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中國這40年的成功，驗證了誰的經濟學
要説我確實與改革有些緣分，而且作為一介書生來説，運氣也是真好。距今正好40年前，我在蘇北農村插隊多年後，進了當地一家集體小廠當工人，寫了第一篇經濟學論文，題目是“應當實行資金利潤率”。在還是大鍋飯流行的年代提出要按資金回報去考評項目和評價企業，這篇文章當時還有幸發表在《南京大學學報》1979年第一期上。
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讓我更幸運地一下子接觸到國家改革開放的前沿問題和眾多重量級人士。當時會上出現價格改革放和調的兩種思路，放派説只有放才有真市場，調派説現在放開不現實，必須先調。雙方爭得熱火朝天。我與參會的另外4位研究生同伴一起討論碰撞後，做了個今天説起來是個挺簡單的工作，就説別爭了，我們綜合一下出個第三條思路，放調結合吧，雙管齊下兩條腿走路。
莫干山會議，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這個放調結合雙軌並進的改革思路，經過激烈的辯論被會議接受後，我被派去參加了向時任國務委員、中財辦秘書長張勁夫同志的彙報，並參與起草這部分會議紀要。結果，放調結合的價格改革建議很快為國家正式採納。
看來接觸了前沿和高層，人的眼界和格局也就不同了。1985年，我和同伴們很快學會站在全局角度寫了一份“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問題和思路”的報告，針對當時希望用一攬子方案儘快完成改革轉型的情緒，提出一個當時很超前也很有爭議的重要判斷：“改革不是一次或一組相互配合的行動，而會是一個艱鉅漫長的歷史過程。”這樣，漸進增量的雙軌推進就不僅是價格改革，更將成為整個中國經濟運行模式轉換的主導形式。
報告認為雙軌制的理論意義在於，由於中國改革特殊的歷史背景，中國的發展不會在自由競爭的一般均衡中找到歸宿，而多半可能在非均衡的自穩定系統中實現。雙軌制是我國找到的風險較小，兼容性很大的特殊轉換形式，是中國改革的一個偉大創造。其原因不僅是因為市場和市場主體都需要一個逐步發育和培育的過程，更是考慮到在這個潛伏着激進翻車和倒退風險交織而又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為了克服改革中不斷會產生的阻力和干擾，需要雙軌漸進的改革路徑，以在增量做大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克服和轉化既得利益，不斷髮育壯大推動改革前進的力量。
由於改革需要重新構造新的微觀經濟基礎，在報告下半部分我們特別建議成立一個新的國有資產管理總局及系統，統一履行國有資產代表職能，以替代各工業局、專業局、各系統以及財政部的行政管理職能。由於當時還沒有資本市場，我們提出在對企業資產評估後以市場化的招標競聘選任經營人員，以資產安全、收益和增值作為考核評價企業家的主要標準。這個報告當時引起很大反響，上下兩部分獨立發表後分別獲得中央國家機關優秀論文一等獎和孫冶方經濟學獎。
報告很快也引起了國務院領導的重視。1986年4月陪同領導外出視察，在專列上召開會議時，我有幸向國務院主要領導們先後作了兩次專題彙報。我還被抽調去參加國務院改革方案辦的工作，並在國家體改委的支持下，在幾個省市組織了資產經營責任制競聘企業領導人的試點，從而推動了1988年我國第一個國有資產管理局的成立。
2003年中央正式決定成立了國資委，提出用國資委來實現管人管事與管資產的結合。我隨即發表了題為“企業改革的三個里程碑”的文章，提出三結合只是起點，國資委的最終改革目標應是以管資本為主來替代管人、管事、管資產。客觀地説，國資委的職權和功能即便到今天，還遠遠沒有做到15年前也沒做到30多年前我們報告中的建議。
90年代留學歸國後，我開始關注和研究中國資本市場股權分置造成產權定義不清的問題，1996年寫了一篇題為“中國股市的經濟學思考”的分析報告，提出用贖買流通權的方式進行股權分置改革，消除中國股市流通股與非流通股的分裂現象，與國際規範市場接軌。2001年國務院決定啓動國有股減持，我發表了題為“漫漫熊市的信號”、“有錯就改”的文章，批評否認流通股與非流通股產權差異的強行減持。後來由於股市越走越低、市場反應強烈，國務院最終決定暫停和終止國有股減持。
隨着股權分置的消極影響日益明顯，改革開始引起中央的重視。我被邀請參加了政府組織的內部系列討論會，並在股權分置改革的最後準備和改革最初非議很多的困難階段，有幸在《中國證券報》頭版通欄陸續發表了六、七篇萬字長文，推動了股權分置改革的進行。
巧合的是，《放調結合的價格改革》《整體改革的雙軌增量漸進》《國資創設改革》和《股權分置改革》這四篇開拓性的文章，最初都是發表在有影響的學術雜誌《經濟研究》上，成為理論文章影響或推動全國性重大改革實踐少有的幸運案例。近些年來圍繞着農民工市民化以及相關的城市化和土地問題我也做了很多研究，雖然沒有產生像之前那樣的影響，但應當説運氣也已經是足夠好了。
過去在回顧這些歷史時，我總強調説這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因而看到有人因改革爭名爭發明權時，覺得自己還挺謙虛的。今天站在改革開放40年的關口回過來看，我很為自己感到臉紅。沒有當年改革開放不拘一格、廣開言路、領導不恥下問和隨時糾錯的寬鬆大環境，我們這樣的普通學生學者根本不可能發揮任何作用。
在歷史的巨流中，我們不過是逐浪而行的幾粒小沙，離開了無數或位高權重或身份卑微的人組合的歷史巨流，我們壓根不會產生那些想法，產生了也不會有什麼真知灼見，有見解寫出來也不過只會是躺在書架上的幾篇很少人問津的文字，不會有什麼社會影響。在歷史的洪流中，即便是顯赫的權勢人物，也只能多少影響短暫的一刻，至於我們這樣的普通人，作用更可以忽略不計。
