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多少寶貝?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星球研究所”(ID:xingqiuyanjiusuo)
中國究竟有多少寶貝?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僅以可移動文物為例,國家文物局為此投入10萬人,用了整整3年時間,摸排了102萬個國有收藏單位,終於在近年得到了一個準確的數字:
108154907件(套)。
沒錯!1億件!
這還僅僅是國有單位,不包括私人收藏,不包括港澳台地區,也不包括流失海外的文物,數量就已如此龐大。

(中國可移動文物分佈,製圖@張靖/星球研究所)
龐大到古希臘古羅馬人曾稱中國為“絲綢之國”(Seres),英語世界則用一個單詞china,同時指稱瓷器與中國。
今天,中國人自己也愈發為這些文物自豪,但人們喜愛文物、關注文物、追逐文物,卻很少有人知道,為什麼古代中國人會生產如此眾多、如此精美的寶貝?
開創
2萬年前,我們的祖先尚處於石器時代,就連喝水、飲食都缺乏趁手的器具。
江西萬年縣一處名為仙人洞的巖洞中,某位古人注意到了一種黏土,它可捏出不同的形狀,再經過燒製,陶器便誕生了。

(2萬年曆史的仙人洞陶器碎片,現藏於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我們並不知道這位古人的名字,但他顯然是中國文物史的開創者之一。
陶器非常“親民”,它製作簡單,原材料也幾乎唾手可得,勞動之餘的男男女女們紛紛加入了製陶大軍。
大量的生產彌補了陶器易損毀的缺陷,僅西安東郊半坡遺址出土的陶器碎片,便高達50萬片,陶器也因此成為中國文物中數量排名第4的類別,僅次於錢幣、古籍、檔案文書。

(橙黃陶乳釘紋鬹guī,一種帶嘴燒水壺,高29.3釐米,山東濰坊出土,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龍山文化,現藏於山東博物館)
它千變萬化,可以盛水、可以儲物,也可以盛上一碗世界上最古老的麪條。
每一個普普通通的石器時代居民都可以享受陶器帶來的“幸福感”。

(青海喇家遺址,倒扣的陶碗中裝着一碗4000年前的雜糧麪條)
其中最有才華的一部分人,通過陶器發現了自身的創造力與藝術想象力。
在他們的手中日常使用的瓶瓶罐罐被塑造為動物造型,令人愛不釋手。

(陶鷹鼎,高35.8釐米,鷹體健碩,雙腿粗壯,鷹眼圓睜,屬於公元前4000-前3000年仰韶文化,陝西省華縣出土,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技藝最高超者,甚至可以讓陶器薄如雞蛋殼。
山東龍山文化的蛋殼黑陶高柄杯,高約26釐米,重量卻僅有數十克,超越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絕大部分“杯具”。

(蛋殼黑陶高柄杯,數千後依然光彩照人,現藏於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但是陶器是如此平易近人,再高超的技藝,也無法讓它擺脱平民化的出身。
而此時,這片土地上出現了一個新的階層,他們需要符合身份的新器物。
王的慾望
大約4000年前,早期的國家在中國出現,夏商周至秦漢,君王及貴族構成了國家的統治主體。
他們的財富與權勢遠超平民,只有使用比陶器更“名貴”的器物,才能彰顯權勢與身份。
其中三類器物最為耀眼,第一類的生產過程非常繁複,首先需要勘探並挖掘礦藏,再將提煉出的金屬錠融化澆鑄在模具中,最後經冷卻、銼平、磨光,過程中還需要消耗大量燃料,以及多個工種分工協作。
這是當時當之無愧的高科技產品——青銅器。

(商代獸面紋斝jiǎ,有種雄赳赳的氣質;斝是一種用於祭祀禮儀的盛酒器,也用來温酒,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青銅器的生產遠超普通民眾的能力,必定引發他們的驚歎、膜拜。
所以很快被君王相中,青銅器的生產成了國家工程,國家壟斷了銅礦資源與鑄造技術。
目前已知的周代銅礦遺址湖北大冶銅綠山,採掘深度達60米,冶煉銅產量至少4萬噸,數量驚人。

(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圖片源自@Amarespeco/維基百科)
這些銅被鑄造為各種器型,遍佈君王貴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鼎,用於煮肉,既有足,又有耳,足下可以架火,鼎耳則方便廚人搬運,現代的鼎字幾乎是它外形的復刻。

(大禾人面紋方鼎,商代,出土於湖南省寧鄉市,高38.5釐米,以人面作為主體裝飾的方鼎僅此一件,現藏於湖南省博物館)
簋guǐ,用於盛放煮好的飯食,早期字形為“一人從食器中取食”。

