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台灣原來是這樣的——台灣九合一選舉第四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每到一地觀選，除了安排的行程外，我都是自由行的方式。儘量和當地人一樣。我想這大概也是我們中國研究院很接地氣的地方。到台灣也是如此。

這次在海關，查驗得特別細緻，不僅要求提供返程機票，也要一一提供酒店訂單。而過去只不過看看入台證而已。但在我之前入境的非大陸人士並沒有這樣的“待遇”。我的理解是，這次選舉太過緊張，台灣方面擔心出事。而兩岸關係又不好，所以對於在個時間點來的大陸人，自然格外關照。

出來打上車走了不到十分鐘，司機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聽着似乎和我有關。一問之下才知道是機場出租車點在查問我去哪裏。我們都很奇怪，因為我打車前已經向引領的人報過地址。

司機更不解的是按照規定，他在開車時不能接電話，出租車管理部門當然也知道，但為什麼還要這個時候打電話來？這樣的事情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唯一的解釋只能是有關部門對我太不放心了。真是，兩岸關係不好，缺乏互信，增加了多少管理成本啊。

和司機自然聊到大選和兩岸關係。很有意思的是，他在台北，卻首先問我對韓國瑜怎麼看。我一到台灣居然就以這種方式體驗到了“韓流”。足見韓國瑜在這次選舉的巨大影響。

聊到最後還是我問起台北的選情。他認為柯文哲還是會贏。一個是他幹得還不錯，也接地氣。雖然政績沒有多明顯，但至少大家不討厭他。當然四年前的狂熱已經沒有了。後來的結果也印證了這位司機的看法。

柯文哲

最令我驚訝的是這位挺關心政治的司機居然不知道大陸今年三月兩會政治層面的重大變化。這還是在台北。這至少説明兩點：一是台灣還是封閉，對這個世界並不關心。這似乎已經是西式民主社會的通病。百姓只關心身邊和眼前的事，媒體就迎合他們。結果惡性循環，互相封閉。

二是兩岸交流在民進黨期間確實倒退很多。假如交流還能在以前國民黨的水平上，他們即使不關注，僅和大陸自由行遊客的交流就會知道大陸的各種重要信息了。

來到酒店辦手續時，聽到兩個員工在聊選舉。説不管是藍是綠，只要給老百姓做事就行。這説明在今天的台灣，衡量政治人物的標準已經不再是意識形態，不再是政黨色彩，而是經濟。它可以解釋何以韓國瑜能夠在深綠的高雄翻轉。後來的投票結果顯示，韓國瑜在所有的選區都獲勝，包括最支持民進黨的地方，完全打破傳統藍綠先區的劃分。

第二天就開始自由行。我選擇的第一站是去看民進黨姚文智的服務中心。他這一次不設競選總部——大概是效仿韓國瑜，而是設了一些服務中心。在路上我發現不少台北市議員的選舉廣告都有一個不同以往的特色：全都隱去政黨。只有候選人名字和主要立場。

過去往往會突出政黨，更以和政黨主要人物合影做為主打。但這一次選風全變。後來我信步走到建功裏裏長謝文詳先生的選舉辦公室，也問了工作人員這個問題。她回答説其實謝先生是國民黨的，但現在大家都厭惡政黨惡鬥，都是選人不選黨，所以才這樣。

支持姚文智的民眾

這既是民眾的覺醒，從狂熱的政治回到民生，也是台灣民主的危機。西方這樣的制度是建立在政黨政治基礎之上的。現在選民普遍對政黨不信任，導致最大的政黨是無黨。候選人個人的作用日益超過政黨。這一次國民黨大勝，但卻和黨中央沒有多少關係，都是候選人自己優秀，再加上大環境有利。

下一步的發展應該是政黨日益式微，候選人的作用和影響日益超過黨機器。這一次台灣選舉政黨色彩淡漠的韓國瑜、新北市候選人侯友益就是如此。選後的民調也顯示，國民黨雖然大勝，但黨主席吳敦義僅有1%的支持率去參選2020。韓國瑜則以超過30%的支持率高居第一。台灣的民主究竟如何演變，會產生什麼後果，還是非常值得觀察。

