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性政府”護航改革，這個大勢不會變

這個世界，並不缺乏有過經濟起飛的經濟體，但很多都曇花一現，難以寫就中國這樣的持續40年的經濟奇蹟。

在那些失敗的經濟體，經濟一旦起飛，大量利益集團隨即形成—權貴、財閥，甚至還包括過度強大的工會。它們的膨脹不斷對政府形成壓力，最終綁架經濟政策，讓社會從“做大蛋糕”迅速轉入“分蛋糕”階段。於是，經濟在短暫起飛後逐漸陷入停滯，“中等收入陷阱”的詛咒成為現實。

在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何總能突破利益集團阻力，不斷闖關升級？未來中國要繼續走出對後發國家的“詛咒”，要憑藉的又是什麼？

為此，《南風窗》記者採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教授。在姚洋看來，中國的中央政府能夠始終保持一個“中性性質”，這是改革不斷推進，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原因。未來，這個大勢依然不會改變。

姚洋（資料圖）

反腐是對政府“中性”的迴歸

南風窗：你曾有一個觀點被實務界和學術界熟知，即改革開放的成功，很大程度在於中國有一個為國家、民族長期利益考慮的“中性政府”，因此可以超脱少數利益集團的利益來制定經濟發展的政策。現在，內外形勢有深刻變化。“中性政府”的方向會持續下去嗎？

姚洋：會的。中性政府的性質一直都沒有改變，這幾年的反腐也是這個邏輯。從執政黨的角度來看，反腐是要保持黨的純潔性。而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則是通過肅清腐敗，來保持政府的中性。

腐敗是對中性性質最大傷害之一，如果是高層腐敗，那麼情況會更嚴重。高層腐敗和中低層的腐敗不同，它會編織一張網，形成強大的裙帶關係，甚至造成黨的分裂。

另一方面，最近這十幾年來，中國人創造了海量的財富，但相當一部分的財富只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裏。而為了鞏固財富地位，以及獲得更多的超額收益，他們天然地需要尋找政治上的聯盟。

近年的高層腐敗案如周永康案、令計劃案，都有這種聯盟的跡象。一些長袖善舞的商人，甚至可以給高級幹部發佈“命令”，這種離奇現象是一個信號，它展示出這種政經聯盟在一部分權力、財富的頂層人羣之中業已形成，必須剷除。

這種聯盟一旦形成，對普通中國人來説，將是階層的日益固化和創業空間的抑制。對整個經濟發展來説，則是結構性的改革無法推動，最終是整體經濟活力和效率的喪失，以及國民福利的損失。反腐就是要打碎這種反改革的政經聯盟，是我們對“中性政府”的迴歸。

兩次改革闖關為何成功？

南風窗：在《發展經濟學》一書中，你提到過改革的兩個關口，即價格雙軌制改革和國企改革，都是政府保持了“中性”，改革才得以闖關成功。

姚洋：對。什麼是中性政府？就是其經濟政策不受社會集團非生產性特徵影響的政府，所謂的非生產性特徵，是指社會集團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換句話説，即政府的經濟政策制定不被利益集團綁架，而是基於國民的整體和長期利益而考量。

20世紀80年代末，“官倒”為國民深惡痛疾。在價格雙軌制下，有權力的人控制着商品的配額，靠近權力的羣體便有條件獲得配額，然後高價在民間倒賣，賺取差價，積累人生的第一桶金。

此外，雙軌制也導致了巨大的尋租空間，會腐蝕執政黨。有配額的國企領導和控制配額的政府官員很容易把配額賣給個人，從中獲益致富。

當時，一些觀點頗為悲觀，他們認為價格雙軌制既然有利於黨和政府內部的強勢人物，那麼改革必然首先損害最強勢的利益集團的利益，這無異於與虎謀皮。但後來證明，這種擔憂錯了。到1994年，中國最後的價格雙軌制——雙重匯率被取消，改革最終成功推進。

