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康令：“修昔底德陷阱”是一個話語陷阱

近年來，一些西方學者出於對中國發展壯大的憂慮，不斷散佈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説，並將其誇大為國際關係的鐵律。“修昔底德陷阱”是精心包裝的話語陷阱，中國思想界應跳出這一話語限定，積極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

“修昔底德陷阱”的由來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首任院長、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主任格雷厄姆·艾利森，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早在2012年和2013年，他便在《金融時報》和《紐約時報》發表文章闡述這一觀點。隨後，“修昔底德陷阱”一詞便常常出現在分析中美關係的文章中。2017年5月，艾利森出版了他的新書——《註定開戰：美國和中國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之間必有一戰……嗎？

艾利森援引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一句話：“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他根據這一論斷來觀察過去500年世界大國競爭的歷史，提出“修昔底德陷阱”一説，即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崛起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或者叫霸權國、守成國），而現存大國因為懼怕崛起國，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就變得不可避免。他的團隊認為，在世界上主要的16個崛起大國挑戰守成大國的案例中，有12個都落入了這個“陷阱”。

如今，“哈佛修昔底德陷阱項目”的專門網站已經建立。這個項目希望把更多的歷史案例蒐集和融入到研究範圍中，並試圖創建關於“崛起國家挑戰守成國家權威”的社會科學大數據庫。美國政界、智庫界、學界的不少知名人物，包括前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温尼菲爾德海軍上將、前國防部長卡特、《鄧小平時代》一書作者傅高義、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弗格森等，都對“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表現出濃厚興趣。

當然，美國也有不少學者提出了不同看法。美國國際問題專家、前國務卿基辛格就指出：中美之間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兩國關係的前景是合作伙伴，而非對手。康奈爾大學教授喬納森·科什納認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本身是對修昔底德的誤讀，是試圖從表面上解讀伯羅奔尼撒戰爭並得出結論，存在着巨大的分析危險。

從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歷史看，“修昔底德陷阱”的表述其實是“新瓶裝舊酒”。比如上世紀50年代產生的“權力轉移理論”就闡述了崛起國挑戰霸權國的基本邏輯：如果一個大國的力量增長到至少為現主導國力量的80%，這個大國就會被看作是現主導國及其國際體系控制力的“挑戰者”。崛起國常常對現有的國際秩序“不滿”，霸權國則因為是既得利益者，想要維持現有秩序。隨之便會形成雙方圍繞國際秩序主導權發生競爭與衝突。當崛起國認為有機會通過戰爭贏得秩序主導權的時候，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通過戰爭來爭取改變現狀。

結合國際關係實踐看，上述理論儘管在以西方為中心的近現代國際體系中能夠得到印證，但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已經不適用了。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梳理了1500年以來的世界經濟變遷和軍事衝突，其間發生的大國之間的戰爭就遠遠超過16個。而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現在的70多年裏，儘管各種國際衝突和紛爭為數不少，大國之間沒有再爆發戰爭。在“修昔底德陷阱”團隊所研究的崛起大國挑戰守成大國的案例中，有4次沒有發生戰爭，其中的2次便是二戰後的美蘇冷戰以及德國的崛起。

“修昔底德陷阱”是精心包裝的話語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代表了少數西方國家的一種成見，他們認定，中國的崛起會挑戰少數西方國家的霸權，全球性衝突因此將不可避免。在目前紛繁複雜的國際環境中，“修昔底德陷阱”受到少數西方國家熱捧，這一概念的現實意義和戰略意義要遠遠大於其理論意義和學術意義。

在國際舞台上，少數西方國家非常善於使用“話語陷阱”來進行輿論打壓和攻擊，也就是把自身的價值觀包裝在一個看似中性的議題、理論或者概念裏，形成一種隱藏在強勢話語背後的陷阱或者圈套。話語陷阱具有迷惑性、隱蔽性、煽動性，極易引發人們就這些議題、理論或者概念展開討論甚至辯論，從而使其影響不斷擴大。

西方文明具有雙重性。正如西方那句源自《聖經》的名言：照我説的去做，不要照我做的去做。在許多情況下，西方世界的言行並不一致，甚至常常蓄意誤導，從而將非西方世界引上一條錯誤的道路。許多拉美、東歐、中東阿拉伯國家以及曾經的超級大國蘇聯，都是因此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衰敗。

設置話語陷阱是一個簡潔高效的手段。僅僅針對中國，美國就曾提出過“融入”“轉軌”“現行體系的主要受益者”“利益攸關方”等概念。針對中美關係，則是在“中美國”概念之後又出現了截然相反的“修昔底德陷阱”。這些概念有的意在為美國當政者處理對華關係提供參考，有的則純粹是為了給中國設置話語陷阱。

綜合各類分析，我們可以還原“修昔底德陷阱”作為話語陷阱的本質：“修昔底德陷阱”在形式上是作古今對比，在方法上並不是根據歷史檢視現實，而是為心中早有定見的現實判斷套上了一層古典的外衣，由此成為一種偽經典概念。修昔底德的思想是國際關係和歷史研究的重要對象，這些研究並不容易為大眾所熟知，而經過精心包裝的 “修昔底德陷阱”，則將兩千多年前的修昔底德和古希臘歷史進行了簡單化、抽象化，實際上只是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現代概念借一個具有歷史感的名稱而已。這種包裝的迷惑性在於，容易讓不熟諳歷史的普通民眾和政治精英認為 “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歷史規律的總結，中美關係也將是這種邏輯的繼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堅持以事實為依據，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鄰盜斧，不能戴着有色眼鏡觀察對方。“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習近平：《在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歡迎宴會上的演講》，2015年9月22日）少數西方國家中的利益集團有將“修昔底德陷阱”意識形態化，以及和所謂的“政治正確”捆綁在一起的趨勢，我們對此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

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話語限定

我們應注重從中國自己深厚的政治、歷史、文化資源中，提煉出一些創新性的國際關係概念和理論，向世界展示我們的世界觀和發展觀。例如，天下、王道、大同、勢、禮、和、太極、縱橫，以及通、中、容、圓、道、易等。這些概念本身非常具有中國特色，而且歷史悠久，不僅反映了中國人經典的戰略思維，在當代仍然具有鮮活生命力，而這正是現有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沒有的概念。我們應結合國際關係實踐，並在同既有理論進行比較的基礎上，進行系統的理論構建，這樣將會對西方世界理解當代國際政治和中國外交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

當前，應深入闡釋中國關於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刻內涵。新型大國關係的核心內容，是“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不僅和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相吻合，也和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需要和訴求相契合。中國始終堅持“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對美外交理念，並採取了一系列富有誠意、藴含善意的舉措。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思想，是對中國如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全面闡釋，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具有中國特色的外交實踐的理論總結，是對我國老一輩革命家外交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和提升，更是對5000多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我們要把這些理念自信地展示在國際輿論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