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相比於台灣今年的選舉，“驚世奧步”更可能出現在2020年

台灣選舉政治20餘年，對民主的貢獻之一就是佐證政府質量和選舉民主完全是兩回事；而近期選情變化所反映的民意，又説明政府質量的排序應放在選舉民主之前。這也就是説，政黨競爭和輪替並不保證政府的質量，特別是以賢能政治作為理想的話。

選舉不能選賢舉能，等而下之就淪為資本家和政客的遊戲。既是遊戲，奧步(陰招、損招)也就難免，道德底線沒有下限。以公投綁選舉為例，本來社會公共議題的決斷和政治人物的選舉是兩回事，但綁在一起操作，公投就成了政治的附庸。

公投被操作為政治“奧步”

比如同婚和反同婚兩公投案，表面看來是民主意見的表達機會，但其實是政治操作的一環。台灣當局將公投者的年齡條件降為18歲，從18歲到30歲之間的年輕人，以單身居多數，社會歷練和家庭經驗或無或少，但對於投票行為特別熱情、有新鮮感。從他們的養成教育來説，可稱為反傳統世代，其特徵是質疑一切既有規範、視反對為理所當然，這也是他們接受西方價值的公民課的成果。

而這一批教改世代，曾被視為蔡英文當局的擁躉，對於過去的民進黨固有好感。即使最近有些變化，但他們會覺得這種決定社會重大議題的權力，是由於台灣當局的賜予，而他們樂於有個下放權力的當局。所以審議高中課綱的學生代表，多數支持台灣當局，就是這個道理。

他們當中較少人會思考，有些議題就像人有長高和吃飯的自然權利一樣，並不需要也不能由公投來決斷可否。而保障民眾成長與温飽的機會和環境，是政府的基本職能，也是政府質量的基本指標。政府不能就社會基礎、人性倫常、歷史條件和文明前景來做出明智的專政，反而以下放職能的方式來收攏特定族羣的好感，並將公投與選舉綁在一起，其實是一種選舉奧步。

這次縣市長選舉合併了10項議題公投，前所未有，其間就藴藏對沖選情的無限可能。反過來想，若那麼多議題可以交由18歲以上的民眾公投，為何軍購議題不得交由公投？理由自然是“國家安全”要由政府專政。

可見“國家安全”不屬於“民主”，而且常在“民主”的對立面。這就形成了悖論：“國家安全”為了保障“民主”，同時“國家安全”又限制或扼殺“民主”；而“民主”選出“國家安全”專政，來扼殺“民主”自身。這類民主悖論一直沒有獲得很好的解決，甚至解釋，但多數人已經滿足於習以為常的“民主”宣傳，因為那只是生活的外衣。而當這件名牌衣不蔽體的時候，人們才逐漸體會代議制政府的實質是寡頭制，並不如宣傳中的“民主”印象。

所以像年金改革、轉型正義和一例一休，全由少數人説了算，不得公投。更荒謬的是，這種失能又貪婪的寡頭制，恰恰是“民主”的結果。

再説“東奧正名公投”，它的性質是政治公投，而其實質是公投政治。混雜了不明就裏、涉世未深和別有居心的羣氓主義，被轉基因成為支持政府的民意，卻真實反映了政府和民主的質量，存在着相當的非理性成分。如今國際奧委會已三度關切“東奧正名公投”，視該行為是以政治干預奧委會憲章的規定，但該公投發起人則表示沒有會籍也可以“難民隊”的名義參賽。[1]

足見民粹往往成為當局摧折民主、掩飾失能的良方；作為打擊政敵競選資本的“轉型正義”和“年金改革”，最初都有民粹支持。正因為如此，“奧步”才有存在空間，而後者又反過來説明台灣民主質量的侷限性。

20多年來，各種非關賢能政治的“奧步”始終被滲入台灣的選舉，省籍、母語、性傾向、掉眼淚、下跪、假物證、假新聞、買票、遷國寶、政策買票、……。每臨近選舉時，“言論自由”就染上大頭症，總以為自己就代言全台灣。這些多元性容易模糊了真正的重點，使得民主選舉熱鬧歸熱鬧，卻始終無法接近賢能政治的理想。

