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多少寶貝？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星球研究所”（ID：xingqiuyanjiusuo）
中國究竟有多少寶貝？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僅以可移動文物為例，國家文物局為此投入10萬人，用了整整3年時間，摸排了102萬個國有收藏單位，終於在近年得到了一個準確的數字：
108154907件（套）。
沒錯！1億件！
這還僅僅是國有單位，不包括私人收藏，不包括港澳台地區，也不包括流失海外的文物，數量就已如此龐大。
（中國可移動文物分佈，製圖@張靖/星球研究所）
龐大到古希臘古羅馬人曾稱中國為“絲綢之國”（Seres），英語世界則用一個單詞china，同時指稱瓷器與中國。
今天，中國人自己也愈發為這些文物自豪，但人們喜愛文物、關注文物、追逐文物，卻很少有人知道，為什麼古代中國人會生產如此眾多、如此精美的寶貝？
開創
2萬年前，我們的祖先尚處於石器時代，就連喝水、飲食都缺乏趁手的器具。
江西萬年縣一處名為仙人洞的巖洞中，某位古人注意到了一種黏土，它可捏出不同的形狀，再經過燒製，陶器便誕生了。
（2萬年曆史的仙人洞陶器碎片，現藏於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我們並不知道這位古人的名字，但他顯然是中國文物史的開創者之一。
陶器非常“親民”，它製作簡單，原材料也幾乎唾手可得，勞動之餘的男男女女們紛紛加入了製陶大軍。
大量的生產彌補了陶器易損毀的缺陷，僅西安東郊半坡遺址出土的陶器碎片，便高達50萬片，陶器也因此成為中國文物中數量排名第4的類別，僅次於錢幣、古籍、檔案文書。
（橙黃陶乳釘紋鬹guī，一種帶嘴燒水壺，高29.3釐米，山東濰坊出土，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龍山文化，現藏於山東博物館）
它千變萬化，可以盛水、可以儲物，也可以盛上一碗世界上最古老的麪條。
每一個普普通通的石器時代居民都可以享受陶器帶來的“幸福感”。
（青海喇家遺址，倒扣的陶碗中裝着一碗4000年前的雜糧麪條）
其中最有才華的一部分人，通過陶器發現了自身的創造力與藝術想象力。
在他們的手中日常使用的瓶瓶罐罐被塑造為動物造型，令人愛不釋手。
（陶鷹鼎，高35.8釐米，鷹體健碩，雙腿粗壯，鷹眼圓睜，屬於公元前4000-前3000年仰韶文化，陝西省華縣出土，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技藝最高超者，甚至可以讓陶器薄如雞蛋殼。
山東龍山文化的蛋殼黑陶高柄杯，高約26釐米，重量卻僅有數十克，超越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絕大部分“杯具”。
（蛋殼黑陶高柄杯，數千後依然光彩照人，現藏於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但是陶器是如此平易近人，再高超的技藝，也無法讓它擺脱平民化的出身。
而此時，這片土地上出現了一個新的階層，他們需要符合身份的新器物。
王的慾望
大約4000年前，早期的國家在中國出現，夏商周至秦漢，君王及貴族構成了國家的統治主體。
他們的財富與權勢遠超平民，只有使用比陶器更“名貴”的器物，才能彰顯權勢與身份。
其中三類器物最為耀眼，第一類的生產過程非常繁複，首先需要勘探並挖掘礦藏，再將提煉出的金屬錠融化澆鑄在模具中，最後經冷卻、銼平、磨光，過程中還需要消耗大量燃料，以及多個工種分工協作。
這是當時當之無愧的高科技產品——青銅器。
（商代獸面紋斝jiǎ，有種雄赳赳的氣質；斝是一種用於祭祀禮儀的盛酒器，也用來温酒，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青銅器的生產遠超普通民眾的能力，必定引發他們的驚歎、膜拜。
所以很快被君王相中，青銅器的生產成了國家工程，國家壟斷了銅礦資源與鑄造技術。
目前已知的周代銅礦遺址湖北大冶銅綠山，採掘深度達60米，冶煉銅產量至少4萬噸，數量驚人。
（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圖片源自@Amarespeco/維基百科）
這些銅被鑄造為各種器型，遍佈君王貴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鼎，用於煮肉，既有足，又有耳，足下可以架火，鼎耳則方便廚人搬運，現代的鼎字幾乎是它外形的復刻。
（大禾人面紋方鼎，商代，出土於湖南省寧鄉市，高38.5釐米，以人面作為主體裝飾的方鼎僅此一件，現藏於湖南省博物館）
