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森·加德爾斯：遏制中國將成為美國的歷史性錯誤
【翻譯/觀察者網馬力】在當下的美國政壇，一股難以平息的對華敵視情緒正在形成，而且左右兩派在這方面並無分歧，而中國重商主義的貿易政策也為美國國內的那些對華鷹們派提供了大量彈藥。
那些在背後支持“美國優先”民族主義思潮的戰略家們在尋求與中國構建公平互惠的經貿關係的同時，也希望孤立中國並阻撓這個國家走上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發展道路。這種做法是個歷史性的、愚蠢的錯誤（a historic blunder），這將註定導致美中衝突的爆發。
《世界郵報》主編、伯格魯恩研究院高級顧問內森·加德爾斯2018年11月16日在美國《華盛頓郵報》刊文：《遏制中國將成為美國的歷史性錯誤》
中國的領導人們在思考未來的時候從未有一刻忘記過去。他們在心中最為重視的一點就是，中國再也不能在科學技術方面落後於西方。中國在明清兩代就曾陷入這樣的窘境，結果導致這個國家遭受了從1839年至1949年被外國殖民侵略的“百年屈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週在北京會見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時劃出了中國的底線，他指出“中國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China has the right to choose its own development path）。
美國前財政部長漢克·保爾森（Hank Paulson）上週在新加坡舉行的一個論壇上表達了對美中關係迅速下滑的擔憂。他警告稱，世界可能會見證“經濟鐵幕”的落下以及一場“全面冷戰”的爆發。保爾森語帶憂慮地評論稱，“當佔全球GDP40%、全球增長貢獻50%的美中兩國的國家道路發生衝突，當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在脱鈎，當兩國有人處處撼動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基礎時，我們的國際體系怎麼可能還在原來的軌道上繼續前進呢？”
本週，在《世界郵報》編輯部，我們討論了美國在應對中國挑戰時該如何化解當下這一具有劃時代特徵的衝突局面，以便確保戰後秩序的解體不會導致戰前局面的重現。我們認為，最優策略不是遏制中國，而是在亞太地區構建一種均勢，以確保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單獨主導該地區。當地區內各國在氣候變化、朝鮮半島無核化等問題上建立起牢固的合作關係時，各國的國家利益便會發生重合。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為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週年所寫的文章中為了避免下一場大戰——美中之戰——的爆發，對100年前那場災難給人類帶來的教訓進行了反思，他還在文中還回顧了近幾十年所發生的一些事情。
“我們需要提出一個新的、具有戰略意義的概念（a new strategic concept），以便對美中關係的本質給出新的定義。約翰·肯尼迪總統曾重新界定了美蘇對抗關係，這可以為我們處理對華關係提供思維靈感和行動線索。就在他被刺殺幾個月之前，他在為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畢業典禮所做的一場著名演講中提到，美蘇兩國應該超越無止境的冷戰，為人類的多樣性構建一個安全的世界（build a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雖然肯尼迪總統從未放棄‘美國領導的自由世界比共產主義陣營優越’的信念，可他還是認為，美國應該能夠找到與信奉令人厭惡的價值觀的死敵（a deadly adversary）和平共處的辦法”，格雷厄姆·艾利森這樣寫道。
“美國和中國能否共同構建一種和平競爭的互動模式呢？我們能否提出一個新的理念，從而促使兩國把在一些領域裏的激烈競爭與在另一些領域裏的深度合作結合在一起呢”，格雷厄姆·艾利森這樣問道。
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中心的喬納森·希爾曼（Jonathan Hillman）指出了美國短視政策的危險，他認為短視的美國正在促使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歷史上的對手結為一個事實上的針對西方的聯盟。
