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德國政治地震，不只是默克爾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基民盟順利更換黨主席，10月政治地震所帶來的餘震，勉強算是告一段落。

在10月14日的巴伐利亞州和10月28日的黑森州選舉中，建黨才五年的“選項黨”（AfD）不僅首度進入兩州議會，而且以增長9-10%的傲人戰績高調登堂，而基民盟（CDU）基社盟（CSU）這樣的傳統保守政黨卻遭慘敗，並直接導致默克爾放棄在12月7日黨代會上競選連任黨主席。

然而，不只是“右營”出現“新人笑，舊人哭”的場面，德國的“左營”也正在經歷着巨大的衝擊和力量轉換：百年老鋪“社民黨”（SPD）丟掉差不多11%的選票，真可謂“滅頂之災”；而被稱為“新左派”的綠黨（Bündnis 90/Die Grünen）卻一路高歌，節節勝利，大有取代社民黨成為“左營”老大的趨勢。

左右陣營分別出現的這種“逆向”發展，反應了近年來德國政治光譜的變化；而剛剛結束的基民盟黨代會完成了默克爾的黨內權力交替，新主席柯普蘭-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的風格和政策又將對左翼陣營產生何種影響？這些都值得分析和跟蹤。

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先把焦點放在“左營”這邊，探討和分析以下問題：同為左翼黨，社民黨和綠黨的選舉結果為何呈雲泥之別？這種變化反應的是一種穩定趨勢還是短暫現象？兩黨的前景又將如何？

英雄不問出處

政黨無疑是時代的產物。它紮根於政治傳統、文化思潮和社會運動。

譬如，德國由基民盟和基社盟聯合組成的聯盟黨（Union）誕生於希特勒垮台後的政治混亂和真空中。在被佔領的情況下，任何與納粹有關的思潮和行為均遭到無情的打壓和抵制，沒有生存的可能。所以，部分在納粹監獄中倖存下來的精英們，決定在“迴歸基督精神”和“倡導民主政治”的旗幟下重建政黨。

但在目前活躍的德國政黨中，真正源自大時代背景下社會運動的恐怕只有社民黨和綠黨兩家。

如果我們把“拉薩爾派”和“愛森納赫派”這兩個工人政治組織的合併日（1875年）視為社民黨的建黨伊始，那麼，我們就不難辨認出它的政治基因和基礎：產業革命中的工人階級。

別看眼下的社民黨暮氣沉沉，但它建黨之時，正值德國產業革命處在“突破期”和“鞏固期”。1870年，德國在世界工業總產量中的比重上升到13.2%，超越法國，躋身發達工業國之列。

但是，資本的積累卻以勞工受盤剝為代價，創造價值的階層卻同時淪為工業化的犧牲品。社會面臨着物質文明和人道墮落這對矛盾的考驗，必須在“人本”和“資本”之間進行選擇。於是，對公平和正義的呼聲越來越高漲。

社民黨正是發出這一呼聲的政治組織。它代表了當時最先進行業中的弱勢羣體。

引領這場社會運動的精英們，如馬克思（Karl Marx）、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考茨基（Karl Kautsky）、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是一羣影響至今的世界工人運動的領袖，他們所代表的各種思潮是讓“左派”引以為豪的政治資產。

圖為德國早期工人運動領袖August Bebel、Wilhelm Liebknecht、Wilhelm Tölcke、Ferdinand Lassalle，中間是馬克思，圖片來源：wiki

一百年之後，社會在左翼力量的不懈奮鬥中進步了：原始積累時期資本對勞工盤剝的現象得到了抑制，勞工的福利不斷提高。但是，資本和人本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只不過換了形式。

其實，工業化從開始就伴隨着對大自然的破壞，只不過人們在改善生產條件之前還無暇顧及到生態環境。戰後的經濟飛躍，導致對自然更加嚴重的破壞。此時，人們漸漸開始意識到，生態才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根本環境。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零星誕生的民間環保組織，逐步匯成強大的社會運動。到了七八十年代，在“性解放”、“六八”等運動的影響下，以及冷戰的大環境下，生態保護共識日趨政治化，“反核”、“反戰”、“環保”、“女權”、“民主”成為新左派運動的口號，綠黨應運而生。

新的社會矛盾和問題造就新的社會運動。紅綠兩黨順應各自歷史時期的潮流，成為德國左翼陣營中的“傳統”和“現代”兩派。

它們的政治理念中有相同的成分，但側重點不同；它們既互補合作（如在地方和聯邦政府中聯合組閣），亦彼此競爭（爭奪選民，爭奪左營老大地位等）。

此“左”非彼“左”

三年來， “難民”這個常被傳統政黨用“人道立場”去詮釋的話題，貌似“毒性”不小，碰者非“死”即“傷”。不少人一度認為，各黨在難民問題上的態度決定了其在民意中“受寵”還是“失寵”。

