗，東歐傀儡政權拒絕放棄權力，或者美國打錯了手牌。但歐洲的事態發展基本符合福山的預測，而且蘇聯還於1991年12月26日自行投票解體。冷戰真的結束了。
亞洲的情況並沒有完全遵循福山預測的軌跡。福山的文章完全沒有提到中國，而發生在中國的一系列事件似乎也並未影響人們對文章的接受度。儘管許多人當時就認為中國（而非俄羅斯）才是自由民主國家今後必須應付的強大對手，但在最初回應福山的幾篇文章裏，幾乎沒人提及中國。因此《歷史的終結？》一文難免有歐洲中心主義之嫌。
福山的文章裏有個充滿魅惑力的轉折。他在文章末尾寫道，歷史終結之後人類的生活或許是可悲的。因為當一切政治追求都是為了“無休止地解決技術問題、環境問題以及滿足消費者複雜的需求”（我覺得聽起來還不錯）時，人們可能會產生一種懷舊情緒，追憶當初為了自由主義和民主制度而鬥爭的“勇氣、想象力和理想主義”。這段充滿臆測的華麗辭藻不禁讓人想起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向年輕時的自己提出的那個著名問題：“如果你心中確信的政治和社會改革統統成為了現實，你會更幸福嗎？”無論何時，這永遠是個有意思的問題。
福山的文章之所以廣受關注，另一個原因可能與他剛接任的副司長職位有關。1947年，喬治•凱南創建了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並擔任首任司長。同年7月，凱南在《外交事務》雜誌上以X為筆名發表了文章《蘇聯行為的根源》。當媒體瞭解X作者的真實身份後，這篇文章被認為是美國冷戰政策的官方聲明。
1989年喬治·凱南就美蘇關係的未來發表看法
《蘇聯行為的根源》提出了遏制蘇聯的主張，根據該主張，美國政策的目的是將蘇聯圍堵在勢力範圍之內。凱南認為，美國不需要干預蘇聯內部事務，共產主義必然會因為效率低下而自行崩潰。四十年後，當《歷史的終結？》一文問世時，它似乎映證了這個預測。1989年4月，當85歲的凱南向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宣佈冷戰結束時，所有人都起立為他鼓掌。因此可以説福山的文章為凱南做了絕佳的跋文。
凱南自己不會寫下這樣的跋文。遏制是一種現實主義學説。現實主義者認為，一個國家制定外交政策時應該拋棄感情色彩，冷靜衡量自身利益，而不要遵循道德原則，也不要相信各國能在“利益上取得和諧”。對於凱南而言，無論蘇聯在自己內部做什麼，美國都毫不關心，唯一重要的是制止共產主義擴張。
顧名思義，《國家利益》是一部現實主義外交政策期刊。但福山文章的前提是，各個國家能夠在利益上取得和諧，朝着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模式的趨同式發展有利於所有國家。在現實主義的構想中，各國之間永遠在相互競爭；福山説這種情況未來不會再出現了。他彷彿對冷戰現實主義者致以告別演説：你們的使命雖然本身存在哲學缺陷，但如今它已經達成了。所以現在這羣人就要失業了。後來，歐文•哈里斯表示：“弗朗西斯認為，當時的趨勢表明現實政治走到了盡頭。”他當初刊登福山的文章時，一定覺得很撓心。
29年過去了，現實主義者似乎並沒有離去，歷史並沒有終結，反而留了幾手。事實證明，自由主義民主和自由貿易的後顧之虞並沒有消除。（消費主義目前暫時還是安全的。）世界上彷彿有某種厭惡自由主義的勢力，在努力為自由主義制度的存續製造威脅。
福山認為他知道這股勢力究竟什麼，他的新書題目《身份：尊嚴需求和怨恨政治》總結了他的答案。福山説，人們要求獲得承認是一條“主線概念”，它能夠解釋當今人們對全球自由主義秩序的所有不滿：普京、本•拉登、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MeToo運動、同性婚姻、“伊斯蘭國”、英國退歐、歐洲民族主義回潮、反移民政治運動、校園身份政治以及特朗普的當選。它還能解釋新教改革、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中國共產主義、美國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多元文化主義，以及路德、盧梭、康德、尼采、弗洛伊德和波伏娃的思想。哦，據説一切要從柏拉圖的《理想國》説起。福山在不到兩百頁的篇幅內覆蓋了以上所有內容。他是怎麼做到的？