簋guǐ，用於盛放煮好的飯食，早期字形為“一人從食器中取食”。
（興簋，西周，出土於寶雞市扶風縣，高35.7釐米，現藏於陝西寶雞青銅器博物館）
尊，字形似“兩人手捧酒罈”，專門用於盛酒。
著名的四羊方尊，因四隻卷角羊各踞一隅而得名，是現存商代青銅方尊中體型最大者，高58.6釐米，可以盛放30-40瓶容量的“飛天茅台”。
（四羊方尊，商代，出土於湖南寧鄉，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卣yǒu，體型稍小，也被用以盛酒，最顯著的特徵是頸部兩側的提樑，像極了現今的暖水瓶。
（古父己卣，高33.2釐米，西周，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壺，深腹小口、沒有提樑，外形與今天的壺字仍極為相近，同樣用於盛酒。
（㠱jì仲壺，高14.8釐米，西周，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爵，經常在影視劇中出現，但它並非一種飲酒器，而是用於温酒，爵底三足可以置於炭火之上，加熱酒體。
（窄流平底爵，商代，高14.5釐米，現藏於河南博物院；古人認為神不飲食，但喜歡聞味，爵中之酒加熱後香氣四溢，可用於敬神）
有加熱就有“製冷”，古人將一大一小兩件青銅器套在一起，兩者之間放置冰塊，較小的青銅器裝酒，是為鑑，堪稱世界上最早的冰箱。
（青銅冰鑑，冰酒器，湖北省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高63.2釐米，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有了冰鑑便可以喝到冰爽的美酒，觚（gū）便是與美酒相配的真正飲酒器之一，它口部和底部都呈現喇叭狀，身形較長，方便持握。
（商獸面紋銅觚，商代，高25釐米，現藏於湖南省博物館）
當大肉、美酒穿腸而過，也許還有數名樂師奏樂。
湖北隨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青銅鐘體及鍾架總重超過4噸，工匠在鑄造時必須反覆調試每件鐘，才能得到特定的音階，其音律準確、音色優美，至今仍能演奏樂曲。
（曾侯乙編鐘，戰國，出土於湖北省今隨州市曾侯乙墓，現藏於湖北省博物館）
這些青銅器是如此引人矚目，最好的展示方式是讓它們出現在最重大的場合。
商人使用青銅器與祖先溝通，為追念母親的離去，商王發起了一項超級工程：鑄造重達832.84千克的巨鼎——後母戊方鼎。
這是現存最大最重的單體青銅器，可以想見商人目睹此鼎時的驚呼。
“厲害了，我的商”。
（後母戊方鼎，商代，出土於河南安陽，高133釐米，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與商人同時期的古蜀人則在祭祀儀式中立起高達2.61米的青銅立人像，銅像直立靜止、稜角分明，面頰如削、眼睛凸出、眉若刀刃，粗壯的手臂從肩部伸出，曾經手握象牙或權杖，其莊嚴肅穆至今令觀者動容。
（青銅立人像，現藏於三星堆博物館）
西南邊陲的古滇人則用青銅器記錄下一場殘酷的殺人祭祀。
52名形態各異的人物，被鑄造在直徑30釐米的器蓋上，行刑者執斧欲砍，被縛者驚恐絕望，貴婦們乘輿監刑，高高在上，平民們駐足觀看，或麻木或興奮。
（殺人祭柱場面貯貝器，西漢時期，出土於雲南晉寧，現藏於雲南省博物館，圖片源自@貓貓的日記本/維基百科）
第二類器物是一種特殊的石器：玉器。
玉的質地温潤、色澤白膩，在眾多的礦石中有如石中精靈。
但是玉的硬度很高，加工困難，古人需要花費很長時間反覆研磨，才能打造出一件玉器。
再加上多數情況下玉器無法用於耕作，也無法用於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此“昂貴而無用”之物，卻恰好是君王貴族賦予其“神性”的最佳選擇。
（夏代七孔玉刀，出土於河南偃師二里頭，長65釐米，現藏於洛陽博物館，圖片源自@Siyuwj/維基百科）
方形的筒狀物稱為琮cóng用於祭祀天地。
（商周的玉琮不算典型，本處以更早的良渚文化玉琮代替；此件玉琮高49.7釐米，由墨玉製成，是目前國內最高的玉琮，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圓形的環狀物且中間的圓孔相對較小者稱為璧，專用於祭天。
（玉璧，戰國，直徑6.1釐米，出土於河南三門峽，現藏於河南博物院）
片狀的圭guī，用於祭祀東方或者由官員執於手中，表示不同的等級。
（玉圭，夏代，長24.7釐米，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佩帶在身上的玉佩，同樣象徵着等級，身份越尊貴，玉佩組件越多也越長，而玉佩越長，佩戴之人行走也會越遲緩，更顯得身份尊貴。
