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若麟|中國如何應對西方兩大力量板塊？
這是一句聞名全球的話：“不管是否喜歡，我們都將會有一個世界政府。問題只是，我們將是一致同意、還是通過征服而擁有這個世界政府。”
説這句話的人名叫詹姆斯·保爾·韋爾博格（James Paul Warburg），他是美國銀行家，曾擔任過羅斯福總統的金融顧問；而他的父親，則是大名鼎鼎的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設計者保爾·韋爾博格。上述這句話，是詹姆斯·保爾·韋爾博格在1950年2月17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説的。
**未來人類將出現一個世界政府，這在西方已經是“老生常談”；但在中國，我們對這個話題還相對比較陌生。**隨着今天中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個話題自然而然地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中國想要一個什麼樣的未來？中國是否接受一個世界政府？這不僅僅是我們需要回答、而且也是世界在急切地等待着我們做出回答的問題。
12月1日，中美兩國國家最高領導人已經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G20峯會期間會晤、共進晚餐並達成了共識；中美貿易戰似乎劃上了一個休止符：只是我們還不知道這將是一個永久的、抑或僅僅臨時的休止符。不管怎麼理解，這個休止符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個休止符很有可能標誌着一個非常關鍵的歷史轉折點。
上圖 ：11月2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出席即將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三次峯會，並對阿根廷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
我們知道，從今年7月6日中美貿易戰爆發後，眼看着形勢將要失控之際，“懸念大師”特朗普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宣佈：習特之間舉行了取得“高度成功的會談”；在白宮的聲明中甚至出現這樣的句子：
特朗普總統表示：“這是一場精彩的、富有成果的會談，對美國和中國具有無限可能性。與習主席合作，是我的榮幸。”
我們已經知道，特朗普總統用詞相當精確。因此，他的“無限可能性”、他的“與習合作是我的榮幸”，恐怕都是有伏筆的……
納瓦羅的“坦率”
**在中美峯會前，美國有關方面私底下動作頻頻，無非是試圖對對方施加心理壓力。**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這已經是西方某些人的慣用手法了。只是，使用一些實在是最卑劣、最骯髒的方法，令人感到某些人物——比如特朗普的前顧問史蒂夫·班農——已經預感到這場中美之間的“掰腕子”已經快要出結果了，已經到了要“跳牆”的地步。
班農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明顯地將矛頭越來越直接地轉向中國，是一個不祥的信號。我在此前的系列文章中已經對為什麼特朗普“最主要的敵人”很有可能是支持全球化的“跨國金融資本”進行了詳細分析。但是，隨着國際形勢的發展，班農之流是否正在策劃着新的陰謀，我們目前尚難以判斷。但班農為代表的民粹主義正在越來越朝着“法西斯方向”在演變，卻是無疑的。這令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法西斯德國在發動對法戰爭並大獲全勝之後，一度面臨着一個戰略性抉擇：朝東還是朝西？
今天的史料很多認為希特勒發動對蘇戰爭是因為覬覦蘇聯豐富的資源和原材料；然而當時更多的專家卻認為“另有原因”。2013年6月13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參觀莫斯科猶太紀念館時曾説過，蘇維埃革命後的第一屆政府裏，85%的政府成員都是猶太人。確實，相當一部分歷史學家當時認為，希特勒因為將十月革命視為一場“猶太人的革命”，因而最終決定向蘇聯發動巴巴羅薩行動……今天班農之流的民粹主義者的心態如出一轍：對付不了華爾街，還對付不了北京嗎？他們顯然忘記了，正是偉大的蘇聯擊垮了納粹……
