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台灣民主的五大危機——台灣“九合一”選舉觀選之六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2018年台灣“九合一”選舉，以非常出人意料甚至不可思議的結局收尾。民進黨再度執政僅兩年多，就創造了其歷史上最大慘敗。不僅丟掉七個縣市，而且還是非常羞辱的懸殊選票差距。特別是高雄，竟然所有選區包括傳統上民進黨綠的不能再綠、鐵的不能再鐵的選區都輸給了國民黨候選人。此外，民進黨沒有一個縣市的議會取得過半議席，國民黨則高達9個縣市。甚至連民進黨支持的公投也全都失敗。尤其是一個涉及民進黨的“台獨”理念，一個涉及無核理想。

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這兩年多國民黨還沒有足夠的反省，也沒有任何感動人民的言行。但選民卻以這種完全不成比例的方式懲罰了民進黨，獎勵了國民黨。

從2016年以來兩黨的表現來看，民進黨是應該輸一些縣市，從而受到教訓。而國民黨小贏，也同樣有着繼續反省的壓力。但目前這種極其令人瞠目、超出兩黨表現的結果，則會令國民黨自我感覺良好，民進黨則不知道錯在何處。大選後蔡英文還宣稱改革的方向沒有錯，是人民沒有能夠跟上民進黨的進步價值！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還公開聲稱是假新聞影響了選舉！“行政院”院長賴清德和“總統府”秘書長陳菊在辭職後也接受挽留。

事實上，這次投票顯示了台灣選民的非理性。被激怒和失望控制的選民衝動式地做出了一種超出正常範圍的選舉行為。但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台灣已經三次政黨輪替，選民應該日益成熟，何以這一次表現得如此歇斯底里，簡直是不顧一切地把民進黨往死裏打？

應該説選民的非理性是台灣民主的第一個危機。

第二個危機則是台灣民意改變的時間越來越短。

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的陳水扁到了第二個任期才民意支持度崩盤。2008年國民黨再次執政，馬英九也是到了第二個任期後半段才出現全面危機。但這一次，民進黨才執政兩年多民意就重蹈覆轍。

台灣民眾日益沒有耐心，這對任何一個執政者都是巨大的壓力，蔡英文和民進黨的下場也令所有拿到權力的政治人物驚恐。畢竟，再過兩年面臨這種悽慘境地的可能就是自己。這隻能促使他們採取短期行為，儘快出政績，哪怕飲鴆止渴也在所不惜。本來這種制度的特點就是偏重眼前，偏好短期行為，比如借債搞福利。但在現在這種民意壓力下，只能是愈演愈烈。而長期的、戰略性的任務和挑戰就再也沒有人去關注了。那些必要而又不得不付出代價的改革就再也不會有人去做了。

目前，距下一次大選只有十三個月的時間，民意排倒數第一的蔡英文為了連任，不管她嘴上怎麼説，行動上則必然放棄任何改革，盡力討好選民。其實今天的台灣不改革已經不行。即使改革錯了，也會給後來者帶來經驗和教訓，並非一無是處。但什麼也不做，用最後的老本去迎合民眾，則對台灣毫無益處，只能使台灣陷入更深更大的危機。從根本上講，這並非政治人物不負責任，而實在是制度設計使然。

第三個危機則是不受控制和管理的社交媒體作用日益突出。

韓國瑜到高雄時一無所有，他自己也曾抱怨説國民黨連一碗滷肉飯都沒給他。但他藉助網絡和社交媒體，製造出巨大的轟動效應，並轉化為現實中的選票優勢。相反陳其邁則對網絡敬而遠之，連最受大眾喜愛但頗為低俗的館長網絡節目都不敢參加。

網絡的巨大影響力和不受控制自然對選舉產生相當大的衝擊。一是候選人不一定有能力，不一定有專業性，但只要個性有特點，或者語不驚人死不休就能吸引民眾的注意力。比如韓國瑜在網上直播洗頭，大量網民湧進去觀看。因為大家都好奇，一個禿子怎麼洗頭。新北市力推一項民生政績項目，無人觀看。相反，市長朱立倫滑水和下屬撞在一起的視頻則在網上自然走紅。

韓國瑜直播洗頭

網絡空間關注的是有趣的，流行的，娛樂的。但政治本身恰是嚴肅的，專業的，枯燥的。一個政治人物要想吸引網民，就必須把自己娛樂化，就是談政見，也必須是喜聞樂見、非常易懂的形式。比如韓國瑜就是一句“貨出的去，人進的來，高雄發大財”打動選民。事實上正如台灣媒體所總結的，就是“發大財”三個字讓韓國瑜所向披靡。但至於怎樣發大財，並沒有人關心。

二是網絡上假消息眾多，真假難辨，而且往往由於傳播極其迅速，而令人先入為主。後面的闢謠或者解釋往往沒有什麼效果。比如韓國瑜第一次和陳其邁辯論，焦點卻成了陳其邁辯論時戴耳機作弊的假新聞。第二次辯論，焦點也成了韓國瑜由於化妝師抹唇膏而表現不好。

相反，辯論能力、應變能力、邏輯推理、綜合能力以及政策優勢，都不見了。

應該説網絡加快了信息的傳播，大大減低了政治參與的成本，但假信息的泛濫也造成了選舉被操控的可能性。這在美國大選中有着驚人的表現。另外網絡也造成了信息的封閉：同一觀點的羣體聚合在一起，只接收共同認同的訊息。這也是為什麼闢謠基本無效的原因，他們根本不看。於是就出現了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現象。

