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五大因素或令特朗普再創奇蹟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2018年的美國中期選舉，罕見地成為全球最為關注的國際政治事件。不過這一次並不是因為美國的強大，而是因為其歷史上空前而未必是絕後的特朗普。
特朗普兩年來把全球搞得烏煙瘴氣、心驚肉跳的“豐功偉績”本文不再贅述，而是直接分析他是否能夠再次創造難以置信的奇蹟，在沒有任何歷史性事件助功的情況下，一舉打破美國的選舉鐵律。
雖然和全球絕大多數人一樣，我也希望特朗普中期選舉慘敗，但學者的客觀性要求卻不得不使我説出自己也不願意接受的結論：特朗普這個美國文明和政治制度所打造出來的“奇葩”，還是有可能再次令全球失望、震驚和大跌眼鏡的。
諸多民主黨手中的參議院席位將重新選舉
首要的，誕生特朗普的時代背景依然存在。
特朗普絕不是偶然的個人現象，他是西方文明和時代演進到今天的必然產物。如果我們研究特朗普家族史，可能會發出這樣的感嘆：假如特朗普偷渡到美國的爺爺第一次返回家鄉要求定居而不被當地官員拒絕時，假如特朗普不是因為一個突發事件而沒有按計劃和高級助手一起乘坐後來墜毀的直升飛機時，歷史就會被改寫。
這其實是一廂情願，沒有特朗普也會有“特沒普”，這實是歷史的必然。每個人都是給定歷史的產物，也沒有人能夠超越歷史條件。
具體到現在，產生特朗普的時代因素有二。一是全球化、自動化和經濟金融化對西方全面的衝擊。它導致的最重要經濟後果就是中產階級的萎縮。蘋果手機是美國發明的，但卻在第三世界生產，只有少數精英是獲益者。自動化和經濟金融化也是同樣的結果。於是整個西方最富階層和最窮階層加起來超過50%，過去占主導地位的中產階級成為絕對少數。
經濟的變化必然產生重大的政治效應：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所謂的“西式民主”，它不僅直接撼動了西方社會的穩定和理性，更直接威脅到傳統的西式民主制度的運作。於是政治極端化：對立雙方日益無法妥協、極端政治勢力迅速崛起就成為了西方——不管是歐洲還是美國——的常態。特朗普這樣一個如此極端、如此反傳統、如此肆無忌憚挑戰和否定西方價值觀的政治素人能夠成為美國總統，這是最根本的原因。
二是隨着經濟發展，整個西方生育率迅速下降。早已經大大低於種族傳承所必須的一個家庭至少要有2.11個孩子的底線。與此同時，其他非白人種族生育率依然保持高位。對於歐美傳統白人而言，他們成為少數民族或者消失已經不是理論問題，而是一個迫在眉睫的現實危機。
按照目前發展的速度，39年後法國將成為一個伊斯蘭共和國。而在荷蘭，50%的新生嬰兒來自穆斯林家庭。十五年後，一半荷蘭人口將是穆斯林。在比利時，25%的人口已經是穆斯林，50%的新生嬰兒來自穆斯林家庭。在德國，聯邦統計辦公室説，到2050年，德國將成為一個伊斯蘭國家。美國儘管還沒有到歐洲那樣的嚴重程度，但根據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預測，非拉美裔的白人比例2050年將降至46%。
面對種族危機，西方極右勢力全面崛起，並日益贏得越來越多選民的支持。正如最近法國總統馬克龍所公開承認的：“極右勢力的迴歸不僅發生在德國，而是一個歐洲現象”。
而特朗普高舉美國優先、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和排外主義四面大旗，贏得了方方面面的支持：不僅是底層較少受教育的“可憐的”羣體，也有眾多精英。2016年我參加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整個會場找不到一個黑人，在我隨機的交流中，支持特朗普的人來自各個階層，包括哈佛大學的教授----而且竟然是一位女教授（之所以如此強調此教授的性別，是因為特朗普臭名昭著的女性立場）。
可以説正是因為特朗普瞭解民眾的焦慮，掌握民眾的情緒，利用了民眾的不滿和恐懼，才一舉打造了二十一世紀美國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黑天鵝事件。
兩年過去了，上述時代背景並沒有發生變化，相反仍然在持續惡化中。這個原因當然不是特朗普執政無力，而是因為這是時代潮流，誰也不可能改變。誰能逆轉發展了數百年的全球化？誰能逆轉自動化這種科技進步？誰能逆轉經濟金融化這一發展趨勢？誰能改變西方傳統種族的生育觀念？誰能限制或者剝奪非傳統白人的生育權力？
這就是特朗普能夠贏得選舉的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中期選舉的特點決定了特朗普獲勝的機會頗大。