我在系列文章的前幾篇中談到，我觀察到當今世界分裂成美國產業資本、跨國金融資本、伊斯蘭世界和中國四大力量板塊；形成美國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伊斯蘭世界與非伊斯蘭世界，以及（崛起中的）中國和（衰落中的）美國之間的三大沖突。
這三大沖突中，我們研究得相對比較透徹的，是伊斯蘭世界與非伊斯蘭世界的衝突，和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衝突；無論是對沖突的根源、我們的對策以及衝突的未來走向，我們都大致心中有數。今天我們已經認識到，西方眼中的“反恐”戰爭已經實質上落下帷幕。大國戰略、大國政治、大國間的博弈又重新提上了日程。但我們卻忽略了，在西方內部也出現了兩大利益相悖、傳統對立的力量板塊。我們似乎忘記了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在西方內部打起來的；而且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已經出現共產主義政權蘇聯的情況下，首先在西方內部打起來的……
**今天我們對西方內部的上述兩大力量板塊的衝突竟依然懵懵懂懂。**我們一方面對西方內部是否分裂成美國產業資本和跨國金融資本兩大力量板塊存在着認識上的分歧；另一方面對西方內部這兩大力量板塊的衝突歷史根源和現狀也明顯缺乏研究、認識不足。不過，最近有一則新聞似乎在為我的分析做註解：
2018年11月10日，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新華社等大通訊社均報道，美國白宮貿易顧問彼特·納瓦羅警告華爾街，不要插手美中貿易談判，試圖促使雙方儘快達成貿易協議。路透社是這樣報道的：
白宮顧問彼特·納瓦羅警告正在敦促華盛頓儘快解決與中國貿易爭端的華爾街金融財團新老總裁們，稱他們是試圖向總統施壓的“未註冊的外國代理人”。
上圖： 11月9日，美股科技股大跌，道指收跌逾200點 。
納瓦羅向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表示：“當這些外國代理人介入這類所謂的外交行動時，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削弱總統和他在談判中的地位。”“他們不可能有任何好的結果，如果（中美之間）能夠達成一個協議的話，那也將是依據特朗普總統開出的條件，而不是根據華爾街的條件。”
據透露，華爾街部分高管如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投資公司總裁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tzman），美國前財長及高盛投行前總裁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等人約見了中美雙方官員，敦促雙方結束貿易衝突。保爾森在新加坡舉行的彭博創新經濟論壇發表演講時曾警告，若美中未能解決分歧，兩國之間的“經濟鐵幕”將導致世界分裂。他當時説：“如果不處理這些既廣且深的課題，美中關係將陷入漫長的冬天。”
對此，納瓦羅表示，特朗普並不需要華爾街高管的努力遊説，那隻會造成反效果。“我要重申，華爾街須退出中美談判……把你們高盛的錢帶到俄亥俄州的代頓，在美國投資。美國總統不需要穿梭外交。”
這可能是白宮高官最直截了當地對華爾街提出的警告。**考慮到目前佔據着白宮的，正是代表着美國產業資本利益的“商人總統”特朗普，而華爾街當然是跨國金融資本的大本營，因而我們大致可以斷定，今天美國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之間的爭鬥已經開始公開化、白熱化。**只是我們對此顯然追蹤、研究得遠遠不夠。
過去我們對西方的研究主要將注意力放在其內部的階級鬥爭上，研究西方左右兩派的“對立”和“衝突”上，研究西方內部的其他矛盾如種族矛盾、黨派之爭或人頭之爭上……而對西方統治階級內部的不同利益集團的分歧、矛盾和鬥爭卻關注不夠。這與西方長期灌輸給我們的西方政體構成的政治理論有關。
西方總是告訴我們，西方存在着左右翼兩大政治力量；西方的政治鬥爭就是這兩大政治流派之間的衝突；而西方的政體保證兩大流派都能夠輪流執政，因而西方內部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西方政治體制因而長期處於穩定狀態之中。我們相信了西方所説的這一理論；因而我們對西方內部的研究基本上都建立在西方“左右翼”政治上。
