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萍：家庭轉型的夢與痛

一

在農村調研時，常常聽到農民感慨，如今“媳婦成了婆婆，婆婆成了媳婦”。農民幽默而又略帶自嘲的話語表達了他們對於婆媳關係變遷的樸素感受。當前農村中都盛行談論“好婆婆”的標準，“好婆婆”而非“好媳婦”的話語盛行的背後，凸顯了媳婦的強勢，婆婆的弱勢。

婆媳關係是代際關係的敏感內容和重要標誌，婆媳關係的顛倒折射出了當前農村代際關係的深刻變遷。近年來筆者在全國多地農村的調研發現，當前農村中代際之間發生直接正面衝突的情況越來越少，代際之間越來越呈現出温情脈脈的畫面，農村老年人似乎可以預期一個幸福的晚年。**不過，隨着調研的深入，才漸漸發現在温情畫面的背後，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狀態並不令人樂觀。**2014年初，筆者在江漢平原農村調研時，當地老年人的生活狀態深深地觸動了我對老年人處境的理解和認識。“死亡”和“自殺”是在與老年人訪談時經常聽到的詞彙。尤記得訪談中遇到的一個70多歲的老婆婆，她有三個兒子，現在老兩口和兒子分開單過，主要靠自己種口糧田為生，當問及她今後的打算時，她隨口説了一句：“真不行了，樹丫子上挎着（即上吊的意思）！”老年人對死亡的這種坦然心態和明確預期使筆者意識到，當前農村老年人關於生命、生活和價值的觀念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

當然，激烈的自殺事件並非老年人危機的普遍表達方式。相對於自殺的極端行為，更進一步的調研發現，農村老年人面對家庭內外的壓力普遍表現出相對剋制和隱忍的狀態，他們在為子代的付出和操勞中，不斷地賦予這種生活狀態以意義，從而形成了外人看來温情與和諧的生活畫面。筆者在感動於農村老年人的偉大乃至悲壯之餘，不禁覺察到在現代性進村和家庭轉型過程中，農村老年人所遭遇的深層危機，這種危機在表面上温和平靜，但內部則可能暗流洶湧，將老年人深深地捲入其中。

**當前農村日益普遍的情況是，老年人既難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子代的供養，同時子代的冷漠也未能激發老年人的怨恨。老年人反而時常認為自己是子代家庭的負擔與累贅，因而普遍持一種自我否定的生活態度。**那麼，老年人對自己存在狀態本身的否定是如何發生的？我們該如何理解當前農村老年人的生活邏輯與生活狀態？這些都是本書試圖探討的問題。一般認為，老年人的境遇是家庭變遷的晴雨表。在傳統家庭文化結構下，以家長制為基礎的“長老秩序”標示着老年人的地位和威望。自五四運動以來，在“沖決羅網”的革命口號下，中國家庭的現代轉型逐漸開啓。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現代性力量藉助市場化和城市化等機制席捲農村社會，中國家庭的運行機制和實踐形態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以“過日子”為核心的平和狀態被打破，農民家庭越來越深地嵌入到市場經濟與市場社會之中，這進一步促成了家庭動力學機制的改變，家庭內在的均衡性逐漸被打破，從而改變了“老化”的家庭脈絡和“老年”的家庭地位。

農村留守老人

縱向的代際關係是中國家庭關係最為重要的維度，也是理解老年人問題難以繞開的方面。傳統社會中父母在兒子成婚之後逐漸成為子代的供養對象，子代對父代的及時反饋維繫了中國家庭秩序的穩定，並且讓老年人的家庭生活可預期、可持續。1980年代以來，中國農民在融入市場社會的過程中雖然實現了家庭經濟收入的顯著增長，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窮爭餓吵”的家庭生活狀態，提高了農村老年人的自養能力和生活質量，且國家出台的“新農保”政策也為農村老年人提供了一道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然而，正如筆者在開篇中提出的困惑，似乎養老問題的改善並不必然意味着老年人危機的消解。結合筆者在全國多地農村調研的情況來看，相對於農民家庭經濟狀況的改善和收入機會的擴展，老年人的處境並不那麼令人樂觀：一方面，老年人普遍維持低度消費甚至“零消費”的狀態，這是一種近乎於基本生存狀態的消費水平；另一方面，老年人則表現出普遍無所求於子代的生活態度。

