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立如：強調中美合作共贏，但對現實要有準確判斷

【當地時間12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共進晚餐，舉行會晤，雙方就中美貿易問題達成重要共識。12月2日下午，“新時代大國外交"系列《G20“習特會”和中美新關係格局》開講，由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前院長、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崔立如主講，以下是演講全文。】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前院長、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崔立如|圖片來源：文匯講堂

習特會對未來中美關係演變有重要預示性

全世界都關注這次習特會，原因在於這次會晤的重頭戲是談中美經貿摩擦問題。對於可能出現的結果，各方專家之前的預測不外乎三種：A是好的結果，雙方談判取得突破，互徵關税結束。絕大部分人對此基本不抱希望。B是壞的結果，會談失敗，互徵關税升級。持這種看法的人很多，因為會談前基本沒有可以感到很樂觀的重要信息。C是不好不壞的結果，就是互徵關税暫緩，雙方坐下來再繼續談。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這個不夠好也不太壞的結果。儘管中美雙方官方説法有所不同，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就是避免了最壞的結果，大家可以暫時鬆一口氣，再看事情如何發展。

事態發展的前景，還是ABC三種可能。我傾向於C的可能，就是説很難回到以往的狀態，也不會走向全面對抗或脱鈎，而是在競爭合作摩擦中曲折發展。這是因為今天的中美經貿關係，已經不再是以往那種建立在極大的互補性基礎上，以合作為主導的相對純粹的經貿關係，戰略競爭的維度已成為中美雙方經營經貿關係經貿關係的重要考慮。我們可以説，這一段時間以來的中美經貿摩擦、關税戰，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美關係進入新時期的發展趨勢。同樣，兩國首腦這次會晤的結果，對於我們展望未來中美關係的演變具有重要的預示性。做出這一判斷的基本理由是，整個中美關係已經轉向一種新的關係格局。

當地時間12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共進晚餐，舉行會晤|圖片轉自文匯講堂

歷史轉變中，中美進入新關係格局

當前的中美關係，正處在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轉變過程中。我們可以從格局演變向度來考察這一歷史性轉變的大脈絡，從而有助於更為深刻認識當今和未來一段時間中美關係所面臨的主要變化與挑戰。

這裏對所謂“關係格局”的定義是：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時空）下，中美兩國之間確立的相對穩定的關係構成和基本戰略態勢。與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國際結構相近，但區別在於他們講的主要是大國之間的權力結構，而關係格局的説法還重視關係形態的作用。

中美關係格局，包括三方面的含義：權力結構、關係形態和各自主導兩國關係發展的基本戰略。它又是物質和觀念兩方面的發展與演變的合成。基辛格最近講話提到新範式問題，但沒有説其的具體含義。而新的關係格局已經顯現，這是不容置疑的發展。我用三個字來談談對這一重大發展的看法。

一個“大”字了得，中國地位的歷史迴歸

中美關係是“大關係”。超過一般叫大，包括體積、數量、力量、規模、程度等；超過很多我們叫超大。就國家而言，如佔據的地理空間，比如説領土大，資源多，人口基數大，經濟總量GDP大。當然中國還有厚重的歷史文化，也可以放在大里面，還可以作軟硬實力的區分。上述的這些大，就會產生超過一般的力量或能量。也就是英語所用的power。能量大，你的包容力就會大，這就關係到民族心態。還有就是它的潛力，它的承受力，它的地緣戰略迴旋空間。承受力是不得了的事情，中國在很窮很弱的時候還有很強的承受力，抗日戰爭我們可以打持久戰就是體現了大國的承受力。所以GDP總量大的重要性與人均GDP不是一個層次的概念。國家之間真正要進入較量的時候，特別是對抗、戰爭的時候，更重要的是你的總量。

中美關係除了大，還有不同。“大而不同”構成二戰結束以來中美兩大國關係的基礎及主要特徵。中美之間的不同包含了兩個字的內容，“差”與“異”。前者指的是兩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或者講現代化程度的差距；後者指的是兩國的歷史文化，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差別。

處在這一大關係當中，中美雙方始終要面對的一個核心問題，如何處理兩大國之間的不同。近20年，中美關係的發展使前者的差距在明顯縮小，而後者的差別則是呈現出十分複雜的狀況。大而不同的關係呈現出新的狀態。

當今，中美兩國GDP的總量，佔到世界的1/3，今後可能進一步上升。以及由此產生的能量和外溢效應，也就是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是空前的，這就是今天中美關係這個大關係的分量和意義。