(興簋,西周,出土於寶雞市扶風縣,高35.7釐米,現藏於陝西寶雞青銅器博物館)
尊,字形似“兩人手捧酒罈”,專門用於盛酒。
著名的四羊方尊,因四隻卷角羊各踞一隅而得名,是現存商代青銅方尊中體型最大者,高58.6釐米,可以盛放30-40瓶容量的“飛天茅台”。

(四羊方尊,商代,出土於湖南寧鄉,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卣yǒu,體型稍小,也被用以盛酒,最顯著的特徵是頸部兩側的提樑,像極了現今的暖水瓶。

(古父己卣,高33.2釐米,西周,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壺,深腹小口、沒有提樑,外形與今天的壺字仍極為相近,同樣用於盛酒。

(㠱jì仲壺,高14.8釐米,西周,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爵,經常在影視劇中出現,但它並非一種飲酒器,而是用於温酒,爵底三足可以置於炭火之上,加熱酒體。

(窄流平底爵,商代,高14.5釐米,現藏於河南博物院;古人認為神不飲食,但喜歡聞味,爵中之酒加熱後香氣四溢,可用於敬神)
有加熱就有“製冷”,古人將一大一小兩件青銅器套在一起,兩者之間放置冰塊,較小的青銅器裝酒,是為鑑,堪稱世界上最早的冰箱。

(青銅冰鑑,冰酒器,湖北省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高63.2釐米,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有了冰鑑便可以喝到冰爽的美酒,觚(gū)便是與美酒相配的真正飲酒器之一,它口部和底部都呈現喇叭狀,身形較長,方便持握。

(商獸面紋銅觚,商代,高25釐米,現藏於湖南省博物館)
當大肉、美酒穿腸而過,也許還有數名樂師奏樂。
湖北隨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青銅鐘體及鍾架總重超過4噸,工匠在鑄造時必須反覆調試每件鐘,才能得到特定的音階,其音律準確、音色優美,至今仍能演奏樂曲。

(曾侯乙編鐘,戰國,出土於湖北省今隨州市曾侯乙墓,現藏於湖北省博物館)
這些青銅器是如此引人矚目,最好的展示方式是讓它們出現在最重大的場合。
商人使用青銅器與祖先溝通,為追念母親的離去,商王發起了一項超級工程:鑄造重達832.84千克的巨鼎——後母戊方鼎。
這是現存最大最重的單體青銅器,可以想見商人目睹此鼎時的驚呼。
“厲害了,我的商”。

(後母戊方鼎,商代,出土於河南安陽,高133釐米,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與商人同時期的古蜀人則在祭祀儀式中立起高達2.61米的青銅立人像,銅像直立靜止、稜角分明,面頰如削、眼睛凸出、眉若刀刃,粗壯的手臂從肩部伸出,曾經手握象牙或權杖,其莊嚴肅穆至今令觀者動容。

(青銅立人像,現藏於三星堆博物館)
西南邊陲的古滇人則用青銅器記錄下一場殘酷的殺人祭祀。
52名形態各異的人物,被鑄造在直徑30釐米的器蓋上,行刑者執斧欲砍,被縛者驚恐絕望,貴婦們乘輿監刑,高高在上,平民們駐足觀看,或麻木或興奮。

(殺人祭柱場面貯貝器,西漢時期,出土於雲南晉寧,現藏於雲南省博物館,圖片源自@貓貓的日記本/維基百科)
第二類器物是一種特殊的石器:玉器。
玉的質地温潤、色澤白膩,在眾多的礦石中有如石中精靈。
但是玉的硬度很高,加工困難,古人需要花費很長時間反覆研磨,才能打造出一件玉器。
再加上多數情況下玉器無法用於耕作,也無法用於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此“昂貴而無用”之物,卻恰好是君王貴族賦予其“神性”的最佳選擇。

(夏代七孔玉刀,出土於河南偃師二里頭,長65釐米,現藏於洛陽博物館,圖片源自@Siyuwj/維基百科)
方形的筒狀物稱為琮cóng用於祭祀天地。

(商周的玉琮不算典型,本處以更早的良渚文化玉琮代替;此件玉琮高49.7釐米,由墨玉製成,是目前國內最高的玉琮,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圓形的環狀物且中間的圓孔相對較小者稱為璧,專用於祭天。