因此，我覺得站在復旦這樣百年名校的講壇上，我們需要有歷史的厚重感和長遠的大視角來看改革開放這40年。正好在去年底，中央提出了中國進入了新時代的判斷。顯然，站在過去的一個時代結束之後的角度，我們可以更宏觀也更客觀地認識和評價這樣一個時代。
百年視角的地位和作用
由於改革開放40年的旗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們首先可以從社會主義思想產生幾百年歷史的視角，然後從中國幾千年歷史特色的視角來看改革開放這40年。最後看我們為何和如何走進了新時代，以及將來歷史對今後這個時代演變的可能評價。
大家知道，我們搞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不是憑空產生的。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中對此有詳細的説明。有意思的是，歷史上第一個提出空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的是曾任英國的大法官、下議院院長的托馬斯·莫爾， 在1516年即幾乎恰好500年前，他在傳世名著《烏托邦》中，描繪了一個消滅了私有制、實行公有制，同時實行6小時工作制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民自治管理的理想社會。莫爾本人後來也因其堅持與王權不妥協的信仰而獻出生命。
莫爾的烏托邦廣泛影響了後來的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的貢獻是把這種空想出來、存在某個海外孤島上的理想社會，置於真實的人類社會的生產發展和社會演變的過程之中，指出隨着現代大工業的出現和發展，人類第一次能夠實現終結階級對抗和階級差別，進入一個沒有壓迫和剝削、沒有特權和等級的理想社會。這個社會是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那裏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其他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看來，這個美好社會不再是理想，而是現有社會自身演變的必然趨勢。
從歷史上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都是從反對封建專制的抗爭中發展起來的。14-18世紀的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為兩者的產生共同提供了思想基礎。當然，兩者很快分道揚鑣。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説，資本主義在不到一百年中所創造的生產力超過了過去一切世紀的總和，它像魔法一樣從地下呼喚出改天換地的力量和大量的人口。生產的不斷變革、生產工具的不斷革命化，將全球帶入一個持續變革的動盪時代，這是其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
我們知道，馬克思之後150多年的發展則更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新科學新技術的發展令人目不暇接，信息革命、人工智能的發展，使得人類必須不斷重新定義周邊世界乃至人本身。現在甚至人類這個物種的外部和內部存在方式都開始受到挑戰。
當然如果資本主義發展如此一片光明，社會主義思想即便出現也早就自生自滅了。資本主義早期原始積累的血腥，童工包身工的奴役和大規模販賣黑奴，為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早期的動力。儘管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逼迫資本主義增加了諸如八小時工作制、累進所得税、社會保障保險等社會主義因素，但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發展和兩次世界大戰的慘劇，還是使得社會主義得以最初在俄國，後來在一系列東歐國家以及中國這樣飽受近代帝國主義之辱的個別亞洲國家取得勝利，形成了二次大戰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與東西方對壘。
但是，這個曾經具有極大感召力和向心力、又有現代物質生產基礎和自身邏輯支持的理想社會，20世紀在這麼多國家付諸實踐之後，大多數居然在幾十年後紛紛解體，而且除了一直堅持暴力高壓的羅馬尼亞經歷了只針對統治者齊奧塞斯庫夫婦的流血事件外，其他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幾乎都是完全和平地解體。特別令人困惑地是，當年感召着無數人特別是億萬青年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國家和政黨，在其解散、解體的時候，儘管並沒什麼危險和壓力，但幾乎沒有人出來反對和抗爭，被稱為“竟無一人是男兒”。這是國際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令人震驚和最值得總結和反思的現象。
那麼，是馬克思的預想遇到了新情況的挑戰，還是蘇東模式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現在看來兩者都有。
