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視的3000萬中國農村近視兒童

澎湃新聞11月29日消息，我是一名科研工作人員，一不小心半隻腳進了公益圈。2012年，我們啓動了一個農村孩子視力問題的項目，發現全班幾乎沒有一個孩子戴眼鏡。我們問老師和校長，你覺得孩子有視力問題嗎？只有個別老師説，我們班上有一個學生説看不清，我把他調到最前面去了。可是我們也會在農村的教室裏看到特別多這樣的情況，就是小孩眯着眼睛，而且還蠻多，我們就覺得這個事情一定有問題。

我們在陝西和甘肅隨機抽選了252所農村小學，在4-6年級各抽了一個班對學生進行視力檢查。結果非常驚人，甘肅24%的孩子存在視力問題，陝西已經超過了30%。我們擴大了樣本，在上海打工子弟學校，在廣州的北部農村地區，還有云南等4個樣本地區同時做了大規模樣本視力篩查，我們發現小學生的視力問題幾乎都超過了20%。而且視力的問題也會隨着他們年紀增長而變得越來越嚴重。

從數據上看，甘肅地區只有10%的近視的孩子有眼鏡，其他的地區近視孩子的配鏡率僅在10%-17%。整體上，我們發現農村孩子的視力問題跟城市孩子視力問題一樣普遍，但是僅有17%的近視孩子配戴了眼鏡，意味着每6個近視的農村孩子只有一個人配戴了眼鏡，按照這樣的比率來推算，在中國農村大約有3000萬的孩子面臨着未矯正的視力問題。

3000萬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如果我們用最常用的方式，帶着專家，拉着設備，到農村去給孩子發眼鏡，以4個人為一組的方式，他們一天去檢查、篩查、配鏡、發眼鏡，一天發50副眼鏡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工作量，以這樣的方式，這樣的團隊要做1634年才能夠解決這3000萬孩子的視力問題。

在視力問題上，幫一點算一點的方法是肯定行不通，我們一定要找到一個系統的方法，能夠推廣，能夠持續地解決視力問題。

戴眼鏡後學習成績提高0.4個標準差

我們在樣本地區252所學校當中開展了一次大規模的隨機干預實驗。第一個做培訓、信息干預。如果信息干預有效，它就是成本最低，最容易施行和推廣的方式。學校只用上一些課，提供正確的信息。為了驗證它的效果，我們還做了第二種干預——如何發眼鏡。先説控制組，我們會帶着專家去做視力篩查，篩查完了之後我們給學生髮一個通知書讓他帶回家跟父母説近視了，需要注意一下，然後沒有再做任何的事情了。免費眼鏡組也就是蠻常見的形式，通常是義診的形式，專家扛着設備到農村小學開始篩查、檢查、做眼鏡，當場發眼鏡。還有兑換券組，我們不帶高級的專家下去，只是篩查員做完篩查發現問題，給家長髮通知書的時候再發一個眼鏡兑換券，説你的孩子近視了，你要帶他到指定的一個地方來做進一步的檢查來領取眼鏡。兑換券組讓家長象徵性地付一定的時間成本和路費成本，我知道如果需要他付出成本可能我會損失掉一部分真的沒有辦法來領取眼鏡的人，但我們就想知道這兩種方法在提高覆蓋率和使用率之間的平衡是什麼，以及我想知道做這兩種方法的成本效益點在哪兒，哪一種方式能成本更低的，更有效地解決問題。

我們發現通過給孩子發放免費的眼鏡兑換券非常有效，領到券的孩子會到我們指定的地方領取眼鏡，這個比例達到84%。另外，我們也發現信息干預和培訓沒有起到效果，也就是説這個想象中最完美的方案其實並不完美。

更重要的事情也是我們更感興趣的結果是什麼？我們在最初把兩組學生匹配成統計意義上的雙胞胎，基線的成績是完全一樣的，9個月以後我們發現僅僅給農村的近視孩子配戴一副眼鏡，他的學習成績提高14分，0.4個標準差。0.4個標準差等同於一個孩子多學了一年兩個學期的量，這是我們所有做過的旨在提高學生學業表現的項目中效果最大的，也是完全超乎我們想象的一個項目。

用激勵方式提高學生戴鏡率

發過眼鏡後進行長期追蹤，我們也發現了問題，孩子們的戴鏡率慢慢下降了，得到眼鏡的學生僅有約40%的學生堅持戴眼鏡。我們在隨後的訪談中發現孩子不戴眼鏡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老師也不讓戴，家長也不讓戴，他們認為戴眼鏡，近視會越來越嚴重，小孩子可以做眼保健操來延緩視力變化。也就是説我們最初設計的“發眼鏡-戴眼鏡-影響成績”的因果鏈在戴眼鏡這個環節斷了，我們接下來重點工作是把這條鏈條接上。我們覺得老師應該是這個問題的關鍵。

2013年，我們在上海做了和此前一樣的實驗，不同的是我們在後期加了一個稍微“簡單粗暴”的環節，發完眼鏡之後跟老師簽定了一個協議，內容是在語文、數學、英語這三門課上，老師監督孩子堅持配戴眼鏡，我們的抽查員隨時會抽查，如果在評估期發眼鏡的班級，老師能保證有85%的人孩子戴眼鏡，我們給老師發一個iPad。結果，長期的戴鏡率從40%一下子提到了80%。