三是由於經濟危機和種族問題，整個西方民粹主義崛起。與此同時，網絡和社交媒體的出現又成為民粹主義贏得一個又一個選舉或者通過選舉贏得前所未有政治席次的手段。雖然這次韓國瑜形式上有民粹色彩，但他理念上並非民粹主義者，對台灣的民主並沒有什麼危害。但未來則很難講。

在網絡時代，要麼一個低俗或者民粹的候選人更易脱穎而出，要麼選舉結果很容易被各種勢力人為操縱。本來多黨普選民主制度就很容易出現“良幣驅逐劣幣”的結果：因為在任何一個社會受全面和良好教育的都是少數，決定選舉結果的是那些既不關心國家未來，也不關心世界的羣體。網絡時代則令這個問題更加突出。

當然這也是全球都有的挑戰。西方已經把社交媒體視為對其制度的威脅。

**第四個危機則是政黨作用明顯萎縮，個人特質成為決定選舉結果越來越重要的因素。**西式民主制度的基礎政黨政治面臨瓦解之勢。

由於台灣長期政黨惡鬥，再加上三次政黨輪替都未能解決台灣民眾切身關心的問題，民眾對政黨普遍厭惡和不信任。中間勢力遠遠超過兩大政黨。這次九合一選舉一直是極為冷清。幾乎是無人關注，無人蔘與。直到韓國瑜崛起之後才重新點燃民眾和社會的熱情。韓國瑜雖然是國民黨籍，但卻有強烈的無黨籍色彩，其能夠贏得綠營選民支持也是因為這一點。本次選舉得票最高的新北市市長候選人侯友益，也有同樣的無黨籍色彩。而且在選舉過程中，政黨要麼如同國民黨一樣起不到什麼輔選作用，要麼就如同民進黨那樣，還會起反作用。選後民意調查顯示，排名最後的政治人物分別是民進黨的蔡英文倒數第一，國民黨主席吳孰義倒數第二。

所以在這次選舉中，各候選人無不淡化自己的黨籍，突出的只是個人和立場。

眾所周知，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政黨政治基礎之上的。如果政黨作用式微，這個制度還怎麼運作？還如何存在？

**第五，台灣民主發展的方向出現了問題。**即意圖大量採用“公投”彌補現行代議制民主的缺陷。

2016年民進黨執政後降低了“公投”發起和通過的門檻，結果一次就有十個“公投”成案，並有7個獲得多數通過。而之前台灣一共才有六次“公投”，沒有一個成功。

在西方，對公投一般的説法是直接民主，可以彌補代議制民主的不足。但從實踐來看，西方對公投十分慎重甚至是排斥。而且很少的試驗也表明公投往往導致嚴重的後果，甚至危及國家命運。

2005年法國對歐盟憲法（《里斯本條約》）公投（歐盟國家多數是議會表決），結果由於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條約被否決（大量的選民根本沒看厚厚的條約）。整個歐盟一體化被推遲並不得不進行修改。修改後的條約法國也不再採用公投，而是以國會表決的方式順利通過。

後來英國的脱歐公投、意大利修憲公投、希臘對經濟緊縮政策的公投都導致了嚴重的後果。

英國脱歐公投

美國從不搞全國公投，下面的州如加州是搞公投最多的地方，結果只要是提高福利的提案就通過，增税的公投就失敗。直接導致加州成為全美負債最高的地方。

至於西方歷史上，一些政治強人更是利用公投實現自己的政治圖謀。比如拿破崙的侄子路易•波拿巴，這位法國歷史上的第一位民選總統就通過公投，以極其懸殊的壓倒性優勢成為皇帝，終結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

除了小國瑞士，公投在全球的表現已經證明這種直接民主形式是有高風險的，不可行的。尤其是在今天民粹主義崛起、網絡社交媒體的時代。然而台灣卻選擇了以公投作為民主改進的方向。

確實，今天西方的代議制民主遇到了極大的困境，失靈、失能成為常態。但公投顯然不是解決辦法。

在台大有關選舉的研討會上，有的學者認為台灣應該把公投的議題從宏觀政治改為微觀民生，比如是否多建一個垃圾場。然而，如果選舉產生的政府和政治人物連這樣的日常事物都進行公投，那麼他們的作用和意義何在？

公投從本質上講是應該對涉及一個國家和地區的重大議題進行全民表決。比如意大利對修憲，英國對脱歐，法國對歐盟憲法等，而不是用於對日常生活問題的解決。

重大議題往往過於複雜和專業，普通民眾要理解難度很高。比如英國脱歐之後，網絡搜索排名最高的居然是“歐盟”，選民連歐盟都不瞭解，就要投票決定國家是否脱歐這樣的事關國家命運的議題，實在是荒唐。事實上，這一次台灣投票發生重大問題，以致於出現人類歷史上首例邊看開票邊投票的奇異現象，而且直接影響了台北的選舉結果。根源就在於許多選民連理解公投題目都有困難。以致於後來網絡上流行這樣的段子：要舉辦“公投中文補習班”，教大家怎樣去理解公投議題。

如果説公投才是人民當家作主，那隻能説要麼這種方式有問題，要麼人民根本就沒有能力做主。

雖然照搬西方的台灣不可避免地會有這種制度在全球所表現出來的難以解決的弊端，但選擇公投做為解套的方向顯然是錯誤的，將會給台灣帶來更大的危機。

台灣引進西方的政治制度到今天已經困境重重，難以為繼。它出現的這五大危機，既有與西方的共性，又有自己的在地特色。兩者相加，其嚴重程度更遠超過西方。看來，台灣作為華人社會試點的階段性任務正在接近尾聲，它將以自己的失敗反襯大陸的成功而載入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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