這意味着我們不僅要關心作為養老對象的老年人，而且也要關心作為生活主體的老年人，老年人是以一個能動的主體參與家庭再生產過程，它具體表現為“老化”的過程。養老視角雖然從“老有所養”的預期出發觸及到了老年人危機的一些層面，但養老視角並未能真正深入農民的生活邏輯，因而難以揭示和展現老年人自身的主體認同與生活體驗，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轉型時期老年人的真實處境。一般而言，老年人首先是身體上的弱者，在身體衰弱的情況下，其生活風險係數較高，且抵抗風險的能力較弱，疾病、殘疾、喪偶等經濟的、生理的或心理的問題似乎也就成為困擾老年人的主要問題。但是，轉型時期的農村老年人羣體除了要面對這些偶發性遭遇之外，還面臨着現代性進村帶來的普遍性遭遇和結構性壓力，後者構成了包括老年人在內的所有農民不得不面對的“社會事實”。

在這個意義上，農村的老年人不僅處於個體生命歷程之中，而且也處於家庭再生產過程之中。老年人是由特定階段的青年人、中年人逐漸轉化而來，隨着家庭再生產的展開，其作為家庭成員的身份逐漸更替。因此，“老化”不僅是隨着個體自然生命推移的時間過程，而且深深地嵌入在家庭再生產的具體脈絡中。因而，我們對當前農村老年人境遇的理解，需要進入農民家庭再生產的具體過程之中。基於此，筆者認為對老年人危機的闡釋不能脱離中國農村家庭的運行機制，老年人危機是在特定家庭再生產過程中逐漸“生成”的產物。本研究將系統考察1980年代以來現代化進村過程中農民家庭在資源、權力和價值等不同層面的再生產機制，揭示農民家庭如何面對現代性壓力和調試家庭再生產的路徑。農民家庭的現代性調試不僅使得家庭轉型得以可能，而且也扭曲了父代的“老化”過程，進而孕育了當前農村的老年人危機。因此，通過中國家庭轉型的獨特機制和路徑，理解農村老年人危機生成的邏輯，是本文的基本問題意識。本研究基於華北農村的田野調研，以現代性進村為背景，以家庭再生產為分析框架，通過闡釋農民家庭轉型的機制和路徑，展現當前農村老年人危機的生成邏輯。

二

農村老年人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學界關注的焦點，但已有研究主要將老年人問題視為“養老問題”，因而老年人問題就被轉化為老年人能在多大程度上獲得物質支持和生活照料的問題。在此視角下，老年人被視為“養”的對象。在家庭養老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出現差距時，老年人問題就從家庭內部溢出，外化並被建構為一個社會問題，因此，基於養老視角對老年人問題的關注就很容易與政策研究對接。當然，這一研究視角對於從政策層面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狀態有很大助益，但其不足在於，以“養老問題”替代了對“老年人問題”本身的認識和理解，從而忽視了老年人危機的複雜性、深刻性和豐富性，難以形成對於老年人危機的系統性理解。事實上，養老問題只是老年人危機的一種可能後果。即使解決了“老有所養”的問題，則是否因此必然能夠化解老年人危機？

在筆者看來，“老年人危機”的根源不在於“養”的缺位，而在於現代性進村背景下農民家庭轉型帶來的家庭再生產模式之變，即農民家庭由簡單家庭再生產模式轉變為擴大化家庭再生產模式。擴大化家庭再生產模式是家庭轉型之所以可能的核心。通過擴大化家庭再生產模式，現代性的力量進入農民家庭內部，重塑了代際互動的模式和父代老化的路徑。本書透過家庭轉型的邏輯來理解當前農村的老年人危機，並將家庭轉型進一步操作化為家庭再生產模式的轉型，從而將老年人危機放置在農民家庭再生產的過程中，認為老年人危機是擴大化家庭再生產的必然產物。對於父代而言，擴大化家庭再生產的過程實際上是父代向子代進行家產轉移、權力讓渡和價值依附的過程，這也是父代家庭“老化”的基本路徑。擴大化家庭再生產模式下父代“老化”的家庭脈絡為我們洞察家庭轉型過程中的老年人危機提供了絕佳的窗口。

