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台灣陷入民主困境，幸運的是還有這個選項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今年台灣的“九合一”選舉，最驚人和奇特之處就是韓國瑜旋風。嚴格意義上講，韓國瑜也不算是政治素人，做過“立法委員”。他那個時候劣跡斑斑。除了花天酒地、打架，還真沒幹什麼正事。“立法院”裏打架雖然是常態，但他打的人不一樣，而且後果也很嚴重，所以很有名：他竟然把陳水扁打的緊急送醫院。民進黨在選舉時攻擊他，他也毫不諱言。

當年民進黨“立委”陳水扁（圖右）被時任“立委”的韓國瑜（圖左一）打了一拳，住進台大醫院急診，吳淑珍在牀側探視。韓國瑜回憶説，衝突導火線是因為阿扁説了有辱榮民的一句話

韓國瑜真正令人稱奇是這次選舉。他既沒有行政經歷，也對高雄不瞭解，政見也十分的無厘頭：要在愛河蓋愛情摩天輪、太平島挖石油、高雄人口要十年到500萬（現在才200多萬）。兩次辯論都顯示他行政經驗的不足、對高雄的陌生，也沒有多少很具體的政策。但最終結果卻是韓國瑜贏了選舉。

雖然有了特朗普之例在先，但華人社會的台灣也上演同樣一幕，還是令人感嘆西方這種民主制度真是無法選賢任能。陳其邁輸了不是他的錯，是民眾對民進黨不滿，於是就把怒火和懲罰對向了他。

可以説這一次，自己對西式民主的弊端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

過去每到台灣觀察選舉，總有人振振有詞地聲稱：大陸不民主，兩岸不統一。彷彿民主是個好東西。但事實上台灣的民主既不能發展經濟，也不能彌合內部分歧，還選不出優秀的人才，更不能令政黨吸取教訓，甚至腐敗和裙帶也一直都存在。從功效角度講，真可謂一無是處。

只不過由於西方強勢的話語權，再加上台灣什麼也不好，就是自感政治制度好，於是民主就成了台灣唯一可以拿出手的東西了。而且某些人已經把搞不搞西方民主當成阻礙兩岸統一的籌碼。

我們研究政治學的當然都知道，這不過是一個站不住腳的藉口而已。因為國家認同和制度差異是完全不同層面的問題。比如朝鮮半島和德國，都是制度不同但雙方一致認同自己是同一個民族，同一個國家，韓國什麼時候説過朝鮮不民主，雙方就不統一的無厘頭要求嗎？再者，日本和美國都是典型的西式民主國家，何以台灣就不尋求和它們統一？根本還是在於兩岸是同一民族，歷史上也一直是同一個國家。更何況台灣的民調也顯示，即使大陸照搬西方民主，支持統一的比例也沒有什麼變化。

韓國瑜

事實上換個角度來看，如果回顧這三十年的歷史，我們反而發現，自命清高的台灣的民主不但不是兩岸統一的障礙，好像還一直無意中在推動兩岸的融合。可以説台灣的民主除了給中華民族提供負面教訓外，説不定還真能促進統一呢。

第一，台灣的民主化消弱了台灣的整體實力，使其日益喪失對抗大陸的資本。

大陸剛剛改革開放時，兩岸經濟發展十分懸殊。直到1990年代初，台灣的GDP都能佔大陸的45%，幾乎是半壁江山。那個時候台灣頻頻和大陸打“外交戰”，還常常有所斬獲，其憑藉的就是經濟實力。當然現在台灣面對大陸的攻勢，已毫無還手之力了。

但1996年台灣實行首度“大選”後，政治開始取代經濟成為整個社會的核心。政治轉型過程中，典型的參與過度導致的廣場政治效應爆發。選民政治理念至上，甚至喊出“寧可肚子扁扁，也要選阿扁”的荒謬口號。選民都不要經濟了，候選人更是熱衷於政治操弄：搞種族對立、煽動社會仇恨。一到選舉就聲稱這是保衞台灣價值。正常的政權輪替也上升到主權交接。

其後果不僅是導致大量外資出逃，就連台灣本土企業也大舉西進。資本固然尋求利潤，但更注重安全。2004年我第一次去台灣，一位出租車司機就對我嘆息説：“你住的天母原來經濟非常繁華，有許多國際大企業，我的女兒原來就在那工作。2000年民進黨上台，許多外國企業擔心兩岸發生戰爭，就紛紛撤離，結果我女兒也失業了”。這是我第一次切身體驗民主對經濟發展的損害。

兩岸經濟的巨大差距，直接影響到台灣民眾對統一的認知。2016年我去台灣觀摩選舉時，台灣正好出來一個民調：雖然從感性上維持現狀的人很多，但從理性上仍然有超過一半的民眾認為兩岸統一不可避免。原因就在於雙方越拉越大的差距。