來到姚文智服務中心，竟然是：關門，關門。此時已經上午十點！估計也就不開門了。看來姚文智根本就沒有戲，所以輔選人員也沒有熱情，竟連最其碼的門面也不要了。

自己一路走一路觀察台北的變化，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許多實體店變成了無人操作的娃娃店。就是一投幣，就可以抓禮品的店。後來和台灣的朋友交流，才知道由於經濟不景氣，錢不好掙，台北成本又高，無法支撐下去，就只好改成這樣，而且有越來越多的趨勢。

我在台灣還發現，除了便利店之外，大多數商場開業都很晚，就算週六周天也要到早上十點甚至十一點。看來台灣經濟的下滑影響面越來越廣，已經從旅遊業、農漁果業到實體店。

觀察台灣經濟是否景氣的指標很多。比如我每次到台灣就天天買報紙。2004年是十台幣一份，14年過去了，仍然是十台幣一份。歐元在全球算是穩定的貨幣了，但法國的報紙年年漲。

不管什麼地方，什麼制度，經濟都是根本。我在台大參加與選舉有關的研討會時，發現一位台大的學生用的是華為手機。眾所周知，台大的學生比較偏綠，而且整個台灣也親美。不用台灣手機，也不用美國手機，反而用大陸的，是會有一定壓力的。

我問原因，這位學生很平淡的説華為手機便宜啊，而且功能也不錯。什麼消費者忠誠度，什麼價值理念，都比不上一個價格。兩岸統一從經濟入手是成本最低、成效最好而且還是互利的手段（當然一方得利多一方得利少罷了）。

當年東西德統一時，黑市價格一西德馬克可以換五六個甚至十個東德馬克，但最終決定在東德的工資、獎學金、退休金、租金，以及其他週期性收付款等項目1比1兑換，一般債務2比1兑換。存款則是十四歲以下的少年兒童可以一比一兑換二千西德馬克，十五歲至五十九歲者兑換四千馬克，超過六十歲以上者可以兑換六千馬克。再超過這個金額者以二比一兑換。一下就打消了東德人對統一的牴觸情緒。

我也曾開玩笑的問過偏綠的朋友：如果你的存款可以以1比1的比例與人民幣兑換（目前一人民幣可以換差不多5台幣），你還反對統一嗎？對方則是一臉的欣喜。還有綠營的人説，那就先統一再説。

走到一個便利店7/11，我順便體驗了一下如何取高鐵票。台灣高鐵票是可以在網上買、在便利店取的。這確實比大陸只能到火車站或者指定的銷售點取要方便多了。

當然台灣和大陸最大的不同在於不需要實名購票！過去台灣也有倒票的黃牛黨，但現在已經絕跡。主要是經濟發展了，大家出行的方式多了。除了火車還有飛機，私家車也很普及。更何況網上購票已經成為生活常態，甚至是主要購票方式，也根本不需要排隊了。

當年大陸還沒有高鐵的時候，許多自由派學者指責政府不做為，春運期間一票難求。並以印度購票實名制為例，要求政府推行。中國政府不僅採納，而且還巧妙的加進了懲治犯罪、建立社會誠信和國家安全的功能。這大概是那些自由派學者所沒有想到的。其實大陸發展到今天，和台灣一樣也不需要再搞實名制了，但之所以還保留，主要是實名制的其他功能。

來到高雄，第一個體驗的是地鐵卡全台灣通用的便利：我拿着台北辦的地鐵卡就直接上了高雄的地鐵。這就是小的好處。不過這也只能適用於台灣。差異性很大的大陸當然行不通。當然北京和天津倒可以嘗試。

我去的地方越多，越感到一個政策的適用性是很有限的。在台大開選舉研討會時，與會的學者提出台灣要學瑞士的公投。但瑞士是全球獨一無二，台灣根本學不了。比如瑞士的公投要舉行一週，台灣人的性格這麼急，怎麼受的了？台灣的很多學者都有國外學習的經歷，但似乎沒有悟到真諦。

出來地鐵，第一感覺確實和韓國瑜一樣，高雄又老又窮。按説高雄在台灣還是發展水平不錯，但和台北、新北以及台中比還真是有差距。同樣級別的賓館，高雄就差了一個檔次。便利店也很少，飯店的檔次也下降了很多。