三

當前農村老年人危機具有特定的時代意涵。**中國目前正處於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面對現代性帶來的流動、分化、發展與風險，農民家庭通過再生產模式的改變進行了積極的調整和適應，家庭由簡單再生產向擴大再生產的轉型為農村老年人危機的孕育和生成提供了基礎。**如果脱離了家庭轉型的時代背景，研究視野便難以從個體性和偶然性的生命遭遇和人生際遇中抽離和超越，也就難以洞察到當前農村老年人危機的深刻性。

自古以來，“老了”就意味着思想和身體的過時，但在傳統社會中，“老了”也意味着父代可以坐享天倫之樂，雖然在物質普遍匱乏的時期老年人在物質上也難以達到豐盈的狀態，但其在心理上總是坦然的。而在當前農村，“老了”不僅意味着思想和身體的出局，而且老年人在心理上也難以保持坦然的心態。實際上，老年人在家庭權力結構中的邊緣地位和價值上的依附性也説明，老年人問題絕不僅僅是“養”的問題，因而，不能將老年人危機化約為養老問題。

本書立足於家庭再生產的框架展現轉型時期父代“老化”的能動性過程，由此揭示了現代性進村背景下變異的“老化”脈絡。在簡單家庭再生產過程中，父代“老化”的過程也是其逐漸走向家庭中心地位的過程；而在擴大化家庭再生產模式下，父代“老化”的過程則是其逐漸走向底線生存、邊緣地位和價值依附的過程。也即，擴大化家庭再生產不再以父代及其“老化”為核心，而是以子代家庭的成長和發展為核心，家庭再生產重心的轉換意味着父代“老化”的過程在本質上成為其“學會做老人”的過程。因此，在家庭再生產的過程中，老年人並非天然地處於被動和邊緣的地位，從父代“老化”的脈絡來看，老年人正是在擴大化家庭再生產的塑造下經歷了一個從中心到邊緣、從主動到被動、從主導到依附的狀態。

所謂“學會做老人”，意味着現代性進村和家庭擴大化再生產消解了老年人傳統行為規範的正當性，“老年人”的身份和行為邏輯必須根據新的形勢和目標而調整。**“學會做老人”反映了現代性進村背景下老年人的基本處境：老年狀態不再是一種自然和坦然的狀態，**相反，現代性進村的過程也是老年人持續、主動但又頗有些無奈地塑造自身的過程。老年雖然不再是一個值得預期和充滿希望的人生階段，它變得富有挑戰，充滿不確定性，但是，在代際之間深度整合（以代際失衡為基礎）中，老年人對子代乃至孫代家庭發展面臨的風險和壓力感同身受，並不斷地轉化為“學會做老人”的動力，進而認同這套對自身不利的、新的家庭秩序和村莊秩序。在這個意義上，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農村老年人是以能動性主體的身份再生產了其自身在當前時期的艱難處境，這即是“學會做老人”的弔詭之處。並且，正是這一點也展現了老年人危機的辯證性：作為能動主體的老年人雖然在“老化”的過程中抽離了自身的主體性價值，卻也因此成為當前農民家庭轉型的重要支點。

僅剩最後八個村民的浙江岙陳村

四

家庭轉型塑造了“功能性家庭”的實踐形態。功能性家庭既是一種發展型的家庭結構，同時也是一種壓力型的家庭結構。傳統意義上的家強調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相互依存，它給那些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人以生活的保障。然而，平和的家庭生活邏輯為老年人提供的這種温情保障，在功能性家庭中被降到最低度的狀態。現代化背景下，家庭綿延被導入了一種“壓力型體制”，在更為強勁的外生型家庭動力的衝擊下，家庭內在的均衡體系逐漸瓦解。

現代性是農村家庭轉型的外在動力。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國情和村莊地方性社會的場域塑造了中國農村現代性的實踐形態，抽象的現代性被轉換為以發展為核心的競爭，在此過程中形成的分化和流動則進一步強化了農民的發展壓力。因此，農民的人生任務就不僅僅只是由結婚、生育等構成的低水平循環，而且還包括支持子代和孫代的婚姻、教育、買房和進城等等發展性目標的實現。同時，在激烈的競爭之下，這些本可以漸次完成的人生任務，日益聚焦於在特定的生命節點、以特定的事件為媒介來完成。其中比較典型的是，農民的婚姻、買房、進城和教育的需要相互強化並捆綁在一起，向農民家庭注入了強勁的動力，催生了功能性家庭的形成。