即便我們知道西方也同樣存在着一些極端政治流派，比如被西方媒體稱為“極右翼”、“極左翼”的政黨或政治組織，但我們也同樣相信了西方政治學告訴我們的理論，即這些政治流派都是邊緣政治力量，成不了氣候，永遠不可能通過選舉上台執政。因此，這類政治流派都不值得我們研究和關注。
我在法國擔任文匯報常駐記者時，曾親耳聽到過一位中共對外聯絡部的高級官員表示，我們絕不會與法國極右翼的國民陣線發生政治上的聯繫。因為我們反對極右翼。為什麼？法國“極右翼”的國民陣線——現已改名為“國民聯合黨”——的主席瑪麗娜·勒龐卻被俄羅斯邀請到莫斯科，並受到普京的親自接見。
從政治角度來看，國民陣線並不是法國最反華的政黨。在2017年總統大選中，國民陣線總統候選人勒龐還打敗了傳統右翼的總統候選人、前總理費永而進入了大選的第二輪，並拿到了33.9%的普選票。幾乎可以説已經成為法國的第二大政黨……為什麼我們“絕不與”這樣一個政黨建立聯繫呢？要知道，西方的主流政黨幾乎沒有一個不與中國的所謂“反對派”勾勾搭搭、眉目傳情的；甚至就是在“兩國關係處於歷史最佳時期”的一些西方國家，也從來沒有停止過支持中國的一些所謂“政治異見者”。最近班農甚至在美國公開支持被列為國際刑警組織“紅通”名單上的中國逃亡海外的犯罪分子。我們為什麼要自縛手腳、不去接觸西方的反對派呢？這是題外話……
“左右翼”轉變為“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
事實上，西方除了左右翼兩大政治流派之外，還存在着越來越多的其他政治組織、黨派和政治思潮。這些政治組織、黨派和思潮正在獲得西方民眾越來越強烈、越來越公開的支持。我們也越來越清晰地看到，這些政治組織、黨派和政治思潮都大大突破了西方傳統左右翼的劃分，而通過另外一些標準而整合到一起。比如法國的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和極左翼政黨“不屈服黨”的基礎選民都是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勞動階級，他們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下聯合成統一戰線：反全球化。
我早就在文章中提出，西方的政治色譜從左翼到右翼，直到極左、極右，早已經不是一字排開，而是形成了一個政治光環：極左與極右已經在基層選民部分連在了一起。這是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無法解釋的。但是，用傳統的左右翼已經無法劃分的階級，在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問題上，又重新劃分成陣線分明的兩大陣營。
所以，我認為今天的世界已經不再適用於傳統的政治學概念，而應該以“全球化”為核心，重新劃分政治勢力。這時我們就能清晰地看到，西方世界分裂成支持“全球化”和反對“全球化”兩大政治力量；這兩大政治力量打破了傳統的左右翼陣營，目前正由產業資本聯合底層勞動階層，與金融資本形成尖鋭對立；由於金融資本已經完成了其國際化進程，形成了一個跨國的金融資本集團，因而，這場爭鬥也就擴展到全世界。
從這個角度出發觀察今天的世界，我們可以發現，以特朗普為首的美國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這兩大對立的力量板塊已經完全成形；而他們之間的衝突，也正在日益趨於激烈。
西方內部的這兩大力量板塊不僅僅存在着利益衝突，而且他們對世界未來的走向與構成，也同樣存在着非常尖鋭的對立。**而中國作為世界上新崛起的一股力量，與西方這兩大力量板塊顯然也都有着明顯的利益衝突。這樣就形成了三方錯綜複雜的利益交錯、鬥爭交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極其複雜的局面。**更令人頭疼的是，如果説中國和特朗普領導的美國產業資本還是一種有形的存在的話，所謂“跨國金融資本”卻以一種隱形甚至可以説是“無形”的方式存在於世。我們如何才能擁有“火眼金晴”來識破這種隱形甚至無形的存在呢？