(玉璧,戰國,直徑6.1釐米,出土於河南三門峽,現藏於河南博物院)
片狀的圭guī,用於祭祀東方或者由官員執於手中,表示不同的等級。

(玉圭,夏代,長24.7釐米,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佩帶在身上的玉佩,同樣象徵着等級,身份越尊貴,玉佩組件越多也越長,而玉佩越長,佩戴之人行走也會越遲緩,更顯得身份尊貴。

(組玉佩,戰國,出土於河南洛陽,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到了漢代,人們認為玉可以讓屍身不朽,中原大軍也在此時佔據並控制了盛產美玉的崑崙山,玉料有了充足、穩定的供應。
君王權貴去世之後,乾脆用數千片玉片包裹全身,這便是金縷玉衣。

(西漢劉勝金縷玉衣,全長188釐米,用玉2498片,出土於河北滿城,是我國考古發掘中出土年代最早最完整的玉衣,現藏於河北博物院)
第三類器物則超過了單一材質而近似於“工業化產品”,它往往由多種零部件共同組裝,結構複雜、設計精妙,一旦擁有便可以將權勢、地位推向頂峯。
這便是,豪華車馬。
中國人從商代開始造車,周代諸侯則以車為“坦克”,出動數千輛戰車進行高科技戰爭,王族墓葬中也大量出現殉葬的車馬坑。

(壯觀的西周晉國1號車馬坑,是目前出土的西周時期規模最大的車馬坑,下葬的是真車活馬,位於山西省曲沃縣曲村鎮晉國博物館)
車輛的零件從數十到幾百上千不等,甚至包括與現代產品極為相近的齒輪,機械學上稱為“棘輪”,用於制動。

(青銅棘輪,戰國,出土於洛陽東周王城遺址,現藏於洛陽博物館)
車輛的種類也非常眾多,從商周至秦漢,軺車、衣車、斧車、輦車不勝枚舉。

(軺yáo車,東漢,甘肅武威市出土,現藏於甘肅省博物館)
身居高位者出行有騎馬先導,步兵開道,隨行僕隸乘較小車輛,形成一個龐大的車馬儀仗隊。

(銅車馬儀仗隊,東漢或西晉,甘肅武威市出土,是迄今發現數量最多的東漢車馬儀仗銅俑,現藏於甘肅省博物館)
而秦始皇按照真實比例1/2製作的銅車馬,為我們提供了豪華車馬的最佳範例。
它由6000多個零件組成,重達1噸。一號車配備駑機、劍、盾牌等攻防武器,負責為二號車武裝開道;二號車搭載豪華“車廂”,乘坐者可在其中自由坐卧,威風不亞於現在的“空軍一號”。

(秦始皇銅車馬,現藏於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其他類似“工業化產品”還包括,各種設計精巧的燈具。
普通的燈也許形如“舉個栗子”,只要在托起的燈盤上放進油脂,再點燃燈炷即可。

(西漢當户銅燈,通高12釐米,出土於河北滿城,現藏於河北博物院)
而西漢竇太后使用的長信宮燈,由宮女造型、燈座、燈盤、燈罩組成,各部件可以任意拆卸,方便清洗,也可以轉動調整燈光方向,通過調整出光口大小還能控制亮度,燃燒的煙塵則通過宮女右臂收納於燈體,堪稱“高科技、無污染”“居家必備神器”。

(西漢長信宮銅燈,通高48釐米,重15.85千克,出土於河北滿城,現藏於河北博物院)
現在,君王們有了青銅器、玉器,有了豪華車馬、高級燈具,但是此時,又一個新的階層正在崛起,他們對這種奢靡的生活提出了質疑:王的美好生活會結束嗎?

(萌萌的鴞卣,鴞xiāo意為貓頭鷹,高19.7釐米,出土于山西石樓縣,商代盛酒器,現藏於山西博物院)
士的理想,從春秋戰國時起,以受教育為特徵的士人開始崛起,這是一個有知識、有文化的精英階層,他們中的代表人物墨子,反對君王貴族的鋪張浪費。
另一位代表人物孔子則提出了新的價值追求,它包含了六種必備技能,合稱“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翻譯成網絡白話大致為:懂禮貌、懂音樂、會武術、會開車、會寫字,還要數學好)。
六藝並未被社會全部接納,有的很快被人遺忘。但新的價值追求卻引發了國家和社會對教育的重視。
漢代在京城建立“太學”,作為教材的五經被刻於太學的石碑上,大批學生前往觀摩,一時間車馬雲集、交通阻塞。