有台灣學者從人力流動、經濟表現、平均薪資和政治穩定度來觀察，認為台灣已經提前“菲律賓化”，而劣質民主難辭其咎。[2]台灣的實踐經驗説明，“奧步”是選舉民主的一部份，是政治上的家常便飯。

“驚世奧步”與超完美“驚世奧步”

日前國民黨主席吳敦義憶起2006年因為“走路工事件”讓藍營失去高雄市長席位，憤而暗指綠營當年以勝出一千票當選的“查某人”像肥滋滋的大母豬。吳的本意在於指斥選舉奧步，但他的失言説明他不自覺成為“奧步”文化的一部份。

不過，物極必反也是常理，謊言無法永遠欺騙多數人，近期的高雄選情可視為一個例證。於是有人開始預期，像2004年319槍擊案那樣的“驚世奧步”，會不會在這次選前出現？當年“走路工事件”距離319槍擊案才兩年多，同樣爆發在投票前夕，同樣造成選舉結果逆轉。

用影星成龍的話來説，2004年的台灣大選是個國際大笑話，一百年後回看它仍然是個笑話。成龍沒説那麼可笑的原因，但估計和台灣選舉民主的質量有關。畢竟一夕之間翻轉選情，以莫名的槍擊案就能翻轉長期的社會觀感和政治判斷，説明當時民主質量的脆弱性。後來由於319槍擊案的真相無法水落石出，以及陳水扁的貪腐案曝光，成龍的“笑話説”已沒什麼人可反駁。

台灣民間要求徹查319槍擊案

正因為已被那種“驚世奧步”蒙過，同樣的步數將不會再出現，它已成為那個時代的獨家專利；即使不同樣的“驚世奧步”，也不至於在這次選舉中出現，雖然尋常的“奧步”仍免不了。高雄市長選舉的確被視為民眾檢視台灣當局的期中考，甚至是執政黨基本支持者的一次信任投票；但那畢竟還是台灣的局部選舉，如果貿然出現319槍擊案級別的“驚世奧步”，高雄選情將轉向有利於哪方且是一説，重點是它不能保證其他縣市的選情變化方向。

畢竟縣市長選舉的輸贏，是個總量比數的問題。即使輸了這次縣市長選舉，執政黨仍然掌握最大的權力和資源，他可以從司法、立法、財政、監察各方面進行黨同伐異，讓非綠營縣市的局面雪上加霜，或至少停滯不前。因此為了避免因小失大，綠營反而不樂見“驚世奧步”在這次地方選舉中出現，包括高雄市。當然，無法排除選舉結果綠營0席位或接近0席位的可能，使得執政黨在選後無從下手分化，但這並不在他們的估計之內。

況且，當年陳水扁尋求連任，在綠營內部並無懸念，包括呂秀蓮也甘於擔任這名辯護律師的副手。槍擊案前既然凝聚了共識，無論是誰主謀作案，案發後也就容易口徑一致，呂秀蓮那些不明就裏的疑問最後也不了了之。

蔡英文就不同了，如果她沒收過陳水扁的錢，那就更不同。綠營內部要排擠她的勢頭不小，有意競爭者不比她弱，大佬們和親綠媒體逼她把“台獨”點亮；而現在綠營選情看跌，更加劇了這種政潮。也就是説，綠營陣腳已亂，心中既無共識也無共主，這種局面顯然無法把控“驚世奧步”後的內部口徑，更別説來自外部的壓力。因此，綠營並不希望此時出現“驚世奧步”。

至於藍營，由於選情相對看好，他們自然不希望“驚世奧步”來添亂。除非再出現像吳敦義失言那樣的“豬隊友”事件，但那也難以達到“驚世”的級別。然而，的確無法排除藍營裏邊潛伏着綠營內應的可能，禍起蕭牆，那就是完美級別的“驚世奧步”了。畢竟在“藍綠體制”下，藍營內部未必人人都贊同韓國瑜的想法。

裏應外合的“驚世奧步”？

曾經有人質疑319槍擊案是外部勢力介入，還繪聲繪影地説與美國CIA有關。這種説法無從證實，只能從理論上成立可能性，但也只是推論。外力介入中國內部事務由來已久，並且也是現實，這就容易成為人們的慣性思維。