最令我們無法真正理解的，是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我們是怎麼與這種隱形甚至無形的跨國金融資本發生利益上的對立的呢？中國一向主張和平共處、求同存異、利益共享、合作共贏；所謂合作共贏，説的就是利益均攤；這不就明確地表明，中國不會挑戰西方統治集團利益、只是要求獲得我們自己應得的一份利益嗎？為什麼西方統治集團就是要視中國為一種威脅呢？誠然，中國的發展模式本身，確實構成對西方利益的一個挑戰。因為它對廣大的第三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種發展模式的可能性。但中國早已承諾絕不向外輸出中國模式。更何況西方自己也並不認為中國發展模式本身會對西方的政治統治產生直接威脅。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使得西方視中國為“競爭對手”（這只是一種比較好聽、比較緩和的説法而已）呢？
一個“世界政府”正出現在地平線上？
在人類歷史上，所有偉大的思想家們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即人類之未來。更具體而言，就是建設一個怎樣的人類社會，才符合人類大多數人的利益，才能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世界的永久和平……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西方民主體制，甚至包括伊斯蘭世界，所提出的未來遠景都是同樣的目標，但維護的階級利益卻是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注重的是出賣勞動力的無產階級、西式民主體制保障的是既存社會秩序，客觀上也就是維護上層統治階級利益、而伊斯蘭世界則是以宗教信仰劃分未來世界，要將全世界都“伊斯蘭化”……我們中國也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一個也許是能夠實現真正的世界大同的方案。只是，中國的方案到目前為止一直只是一種願景。
然而西方卻並不是在空想。他們對此早有很多具體的實施方案，甚至提出了實現日期……
本文開始引用的詹姆斯·保爾·韋爾博格的話，就是一個證明。
而法國著名政治學家、曾擔任過密特朗時代總統府秘書長的雅克·阿塔利更是直截了當地提出了一個時間表：世界政府將於本世紀六七十年代建立起來（關於阿塔利，我前面系列文章中已有介紹）。
通過什麼方式來建立呢？美國日裔學者弗蘭西斯·福山早在上個世紀末出版的名著《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就已經斷言，人類歷史的方向已經清晰，即正在走向“民主和自由”這個“終結”點。也就是説，世界政府將意味着全球都實現了民主和自由。全世界都將建立民主體制之時，便是世界政府誕生之日。對於福山而言，世界未來已經沒有疑問或困惑。一切都已經變得毫無疑問。後來儘管發生了著名的“福山—張維為之爭”，福山也沒有改變他的“歷史正在走向終點”的看法；只是他認為“實現的時間”被推遲而已。福山不是提出這類思想的第一人，也絕不會是最後一人。從歷史上人類就一直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人類社會發展是否有方向？是否朝的是同一個方向？如果有方向，而且也確實是同一個方向的話，那麼就必然會有一個終點。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其實福山只是西方未來學説的一個傳播者，而並不是立言者。他並沒有説清，為什麼西方心目中的理想國是“民主和自由”體制。**我們一直認為，西方學術流派眾多，但在指向世界發展前景時，西方所有的學説卻都幾乎大同小異的，其核心即“自由市場經濟加民主選舉”。如果我們進一步深究下去的話，我們可以很輕易地就發現，佔據着主流輿論地位的思想意識，就是以“全球化”為綱，試圖將人類導向一個由“民主選舉政治體制”的未來“世界”；這個未來世界將由一個“世界政府”來統治。統治的模式，當然就是今天西方大多數國家的模式：民主選舉體制加自由市場經濟。
提出要建立世界政府有着非常“充足”的理由：世界走向全球化達到一定程度、國家與國家特別是大國之間的相互依存度達到無法逆轉的時候，面對來自全球性的挑戰——如人類與生物圈之間關係（保護稀有動植物）、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環境污染、氣候變化等）、人類自身面臨的共同挑戰（全球性的恐怖主義、跨國犯罪、非法移民問題、大規模傳染病等等）——時，建立世界政府就是對這些挑戰的回應。
建立一個“世界聯邦政府（GMF）”，人類共同和諧共處，多麼美好的未來前景！