一個“變”字了得，中美關係今非昔比

中美關係迴歸大關係更加完整的內涵和外延，主要原因是中國崛起帶來了中美關係結構與關係形態的重大變化。這是歷史的發展，也是歷史在更高的層面的迴歸。

首先是關係結構的變化，由簡單關係結構發展到複雜的關係結構，由戰略關係到全面關係。其中經貿合作和人文交流關係成為兩國間最廣泛而深入的發展，這是新關係結構最重要的基礎。

然後是新的關係形態。兩國關聯度的變化，由疏離的關聯度到密切的關聯度，從隔離到交往，到利益捆綁，到相互嵌入。中美已相互成為最大的貿易伙伴（2017年雙方的貿易額接近6000億美元），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以致出現了”中美國”（chinamerica）一詞。這就是新的關係形態。眾所周知的説法就是中美已成為最大的利益攸關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就是全球化造成的相互依賴關係，這是中美關係形態發生的最基礎性的也是最重要的變化。

2017年雙方的貿易額接近6000億美元，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圖片轉自文匯講堂

第三是，上述變化帶來了戰略互動態勢的轉變，由美國佔據主導地位的關係發展轉向兩大國進入同一個等級的戰略競爭，包括雙邊、地區、全球三個層面，形成新的戰略態勢。

一個“競”字了得，向新關係格局轉變的頭號關鍵詞

當前中美新關係格局最具動態性的發展，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問題，無疑是日益凸顯的戰略競爭。與此相關，中美關係的主導面正在發生重要變化，經貿戰就是突出例子。

中國説合作共贏，是強調我們的理念和努力的方向，但是對現實要有一個準確的判斷才行。這是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從奧巴馬時期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到特朗普政府去年底的國家安全報告等三個文件，以及後來的印太戰略。這個過程也包括中國外交的進取與塑造也在發展。中國崛起是必然的趨勢，美國是一定要維護其霸權地位的，這種競爭主導的局面也是不可避免的。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新關係格局下中美戰略競爭的實質是什麼？我們注意到，中美兩國對這一問題的説法大不相同。對此，美國人的説法十分明確，就是爭奪主導權，所謂崛起大國對守成大國的挑戰。而中國方面並不接受美國的説法，表示中國無意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問題在於美國不能順應時代的發展，對中國存有偏見，同時對自身的衰落感到焦慮。另一方面，中國也同意雙方應該努力防止中美關係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為此，中國方面從正面提出倡議，雙方應該致力於建立一種新型的大國關係。

中國方面從正面提出倡議，建立一種新型的大國關係|圖片轉自文匯講堂

兩家不同説法，不同的思路和觀念，實際上反映了新的歷史階段，中美關係發展面臨一個重大的結構性矛盾，美國霸權是個強大的現實存在，中國崛起是不可逆轉的。為此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時代性的課題：中國崛起對應（VS）美國霸權。破解這個結構性矛盾，也是中國崛起進入新時代外交上所面臨的最大的挑戰。

面對各自新角色的適應期，加大有效“管理風險”

然而，我們不能由此推導出中美兩國必然會走向對抗。正如前面我們所討論的，新的關係格局既有結構上的不可避免的競爭性，也有結構上的相互依存關係。中美關係未來的發展如何演變，取決於雙方戰略上如何互動。舊關係格局向新關係格局轉換，其實質含義就是重建平衡。美國和中國在建立一種什麼樣的平衡上迄今沒有達成基本共識，這是中美之間戰略博弈的核心問題。

我們正處轉折期的挑戰就是，對於新的變化雙方一時都難以適應。各自都有自己的慣性。我們講美國不適應，那是顯而易見的，用傳統的思維對待所謂中國的挑戰。中國的不適應，是我們處在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地位，面對前所未有的複雜形勢和種種新的挑戰，我們並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借鑑，知識觀念和競爭能力都需要大大的提升。在雙方都沒有適應的情況下，風險和不確定性都會大大上升。所以在轉折時期一個重要的關鍵詞叫“管理風險”。管理風險就是承認風險、認識風險，然後想辦法把它管控在不失控的程度。這也包括危機管理，從宏觀到微觀，從戰略到戰術，分不同的層次和領域。

在形成有效管理風險的情況下，中美雙方的競爭最終取決於能不能做好自己的事情。對中國而言，大國外交能力建設尤其具有緊迫性，這包括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統籌協調的能力，打硬仗的實戰能力，以及善於學習的能力。我們對美國要進行再認識，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從宏觀到微觀，從一般到特殊，從業餘到專業。