首先應當説，在經濟模式上，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若干主要框架確實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設想建立，全面實現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建立了計劃經濟模式，實行按勞分配。但是由於在沒有市場的情況下，按勞分配的“勞”實際上無法計量，所以在各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中，都是用級別和等級的計時工資制來近似按勞分配。這樣就自然造成普遍的吃大鍋飯，以及在狹窄的等級而且主要是在官本位台階上的競爭。
而蘇東模式又背棄了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屬於自由人聯合體的本質，把計劃經濟對物的管理延伸為對人的控制。這樣，在革命勝利後最初的英雄主義精神激勵不斷衰減之後，缺乏真實信息的計劃與缺乏激勵機制的分配造成了普遍的效率低下。
由於現實版的計劃經濟完全封殺了每個人的創業自由、擇業自由、乃至遷徙、居住的自由，同時極大限制了人們交往和消費自由的選擇，使得人的創造力和創新能力受到普遍壓抑。人的能動性思維，包括每個人每天各自都在自我規劃的優化選擇被規制在一個極小空間內。計劃經濟要求每個人都擰在哪裏就在哪裏生根，無私奉獻，脱離了人的本性，窒息了人的主動性、創造性和活力。
這樣在短短幾十年後，即便是原本與西歐一體的東德和捷克，其人均GDP水平也跌落為西歐的若干分之一，這自然極大的影響了原本想象美好的社會主義藍圖對人們的吸引力。故而鄧小平90年説，經濟上不去，是這些國家出問題的主要原因。
應當指出，正如恩格斯所説，社會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社會，而是要不斷發展變化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一百多年前的設想需要根據後人的實踐而改變和發展，這一點兒也不奇怪。但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政治模式又阻礙了這一點，而這種的政治模式，又恰恰嚴重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設想和設計。
縱覽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論述，他們終其一生始終認為，生產資料私有制是人類社會受剝削的經濟根源，而國家機器則是人們受壓迫的政治根源。因此，消滅私有制和消滅國家，是無產階級並行的兩個歷史使命。馬克思在經典名著《法蘭西內戰》中指出，過去“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善，而沒有摒棄這個令人窒息的夢魘。輪流爭奪霸權的統治階級各集團各黨派，都把佔據（控制）（奪得）和左右這個龐大的政府機器看做勝利者的主要掠奪品”。“因此，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對哪一種國家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對國家本身，這個社會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
在《共產黨宣言》發表24年後，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有了兩個多月的無產階級實際掌握政權的巴黎公社的經驗之後，《共產黨宣言》中的某些論斷已經過時, 這也是他們生前提出的對《共產黨宣言》的唯一重大修改，這就是“特別是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奪取舊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達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們的政治工具不能當成解放他們的政治工具來使用。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轉到另一些人手裏”，而是要打碎它，摧毀它，這是真正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
因此，在馬克思看來，任何國家機器本身都是壓迫性的，不可信賴和使用，必須打碎。那用什麼替代呢？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巴黎公社讓他們找到了這種替代，這就是工人階級不通過國家機器的全民自我武裝和直接自治。僅有如此，才能“防止國家從社會的公僕變為社會的主人，而這是在迄今為止的一切社會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現象”。
馬克思認為，根據巴黎公社經驗，工人階級這一新替代的政治模式包括幾個必不可少的內容：1用武裝全體工人階級及國民去替代常備軍和警察，這樣使國家失去壓迫工具而無法有壓迫性質。2、用普選制替代等級授職制，各級政權按自治原則由直接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並隨時可以撤換。這樣，“公社徹底清除了國家等級制，以隨時可以罷免的勤務員來代替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們”。3、廢除官員的一切特權，所有官員只領取普通熟練工人的工資。這樣，通過取消常備軍、警察和官吏及其厚祿與特權，公社實現了有史以來真正廉價政府的口號。