（組玉佩，戰國，出土於河南洛陽，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到了漢代，人們認為玉可以讓屍身不朽，中原大軍也在此時佔據並控制了盛產美玉的崑崙山，玉料有了充足、穩定的供應。
君王權貴去世之後，乾脆用數千片玉片包裹全身，這便是金縷玉衣。
（西漢劉勝金縷玉衣，全長188釐米，用玉2498片，出土於河北滿城，是我國考古發掘中出土年代最早最完整的玉衣，現藏於河北博物院）
第三類器物則超過了單一材質而近似於“工業化產品”，它往往由多種零部件共同組裝，結構複雜、設計精妙，一旦擁有便可以將權勢、地位推向頂峯。
這便是，豪華車馬。
中國人從商代開始造車，周代諸侯則以車為“坦克”，出動數千輛戰車進行高科技戰爭，王族墓葬中也大量出現殉葬的車馬坑。
（壯觀的西周晉國1號車馬坑，是目前出土的西周時期規模最大的車馬坑，下葬的是真車活馬，位於山西省曲沃縣曲村鎮晉國博物館）
車輛的零件從數十到幾百上千不等，甚至包括與現代產品極為相近的齒輪，機械學上稱為“棘輪”，用於制動。
（青銅棘輪，戰國，出土於洛陽東周王城遺址，現藏於洛陽博物館）
車輛的種類也非常眾多，從商周至秦漢，軺車、衣車、斧車、輦車不勝枚舉。
（軺yáo車，東漢，甘肅武威市出土，現藏於甘肅省博物館）
身居高位者出行有騎馬先導，步兵開道，隨行僕隸乘較小車輛，形成一個龐大的車馬儀仗隊。
（銅車馬儀仗隊，東漢或西晉，甘肅武威市出土，是迄今發現數量最多的東漢車馬儀仗銅俑，現藏於甘肅省博物館）
而秦始皇按照真實比例1/2製作的銅車馬，為我們提供了豪華車馬的最佳範例。
它由6000多個零件組成，重達1噸。一號車配備駑機、劍、盾牌等攻防武器，負責為二號車武裝開道；二號車搭載豪華“車廂”，乘坐者可在其中自由坐卧，威風不亞於現在的“空軍一號”。
（秦始皇銅車馬，現藏於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其他類似“工業化產品”還包括，各種設計精巧的燈具。
普通的燈也許形如“舉個栗子”，只要在托起的燈盤上放進油脂，再點燃燈炷即可。
（西漢當户銅燈，通高12釐米，出土於河北滿城，現藏於河北博物院）
而西漢竇太后使用的長信宮燈，由宮女造型、燈座、燈盤、燈罩組成，各部件可以任意拆卸，方便清洗，也可以轉動調整燈光方向，通過調整出光口大小還能控制亮度，燃燒的煙塵則通過宮女右臂收納於燈體，堪稱“高科技、無污染”“居家必備神器”。
（西漢長信宮銅燈，通高48釐米，重15.85千克，出土於河北滿城，現藏於河北博物院）
現在，君王們有了青銅器、玉器，有了豪華車馬、高級燈具，但是此時，又一個新的階層正在崛起，他們對這種奢靡的生活提出了質疑：王的美好生活會結束嗎？
（萌萌的鴞卣，鴞xiāo意為貓頭鷹，高19.7釐米，出土于山西石樓縣，商代盛酒器，現藏於山西博物院）
士的理想，從春秋戰國時起，以受教育為特徵的士人開始崛起，這是一個有知識、有文化的精英階層，他們中的代表人物墨子，反對君王貴族的鋪張浪費。
另一位代表人物孔子則提出了新的價值追求，它包含了六種必備技能，合稱“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翻譯成網絡白話大致為：懂禮貌、懂音樂、會武術、會開車、會寫字，還要數學好）。
六藝並未被社會全部接納，有的很快被人遺忘。但新的價值追求卻引發了國家和社會對教育的重視。
漢代在京城建立“太學”，作為教材的五經被刻於太學的石碑上，大批學生前往觀摩，一時間車馬雲集、交通阻塞。
（東漢時立於洛陽太學的“熹平石經”，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經本，為書法家蔡邕書寫，因戰亂被毀，僅餘殘石，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各類公私教育機構也在各地建立，從受過教育的男子中擇優選拔官吏，逐漸成為社會共識。
士人們歷經秦漢、隋唐到宋代時已經成為這個國家的中堅力量，他們不但分享了君王貴族的權力，還極大改變了中國文物創造的方向。
首先是書法。
士人掌握着書寫技能。這是他們區別於其他人羣的最顯著標識。
書寫開始變得神聖，逐漸轉變為對書法藝術的追求。
東晉時生活在浙江紹興的王羲之在與友人相聚時，以行楷揮毫完成《蘭亭序》，筆勢如行雲流水。
（王羲之《蘭亭序》唐代馮承素摹本局部，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當聞知先人墓穴毀於戰亂，一紙《喪亂帖》先以行書起筆，又在悲憤中轉變為草書，筆畫粗細相間，文字在紙上躍然跳動，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人生悲喜融會在一撇一捺之中。
（王羲之《喪亂帖》唐代摹本，現藏於日本宮內廳三之丸尚藏館）