(東漢時立於洛陽太學的“熹平石經”,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經本,為書法家蔡邕書寫,因戰亂被毀,僅餘殘石,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各類公私教育機構也在各地建立,從受過教育的男子中擇優選拔官吏,逐漸成為社會共識。
士人們歷經秦漢、隋唐到宋代時已經成為這個國家的中堅力量,他們不但分享了君王貴族的權力,還極大改變了中國文物創造的方向。
首先是書法。
士人掌握着書寫技能。這是他們區別於其他人羣的最顯著標識。
書寫開始變得神聖,逐漸轉變為對書法藝術的追求。
東晉時生活在浙江紹興的王羲之在與友人相聚時,以行楷揮毫完成《蘭亭序》,筆勢如行雲流水。

(王羲之《蘭亭序》唐代馮承素摹本局部,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當聞知先人墓穴毀於戰亂,一紙《喪亂帖》先以行書起筆,又在悲憤中轉變為草書,筆畫粗細相間,文字在紙上躍然跳動,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人生悲喜融會在一撇一捺之中。

(王羲之《喪亂帖》唐代摹本,現藏於日本宮內廳三之丸尚藏館)
王羲之的書法被認為冠絕古今,書法家變成了新晉“偶像”。
關於他的傳説四處流傳,高官招納他成為“東牀快婿”,皇帝也成了他的“粉絲”,至死也要將《蘭亭序》真跡埋入皇陵。
到了唐代,皇帝身邊的高官同時是書法家的比例大大增加,虞世南、歐陽詢、褚chǔ遂良、柳公權,都在書法領域卓有成就。

(歐陽詢行楷書《卜商讀書帖》頁,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出家之人懷素乾脆將書法的實用價值忽略,而將藝術價值突出到極致。
他的《自敍帖》以狂草寫就,筆畫大量簡化和省略以致難以識別,但觀之則見縱橫捭闔、氣勢連綿不絕。

(懷素《自敍帖》局部,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到了宋代,皇帝的興趣也變成了藝術創作,而非治理國家。
宋徽宗趙佶自創新式楷書,筆道瘦細峭硬、灑脱明快,人稱“瘦金體”。

(趙佶《欲借、風霜二詩帖》局部,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書法成了士人的身份標識,繪畫則是士人的宣傳工具。
他們希望用儒家思想規範社會行為,最接近這一目標的人物畫,率先達到了高峯。
東晉時江蘇無錫人顧愷之,正是這一高峯的登頂者。在他的筆下,皇帝拒絕了不遵從禮教的妃子,妃子的衣着長帶飄飄,如被風吹動。

(據傳為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局部,箴zhēn意為勸告,現藏於大英博物館)
而士人心目中最動人的女性,則在唐代仕女畫中出場。
在安徽宣城地方官周昉的畫中,她們身着低胸長裙,外罩薄紗,既不太瘦,也不太胖,散發着滿滿的優雅精緻。

(周昉《簪花仕女圖》,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
不過,人物畫的“小世界”,滿足不了宋代士人的雄心,他們要描繪的是整個世界。
出身於卑微木匠家庭的畫家李嵩,他筆下的賣貨郎貨物琳琅滿目,雖然是從局部着手,卻描繪出了宋代強大的商業生產。
李嵩在落款中自豪地宣稱,他能在一張圖頁內畫出五百件不重樣的物品。

(李嵩《市擔嬰戲圖》局部,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畫家張擇端則放眼城市,以俯瞰的視角,全景展現汴梁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畫時畫家肯定藉助了尺子和其他繪圖工具,舟船、橋樑、車馬、建築,都務求細緻、精確,觀者通過此畫就可以明瞭其結構和肌理,理性與科學之美展現得淋漓盡致。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商業發達、城市崛起,士人理想中的山水田園生活,變得愈發難以實現,山水畫作為一種心理補償發展迅猛。
18歲的北宋畫家王希孟,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登上畫壇,他的《千里江山圖》以11.9米的超長畫幅,氣吞山河。





(請將手機橫屏觀看,王希孟《千里江山圖》卷,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除了書法、繪畫,還有一種器物在士人推動下,達到了藝術巔峯——瓷器。
瓷器與陶器相比,質地更加堅硬、顏色更加鮮亮,也更受到士人的喜愛,宋代士人尤其推崇沒有裝飾的素面瓷。

(建窯黑釉兔毫盞,宋代,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這種審美,由五大名窯之一的汝窯,推向了極致。

(汝窯青瓷無紋水仙盆,北宋,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瓷器製作過程中,因釉面會產生開裂,稱為開片。
有時開片甚至密佈表面,這種自然的缺陷在士人的眼中,反而形成一種獨特的美感。