因此，在馬克思看來工人階級的統治就是直接靠工人階級和人民自己，而不必也絕對不能藉助於任何國家機器。恩格斯晚年在為《法蘭西內戰》寫導言時指出，巴黎公社其實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廢除國家的第一也是關鍵一步。因為國家最好不過是無產階級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無產階級將與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清除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把這個國家廢物全部拋掉。他形象地説，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樣子呢，就是巴黎公社。它清除了國家的最壞方面。
記得我那時只十幾歲，在農村田埂上讀到這一段的時候，當時拍腿叫絕，覺得馬克思恩格斯説的太好的。當然，今天看起來，也許有人會説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政治模式的設想也有空想的成份，但其精神實質，無疑代表了馬克思主義既反對剝削、又反對壓迫，從而追求人類真正解放的不變初衷。不言而喻，蘇聯東歐的政治模式更像舊國家機器的翻版，而與馬克思主義相差太遠。
這樣回看歷史就很明顯，蘇聯模式照搬和僵化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公有制計劃經濟的設想，遇到問題和挑戰也不知改革創新，在政治模式上又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工人階級直接管理、防止國家從公僕變主人的關鍵性制度，拋至九霄雲外，自己享受特權當主人。
這樣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長期提高緩慢，經濟缺乏活力和創造力，另一方面，人們失去了私人財產權的遮護和市場的經濟自由選擇，又面臨着保留下來的國家權力的空前擴張，這樣從普通人到最高層的官員都難以避免地受到權利侵害，乃至隨意被作為敵人迫害致死。這樣當然就嚴重脱離了人民，也極大損害了社會主義的聲譽和影響力，最終為人民所拋棄，造成曾經感召無數人為之浴血奮鬥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挫折。
正是在社會主義陣營逐步瓦解崩潰的過程之中和之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東方崛起。在短短40年內，中國從世界上最窮之列、多少億人吃不飽穿不暖，當時八億多總人口中絕大部分還處於貧困狀態的國家，到今天僅僅農村人口就有七億多人脱貧，一躍進入中等以上收入行列，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這當中，共產黨的領導沒有變，中國文化沒有變，唯一的實質改變就是我們放棄了計劃經濟，搞了對外開放的市場經濟，從根本上突破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公有制計劃經濟模式，從而大大創新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為社會主義注入了新的活力。這是社會主義幾百年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創新跨越。
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是當年鄧小平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實事求是而作出的劃時代判斷。中國改革開放40年奇蹟的根本原因，就是在維持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搞了對外開放的市場經濟，從而給了十幾億人創業擇業移居等經濟自由，造成社會財富的湧流：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八億農民可以種糧，可以種經濟作物，可以發展農副產業及加工業，可以不當農民去務工，可以進城鎮打工乃至創業，這帶來了從農副產品、工業品、建築品直到電商品的極大豐富；
城市改革使無業待業以至刑滿釋放人員可以做買賣、幹個體户活躍經濟，方便生活。計劃和價格改革使企業經營人員可以自由採購，自由銷售，自由定價；
所有制公司制改革，使社會各階層的人可以自由自主創業，民營經濟如雨後春筍般席地而起；
對外開放帶來了具有先進技術、管理和理念的境外企業、資本和信息，各類經濟特區開放區蓬勃發展，中國經濟迅速融入全球化大潮，大大縮短了我們和世界上發達國家原本驚人的落差。所以這些，皆拜對外開放的市場經濟之功。
用要消滅私有制嚇唬民營企業，其實很可笑
市場經濟是不同產權所有者之間的交換。因此單一公有制基礎上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場經濟。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原來設想的單一公有制，本來就是計劃經濟的前提條件，是與計劃經濟配套的。計劃經濟的廢棄，必然要放棄單一公有制，而要實行包括私有制在內的各種所有制。