我們知道，特朗普贏得總統大選是險勝，普選票還低於希拉里。因為總統大選投票率比較高，不僅有民主、共和兩黨的支持者，還有許多中間選民，甚至對政治不感興趣的羣體。但中期選舉不同，投票率往往比總統大選低二十個百分點，平均約在40%左右。更重要的是，參與的選民多為民主、共和兩黨的核心支持者。過去之所以執政黨往往輸掉中期選舉，很多情況通常是執政黨的選民較少出來投票，因此在野黨控制國會的幾率在中期選舉通常較高。
中期選舉的這個特點就令特朗普有了再度創造令人恐懼的奇蹟的機會。因為自他入主白宮以來，雖然左派和自由派對其口誅筆伐，還有封口門、通俄門調查，但其在共和黨支持者心中的地位絲毫沒有撼動：多次調查表明，高達87%的共和黨人支持特朗普。這種支持，主要是理念的認同和共鳴，自然就遠遠超越那些封口費花邊新聞、通俄門等政治鬥爭色彩濃厚的事件。
我2016年兩度赴美觀選，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特朗普支持者的狂熱和超出合理限度的崇拜。特朗普投票前最後一場造勢活動凌晨一點才結束，而那時門外等着入場的支持者還排着長隊！其場面實在令人震撼。我在西方生活近二十年，到過多個國家和台灣地區觀察選舉，這樣的場面也僅在美國一遇。
所以，這一次中期選舉，讓更多的共和黨支持者出來投票對特朗普並不是難事。目前來看，特朗普在激發選民投票熱情上更為老練。他每隔幾天就去參加一次助選集會，而且次次都訴諸仇恨或恐懼：如果他失敗了，民主黨就會變天，他們將失去這兩年所有的成果。
而且他的運氣也比較好，一個向美國挺進的中美洲移民大軍也給了他重打移民牌、強化反移民的機會。事實上，雖然這支移民大軍離美國還遠在1000公里之遙，但特朗普已經大做文章，強化恐懼，並把大量美軍調到邊境線，甚至暗示如果軍隊被石塊攻擊，可以對他們開槍。
美軍正在邊境部署帶有倒刺的鐵絲網以阻擋中美洲移民 圖源：社交媒體
研究政治學的都明白，最有效的催票手段只有兩個：要麼訴諸仇恨，要麼訴諸利益。特朗普可謂雙管齊下（當年中國共產黨打天下一個簡單的口號“打土豪，分田地”就集中了全部的政治學要義）。
不過，特朗普的激發效果有點超出想象，甚至出現了其支持者給民主黨最重要人物如奧巴馬、希拉里、拜登、索羅斯家裏寄炸彈包裹的程度！這固然體現了今天美國政治的極端化和不可妥協，已經到了要肉體消滅的高度，更重要的是對中期選舉有何影響。
當然，如果反特朗普勢力也能有效激發民主黨基本盤以及中間選民出來投票，結果也確實很難講。這就看仇視與擁戴誰更有動員能力了。不過民主黨的支持者有一個先天不足：即社會底層的比例很高，尤其是剛入籍的外來移民。任何國家的投票實踐都表明，生活水平愈低的羣體，投票率越低。
第三，網紅政治時代與特朗普個人特質的結合。
從傳統政治角度，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自殺。但他卻一路高歌猛進，笑到最後。其原因就在於網紅政治時代的到來和他個人特質的有效結合。
在電視和報紙傳統媒體時代，政治素人根本沒有表達機會，自然也沒有辦法對選民產生影響。但在互聯網時代，和網民互動的成本幾乎為零。只要你能博眼球，能引起爭議，就有了知名度。特別是在信息爆炸時代、求新求變時代，傳統政治人物謹言慎行的風格越來越令人厭惡，那種不講道理、激進、偏激、處處説錯話、挑戰傳統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關注和轟動。可以説越無賴越能打動平民。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聯網面前正面臨着感性打敗理性的嚴重挑戰。
由於長期的政治歷練，這種網紅品質在傳統政治人物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只有特朗普這樣的人物才可能具備。所以特朗普就靠一個推特打敗了所有媒體。
這也是採用西方制度的國家和地區頻頻出現政治素人的原因。比如台灣的柯P現象，以及現在靠着網絡葷素不忌直播紅遍台灣、就要直取高雄市長大位的韓國瑜。
當然，執政後特朗普的表現也完全不同於傳統政客。他竟然試圖把選舉時無厘頭、隨意的承諾一個個兑現！
雖然這給美國的國際形象、美國的軟硬實力造成巨大破壞，但在其支持者看來，特朗普擁有傳統政客所沒有的寶貴品質：誠實。英語就有一個諺語：總統的誠實——意指毫無誠信可言。法國政治老狐狸享利·依格（Henri Queuille）曾坦言：“承諾只是願聽者的事”，和承諾者無關。算是一語道出西方民主政治的實質。（《五月愛麗捨宮》，第66頁）
但特朗普卻不顧一切地去做了。應該説，傳統政治人物也知道承諾的嚴肅性和誠實的重要性，但選舉時面對感性的眾多選民，你要不撒謊，不給出許多做不到的承諾怎麼能勝選呢？這也算是西式民主制度“逼良為娼”吧。
但等到勝選，政治人物的責任感和現實政治又迫使他們不得不食言。雖然政治學者能明白他們的苦衷，也贊同他們勝選後為了國家和民族的責任不得不冒着代價失信於民，但在民眾看來，傳統政客就是一羣騙選票的政治騙子。現在美國政壇終於有了一個誠實講誠信的特朗普，怎能不贏得民眾的支持？