美國前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Ashton Carter）最近在接受採訪時闡述了自己對副總統麥克·彭斯（Mike Pence）上個月提出的“特朗普政府遏制中國崛起新舉措”（Trump’s new approach of containing China’s rise）的贊同與反對之處。“我們手中並沒有對華政策（a China policy），我們只有亞洲政策（an Asia policy）。我們的亞洲政策由兩黨共同制定，至今已有70年之久，我們的亞洲政策是個富有原則性和包容性的政策體系，該政策體系融合了我們與很多亞洲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外交和軍事關係，我們並沒有一對一的針對某個亞洲國家的單獨政策。美國所制定的這個政策體系為北約無法覆蓋的亞洲提供了有利於創造經濟奇蹟的和平環境”，阿什頓·卡特在談到美國近幾十年的戰略定位時這樣説道。
“放棄這一政策體系就意味着把戰場上的陣地讓給中國人，而中國人十分擅長把政治、經濟和軍事工具結合在一起使用來處理雙邊關係。所以説，純粹的雙邊主義對美國來説是非常不利的”，阿什頓·卡特繼續説道。
“在美國的對華政策中一定存在一些帶有自衞性質的遏制中國的因素，不過我們曾經在冷戰中對蘇聯採取的那種全面遏制戰略是不可能使用在我們最大的貿易伙伴身上的。我們當時與蘇聯之間並不存在貿易關係。即便我們與中國正式對立，也不會有亞洲國家願意加入美國陣營或中國陣營。不過，當中國自我孤立時，美國的優勢便會得到加強”，阿什頓·卡特補充道。
我們再回到美中貿易摩擦的話題。世界貿易組織前總幹事帕斯卡爾·拉米（Pascal Lamy）在巴黎發表的一篇文章提到：“我們看到了一個很矛盾的現象，貿易保護主義為我們進行重要改革提供了機會——特朗普政府最近出台的關税措施違反了WTO規則，但這卻使我們受到觸動去修訂那些規則，WTO規則的修訂已經停滯多年、毫無進展。對於那些希望促進構建公平的全球貿易體系的人們來説，這個機會不容錯過”。
我們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在於如何解開美中死結。
帕斯卡爾·拉米指出，“美國對‘中國製造2025’的反彈心理以及中央王國致力於推動技術現代化的努力，這兩者的對沖反映了全球貿易體系當下的病症。中國的貿易政策（包括那些不透明的、扭曲貿易狀況的、對高科技產業的補貼政策）需要受到WTO規則的更嚴格的約束。不過從技術角度來講，北京的‘自己遵守了現行WTO規則’的説法並沒有錯，因為現行WTO規則在產業補貼方面的描述非常模糊。北京甚至很可能提出‘農業補貼方面的WTO規則也應該進行更清晰嚴格的修訂’，而美國農民肯定不願意看到WTO規則在農業補貼方面進行這樣的修訂”。
帕斯卡爾·拉米更深層次的改革主張在於，WTO已不再符合“21世紀裏‘一個世界、三種體制’（one world, three systems）的實際情況”了。美國的體制是超級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和企業家（hyper-capitalist, individualistic and entrepreneurial）的體制；中國的體制是把強大的集體主義國家與不均衡的市場競爭相結合（mixing a strong collectivist state with uneven market competition）的體制；而歐洲的的社會市場體制（social market system）介於上述兩者之間。美國、中國和歐洲的這些體制必須實現共存，三者之間必須能夠交換商品和服務，必須能夠促進美國人、中國人和歐洲人在不同的經濟和社會模式之間實現流動。
2018年11月11日，法國巴黎，美、德、法、俄等國家的領導人出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週年紀念活動（視頻截圖）
最後，我們不應錯過這個時代裏一個令人十分驚愕的瞬間（a striking snapshot）。上週在法國巴黎舉行的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週年的儀式上，華裔大提琴家馬友友把巴赫的樂曲帶到了全球緊張關係的舞台中央。他的聽眾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馬克龍以及俄羅斯總統普京，這些大國領導人們都在馬友友面前站成了一排，仔細聆聽他所演奏的一曲帶有憂傷旋律的輓歌。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18年11月16日美國《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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