按照馬克思恩格斯設想，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後，首先將全部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這樣也就消滅了無產階級及一切階級及階級差別，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因為實行公有制既是國家真正作為社會的代表採取的第一個行動，也是國家最後一個獨立行動。由於對人的統治讓位於對物和生產過程的管理，國家職能就會在各個領域先後停止，國家成為多餘而自行消亡（《反杜林論》）。
我們現在從實踐知道，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還根本不可能消滅或消亡國家，即便硬性消滅私有制，消滅市場經濟，也會造成災難性的結果。有人説，共產主義肯定要消滅私有制，否則就不是馬克思主義了。其實，所有制和經濟模式都是形式和工具。共產主義的本質是馬克思定義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那裏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特權，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是其他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可説是人類有史以來各種大同理想的共同目標，試想，除了就是想要高人一等的資本或權力狂人，誰不想生活在這樣的社會呢？
今天，科學進步使得各種宗教信條越來越難以自圓其説，資本主義自己帶來的全球化造成了全球人口結構扭曲，相對於發達國家，落後國家人口急劇膨脹，造成貧富兩極化的國內外對立和相互激化，導致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面臨着日益嚴重的全球化的移民、難民和宗教極端主義的衝擊威脅，無力給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的人以理想社會前景。
而隨着馬克思預見的生產社會化、自動化、全球化發展的深化，以及今天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化的發展，人類既不斷從自然界獲得更多自由、也越來越生活在一個相互依賴的地球村上，如習近平總書記説的人類的命運共同體性越來越強。因此馬克思主義設想的沒有貧困、歧視和特權的自由人聯合體的世界不是越來越渺茫而是越來越為人們所渴望。
有人問我是否相信共產主義，我説我真誠地願意相信，因為相信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對人類美好未來的期待。只是應當看到，在當今科學革命不斷、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學不僅在每天更新顛覆着人類的各種既定的見解和主義，而且甚至挑戰人類中心的人文主義本身的時候，我們甚至無法想象30年50年後，更不用説一百年和幾百年、幾千年後的社會發展和人類變化，除了對人類未來的信心和美好社會的期待之外，我們今天去規定未來社會有什麼具體的經濟和政治組織形式，是不自量力和極為愚蠢的。
正如馬克思所説，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麼理想，而只是解放現有社會已經孕育的新社會因素。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將來仍然可能會如馬克思預言的那樣消滅私有制、消滅政黨、消滅國家，但我們今天真是無法想象具體會如何實現。因此，有人今天三天兩頭用要消滅私有制嚇唬民營企業，其實是很可笑的。就像共產主義也要消滅政黨，消滅國家，你能拿這個每天去嚇唬黨嚇唬政府嗎？
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確立私有經濟等多種所有制的平等地位，不是暫時的權宜之計，更不是倒退，而是在計劃經濟之上的大踏步前進。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需要不斷發展自由人聯合體，使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成為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而計劃經濟限制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要求人們按統一的指令工作生活，那樣只會離共產主義越來越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多種所有制給人們越來越多的自由選擇權，是向理想社會過渡的現實和可靠的途徑。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國營企業是與計劃經濟配套的，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營企業必須進行根本的改革和改造。正如市場並不就是資本主義，國營也並非就是社會主義。中國兩千年前就有鹽鐵官營，西方國家的國有國營也很有歷史，故而恩格斯曾無情嘲諷把國有國營混同於社會主義的言論。公有制要能與市場經濟相兼容，必須突破國營形式，發展政企分開的股份制與混合所有制。
隨着現代專業化分工和委託代理關係的普遍發展，世界上眾多跨國公司都已經是以激勵企業家精神為中心的經營者主導、所有者監督的模式，西方很多公共性質的國家主權基金、行業性退休養老基金或事業性的如大學公共基金，都藉助於現代企業制度取得了不遜於私人投資的回報。企業家以非大股東身份主導企業、接受所有股東監督已經是現代大型企業中的普遍現象。