第四個因素則是經濟發展。
應該説美國自從奧巴馬時代恢復增長，一直持續到現在。特朗普運氣好也罷，他的執政有效也罷，或者經濟發展和政治決策有時間差也罷，至少這個勢頭一直保持到現在。大家的收入提高了，名義上失業率也下降了（已到1969年以來的最低點），更重要的是貿易戰的後果還沒有真正顯現，對於許多不關心政治的普通選民而言，這就足夠了。
至於特朗普的政治不正確，只有那些真正熱衷政治的少數羣體才關心。從這個角度來講，反特朗普勢力提高投票率的目的很可能失敗，從而令特朗普再度成為贏家。
當然從專業角度來講，美國這一輪的經濟增長是無效的，甚至是危險的。因為按常規，一個國家只要經濟增長，財政赤字會下降，國家債務會減少。而不僅僅是失業率下降和收入提高。克林頓時期就是如此。
但這一次伴隨美國經濟增長的是債務以更快的速度增長。奧巴馬上任時美國國家債務是十萬億美元，到現在已經超過二十萬億美元，佔GDP的比重早就超過100%。根據歐盟的規定，超過70%就易發生經濟危機。美國經濟增長已經接近過熱，但財政赤字佔GDP的總量超過4%（特朗普首個財政年度赤字高達7820億美元），歐盟規定必須低於3%。
所以這一次的美國經濟增長，要麼是無效的——試想經濟高速增長財政赤字都高達4%，那麼經濟下滑時呢？要麼是靠借債實現的。
但這些對於只看眼前的選民而言毫無意義，絲毫不影響他們的獲得感，也影響不了他們對特朗普的支持。這大概就是大眾普選民主內生性的必然的弊端。
最後一個因素則是美國著名的政治現象：傑裏蠑螈。
這個誕生於美國的政治術語，是指以不公平的選區邊界劃分方法操縱選舉，致使投票結果有利於某方。這個政治術語源自1812年美國馬薩諸塞州州長埃爾布里奇·傑裏（Elbridge Thomas Gerry）將某一選區劃分成不尋常的形狀，以讓民主共和黨得勝。
當時被重劃的選區中，有一選區形狀特別怪異，有如蠑螈（salamander，一種長得像蜥蜴的兩棲動物），傑裏的政敵於是將其姓氏（Gerry）與蠑螈的字尾（mander）組合成“gerrymandering”（傑裏蠑螈），用來影射為照顧黨派利益，不公平劃分選區的方式，此後沿用於世。
雖然美國最高法院在1985年裁決該做法違憲，此後各州的眾議院選區劃分須以人口比例作分配，每十年的人口普查決定州的選區數目。儘管如此，誰能控制州議會，誰就能主導選區的劃分，這其中自然有法律無法涵蓋的諸多細節。
眾所周知，魔鬼就在細節。直到今天，許多國家和地區仍然在使用“傑裏蠑螈”。比如台灣2016年上台後就主導2020年選區重劃方案，民主進步黨佔有優勢的台南市選區增為6席，並打破原縣市界，將國民黨票源的東區拆分編進2個選區，從而化解國民黨的選票優勢。
美國2010年大選，共和黨大勝，控制了多數州的議會，自然也就按照黨派利益去劃分選區。特朗普今天就成為受益者。而且只要共和黨再次獲勝，2020年又一次人口普查後，共和黨又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劃分選區。
當然美國拿不上亮麗民主枱面的伎倆還有很多。比如今年共和黨主政的佐治亞州，競選州長的現任州務卿布萊恩·肯普，竟然取消了5萬3千個選民登記。理由也居然是這些選民登記存在錯誤，比如郵政編碼不確切等。而真正的原因則是這些人大多是黑人，肯普的競爭對手民主黨人艾布拉姆斯是一位黑人。
至於美國最高法院今年決定各州有權取消經常不投票人的投票權，這就大大有利於減少中間選民的影響，對特朗普來説自然是一大利好。
如果特朗普贏得中期選舉，其意義確實非同凡響。這表明他的連任幾乎沒有懸念。事實上今年10月初CNN委託獨立民調機構SSRS所做的調查顯示，46%的美國人認為特朗普將連任成功。要知道奧巴馬上任兩年後所做同樣的民調，只有44%的人認為奧巴馬可以連任。克林頓上任兩年後只有24%的人認為他會連任。
從政治學的角度講，它不僅意味着西方民主制度已經喪失了糾錯能力，更重要的是面對時代潮流：互聯網、全球化、科技進步、種族消長，它已經無力適應。西方民主制度將以更快的速度失去人心——其嚴重性超過英國脱歐和特朗普當選，那個時候還可以理解為偶然性例外，現在則是必然。
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世界將進入一個更加混亂甚至黑暗的時代——美國畢竟有很大的外溢效應，墨西哥和巴西都步特朗普後塵，選出極端民粹人物。
從地緣政治角度，中國和歐盟或許會聯手成為領導世界的新核心，以制衡自我孤立、自我優先、威脅世界的美國。世界大變局正向我們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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