其實西方民主導致一個國家分裂而陷入內亂，台灣的民進黨也非常的清楚。事實上，他們期待大陸民主化也是從這個角度入手。2010年我赴台灣觀摩五都選舉，在拜會民進黨中央黨部時，時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賴怡忠這樣直言回答兩岸關係的提問：如果我們挑戰大陸，應該從普世價值的方面入手。民主、自由啊。對民主的訴求，一刀切進去，就能把大陸一分為二，成為兩個部分，才會有我們的內應，才有意義。

第二，台灣民主化後，兩岸開始全面交流和融合。

這有兩個含義。一是台灣民主化前，大陸和台灣隔海對峙，各方都是鐵板一塊。但台灣民主化後，大陸藉助政黨對立，得以全面進入台灣。

二是台灣民主化後，國民黨為了贏得選舉，同時也是一箇中國的理念認同，促使它們執政時全力向大陸開放。

1981年，大陸首度正式提出“兩岸三通”（通航、通商和通郵），但直到台灣民主化之後才得以實現。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堅持蔣經國時代的“三不政策”（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但民主化後，先是2000年國民黨首度敗選，面對要再度執政的壓力和民進黨的政治打壓，國民黨不得不調整對大陸的政策。2004年民進黨憑藉人為製造（雖然相關證人離奇死亡證據再也難尋）的兩顆子彈，以微弱多數贏得選舉。之後不到一年，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就訪問大陸，成為兩岸分隔六十年之後首度兩黨首腦的會晤。在隨後更出現了胡連會八年十二次的盛景。

等到三年後，即2008年國民黨再度執政，便掀起了兩岸全面交流的狂潮。馬英九上任才兩個月，大陸游客赴台灣立即實現，不過半年全面實現三通。

到目前，有數百萬台灣民眾在大陸定居生活，2014年往返兩岸的人數就超過900萬。1987年，兩岸貿易額還只有約15億美元，到2016年已將近1800億美元，增長了近120倍。

雖然兩岸交流全面爆發的原因很多，但台灣倉促移植的西式民主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它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為雙方的交流創造了條件和可能。

今天從文化和經濟的角度看，兩岸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國，只有政治上還沒有統一而已。全面的文化和經濟交流最終結出了政治碩果：2016年，習馬會在新加坡登場。這是兩岸第一次執政黨領導人的會晤，又把兩岸的關係推到新的歷史高度。

即使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民進黨執政，兩岸關係表面停滯，但卻依然在“推動”着兩岸的發展。一是國民黨執政時簽訂的兩岸協定民進黨也不得不繼續執行。二是民進黨“長於選舉不擅治理”的特點，導致台灣經濟迅速下滑，而且由於不承認“九二共識”，導致民眾缺乏安全感，反而是在民進黨執政時，支持統一的人會明顯增長。

第三，台灣的民主化使得兩岸的制度之爭走向尾聲。

1949年兩岸分治後，無形中形成制度競爭。大陸前三十年艱難探索過程中，台灣實現了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率先成為進入發達經濟體行列的華人社會。1978年大陸開始改革開放，台灣則慢慢向西方政治制度轉變。四十年過去了，大陸以年均9.6%的經濟增長速度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佔全球的經濟比重從2001年4%迅速提高到今天的15%——美國從32%下降到24%，共計7億多人脱貧。台灣則陷入了停滯之中。事實證明了大陸選擇的正確性，雙方的制度之爭已接近尾聲。

制度之爭之所以重要，它涉及到人心之爭。大陸經濟起飛後，台灣一步步喪失了其經濟上的優越感。但在西方制度模式仍然主導全球的國際背景下，台灣仍然存有莫名的制度優勢心理。2008年西方發生經濟危機，這一國際背景受到撼動，而台灣歷經三次政黨輪替後，民眾已經完全失望。如果不是韓國瑜現象偶然發生，2018年的“九合一”選舉將全面直接地展現台灣制度危機。其實政黨色彩淡漠、政治邊緣人物韓國瑜走紅恰是台灣制度危機的另一種體現，只不過其激發的政治熱情掩蓋了這種實質罷了。

制度劣勢必然導致民眾信心的喪失，也導致民眾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下降，對大陸的認同也必然隨之上升。2018年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對大陸的好感度竟然首度超過反感度，這可是在“仇中”、“拒中”的民進黨執政時期發生！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也不得不認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原因也正如游盈隆以設問的方式提出的“這種演變究竟是一種大國崛起效應嗎？還是台灣地區持續相對弱化的後遺症？”説白了，無非是大陸很成功，台灣很失敗而已。

今天的台灣，除了幻想美國支持外，已經沒有對抗大陸的籌碼，這和台灣的民主化有莫大的關係。

雖然台灣的民主化也助長了台獨意識和台獨勢力，但整體而言，其客觀上對兩岸統一的推動作用還是十分巨大。由於西方的民主制度缺乏退出機制，台灣將難以超出民主的困境，兩岸的統一也已經近在咫尺。

記得幾年前在上海蔘加一場國際論壇，偶遇一位來自台灣的學者，當時談到台灣的民主困境和如何解套，他很自信的説：這不是問題，台灣比較幸運，因為還有統一這個選項。現在看來，台灣民主走到最後會水到渠成以統一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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