第二是國企改革。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們搞國企改革，抓大放小，將大量的國企民營化。到2005年，1995年存在的國有工業企業中，76.7%的國企被民營化或者破產。這一改革，對執政黨和政府來説是很大的挑戰。因為，國企體系越是龐大，越是意味着大量的尋租和職務消費空間，這有利於體制內當權者的利益。但最終，中國堅定而低調地對國企進行了民營化。

價格雙軌制改革和國企改革，是40年以來非常關鍵的兩次改革，沒有這兩次改革，中國的經濟奇蹟一定會大打折扣。我們之所以能夠排除阻力，就在於我們的政府在關鍵時點總能恪守“中性”原則，為國民長遠利益而考慮。

政策用力過猛引發某些猜測

南風窗：提到國企改革，現在社會有上有“國進民退”的擔憂，特別是經濟增速下行以來，民企在信貸等方面的劣勢凸顯。因此，有人認為中國鼓勵民企發展的經濟政策有變。你認為呢？

姚洋：高層對這個問題已經表態，支持民企發展的大方向沒有變。“國進民退”被一些人稱為是“反向混改”，即國企把民企吃掉，但這不是中央的本意，這是經濟增速下行，信貸收緊時的一種特殊現象、階段性現象。

民營企業感受到寒意，最直接的原因是信貸收緊，收緊來自三大原因，是去槓桿大背景之下的“三管齊下”。

一是銀根的收緊，這是宏觀大背景。二是中央對地方政府融資行為的嚴管。地方政府在中國金融體系中是一個特殊存在。一方面，它們從國有銀行融資，另一方面，它們融到資後也會向鏈條的末端釋放流動性，而一些民企正好處於末端，它們的資金很大程度便是依靠地方融資平台對流動性的間接釋放。

第三，資管新政推出，對銀行體系的約束前所未有，銀行通過表外向民營企業融資的通路被限制，而影子銀行又是民企融資的主要途徑，因而這必然加劇民企融資難。

因此，民企在前段時間猜測到一些“變動”，其實只是經濟政策用力過猛使然，並不是經濟的體制層面有所轉向。

宏觀的貨幣政策不能代替改革

南風窗：的確，2018年第三季度開始，去槓桿變成了穩槓桿。這種調整，看來是有必要的，對嗎？

**姚洋：**審視政策，必須回顧這幾年中國經濟的走勢。2015年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特殊時點，這一年發生了兩個事情影響了某些政策的出台和經濟的走向。一是股災，它極大地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二是匯改，“811匯改”選擇的時機出現偏差，這個時候正是人民幣貶值壓力上升的時候。一旦放松管制，大量熱錢外逃。短時間內，外匯儲備一下子從4萬億美元降到了3萬億美元的水平。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下猛藥，於2016年一季度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仔細研究，你會發現2016年的刺激幅度，並不低於當年的“四萬億”計劃。

這出現了兩個結果，一是帶動了全球經濟的復甦，大宗商品價格迅速上漲；第二就是國內一線、二線城市房價的暴漲，當年主要城市漲幅普遍超過40%。此外，銀行表外融資也開始爆發。

當房價出現暴漲勢頭，我們又開始限購。但光是限購，依然無法解決金融空轉和資產泡沫的問題。到了2017年年底，監管部門終於發動了近年以來最強烈的去槓桿行動。

南風窗：去槓桿為什麼會這麼猛？信貸一下子逆轉收緊，所有人都好像不習慣。

姚洋：這個問題，你必須基於經濟體制的實情來思考。在過去，一些觀點認為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但現在完全不同。在現有投融資體制下，一項政策往下傳導，往往會層層放大，到了鏈條的末端，力度加大了好幾倍。最終，流動性的急速收縮，完全超出市場的預期。

這十幾年以來，很多民企早已習慣信貸寬鬆的環境，從未經歷過動真格的去槓桿，因此遇到了麻煩。我認為，民營企業家以後不妨多關心一下宏觀經濟，加強自己的經濟研究力量。經濟和政策都有周期，會變化的。