實際上他做的並不好。福山的部分問題在於對波伏娃和弗洛伊德等人物的誤解；另一些問題來自將盧梭、尼采等人複雜的思想簡化為單一的哲學觀點。但他的主要問題還是來自一種麻木得令人驚詫的假設——這個麻木得令人驚詫的假設也貫穿了《歷史的終結？》一文——即西方思想是具有普世性的思想。在整本書中，福山試圖把普京納入一種與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相同的分析範式當中，並將二者同樣追溯到馬丁•路德，這是十分牽強的。這算是舊書新論的典型：從鮮有人問津的故紙堆裏挑出幾頁折成紙娃娃，再把它們串起來彷彿就成了歷史。福山是個聰明人，但再聰明的人也不可能把這個歪理説通。
1988年裏根在戈爾巴喬夫陪同下參觀紅場
為什麼人們對獲得承認的渴望——或福山筆下的“身份政治”——是對自由主義的威脅？因為經濟改革和程序改革都無法滿足這種的需求。無論你擁有與其他人等量的財富，還是擁有均等的獲取財富的機會，都不能代替尊重。福山認為，許多政治運動看似是在追求法律和經濟平等地位——例如，同性戀婚姻和＃MeToo運動——其本質都是追求承認和尊重。在工作場所遭受性騷擾的婦女認為自己的尊嚴遭到了侵犯，社會並沒有將她們視為完整的人來對待。
福山從柏拉圖的《理想國》裏找到一個希臘詞彙thymos（意氣、血氣，希臘語θυμός，英文又作thumos），來命名這種對獲取承認的渴望。他寫道，thymos是“人的天性中普世的、永存的一面。”在《理想國》一書中，thymos有別於蘇格拉底所説的靈魂的另外兩個部分：理性和慾望。 我們和動物都有慾望；理性是人之為人的區別，而thymos則介於兩者之間。
Thymos這個詞有許多種意思。有人將其翻譯為“激情”，有人將其翻譯為“精神”，即“很有精神”的精神。福山將thymos定義為“產生價值判斷之所在”（the seat of judgments of worth）。這似乎是對語義的過度解讀。在《理想國》中，蘇格拉底將thymos與兒童和狗聯繫在一起，這些個體的反應需要得到理性的控制。這個詞通常用來指我們覺得自己不受尊重時的那種本能反應——我們怒髮衝冠；自尊自愛的心理爆棚；高聲示警；產生過激反應。
在柏拉圖筆下，蘇格拉底將靈魂劃分為三個部分，以便為其想象中的理想國公民分配角色。慾望是平民的主要屬性，意氣/血氣/激情屬於戰士，理性屬於哲人王。《理想國》是哲學，而不是認知科學。然而福山不但全盤接受了柏拉圖的啓發探索，並且將其應用到生物層面。他引用在黑猩猩身上做的科學研究（在蘇格拉底眼裏，黑猩猩顯然算是一種動物，但這不重要了），寫道：“今天我們知道驕傲和自尊的感覺與大腦中的神經遞質5-羥色胺的水平有關。”
但這又能説明什麼呢？許多情感與5-羥色胺的水平變化相關。事實上，我們體驗到的每一種情感，不管是慾望、憤怒、抑鬱還是惱怒，都會導致大腦化學環境發生變化。人類的意識就是這樣形成的。從學術的角度看，福山的論斷“人類對地位的慾望（megalothymia）根深蒂固地存在於生理構造當中”，與通過手相觀測人生吉凶並無差別，都屬於瞎編亂造。
福山之所以打出這個套路，是因為他想複製《歷史的終結？》一文的輝煌，把人類對獲得承認的渴望普世化，就像當初他對自由主義做的那樣。這樣一來，他就可以在性質上將普京賴以崛起的社會情感與某位婦女抱怨性別歧視限制自身潛力的個人情感等同起來，即便前者規模遠遠大於後者。這個女人無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她需要5-羥色胺；同樣，俄羅斯人也需要5-羥色胺。
福山將人類對獲得承認的渴望看作自由主義的威脅，卻未對各種身份政治加以區分
黑格爾認為，只有當人類完全認識自我、掌控自我，當生命徹底變得理性而透明之後，歷史才會走向終結。理性和透明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價值取向。按道理説，理性和透明本應該決定自由市場和民主選舉的有效性，因為人們既然理解了體制的工作原理，就應該做出理性的選擇。
