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剛：國有企業的作用在於彌補市場的缺陷

當前國有企業改革再次被推到風口浪尖上。首先，由於國有企業的存在，美國拒絕承認中國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中美貿易摩擦中，美國的指責大量是針對中國的國有企業。其次，國有企業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效益低下，不適合市場經濟：如果某個國有企業發展良好，利潤超羣，那它一定被認為是受到了政府的保護和特殊照顧。第三，許多民營企業目前也確實遇到了諸如貸款難等問題，而國內的個別學者又令人吃驚的拋出了“私營經濟撤離”等奇談怪論，使得人們開始擔心所謂的“國進民退”。

對於國有企業的改革，首先必須明確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到底應該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釐清國有企業改革的思路和方向。然而，在對此問題進行討論之前，我們仍需要回答如下兩個問題：1）國有企業的存在是否就意味着中國就不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嗎？2）市場經濟有缺陷嗎？

中國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嗎？

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基本上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去進行甄別：一是它的經濟運行機制，或者説是經濟資源的分配和調節機制；二是企業制度。就經濟運行機制而言，主要有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之分；就企業制度而言，有所謂的不同所有制形式，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分。

由此可見，所有制形式與經濟的運行機制是構成經濟體制兩個不同的層面。因此，即使參與市場的企業包括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如國有企業等），從學理上講，經濟體仍然可以是市場經濟，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市場經濟。鄧小平同志1979年時就多次反覆強調：“説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也能搞市場經濟。”

就新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經過前三十年的艱苦奮鬥，中國通過計劃經濟和城鄉分治，走出了貧困陷阱——儘管其中經歷了許多曲折，走過了許多彎路。1978年，當一切塵埃落定之後，中國進行了史無前例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不僅放棄了之前的計劃經濟，同時也伴隨對民（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的開放，使它們成長為中國經濟中最為主要的成份之一。

必須説明的是，中國對計劃經濟的放棄不能説不徹底：中國撤銷了之前專門制定計劃的政府部門——國家計劃委員會；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其基本的經濟活動，如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為誰生產等都是由企業根據市場的狀況自行決定。中國企業的這些基本的經濟活動也使得中國經濟變量的波動與一般市場經濟國家（如美國等）完全相符。例如，中國也存在着商業週期；在商業週期中，經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也存在着類似菲利普斯曲線的關係等。

對於這樣一個幾乎找不到任何計劃經濟的痕跡，並且市場經濟特徵又如此明顯的經濟體，怎麼能説是非市場經濟呢？

市場經濟有缺陷嗎？

由於傳統上國有企業與計劃經濟相結合，私有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因此，人們會很容易產生某種錯覺，認為市場經濟不需要國有企業的參與。然而，這樣一種認識實際上是建立在“完美市場經濟”的假設基礎上：如果市場經濟確實是完美的，那麼，市場經濟將不需要國有企業，甚至不需要政府。

與計劃經濟相比，市場經濟無疑更具有魅力。然而，市場經濟的魅力到底何在？相信絕大多數的經濟學人會異口同聲：作為經濟資源的調劑機制，市場經濟能更有效地調劑着資源的分配！

然而，我想説：錯了，全錯了！與計劃經濟相比，市場經濟的魅力並不在於它能更有效地調劑着資源的分配，而在於其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更為高效的激勵：市場為我們提供了機會，調動了我們參與經濟活動的積極性；市場讓我們更加勤奮，讓我們更加富有創造力；市場使個人更具活力，而不是淪為工具；市場也使企業更勇於創新，而不是完成計劃的單位；它使技術更容易進步，生產力更容易提高。中國過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離不開市場，離不開市場給與我們的激勵。

需要説明的是，經濟學對於這樣一種激勵機制卻很少進行研究：也許是出於一種不言自明的默認，從而無需進行討論；但更有可能是無法用漂亮的數學模型對其進行描述。因此，經濟學家們在對市場經濟的研究上就不得不集中在：市場作為一種資源分配的調節機制是否有效上。出於對市場經濟的讚美和崇拜，經濟學家們由此而創造出了“完全競爭市場”和“帕累托最優”等描述市場經濟在資源分配上的最優之理論。

再次強調，如果市場經濟確實如亞當∙斯密所設想的那樣，如瓦爾拉斯、阿羅和德布羅等在其高深和複雜的數學模型中所證明的那樣，如經濟學教科書所精心描述的那樣，那麼國有企業確實無需存在，政府的干預更是多餘。

然而，市場經濟絕非是完全競爭型的，壟斷和壟斷競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一般的市場類型。正因為如此，市場作為一種資源的調劑機制往往是失靈的，由此會帶來無休無止的波動、蕭條、危機和高通膨等，最後，不得不由政府出面干預，收拾殘局。市場經濟的失靈同時也體現在大量的經濟活動所體現出的外部性和在一些新開拓的未知領域所存在的巨大風險。

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的作用

當我們認識到市場經濟本身是有缺陷時，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的作用就會自然而生。除一般所討論的彌補外部性之外，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至少還發揮着如下兩大作用。

第一，國有企業是宏觀穩定的基石。必須説明的是，民營經濟在參與經濟活動時，通常是順週期的，即當經濟出現蕭條時，會主動退出市場；而當經濟好轉時，又會潮湧而上。民營經濟的這種順週期行為通常會加劇經濟的不穩定。因此，要使經濟得以恢復穩定，通常需要其它企業通過逆週期的經濟行為來穩定經濟。由於逆週期的經濟行為通常意味着風險或失去盈利的機會，財務上得不償失，因此，唯有國有企業才能擔當政府穩定經濟的責任。

第二，國有企業擔負着執行國家戰略的重任。中國目前所推行的國家戰略，如對外“一帶一路”，對內重大項目的攻關和創新等，都存在着巨大的風險。民營企業既無能力也不可能願意承擔風險。這些國家戰略的推動只能由國有企業承擔。習近平主席在2016年11月召開的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強調：“要使國有企業成為黨和國家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成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為實施‘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戰略的重要力量，成為壯大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為我們黨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勝利的重要力量。”習近平的“六個力量”很好地闡釋了新常態下國有企業的作用。

總之，國有企業的作用就在於彌補市場的缺陷，在那些存在着巨大風險、民營企業不可為的情況下，勇於承擔責任，挑戰困難，完成國家所給予的使命。美國對中國國有企業的指責本身就意味着美國對中國國有企業的焦慮：在與美國的競爭當中，中國的國有企業必將起到關鍵性的加分作用。而當國有企業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彌補市場缺陷時，國有企業才能真正做到與民營企業共存、不與民營企業爭利和成為民營企業強大的後盾。

最後，必須説明的是，當前國有企業的行為並沒有完全體現出彌補市場的失靈。也正因為如此，國有企業還存在着大量的與民（營企業）爭利的行為。要使國有企業發揮好上述作用，國有企業必須做到如下三點：1）堅持黨的領導。唯有如此，才能堅決執行國家交給的任務；2）在對國有企業的考核中，必須堅持以國家利益為重，不以利潤掛帥。唯有如此，國有企業才願意去承擔風險，才不會去與民爭利；3）必須做強做大。唯有如此，國有企業才能抵抗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