王羲之的書法被認為冠絕古今，書法家變成了新晉“偶像”。
關於他的傳説四處流傳，高官招納他成為“東牀快婿”，皇帝也成了他的“粉絲”，至死也要將《蘭亭序》真跡埋入皇陵。
到了唐代，皇帝身邊的高官同時是書法家的比例大大增加，虞世南、歐陽詢、褚chǔ遂良、柳公權，都在書法領域卓有成就。
（歐陽詢行楷書《卜商讀書帖》頁，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出家之人懷素乾脆將書法的實用價值忽略，而將藝術價值突出到極致。
他的《自敍帖》以狂草寫就，筆畫大量簡化和省略以致難以識別，但觀之則見縱橫捭闔、氣勢連綿不絕。
（懷素《自敍帖》局部，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到了宋代，皇帝的興趣也變成了藝術創作，而非治理國家。
宋徽宗趙佶自創新式楷書，筆道瘦細峭硬、灑脱明快，人稱“瘦金體”。
（趙佶《欲借、風霜二詩帖》局部，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書法成了士人的身份標識，繪畫則是士人的宣傳工具。
他們希望用儒家思想規範社會行為，最接近這一目標的人物畫，率先達到了高峯。
東晉時江蘇無錫人顧愷之，正是這一高峯的登頂者。在他的筆下，皇帝拒絕了不遵從禮教的妃子，妃子的衣着長帶飄飄，如被風吹動。
（據傳為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局部，箴zhēn意為勸告，現藏於大英博物館）
而士人心目中最動人的女性，則在唐代仕女畫中出場。
在安徽宣城地方官周昉的畫中，她們身着低胸長裙，外罩薄紗，既不太瘦，也不太胖，散發着滿滿的優雅精緻。
（周昉《簪花仕女圖》，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
不過，人物畫的“小世界”，滿足不了宋代士人的雄心，他們要描繪的是整個世界。
出身於卑微木匠家庭的畫家李嵩，他筆下的賣貨郎貨物琳琅滿目，雖然是從局部着手，卻描繪出了宋代強大的商業生產。
李嵩在落款中自豪地宣稱，他能在一張圖頁內畫出五百件不重樣的物品。
（李嵩《市擔嬰戲圖》局部，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畫家張擇端則放眼城市，以俯瞰的視角，全景展現汴梁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畫時畫家肯定藉助了尺子和其他繪圖工具，舟船、橋樑、車馬、建築，都務求細緻、精確，觀者通過此畫就可以明瞭其結構和肌理，理性與科學之美展現得淋漓盡致。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商業發達、城市崛起，士人理想中的山水田園生活，變得愈發難以實現，山水畫作為一種心理補償發展迅猛。
18歲的北宋畫家王希孟，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登上畫壇，他的《千里江山圖》以11.9米的超長畫幅，氣吞山河。
（請將手機橫屏觀看，王希孟《千里江山圖》卷，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除了書法、繪畫，還有一種器物在士人推動下，達到了藝術巔峯——瓷器。
瓷器與陶器相比，質地更加堅硬、顏色更加鮮亮，也更受到士人的喜愛，宋代士人尤其推崇沒有裝飾的素面瓷。
（建窯黑釉兔毫盞，宋代，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這種審美，由五大名窯之一的汝窯，推向了極致。
（汝窯青瓷無紋水仙盆，北宋，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瓷器製作過程中，因釉面會產生開裂，稱為開片。
有時開片甚至密佈表面，這種自然的缺陷在士人的眼中，反而形成一種獨特的美感。
（汝窯青瓷蓮花式温碗，北宋，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另一種自然缺陷產生的裂紋，如同蚯蚓在泥土中游走留下的痕跡，人稱“蚯蚓走泥紋”，這些自然產生的現象，代表着士人審美的最高境界，大道至簡、大音希聲，也因此有許多人認為，宋瓷是中國瓷器藝術的最高峯。
（鈞窯天藍釉三足筒式爐，北宋/金，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至此，君王、士人，都已經有了屬於他們的創造。
而在最後一個歷史時期，世俗的滾滾紅塵已經呼嘯而來。
滾滾紅塵
元明清時期，中國已經經歷了多個王朝的輪迴，政治成熟、文化成熟、經濟成熟，各種珍寶文玩的積累達到巔峯，皇帝成了全國最大的文物收藏家。