然而問題是，如果這個“世界政府”是按目前美、英、法等西方主要大國的模式建立起來的話，我們將會不寒而慄：美國或法國的今天，一個債務已經達到天文數字的政府的今天，會是全人類的明天嗎？
一個失去貨幣發行權的世界政府？
法國今天出生的每一個嬰兒，都已經揹負着高達32000歐元的債務。因為國家的債務是需要每一個公民通過税收來償還的。而法國這個6600萬人口的國家到2017年底已經負債高達22998億歐元！而美國更是達到了21萬億美元的天文數字！所謂國家債務，説起來是非常複雜的。簡化之，就是國家的收支不平衡，支出超過了收入。於是國家便負債。
法國為什麼會出現鉅額負債現象呢？主流媒體的説法是因為法國建立了一個過度福利化的社會。還有人認為是因為法國對富人徵税不夠。還有一種更簡單的説法，就是批評政府開支過高。其實這些都只是“原因之一”，而非主要原因。法國在2013年出版了一本專著，已經將這些謊言徹底揭穿了。
上圖：2018年12月3日，法國巴黎，救護車司機在法國國會附近示威，阻塞交通，抗議工作環境，呼籲撤銷《金融社會保障法》第80條。
作者經濟學家彼埃爾—伊夫·魯傑容（Pierre-Yves Rougeyron）在這本《對1973年1月3日法律的調查》中明確指出，法國之所以會欠下了鉅額國債，就是因為法國在1973年1月3日通過了一條法律：《銀行法》，將法國原來由國家擁有的貨幣發行權，交給了私立的法國中央銀行，從此法國國家預算開始從收支平衡走向了赤字預算，進而導致法國國家債務日攀月升、直至今天的22998億歐元……
貨幣的發行權為什麼那麼重要、失去貨幣發行權為什麼會導致國家鉅額債務，歷史上真正瞭解和理解的人不多。至少在出現網絡之前。因為其中的奧秘實在是非常難懂。在任何國家，政府的一個重要職責，就是構思並實施國家發展大計。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制定國家財政預算。國家預算制定以後，國家便通過中央銀行舉債借錢，根據制定的預算規劃進行投資發展經濟。到年終時再通過税收將投資的錢收回國庫，國家再歸還給中央銀行。一個正常的經濟體，一年的經濟活動之後，在歸還了中央銀行的債務之後，應該有所盈餘，這樣，國家就會越來越富裕。説白了，中央銀行就是根據國家的需要扮演着印錢的角色。只是，錢是不能隨意印刷的，必須根據一個國家的經濟預算來確定。顯然，如果錢印多了，當然就有可能造成通貨膨脹。
法國在通過上述《銀行法》的時候，專家們是這樣論證的：由於國家通過其控制的中央銀行發行貨幣，以至於國家在經濟困難的時候就有可能超發貨幣，進而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因此，需要將發行貨幣的機構從國家手裏獨立出來。並且將其私有化，讓國家在借債的時候必須支付一定的利率。這樣，國家就無法隨心所欲地印錢。通貨膨脹也就可以因此而消失。因而私立的中央銀行就成為國家機器的一個制衡工具。
**然而問題的核心在於，一個國家控制着貨幣發行權的中央銀行是不可能“獨立”的。事實上，它不是屬於政權，就是屬於資本；或在兩者之間搖擺。**中國屬於前者，美國、法國等國家屬於後者，而其他一些國家如日本等國則屬於第三者。當中央銀行類屬於政權時，無論是哪個角度而言，都是一種“公共”銀行，其根本服務目標都是為廣大民眾的。而當中央銀行屬於資本、服務資本的時候，它的本質屬性當然就變了，它的服務對象當然也就成為資本本身了！
法國《銀行法》的最重要的一點，就在於國家借債時必須支付利息。過去政府在向屬於國家的中央銀行借債時，政府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而《銀行法》將中央銀行“私有化”後，規定政府不得不以4%的利率向私人銀行借債。正是這4%的利率，成為法國國家債務的根源，今天已經壓得法國喘不過氣來。法國從1973年通過銀行法之前，國家預算一直是平衡、甚至是盈餘的；通過銀行法之後，法國開始走下坡路；從1978年伊始，法國開始成為一個預算赤字的國家。正是因為要支付給私人中央銀行4%的利率，法國開始負債。到2011年時法國的國家債務已經達到17000億歐元，其中14000億歐元的債主是借錢給法國國家的銀行收取的利息。今天，歸還法國國家債務的利息，已經成為法國政府預算的第一大開支。
其最荒誕的地方是，這些債務今天已經成為債滾債的根本來源。法國到2011年時每週的支出為90億歐元，而其中20億歐元是為了還債、10億歐元是為了支付債務的利息。而2011年當年法國政府每週的税收只有50億歐元，因而政府不得不再去向市場（也就是其債主）借虧空的40億歐元。也就是説，政府每週的開支本身又在繼續產生着4%的利率。到了2017年，法國一年歸還的債務及利息是1440億歐元，但到哪裏去尋找這筆錢呢？法國不得不新借2160億歐元作為下一年度的經濟開支。顯然，法國的國家債務已經形成了債滾債的模式。越來越多的專家承認，法國很有可能已經永遠無法還清這筆鉅額債務了。