但麻煩在於，thymos不是理性的。人們為了獲得承認，不僅願意犧牲世間的益處，甚至願意犧牲生命。但死亡並不是理性的選擇。福山因此得出結論：“人類心理比簡單化的經濟模型要複雜許多。”
不過話説回來，理性的經濟行為模式似乎一向沒什麼解釋力。人類本來就有神經質的一面，不過這還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在一切能使人類為之神經質的事物中，金錢幾乎排在首要位置。人們囤積錢財，揮霍財富，可以為之嫁娶，也可以為之殺戮。不知道經濟學家讀不讀小説？從簡•奧斯汀到巴爾扎克到亨利•詹姆斯和伊迪絲•華頓，幾乎每一本現實主義小説都在刻畫人們在金錢面前的醜態。自由市場沒有給這個現象帶來絲毫改變，反而在某種意義上使人們更加瘋狂。
金錢如是，人生中許多其他東西也是如此。那種把理性視為超乎需求、慾望、焦慮和迷信而獨立運行的人類某種固有的心智，是非常柏拉圖主義的觀念。比方説現在你要做出決定，到底是繼續讀這篇文章，還是翻開漫畫配文大賽的頁面（譯者注：《紐約客》雜誌的一個固定欄目）。你做這個決定到底動用了哪部分心智？又是哪部分心智決定了你如何看待特朗普？你怎麼分辨？
福山今天提出“身份”，可以看作是他對《歷史的終結？》一文立場的矯正。他認為，阻擋普世性自由主義的，不是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等意識形態，而是人類的“意氣”。自由主義仍然是政治和經濟體系的理想狀態，但它需要不辭麻煩去尋找方法來容納並中和人們對獲得承認的渴望。福山的兩難困境奇怪之處，從歷史終結論的哲學源頭來看，獲取承認不能算是一個問題。承認是一種方式。
這個源頭不是黑格爾。福山在《歷史的終結？》裏清楚地寫道，他採用了其名不彰的思想探索者亞歷山大•科耶夫1930年代對黑格爾的解讀。至於科耶夫的思想是如何在50年之後進入華盛頓的政策雜誌的，這彷彿是一場思想界的擊鼓傳花遊戲。
科耶夫1902年出生於莫斯科的一個富足家庭。他在濃厚的文化氛圍中長大，是畫家瓦西里•康定斯基的侄子。科耶夫才智驚人，18歲時便已熟練掌握俄語、德語、法語、英語，還能讀懂拉丁文。後來，他為了研究佛教又學習了梵文、中文和藏文。1918年他由於涉嫌黑市交易被關進監獄。出獄後他和一名朋友偷偷穿越蘇聯國界去了波蘭，結果又被當作間諜關押了一段時間。在波蘭當局的建議下，科耶夫又來到了德國，一面在海德堡拜卡爾•雅思貝爾斯為哲學導師，一面在柏林過着紈絝子弟的生活。1926年，他搬到了巴黎，一面揮金如土，一面寫量子力學論文。
科耶夫用自己繼承的遺產投資了生產樂芝牛奶酪的法國公司，但股市大崩潰使他虧得精光。1933年，他為了掙錢，應邀去法國高等研究學院主持一場關於黑格爾的研討會。後來學校為他開了這門課，他一講就是六年。
在周圍的人眼裏，科耶夫彷彿是個魔術師。他講黑格爾只講一篇文本，即1807年出版的《精神現象學》。他一般先用德語大聲朗讀（當時這本書尚未被翻譯成法語），然後操着斯拉夫口音的法語即興發表評論。大家都覺得他雄辯、聰慧、充滿魅力。這個班只收20來個學生，但產生了許多未來的傑出思想家，包括漢娜•阿倫特、雅克•拉康等。
從俄國富家子弟成為歐盟奠基人的科耶夫
對科耶夫而言，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核心概念就是“承認”。人都希望獲得他人的承認，這樣才有自我意識，才能知道自己是具有自主性的個體。科耶夫認為，人是有慾望的，人希望得到他人慾求之物，或獲取他人的慾望。他寫道：“人類歷史就是欲之所欲的歷史。（human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desired desires.）”然而，在爭取承認的鬥爭中，有勝者也有敗者，這使問題變得複雜。黑格爾分別稱這兩種人為主僕，科耶夫則把他們叫作主奴。主人獲得了奴隸的承認，但他的滿足感是空虛的，因為他反過來不承認奴隸是人。奴隸得不到主人的承認，必須以其他方式獲得承認。