李敖稱319槍擊案和美國CIA有關

從技術上説，319槍擊案找了國際知名的鑑識專家來協助追查，其結果依然是大家心中的懸案，説明那需要高端的技術支持或經驗指導，而美國歷史上的槍擊案就不少。從地緣政治上説，2002年陳水扁提出兩岸“一邊一國論”，這是對1999年李登輝的兩岸“兩國論”的繼承，美國方面對此沒有表達明確反對的態度；即使表達了反對，也無礙於他繼續打台灣牌。那麼，2004年時，美方究竟支持陳水扁還是連戰？還是值得玩味的。

現在中美貿易戰不停，特朗普政府持續加温打台灣牌，利用島內的親美勢力自不在話下。問題是，親美派在各陣營裏都有，美方目前未必要支持選情看跌的綠營，AIT會不斷輸送台灣民意的情資給華盛頓。

自上世紀中葉為聲援“沈崇案”而掀起的全國反美軍、反內戰、反迫害浪潮以來，台灣內部也存在一股反美的歷史傳統。在如今民怨積成“討厭民進黨”的情況下，美方的選擇或是：與其讓自己一道被討厭，還不如讓綠營慘跌一次，使台灣民怨得以藉選舉結果而消停一部分，然後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重新佈置自己最大、也可能是最後的利益。因此，他不會介入這次的台灣地方選舉。

面對2020年初大選，如果綠營在這次地方選舉中不是小輸，而是慘敗，那意味他將失去內部的選舉樁腳。而在僅剩一年多的執政時間內，即使他幡然承認“九二共識”，也沒有綠營以“髮夾彎”逆轉政績的餘地，因此他必然向美方求援。而滿是敗選焦慮的台灣執政當局，又必然更任由美方予取予求；美方則一面從台灣盡得便宜，一面向大陸叫牌。

如果大陸當局不予理會，則美方不無可能推助武統，而隔岸觀火既於己無損，又可藉機漁利。從這個角度來看，美方與其介入這次台灣的地方選舉，還不如佈置2020年的點火計劃來得划算。所謂“驚世奧步”，在那時出現的可能性較高。

只不過，從這次選後到2020年之間，台灣形成朝野對抗的社會態勢難以改變，尋常“奧步”已無濟於事，“驚世奧步”則禍福難料，但執政當局似乎沒有孤注一擲以外的選擇。

其實這次綠營在地方選舉的最大失策就是打出兩岸牌(“統獨牌”)，特別是後者已成為綠營的弱項。正如前述，“謊言無法永遠欺騙多數人”：綠營一方面繼承了藍營的反共體制，在利用這個體制擊潰藍營之後，卻自縛在這個體制內難以脱身，這是綠營在台灣終究無法成為多數或主流的根本原因。

具體的表現就是319槍擊案發當晚，親綠電台散播國共合作謀殺陳水扁的消息，藍營敗選；但2008年馬英九以開放兩岸交流為要求，綠營敗選。後來“太陽花運動”讓綠營得利，使藍營在2016年敗選；如今的趨勢，開放兩岸交流又成為勝選關鍵。

韓國瑜説：“民進黨不是高雄人的爸爸”；然而經過數十年的折騰，台灣選民或能清醒：“兩岸不是藍綠體制的兩岸”。無論島內外，把藍/綠等同於“統/獨”的看客，不過是囿於“藍綠體制”的視野，後者是藍綠甚至美國框限人們看待台灣乃至於兩岸關係的方式。

有些人以為，“高雄現象”單純是綠營兩年執政敗壞所致；其實，自上世紀80年代民間成立“中國統一聯盟”以來，“統派”的發聲和行動從未停過，其影響力潛藏在各個領域。有時“統派”刊物和團體甚至是因為“獨派”的打擊，而為人所知曉。如果細究“統派”各路的淵源，就會追溯到上世紀中葉兩岸分斷以前，乃至更早。

然而，“藍綠體制”及其背後的外部勢力，仍將使出各種“奧步”來阻擋歷史的進程，且拭目以待。

[1]見《旺報》，2018年11月19日，A2版。

[2]王正〈台灣又老又窮劣質民主難辭其咎〉，《旺報》，2018年11月16日，D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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