其實法國曆屆總統都在想着歸還這筆鉅債，想將其歸零，以便國家能夠重新輕裝出發。他們唯一的可行辦法，就是出售法國國有資產。根據法國一位債務專家讓·魯（Jean Roux）的計算，法國從八十年代就開始出售國有資產，到2007年已經拋售了法國國有資產的50%。1986年法國國家擁有的資產大約為8000億歐元；到2007年已經拋售5000億歐元，而且是以60%的市值拋售的。我在法國的時候，法國最主要的幾條高速公路就都已經私有化了。法國最重要的銀行之一巴黎巴銀行也私有化了。法國的電、水、郵、鐵等諸多國家擁有的公司也有相當一部分被私有化了。法國在薩科齊當政時甚至拋售國家擁有的黃金……然而這種方式可謂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法國今天的國有資產被估計僅剩2000億至2500億歐元。
如果明天的世界政府的前景，就是今天法國政府的現狀，我們立即就可以明白，為什麼這個前景是極其可怕的。一個政府的債務流通是不可能消失的。而當這個世界政府也要通過同樣的規律向私人中央銀行借債維持經濟運行的話，也就是説，全世界的勞動者都要向控制着世界中央銀行的銀行家們支付4%的印錢的費用，這樣才能使他們的經濟能夠運作起來。這豈不是太不公平了？世界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負債經濟，就如同今天的法國或美國一樣。
**法國為什麼會走上這樣一條不歸之路？因為法國今天似乎已經被金融資本所控制。**看一看法國政府內部有多少“銀行家”或與銀行有密切關係的人吧。以奧朗德時期的政府為例：在總理讓—雅克·艾羅（Jean-Jacques Ayrault）和總統奧朗德身邊，共有OBC銀行、艾德蒙·德·羅斯柴爾德基金、Natixis銀行、農業投資銀行、Lazard銀行、Landier投行、興業銀行、HSBC法國銀行、Lazard銀行、羅斯柴爾德銀行等各大銀行出身的各類顧問十幾名。其中羅斯柴爾德銀行培養的馬克龍當選為今天法國總統。
更令研究者吃驚的是，法國很多部長都是從一個俱樂部裏培養出來的。這個俱樂部叫“法美基金會”（French-American Foundation），是美國總統福特和法國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於1976年創立、Lazard銀行贊助的。目的就是培養能夠使兩國關係接近的未來政治家。後來當選法國總統的奧朗德也曾於1996年赴美接受過該俱樂部的培訓。法國第五共和國八位當選總統中，至少有三位與銀行界有着密切的關係。其中蓬皮杜總統和目前在任的馬克龍總統都曾在羅斯柴爾德銀行任高管；而吉斯卡爾·德斯坦總統則正是法國1973年銀行法的始作俑者。
我在上篇文章裏已經介紹過，西方民主選舉國家真正的三權分立，是資本、媒體和政權。資本控制着媒體、資助着政治家，進而影響着西方民主國家的選舉。資本是西方民主國家的真正的主宰。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麼西方主流輿論總是要求中國儘快走上西式選舉道路，要求中國開放媒體，要求中國執行自由的市場經濟……因為一旦中國走上這條道路，中國一定會選出一個同樣的或類似的議會和政府、通過同樣的或類似的銀行法，最終使一小撮控制着全球金融資本的銀行家不勞而獲，永遠生存在所有勞動者的背上……
現在，讀者應該明白，為什麼跨國金融資本要建立一個“民主選舉＋自由市場經濟”的世界、併成立“民主選舉”出來的“世界政府”為目標、將全球納入同一個統治模式之中了吧。
反全球化＝反跨國金融資本
“建立世界政府”這個思想意識被披露出來之後，就一直在引起激烈的爭議。
爭議並非來自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因為發展中國家並不太理解其中的背景和內涵。爭議來自西方國家本身。
我們觀察到，近十多年來，西方內部的矛盾和衝突早已突破左右翼之爭的範疇，而集中在反對跨國金融資本上。從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法國的“黑夜站立運動”等政治示威活動都不是西方國家內部的傳統左右翼政黨所組織的；而且這些運動都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指向：華爾街及其所代表的“跨國金融資本”及其對世界的統治。包括今天正在發生的法國“黃馬甲運動”……