我住的地方離著名的六合夜市不遠，但相當蕭條。更令我意外的是，在高雄打出租車，也沒有統一的發票，就給一張卡，讓乘車人自己填寫。我甚至打車去高雄國民黨黨部時（看韓國瑜陣營的慶祝），就有兩個人敲窗户，問順不順路能否捎她們一程。看司機的表情，似乎這也不少見。高雄不僅經濟落後，管理和規則意識也遜於台北。

很巧，我在高雄住處附近就有投票所，但令我意外的竟然是一個基督教堂！我11月初在美國看選舉，就驚訝過基督教堂成為投票所。因為在歐洲，嚴格遵守宗教和政治的分離。這可能和它們打過慘烈的宗教戰爭有關。美國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所以大家並不敏感。

教堂投票所，作者拍攝

其實投票地點真的會對投票有一定的影響。比如，美國有很多清真寺，假如是在那投票呢？會不會激發更多的人支持特朗普？台灣做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世俗性是其文化本質。所以大家對宗教和政治的關聯並不敏感。但這並不意味着對選舉沒有影響。

這一次選舉是綁公投。其中一項是關於同性戀婚姻的。只要信基督教，就大概率會反對。所以後來同性戀公投沒有過，這或許也是原因之一。

説起來，台灣有很多西方文明的東西。除了政治制度，另一個就是宗教。我在台北的旅館房間裏就擺放着聖經。這些異質的東西都會對中華文明產生影響，許多影響是破壞性的。

比如搞了西式民主之後，政治的道德感和倫理性就下降甚至消失。政治人物和百姓變成了赤祼祼的契約關係。而過去是有家庭般的温情（父母官），醜陋的政治總有道德和倫理的緩衝和包裝，有利於政策的推行和保持政治的合法性。但現在殘酷甚至血腥的權力爭奪都放到枱面上來，政治的莊重感、神聖性、權威喪失殆盡。這自然影響到政治功能的發揮。

高雄被民進黨視為“民主聖地”，是它們起家的地方。所以我看到警察局前的標牌寫着：“人權、效率、風紀、形象”時並不意外。這大概是全球唯一吧。

最後自然要以台灣人如何看待移植於西方的“民主”來結尾。我接觸的學者，總體上是非常信奉，有再多的問題也認為這是人類最好的制度。而且也不接受大陸學者的批評。其實今年以來中間選民大於藍綠——堪稱全球首例，政黨作用式微，都是兩黨政治的重大危機，民眾或許從理論上意識不到，但學者不應該如此。

至於民眾，行動上或許在否定“西式民主”，但理念上仍然還是相當認可，甚至都發生了極端的張天欽事件。前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被認為是這次民進黨敗選的戰犯之一。因為他在辦公室小範圍內聊天時把促轉會比成明朝的東廠。結果一個年青秘書聽到後憤懣難忍，認為是對“民主”的背叛。就把錄音交給媒體，全台灣自然大譁，張天欽雖然第二天就宣佈辭職，但再一次重創了民進黨，也直接影響了選舉結果。

從人情世故上講，這位秘書是張天欽找來的，從社會倫理來講是有恩於她。更何況這種私下小範圍聊天，大家講話都很隨意，完全當不了真。此前當律師的張天欽並沒有做過官，説話自然更是隨意。但從小接受“民主教育”的年青人，早已被嚴重洗腦，發自內心的信奉，聽到後根本無法接受，憤怒之極的情況下選擇告發。

類似的事在西方也發生過。比如美國虐囚醜聞、斯諾登事件都是如此。當事人無法接受現實與所受教育的巨大差異，於是置美國利益於不顧，選擇曝光這些國家機密。當然他們也被美國的法律嚴懲。

去年類似的事件也發生在德國。一個十五歲的女孩舉報自己的同學講蔑視猶太人的笑話，並以行納粹禮當兒戲。她為此還獲得了2000歐元的獎勵。

單就這件事講，即使沒有張天欽大放厥詞，促轉會的做法早已不得人心，為了政治鬥爭，將政黨利益置於民眾利益之上，告發也是應該。

但我不由得擔心，如果政治理念隨着政治惡鬥而極端化，盛行“告發”風潮，也會對傳統的倫理關係傷害巨大，對民眾利益未必是好事。

點點滴滴並不是宏大敍事，但卻同樣能反應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市井人情。選舉是一時的，這些則是常態。走了一圈，不明覺厲，台灣原來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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