科耶夫認為，奴隸獲得承認的另一種途徑便是勞動。奴隸通過工作將自然世界改造為人類世界，並以此獲得自我意識。但奴隸最初之所以被驅使到勞動崗位上，是因為主人拒絕承認他。這套“主奴辯證”便是人類歷史的發動機，當主奴消失，所有人都平等地獲得承認的時候，人類歷史便終結了。
馬克思借鑑了這種思想，把歷史描述為階級鬥爭史。這種鬥爭同樣有勝者和敗者，在通往最終階段之前，世界要經歷一場有產者（資產階級）和工人（無產階級）的鬥爭。在資本主義被推翻，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到來之前，這場鬥爭都會進行下去。科耶夫半開玩笑地説自己是共產主義者，1930年代聽他講課的人都明白，這才是他評論黑格爾的潛台詞。無論是共產主義語境裏的平等，還是自由主義語境裏的平等，歷史的目標是讓所有人平等地獲得承認。這樣一來，人們不再會打着威嚴和自尊的旗號相互殺伐，生命或許將變得無聊。
二戰結束後，科耶夫的講稿《黑格爾導讀》出版，該書在法國多次再版。那時候，他已不再教書，成為了法國經濟部的一名官員，並暗中對《關貿總協定》的締結和歐洲經濟共同體（即歐盟前身）的誕生髮揮了重大作用。應該説，歐洲走向共同市場化與他密不可分。當時的他特別喜歡説自己正在主導歷史的終結。
1953年，科耶夫在巴黎的經濟部辦公室裏接見了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艾倫•布魯姆（安排這場見面的人可能是流亡美國的政治理論家列奧•施特勞斯，他在芝加哥大學教書時長期與科耶夫保持書信往來）。布魯姆後來表示：“我簡直被迷住了。”他拜科耶夫為師，一直持續到科耶夫1968年去世。1969年，布魯姆安排出版了《黑格爾導讀》的英語版，併為其作序言。他當時已經是康奈爾大學的教授。
1970年，福山成為康奈爾大學的新生。他進入了遴選嚴格的特柳賴德學院，布魯姆正好也住在這裏。福山選修了布魯姆主講的希臘哲學課程，兩人常常“一同進餐並不分晝夜地探討哲學問題。”
血氣方剛的阿喀琉斯為獲得歷史承認選擇了戰死，他後來在陰間説：“寧願人間為奴，不願陰間為王”
那是布魯姆在康奈爾大學的最後一年。他不滿校方對非裔學生武裝佔領校舍的處理方式，憤而辭職。福山1974年畢業，拿到了古典文學學士文憑。他在耶魯和巴黎對後結構主義理論進行了一番短暫的探索，很快轉向政治學並獲得了哈佛大學政治學院頒發的博士學位。他於1979年畢業並進入蘭德公司。
那時候布魯姆又回到了芝加哥大學，在社會思想委員會擔任教授。1982年，他在威廉•巴克利的保守主義期刊《國家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關於高等教育現狀的文章。他認為高等教育現狀不容樂觀，因此在友人索爾•貝婁的鼓勵下，把那篇文章拓展成了一本書，也就是《美國精神的封閉》。該書於1987年2月由西蒙與舒斯特公司出版，它掀起了對美國高等教育的批判，一直持續至今。
《美國精神的封閉》試圖通過重讀經典文本來解釋文化相對論的興起——這正是布魯姆眼中美國高等教育的禍根所在。出版公司根本沒有料到這本書會賣得很好。據説當年簽下這本書的編輯歐文•格萊克斯轉崗去自由出版社的時候，有人建議他把布魯姆的書帶過去，但他拒絕了。
這意味着格萊克斯錯過了當年出版界的神話。儘管一開始起步很慢，但《美國精神的封閉》還是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並霸佔榜首長達兩個半月之久。截至1988年3月，這本書的精裝版光在美國本土就賣出了100萬冊。布魯姆一夜之間成了富翁。
1989年2月，向福山發出國際關係講座邀請的，正是布魯姆和芝加哥大學的另一名教授納丹•塔科維。要不是福山當年總琢磨國際關係，他講座的話題很可能是科耶夫。
那年夏天，當《國家利益》雜誌刊登《歷史的終結？》一文時，布魯姆成了新保守主義陣營的明星。他和另外五名學者為福山的文章專門寫了回應，《國家利益》把他的評論放在首位。布魯姆誇讚福山的文章“大膽而才華橫溢”。編輯格萊克斯或許察覺到了學界的風向，出價60萬美元請福山把文章拓展成書。1992年，自由出版社推出了《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