當然我知道很多人又有疑問，你不是説干預方法要簡單可行成本低嗎，發ipad這個事情肯定做不到。我們不是鼓吹以後給每個老師發一個iPad，我們想通過快速的方式來測老師是否是真的關鍵點，當我們驗證了老師是真的關鍵點之後，這為我們接下來的項目優化和改進，都先從老師入手奠定了基礎。

克服“怪獸”，讓戴眼鏡更容易執行

我們要解決中國農村3000萬孩子的視力問題，最細節的問題是我們要知道誰來執行這個事情，誰去發券，去哪兒配眼鏡，怎麼推廣，怎麼可持續，到底要花多少錢，怎麼做這個事情，所以進入到項目的第三期時，我們要告訴別人怎樣一步步地把這個事情做下來，讓它更可操作。

我們在想農村孩子不戴眼鏡到底遇到了什麼困難，到底有哪些障礙要克服。農村孩子拿到一副眼鏡的過程，就像遊戲裏打怪獸一樣，每一關都有問題。

第一個“怪獸”是農村沒有一個有效的篩查方法，很多學生近視久了沒有戴眼鏡就會以為世界就是模糊的，當他第一次來做檢查拿到第一副眼鏡可能就已經600度了。

第二個“怪獸”是父母的認知誤區。在農村地區我們跟家長説你的孩子近視了，應該戴眼鏡了，最讓我震撼的答案是陝北的農民爸爸用着陝北話説，“我娃以後跟在牛屁股後面走的，戴眼鏡太怪了，這是一件讓別人笑話的事情”。

第三個“怪獸”是沒有專業的驗光醫院。我們的調研發現在中國尤其是西部地區縣級醫療體系裏面幾乎沒有能夠給孩子提供專業驗光服務的部門，他們可能通常都是大五官科，甚至沒有一個專科的眼科醫生，所能夠做的檢查就是外眼，我們自己合作的眼科醫生也説自己就是賣眼藥水的。

第四個“怪獸”是縣城地區的眼鏡店的驗光質量不達標。給孩子驗光必須要散瞳，那就要識別真假性近視，眼鏡店是沒有這個資質的。我們調研發現縣級地區的驗光準確性僅能達到70%左右，也就是説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戴的眼鏡根本不是他合適的處方，對他沒幫助他不説，還把他害了，會讓他視力更差。

我總結一下剛剛提到的困難，既有供給方面的問題，又有需求方面的問題，需求上面的這些問題會導致買眼鏡這個事情不在決策的優先序裏面，供給方面就是沒有一個主體能夠兜得住這個需求。

呼籲農村孩子視力健康能納入公共教育和公共健康體系

我們在上海和陝西做了一個調研，培訓老師做視力篩查，讓老師像專家一樣用規範流程來篩查，最後再讓專家複查一遍老師的篩查結果，我們發現老師的篩查準確性達到98%，與專家進行篩查的準確率沒有顯著差異。我們發現老師既能做，同時也是成本最低的。

接下來我們到縣級地區跟政府教育局、衞計局合作，在醫院建設視光中心，對人員進行培訓，讓他們考取資質後回到醫院工作，工作人員培訓農村學校的老師做視力篩查。老師回去篩查，發告家長書，發眼鏡券，讓孩子來到視光中心領取免費眼鏡，這樣一整個鏈條就順下來了。我們已經試了15個點，目前整體運行還蠻好的，但是我們總覺得不滿足。

因為我們面臨一個問題：我們發了眼鏡券，只有80%的孩子來了，另外的20%，甚至有的地區缺了30%的孩子，我們需要提高轉診率和到診率。目前，我們已經在兩個視光中心又啓動了教師激勵第二期，沒有用發iPad的方法，用更可持續的方法做教師激勵，希望能夠讓教師下點工夫提高轉診率。我們也在持續地跟蹤發免費眼鏡券情況，現階段我們只發第一副眼鏡眼鏡券，我們想看看發放能不能長期地改變家長和孩子的健康尋求行為。

為什麼我一定要測試這個事情，因為要可持續地解決問題，那我需要把這種外在的扶持方法變為個體行為的改變，要內化成他自己的需求。因為實際上眼鏡是符合經濟學裏面説的經驗商品的，什麼是經驗商品？就是説我沒用我不知道這個東西好，我現在戴上眼鏡了，我看的清了，我成績也提高了，我更自信了，我不焦慮了，我當然就知道我又看不清的時候我需要換眼鏡了，這個時候就是他自己內化的行為，他自己的需求被激發出來了。這個的政策含義在哪裏？就是説如果未來我們仍然希望從國家層面來解決這個問題的話，國家僅僅需要給農村孩子解決第一副免費眼鏡，這個問題就可以長久地被解決了。

我們通過更多試點繼續探索升級，希望能夠再以政策倡導的形式最終在全國能夠推廣這樣的工作方法，將農村孩子的視力健康納入到中國的公共教育及公共健康體系中。

以上內容選摘自2018年11月16日作者（關宏宇/陝西師範大學教育實驗經濟研究所博士後）在“三一學者成果分享會：如何進行社會問題的識別？”主題分享會上的演講。經作者審定。澎湃新聞記者謝匡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