南風窗：過度信貸是樓市暴漲的重要原因，氾濫的流動性讓不少民企老闆“棄廠炒樓”，很不利於民營經濟發展。

姚洋：貨幣的寬鬆在總體上是有利於民企的。有種觀點其實不可取，既要用信貸的收緊和利率的提高，來倒逼民營企業放棄原來的粗放經營模式，進行技術的轉型升級。但真實的情況是，信貸收緊之後，民企不但沒有機會轉型升級，反而有生存之憂，這是當下金融體制的某些現實所決定的。因此，我們絕對不能以宏觀的貨幣政策來代替改革。

適當刺激，依然不可或缺

南風窗：對經濟未來幾年的走勢，比較主流的觀點是L型，你持什麼觀點？

姚洋：改革任重道遠，但對實體經濟還是應該樂觀一些。改革開放40年以來，在微觀層面，中國已經成長起來很多優秀的企業家和優秀的企業，不要低估它們的抗風險和創新能力。它們是經濟復甦最堅實的微觀基礎。

從地域上講，珠三角、長三角還有北京都是主要的優秀企業集中地，但在其他一些地方依然有大量的優秀企業存在，在並不算“明星區域”的地方存在着好企業，更讓我們對實體經濟有信心。

最近，我去山東考察了兩家企業，印象深刻。一家是濟南二機牀集團，它是一家國企，它做衝牀，做汽車配套。近幾年，他們連續打敗德國和日本的同行，拿到了美國福特公司的大型衝壓線訂單，而且並不是靠低價來搶市場。

另外一家是濰柴，這家企業也非常傳奇。之前，他們先是仿製捷克的發動機，改革開放之後，則學習歐洲人的技術，最終實現自主研發。2017年，濰柴已經達到世界五百強的銷售額，而且在細分市場非常厲害，在除巨型和小汽車發動機之外的市場上，他們的份額、技術水平都已位居國際同行的前列。

其實，我們從宏觀上來分析中國很多大型製造類企業的成長，你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製造業企業對經濟週期非常敏感，一旦經濟收縮，企業可能面臨困難。在這個時候，政府必要的刺激政策不可或缺。經濟的逆週期擴張，穩定了市場，讓企業挺過難關。最終，企業持續成長，並實現了技術升級。

未來實體經濟的結構如何？

南風窗：你曾提到，未來中國經濟結構將是“美國+德國”式的，怎麼理解？

姚洋：美國人講求個人主義，善於顛覆式創新，而且有大國市場，能夠迅速把創新予以市場化和產業化。德國人相對保守，善於改進，是技術強國。中國人從性格上講，既冒險，也保守。

浙江的商人就非常有冒險精神，善於資本運作，而山東的企業可能就相對保守，他們從事傳統的機械製造業，推崇步步為營，蠶食市場。拋開制度因素，中國人這種性格的多元化，讓我們的經濟結構也必然多元化。同時，中國的大國市場也具備支撐這種多元化和多樣性的能力。

製造業是一個實體經濟的根基。如果把時間拉長，我們會發現中國製造業正在發生一個變化。改革開放之初，製造業最具活力的部分是輕工業，箱包衣帽。但現在，機械、裝備等高端和重型製造正在崛起，它們開始成為製造業的主角，我們挑戰的是德國、日本。

這種產業結構的變化，必須注意兩點。首先，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工業的重心就是這些，但那個時候國門關閉，和國際一流的差距很大，所以改革開放之後，這些企業發展緩慢。但現在，這些產業又在重新勃興，它們已經直接與全球一流技術接軌。這是一種產業結構的迴歸。

其次，我們的經濟體量太大，在任何領域，一旦“中國製造”崛起，將很快吃掉別人的市場。因此，從長期來看，對國際貿易的環境變動，我們必須要有充足的應對預案。

（本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南風窗”，作者為南風窗常務副主編譚保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