這股反“全球化”思潮和政治力量在近十年時間內迅速成長，很快在西方形成一股衝向“全球化”和跨國金融資本的浪潮；今天這股浪潮甚至已經成功地在西方內部一些國家開始執政，比如美國商人特朗普的當選就是一個最鮮明的例子。但我們的研究卻沒有突破西方理論界套在我們思想上的禁錮，我們繼續將特朗普的當選視為美國“左右翼鬥爭”的結果，而當我們用左右翼鬥爭的理論來硬套特朗普的行動、發現存在着極端自相矛盾的現象時，我們不是追究其原因，而是跟着西方媒體後面硬説“特朗普是瘋子”“特朗普不可預測”“特朗普就是不確定因素”……將特朗普自認為是“革命性”的政治措施，説成是“沒有理性邏輯支持的瘋狂的行為”。
將反對跨國金融資本的政治力量説成是“瘋子”“極端派”狂熱分子……這種做法絕不罕見；相反，在西方政界，這是一種慣用手法。我在法國四次採訪總統大選。其中有一位總統候選人雅克·舍米納德（Jacques Cheminade），就遭到法國媒體的如此“待遇”。
舍米納德分別於1995年、2012年和2017年三次成為法國正式總統候選人。在法國，要成為正式總統候選人有着嚴格的程序，需要獲得五百名民選官員的簽名支持、並獲得憲法委員會核實批准，才能成為正式總統候選人。對於傳統大黨的總統候選人來説，這並不困難，因為他們有着很多本黨的當選議員、官員。但即使這樣，也不是每個傳統政黨的政治家都能獲得五百民選官員簽名支持的。舍米納德能夠三次獲得五百民選官員簽名支持是極其不容易的。
法國“黃背心”運動中破碎的雕像 圖片來源：推特@Revolutions19e
但舍米納德在三次總統大選中僅僅獲得非常低的選票。1995年舍米納德獲得556張民選官員簽名支持，但他只獲得84959票（佔登記選民的0.28%）的普選票。2012年舍米納德獲得538個民選官員簽名支持，普選票僅為89545票。2017年法國不再公佈簽名數，舍米納德僅獲65586張普選票，佔登記選民僅0.18%。
為什麼舍米納德獲得的選票如此之低呢？因為他是法國總統候選人中旗幟最鮮明的反跨國金融資本的政治家。他的競選口號就是“建立一個沒有華爾街和倫敦城的世界”。正是因為他的政治觀點，法國媒體便無一例外地將他形容成一個“瘋子”“狂人”“極右翼”……
很顯然，舍米納德雖然在普選票中得票率甚低，但他卻能夠一而再、再而三地説服五百名以上的民選官員將手中總統候選人的支持簽名給他，這證明，舍米納德所代表的“反全球化”思潮在法國也已經洶湧澎湃。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中，舍米納德以及其他同樣反對“全球化”的總統候選人如國民陣線主席瑪麗娜·勒龐、左翼“不屈服運動”領導人梅朗雄等一共獲得了27470050張的選票。也就是説，在法國反對“全球化”的選民已經超過半數以上。這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解釋為什麼今天法國“無人組織”的“黃馬甲運動”會得到如此廣泛的同意支持。
特朗普與舍米納德、瑪麗娜·勒龐等法國政治家一樣，屬於西方“反全球化”、反跨國金融資本陣營中的那股政治力量。只是，在西方媒體的強烈反對和詆譭之下，舍米納德潰不成軍、瑪麗娜·勒龐被跨國金融資本支持的馬克龍擊敗，但特朗普卻通過“推特”這條“華容道”成功突圍，不僅當選美國總統，而且繼續在西方主流媒體的圍攻下推行着“反全球化”的政策。
金融資本與特朗普：不同性質的“反華”
特朗普眼中的未來世界其實相對而言是非常單純、簡單的，即美國治下的天下和平。在這個未來世界裏，美國利益優先，由美國一家獨霸軍事、金融與科技高地，以保障美國人理所當然地生活得比其他任何國家、地區和種族的人民都要優越；美國的超級軍事力量將保障全球沒有任何國家和組織能夠威脅到世界的和平；美國的法律將成為評判世界是非的唯一標準……但特朗普的美國不想建立一個世界聯邦政府，他也不關心其他國家是什麼樣的政治體制，他甚至不以“民主選舉”作為他選擇“盟友”時的標準。對他來説，美國利益才是一切，而非跨國金融資本的利益。
經過長期觀察、研究和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對中國的敵意實際上是不同的，這種不同恰恰反映了這兩者之間對世界未來發展方向的不同。我們非常有必要了解、分析和研究這兩種不同的未來構想，我們才能明白為什麼西方的這兩大力量板塊都在向中國挑戰。