崔立如認為，中美面對各自新角色的適應期，需加大有效“管理風險”|圖片來源：文匯講堂

美國對華戰略定位改變了發展動力學

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發表了其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報告的基調反映美國戰略界和華盛頓圈子的主流看法。報告開宗明義指出，現今美國國家安全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來自於大國競爭，主要的對手是俄羅斯和中國，一個是在歐洲地區，一個是在亞太地區。來自中俄的挑戰主要是要改變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其實質是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所以，報告又給中國和俄羅斯戴上一頂“修正主義國家”的大帽子。美國認為，中俄不同的地理位置構成不同的地緣政治挑戰之，而來自中國的挑戰更加具有綜合國力意義上全面的競爭性。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安全戰略和隨之發表的國防戰略報告與核態勢評估報告，不但將中俄等大國競爭的挑戰置於恐怖主義的威脅之上列為頭號挑戰，同時把對華經貿關係列為國家安全範圍。這是2018年3月以來美國對華貿易施壓升級的重要背景。

美國對華戰略定位的變化改變了中美關係發展的動力學。主要競爭對手的戰略定位一旦確立，主觀意向將在更大程度上主導各自的戰略判斷，凡事首先着眼於負面的可能性（無論是就意圖還是後果而言），為最壞的情況做防範準備，從而使雙方之間在重要議題上存在的分歧看法趨向更加對立化。從奧巴馬政府後期開始，中美之間的互動效能發生逆轉，雙方之間的戰略對話，與40年曆史中曾有的有效溝通、增進理解有所距離。

與此同時，兩國各自國內經濟、政治與社會發展也在經歷重要而敏感的調整時期。人們就當前一些重大經濟政治社會問題的立場和觀點，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分化狀態。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經濟與政治、內政與外交形成前所未有的密切關聯。外交決策不但深受內政形勢發展的影響，甚至會成為政治鬥爭的替罪羊，或政治運作的工具。特朗普將“美國優先”作為外交政策的第一原則，內政外交混為一體，極大的改變了美國外交的傳統形式。以當前政治考慮為重，外交作為內政的延伸，在當下國際格局大變換時期演變為內外同步共振的態勢已經屢見不鮮。

此外，信息化社會為各種利益羣體對相關外交議題發聲提供前所未有的便利；反建制派、反精英的潮流，更使外交事務作為專業人士的傳統領地門户大開，“黃鐘譭棄，瓦釜雷鳴”成為時代的風尚。在這樣的形勢下，像以往基辛格，斯考克羅夫等得到最高授權的特使，在分歧嚴重、關係緊繃形勢下着眼戰略大局和長遠利益，以靜悄悄的方式尋求可以達成妥協的戰略對話已難以再現。

基辛格（左），斯考克羅夫（右）|圖片轉自文匯講堂

中美未來前景展望：管控競合和摩擦

從以上發展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新態勢，是源自兩國力量對比變化和兩國內外發展進程相互激盪，在多極化國際關係格局下的大國博弈。作為一個歷史演變過程，互為主要對手的戰略競爭將不會在短時期內結束，由此帶來中美關係的緊張和摩擦將成為常態，其在安全領域的空間表現形式當前主要集中在亞太地區，併成為亞太地區安全合作議題中重要的地緣政治因素。

第二，中美雙方都無法憑一己之力改變這一歷史發展進程，與此同時，美國長期擁有霸權地位形成的政治外交軍事慣性，與中國崛起進入新時代的強勁勢頭的戰略角力，將在雙方都持有的“避免對抗”的認識下加以管控，同時雙方也會在有共同利益的議題上展開有限合作。這是亞太安全合作的討論仍具有現實意義的重要條件。還必須指出的是，由於戰略競爭的大格局使然，這些管控與合作都具有相當的脆弱性。脆弱性也是一種潛在的不確定性。

第三，在充滿了脆弱性和不確定性的歷史過渡時期，中美兩國主要領導人的政治引導作用，對中美關係的發展前景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之間建立有實際意義的個人關係和及時有效的溝通機制，無論是對中美兩國關係大局的穩定，還是對處理地區安全的熱點問題，尋求建立亞太地區安全合作多邊框架的基本共識，都是不可或缺的。

作為兩個負有國際責任的大國，儘管中美對現實世界的認識和各自追求的理想目標有顯著的差異，但雙方都擁有務實的戰略文化傳統，秉持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思想。戰後中美關係發展的歷史表明，以國家和人類社會長遠利益為根本訴求的理性精神，終究能在重大變局的挑戰面前發揮主導作用。為此，我們應該對中美關係的長遠前景抱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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