這本書很暢銷，但並不是現象級的暢銷書，也許是因為冷戰結束帶給人們的興奮感已經減退。福山寫這本書花了不少時間。《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不是那篇雜誌文章的加強版，而是就文章引出的問題給出了深思熟慮的回答。其中一個問題便是“thymos”，它在書中佔據了相當的篇幅。實際上，福山新作《身份：尊嚴需求和怨恨政治》中的很多內容，都是在重複他早就説過的話。
除了科耶夫，另外一些作者也強調人類獲取承認的重要性。同樣是在1989年，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出版了著作《自我的根源》，這本書提出一個觀點，即現代的自我觀念包含着一種從榮譽到尊嚴的文化轉移——前者只屬於少數人，後者則為所有人所渴求。1992年，泰勒在論文《承認的政治》中分析了多元文化主義，其論證方式與福山的《身份》一書十分接近。（泰勒也是黑格爾專家。）
福山表示，身份政治的確產生了一些積極作用，右翼人士誇大了政治正確的泛濫程度以及矯正歧視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的效果。同時，他也認為左翼人士太過執迷於文化政治和身份認同政治，放棄了社會政策。但讓人沒想到的是，福山自己也沒有提出什麼政策建議。
福山對自由主義者為容納多元社會而提出的典型解決方案——比如多元主義（pluralism）和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毫無興趣。比如，泰勒支持加拿大魁北克省人保護法語文化的權利。福山承認，人們需要國家身份認同，不論它來自民族還是來自信條；但除此以外他仍然堅持同化主義和普世主義。他想抹平人與人之間的不同，而不是保護這種差異。福山認為移民應該通過義務兵役等更有意義的途徑獲得公民地位。
不幸的是，福山的新作完全建立在史學史的主張上。在《大斷裂》（1999年）、《政治秩序的起源》（2011年）與《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2014年）等其他著作中，福山曾對文明差異加以區分，並靠經驗數據來解釋社會趨勢。但thymos這個概念實在過於笨拙，無法作為幫助人們理解當代政治的工具。
通過血性、承認與尊嚴解釋當代社會，無異於手相政治學
在強調身份政治的人當中，有的人希望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最終變得無關緊要，比如#MeToo運動和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倡議者；有的人希望維護差異，比如“伊斯蘭國”武裝分子、英國脱歐派和民族分裂主義者。對於這兩種人，我們是否應該加以區別？ 那又應當如何看待那些既不是墨西哥人，又不是移民，卻因墨西哥移民的遭遇感到義憤填膺的人？在那些為了爭取公民權利將生命置之度外的人當中，既有非裔美國人也有美國白人。蘇格拉底會怎樣界定這種行為？他們的thymos是從別人那裏借來的嗎？
另外，我們或許應該用黑格爾和科耶夫的辯證歷史觀來取代線性歷史觀，即假設“若當前趨勢持續”歷史將朝着某種穩態平穩進步的觀念。當前的趨勢往往不會持續下去，而會引發反作用並促使社會重新洗牌。同一種身份，今天人們可能競相擁抱它，明天我們的後代卻想極力逃離它。在終結之前，歷史要經歷反覆的顛撲，因此極難書寫、極難預料，除非靠碰運氣。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自《紐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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