以“蓋章狂魔”乾隆為例，在他統治的60多年間，他親自蓋了2500餘件書畫作品，並題跋了1000餘件。
（唐代韓滉《五牛圖》局部，乾隆在此畫上的印章不少於8處，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西方的最新科技也已經在此時傳入中國，卻只深藏宮廷，作為觀賞把玩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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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銅鍍金寫字人鍾，底層是寫字機械人，只需上弦寫字人便在面前的紙上寫下“八方向化，九土來王”八個漢字，字跡工整有神，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唯有商品經濟的發達，讓商人、手工業者為主體的市民階層開始壯大。
一場世俗化的大潮開始上演，市民們沒有君王貴族的窮奢極欲，也沒有士人的難以企及的雅緻，讓日常生活更美好才是根本的目標。
房屋內的陳設是最重要的施展空間，昂貴的明清傢俱採用稀有的黃花梨木、紫檀製作，圓背交椅用榫卯拼接，精雕細刻、線條優雅。
（明黃花梨木圓後背交椅，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通體紫檀木的寶座，取材厚重，木質精美，表面滿飾荷花、荷葉紋，雕工光滑圓潤。
（明代紫檀雕荷花紋寶座，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作為卧室最核心的元素——牀，往往本身就做成一個獨立空間，由牀頂、牀圍、立柱、月洞門圍合，
（黃花梨月洞門架子牀，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另一種牀，通體黑漆、結構穩重，飾以四季花卉和花紋，雍容華貴、富麗堂皇。
（黑漆嵌螺鈿花蝶紋架子牀，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房屋中還要裝點大量瓷器，明清瓷器一改宋代的素雅風格，彩繪瓷成為時代主流，花鳥魚蟲、才子佳人等民間喜愛的題材，被繪製在瓷器之上。
（明代五彩魚藻紋蓋罐，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這種風格在皇帝身上得到了最大的發揮，清乾隆各種釉彩大瓶，上下裝飾的釉彩達15層之多，再加以各種吉祥圖案，六幅寫實圖畫，被人稱為“瓷母”。
（清乾隆各種釉彩大瓶，高86.4釐米，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歐洲的貴族也喜歡以中國瓷器裝點房屋，但他們的方式卻大相徑庭。
葡萄牙里斯本的桑托斯宮，使用260件青花瓷裝飾天花板，效果令人目眩。
（葡萄牙里斯本桑托斯宮的“瓷器天頂”，圖片源自@葡萄牙古代藝術博物館）
瓷器之外，明清家庭還需要展示對文化的品味，一系列精緻的文房用具，例如硯台、奇石、毛筆、印章，都是必要陳設。
（歙石螭邊長方硯，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對文房用具的大量需求，使得每一個產品都被細緻分出最佳的產地。
例如浙江湖州的湖筆、廣東肇慶的端硯，安徽古徽州的徽墨、宣城的宣紙等等，國家最有才華的匠人，也因此建立了個人品牌，甚至湧現了知名的女性工匠。
（清代蘇州女工匠顧二孃製作的硯台，現藏於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繪畫在房屋中同樣必不可少，蘇州、揚州等商業城市擁有大量職業畫家，客居揚州的鄭板橋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墨竹、蘭花、奇石，幾乎是大批量反覆生產，成為明清人家中的屏風、掛軸、扇子等等。
（鄭燮墨蘭圖扇頁，清代，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尾聲
君王貴族、文人雅士、市民工商以及他們背後的匠人技工，共同創造了中國文物的輝煌。
然而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因戰爭、搶掠、偷盜等原因，大批中國文物流失海外，總數超過1000萬件。
對於我們而言，不僅要了解這些文物，還要了解這些文物背後的歷史。
它是中國人的文明史，是中國人的創造史，是中國人橫跨2萬年的眾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