因此，公有制改革不是一些人説的那樣沒有路，而是路很寬。關鍵在於我們是否能鬆開行政權力給公有制套上的繩索，真正做到政資政企分開。這是確保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兼容的靈魂，也是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立的前提。因為政企不分，企業就無法真正獨立核算，無法自負盈虧，無法成為真正的企業。政企不分，企業無法公平競爭，政府無法公平執法，也就無法造就真正的市場經濟。我們改革長期以來徘徊和反覆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因此，就經濟改革而言，現在最主要的是如何處理國家與企業的關係，中國幾千年來長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缺乏對任何獨立於國家的產權保護傳統，後來又學了蘇聯模式的國家計劃經濟。因此，斯大林的國營企業可以不講盈虧，要講整體“超級盈利”的計劃經濟思想仍然有潛在影響，結果給公有制企業附加了太多的非經濟功能繩索和不自負盈虧的藉口。
其實，公有制經濟要成為社會主義重要的經濟基礎，就是要為增進和增厚這個基礎發揮作用、作出貢獻。所有在市場中長期不能盈利，不能存活要靠輸血的殭屍企業，無論掛多少個國有國營的牌子，都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都是消耗和掏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相反服從社會主義法律法規指引，為國家貢獻税收，為職工解決工薪社保的民營企業，無論包括何種經濟成分，都增進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實力，都是社會主義重要的經濟基礎。理論與實踐都表明，消滅私有制與消滅國家必須基本同步，否則必然是災難性的，導致馬克思所説的夢魘成真。
當然，我們肯定包括私有制在內的非公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可或缺不可動搖的地位，並不是要神化私有制。私有制當然不是萬能的。正如在當今條件下，公有制有效率損失和交易成本高的弊端一樣，私有制也有侷限性和消極一面，如有加劇貧富差距的馬太效應，有因貪婪和貨幣權力膨脹而無視法律和道德底線的狂妄衝動，有造成和放大機會不平等的內在趨勢。若非如此，資本主義今天也就不會有那麼多難以解決的頭疼問題了。
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貧富差距的極端擴大而引起社會撕裂動盪、政治極化反彈和改革開放夭折。激進失衡的社會變革往往導致向另一極端的強烈反彈，有着悠久歷史和文化的大國尤為如此。伊朗從60年中東開放變革的旗幟到後來全面迴歸宗教極端主義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所以過去在私有化呼聲很高時，我一直堅持強調説，把如中石油、中石化和中國的大銀行這樣的大型企業都私有化，變為私人家族控制，不是中國穩定的因素，不會減少而是會增加官商勾結，不是中國人的福音。
記得我和同伴們10年前在《改革開放30週年——回顧、反思與前景》一文中分析，隨着中國經濟崛起和與發達國家落差的縮小，中國對外開放的外部環境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中國和發達國家的經濟關係發生着從微不足道、互助互補到競爭對手的轉化。同時，國內伴隨着工業化發展而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市場化發展導致的貧富差距問題，政治體制改革滯後導致的嚴重腐敗和權力濫用，都標誌改革到了極具挑戰性的轉折點。正是由於內外環境的變化和變化後的多重壓力和挑戰，改革開放才會結束其第一個階段或時代，所謂“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宴席”。
其實，這也不奇怪。40年改革開放所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正因為其是對公有制計劃經濟顛覆性的突破和創新，它必然是探索性的、稚嫩不完善和麪對不斷湧現的新問題、新挑戰的。過去總是有人埋怨中國改革的步子太慢了，其實這是因為低估了改革的困難和複雜性。對中國這艘在歷史軌道上航行了幾千年的大船來説，僅僅在改革開放摸石頭過河起步的短短40年中，就已經舊貌新顏，創造出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何慢之有？況且無論從中國還是外國的發展史看，社會進步不怕慢，就怕倒退和循環反覆。
幸運地是，從大歷史的視角，改革開放40年已經讓中國跨過了幾千年來飢餓和貧困陷阱的循環而不可逆轉。當然，40年只是一個開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如何演變，又會在業已500年的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的後續發展史上留下怎樣的記錄，取決於我們如何應對今天和以後的挑戰。
（本文為作者在第4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的演講，原題《從大歷史的視角看改革開放40年》，小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