**在這個意義上，功能性家庭是農民對接現代性的主要媒介，也是農民家庭主動回應現代性的產物。**它賦予農民家庭以極強的能動性。在功能性家庭內部，父代與子代的合力湧現出持續的能量，這些能量和資源不再瀰漫於整個的縱向家庭之中，而是集中於特定的焦點，功能性家庭因而提供了中國式社會流動的獨特路徑。通過將所有的資源集中到家庭的擴大化再生產過程中，轉型時期的農民家庭因而湧現出較大的活力，構築了實現中國夢的堅韌基礎。

在功能性家庭的視角下，農民社會流動並非單純的個體性行為和短期性行為。農村城市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對於一般農業型地區的絕大部分農民而言，市場化的末端地位意味着現代性造成的壓力大於機遇，因此，農民的城市化往往需要通過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實現，“接力式城市化”幾乎是其必然選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農民家庭的理解，就不能着眼於一時一地的暫時狀態，而是要進入農民家庭的運行機制，着眼於家庭再生產的長期而持續的過程。

這樣來看，當前學界關於“流動家庭”與“留守家庭”的認識和爭論就比較片面了。這種視角只看到了現代性之於農民家庭的消極後果，卻忽視了在“流動家庭”與“留守家庭”城鄉空間分離、家庭結構離散的背後，實際上是代際之間存在的緊密的功能性關聯。更應該看到的是，家庭的空間分離在一定程度上紓解了家庭內部矛盾和“接觸性糾紛”等家庭政治過程對擴大化家庭再生產過程的干擾，綿延的家庭生活逐漸轉化為一種共時性和當下性的家庭事業，從而引導着留守的父代與流動的子代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努力。

當然，家庭轉型並非沒有代價。功能性家庭的內部化機制雖然彌合了子代與父代之間的裂隙，在資源、權力和倫理等方面形成了代際之間高度整合的狀態，但是，功能性家庭也具有排斥機制：一方面，隨着父代的老化，他們之於家庭的價值逐漸由正效用轉化為負效用，因此逐漸退出功能性家庭的動員型結構；另一方面，即使是未直接參與到擴大化家庭再生產的老一輩農民，面對現代性的壓力，往往也基於擴大家庭基礎上的倫理自覺而產生自我排斥。由此可見，功能性家庭重新定義了家庭中“代”的範圍和邊界，一個理想的功能性家庭往往表現出“三代家庭”的外觀，即由中老年父代、青年子代和孫輩構成的家庭合作單元。為了與傳統的三代家庭進行區分，筆者稱之為“新三代家庭”。新三代家庭可以視為功能性家庭的一種具體形態，在家庭主體構成上表現為主體的選擇性整合機制，它具體包括選擇性吸納與選擇性排斥，二者構成新三代家庭選擇性整合機制的兩個維度。選擇性吸納指的是對具有勞動能力的父代家庭的整合與吸納。而選擇性排斥指的是對不具有勞動能力的高齡老人形成排斥。

因此，以新三代家庭為框架，新的家庭成員不斷進入，老的家庭成員則不斷退出。由此可見作為擴大化家庭再生產的內核，新三代家庭雖然是縱向家庭結構的一種形態，但它更強調家庭的現實功能與目標，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家的整體性，即家之整體性的內在均衡被打破，代際剝削的結構逐漸成形。在“過日子”的無限時間綿延中的家庭過程，在現代性的壓力作用下，產生了時間的凝縮，家庭再生產的任務被集聚到了一兩代人之內，它既模糊了家庭的歷史，也就模糊了老年人存在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同時，它也模糊了家庭的未來，未來不斷地被置換到當下。

在這個意義上，當前農村老年人危機折射的不僅是老年人的羣體遭遇，它反映了這個特定時代背景下農民家庭渴望融入和接應現代性生活的奮鬥壯舉。老化是每個人的最終宿命，當前的家庭轉型，為農民家庭的流動開啓了新的機會和空間，但也使其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和痛苦。夢想與痛苦統一併共存於奔向老年的過程中。因此，理解家庭轉型和轉型家庭，不能只看到農民家庭生活之痛，而且也要看到這痛苦之中所湧現出的活力和希望，它本身就構成了為所有家庭成員共享的價值。老年人危機，在這夢想的映照之下，也就有了一絲悲壯的色彩。

本文摘自——

《老年人危機與家庭秩序——家庭轉型中的資源、政治與倫理》，李永萍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