(汝窯青瓷蓮花式温碗,北宋,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另一種自然缺陷產生的裂紋,如同蚯蚓在泥土中游走留下的痕跡,人稱“蚯蚓走泥紋”,這些自然產生的現象,代表着士人審美的最高境界,大道至簡、大音希聲,也因此有許多人認為,宋瓷是中國瓷器藝術的最高峯。

(鈞窯天藍釉三足筒式爐,北宋/金,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至此,君王、士人,都已經有了屬於他們的創造。
而在最後一個歷史時期,世俗的滾滾紅塵已經呼嘯而來。
滾滾紅塵
元明清時期,中國已經經歷了多個王朝的輪迴,政治成熟、文化成熟、經濟成熟,各種珍寶文玩的積累達到巔峯,皇帝成了全國最大的文物收藏家。
以“蓋章狂魔”乾隆為例,在他統治的60多年間,他親自蓋了2500餘件書畫作品,並題跋了1000餘件。

(唐代韓滉《五牛圖》局部,乾隆在此畫上的印章不少於8處,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西方的最新科技也已經在此時傳入中國,卻只深藏宮廷,作為觀賞把玩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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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銅鍍金寫字人鍾,底層是寫字機械人,只需上弦寫字人便在面前的紙上寫下“八方向化,九土來王”八個漢字,字跡工整有神,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唯有商品經濟的發達,讓商人、手工業者為主體的市民階層開始壯大。
一場世俗化的大潮開始上演,市民們沒有君王貴族的窮奢極欲,也沒有士人的難以企及的雅緻,讓日常生活更美好才是根本的目標。
房屋內的陳設是最重要的施展空間,昂貴的明清傢俱採用稀有的黃花梨木、紫檀製作,圓背交椅用榫卯拼接,精雕細刻、線條優雅。

(明黃花梨木圓後背交椅,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通體紫檀木的寶座,取材厚重,木質精美,表面滿飾荷花、荷葉紋,雕工光滑圓潤。

(明代紫檀雕荷花紋寶座,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作為卧室最核心的元素——牀,往往本身就做成一個獨立空間,由牀頂、牀圍、立柱、月洞門圍合,

(黃花梨月洞門架子牀,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另一種牀,通體黑漆、結構穩重,飾以四季花卉和花紋,雍容華貴、富麗堂皇。

(黑漆嵌螺鈿花蝶紋架子牀,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房屋中還要裝點大量瓷器,明清瓷器一改宋代的素雅風格,彩繪瓷成為時代主流,花鳥魚蟲、才子佳人等民間喜愛的題材,被繪製在瓷器之上。

(明代五彩魚藻紋蓋罐,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這種風格在皇帝身上得到了最大的發揮,清乾隆各種釉彩大瓶,上下裝飾的釉彩達15層之多,再加以各種吉祥圖案,六幅寫實圖畫,被人稱為“瓷母”。

(清乾隆各種釉彩大瓶,高86.4釐米,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歐洲的貴族也喜歡以中國瓷器裝點房屋,但他們的方式卻大相徑庭。
葡萄牙里斯本的桑托斯宮,使用260件青花瓷裝飾天花板,效果令人目眩。

(葡萄牙里斯本桑托斯宮的“瓷器天頂”,圖片源自@葡萄牙古代藝術博物館)
瓷器之外,明清家庭還需要展示對文化的品味,一系列精緻的文房用具,例如硯台、奇石、毛筆、印章,都是必要陳設。

(歙石螭邊長方硯,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對文房用具的大量需求,使得每一個產品都被細緻分出最佳的產地。
例如浙江湖州的湖筆、廣東肇慶的端硯,安徽古徽州的徽墨、宣城的宣紙等等,國家最有才華的匠人,也因此建立了個人品牌,甚至湧現了知名的女性工匠。

(清代蘇州女工匠顧二孃製作的硯台,現藏於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繪畫在房屋中同樣必不可少,蘇州、揚州等商業城市擁有大量職業畫家,客居揚州的鄭板橋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墨竹、蘭花、奇石,幾乎是大批量反覆生產,成為明清人家中的屏風、掛軸、扇子等等。

(鄭燮墨蘭圖扇頁,清代,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尾聲
君王貴族、文人雅士、市民工商以及他們背後的匠人技工,共同創造了中國文物的輝煌。
然而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因戰爭、搶掠、偷盜等原因,大批中國文物流失海外,總數超過1000萬件。
對於我們而言,不僅要了解這些文物,還要了解這些文物背後的歷史。
它是中國人的文明史,是中國人的創造史,是中國人橫跨2萬年的眾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