對於跨國金融資本而言，在全世界建立民主政治體制是首要的。因為只有通過民主選舉，跨國金融資本才能通過對媒體和選舉的控制，使世界“統一”在民主政體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旗號下，這樣，才能有朝一日建立一個“世界的中央銀行”，將全球貨幣發行權集中到跨國金融資本手中；這樣，跨國金融資本便將成為世界真正的、幕後的主宰。
而特朗普領導的美國產業資本力量板塊卻堅決地反對跨國金融資本的這一構想。因為這有損美國利益。特別是有損於特朗普所代表的WASP(白人新教教徒）的利益。因為這等於是在美國之上，還有一個跨國的“太上皇”，這是特朗普並不想看到的。這也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勢力所不願意看到的。
從美國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對世界未來的構想，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與兩者之間存在的矛盾是不同的。對於跨國金融資本來説，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其頭號大敵。因為它阻礙了其控制全世界金融貨幣的方略；而對於特朗普領導的美國產業資本而言，中國則是傳統意義上的“地緣政治戰略對手”，因為中國的崛起阻礙了美國繼續稱霸世界的長遠目標。
從地緣政治角度，很少國人意識到，美國對中國提出自己的全球戰略構思是非常忌憚的。眾所周知，毛澤東當年提出過“三個世界”理論，打破了冷戰時期國際上以意識形態劃界的慣例，明確指出“美蘇”兩個超級霸權大國才是全世界的“敵人”，引起了全球實際上的廣泛共鳴，大大鼓舞了國際上的不結盟運動……最終導致了兩霸主導世界格局的垮台。
而今天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中國製造2025”計劃，也被視為中國的一個未來戰略構思。**“一帶一路”和“中國製造2025”在中國和在國外實際上存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中國戰略家們認為這是中國“和平發展”的一個合作共贏的計劃，頂多承認有一點“私心”也是為了向外轉移中國過剩的產能而已……**而“中國製造2025”則只是為了將中國落後的科技創新能力盡快趕上去而擬定的一個時間表而已。但美國卻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和“中國製造2025”是有史以來一個國家對全球霸權的最野心勃勃的構想。
比如一度對特朗普影響很大的思想智囊史蒂夫·班農就認為，“中國製造2025”的戰略目標是在21世紀裏獨霸全球製造業，將全球製造業都控制在中國的手中。班農對“一帶一路”倡議更是有着一個異乎尋常的解釋。他認為這是中國最重要的地緣戰略擴張設想。他將“一帶一路”倡議與19、20世紀西方三個地緣政治戰略理論混為一談。這三大地緣政治戰略理論，一是英國地緣政治學家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世界島理論”（即中國提出的“一帶”戰略）；他提出，“誰控制了中亞腹地就控制了至關重要的世界島、而控制了世界島就控制了世界”；二是美國阿爾弗雷德·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的“海權論”（即中國提出的“一路”戰略），他認為，“誰將從亞洲到歐洲的港口都連接起來的話，誰就將控制整個海洋”；三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提出的邊緣擴張理論，就是要“將敵國的勢力範圍儘可能地遠拒於國門之外”（即中國目前在南海採取的“驅離政策”……）。班農異想天開地認為，“一帶一路”和“中國製造2025”是將這三大地緣政治戰略混為一體，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全球性戰略擴張計劃……
由此可窺，特朗普領導的美國產業資本是要遏制中國的崛起，而跨國金融資本從長遠戰略來看則是要改變中國的政體。歷史已經反反覆覆地告訴我們，當西方內部兩大力量板塊發生矛盾和衝突時，世界就進入了一個非常危險的時期。而中國目前卻在不同程度上與這兩大力量板塊之間既存在着矛盾和衝突、也存在着共同利益。因此，中國如何應對西方內部這兩大力量板塊，是我們今天必須做的一門功課。
本文轉載自“新民週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