其實不然。社民黨和綠黨在難民問題上均為默克爾“打開國門”政策的同盟軍，而且，綠黨的主張甚至比社民黨更激進，但在兩州的選舉中，紅綠兩黨的結果卻一個天上一個地上。

這説明，社民黨的失敗和綠黨的勝利應該另有其因，各有其因。

根據筆者的觀察，社民黨的失敗有以下幾個主要原因：

1）方向不明，搖擺不定。

為窮人説話是社民黨的立身之本。1959年，社民黨通過哥德斯堡綱領（Godesberger Programm），告別此前“階級政黨”的性質，變為一個對社會各階層均開放的所謂中間偏左的“全民黨”（Volkspartei）。

為了爭取中間選民，社民黨不得不放棄部分左派特質和傳統，迎合資本和企業。施羅德領導的紅綠政府大幅削減社會福利的“2010議程”（Agenda 2010）雖然拯救了當時被稱為“歐洲病夫”的德國經濟，卻最終斷送了社民黨與“窮人”的傳統關係。

與默克爾的三次聯合執政，更使社民黨的傳統特色幾乎消失殆盡。它留給民眾的印象是政策搖擺，方向不明。

2）用傳統的方法來應對新的挑戰

前不久的民調錶明，百姓對目前自己的經濟收入挺滿意，只是對未來沒有安全感。

可社民黨似乎至今尚未號到時代的脈搏，依然在沿用“均富”、“增税”等傳統手段，無法給選民提供解決新問題的現代方案。

3）迎合有餘，堅持不足。

客觀説，社民黨在大聯合政府中並非毫無建樹；相反，它落實了不少自己的競選目標。可最後的結果是：成績成了大聯合政府共同的，而錯誤卻是社民黨自己的。

造成這個局面既有外因也有內因：外因是默克爾有“它為我用”的政治手腕，對友黨相當親和，讓對方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自我。內因是社民黨過於患得患失，為了參與執政，往往放棄原則，遷就附和。

4）缺乏具有個人魅力的“光環人物”

戰後的社民黨曾是個人才濟濟，羣星燦爛的政黨，擁有諸如舒馬赫（Kurt Schumacher）、勃蘭特（Willy Brandt）、施密特（Helmut Schmidt）和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這樣有個人魅力的領導人。

他們開創過新時代，影響過幾代人。可惜，如今的社民黨領導資質平平，青黃不接。

5）在左營中常被“截和”

社民黨在德國東西部遇到來自其他兩個左翼政黨的擠壓：在德國東部地區，作為原東德共產黨繼任者的“左翼黨”（die Linke）挾“主場”之利，讓社民黨舉步維艱；在西部各州，綠黨則成為社民黨的“剋星”。

1949年至2017年德國選舉結果，黑色聯盟黨，紅色社民黨，黃色自民黨，綠色綠黨，紫色左翼黨，藍色選項黨，灰色其他

6）社會結構已發生重大改變

隨着中產階級的不斷壯大，世代都給社民黨投票的所謂“勞工家庭”越來越少。爭取中間選民，也意味着社民黨與真正底層民眾的距離漸漸拉大，傳統黨羣關係的基礎逐漸消亡。

社民黨長期參與執政，身處“朝內”，對權力多少產生了依賴，對社會問題失去了敏鋭的洞察力。相比之下，綠黨的成功與它自身不斷進取和與時俱進有關，而做到這點離不開其在野多年的磨礪。

保住權力和奪得權力，目標雖然都是“權力”，但心態卻不同。前者會患得患失，左右迎合，漸增擁權的傲慢，疏於自身完善和改革；後者由於沒有權力的羈絆，反而能專心於自身建設，留意人們關注的問題，提出切合現實的方案。

綠黨目前行情大漲，其實並無“秘笈”，而是與以下因素有關：

1）聯盟黨的內訌強化了綠黨的地位

今年六月之前，聯盟黨的民調結果一直比較穩定，從未低於30%，而綠黨一直徘徊在11%和13%之間。不料，基社盟（CSU）主席澤霍費爾（Horst Seehofer）為了巴伐利亞州選，與默克爾再次因難民問題互撕，導致聯盟黨的威信大打折扣。

2）綠黨受益於社民黨的式微

由於社民黨在中間地帶與聯盟黨爭奪選民，政治主張搖擺不定曖昧不清，公信力持續下降。綠黨利用社民黨留下的真空，給選民一個現代的親民的左翼選項。因而成為左翼選民青睞的對象。

3）綠黨是右翼“選項黨”的絕對對立面

與其他政黨（特別是聯盟黨）在選舉中多少都借用右傾言論的做法不同，綠黨一直旗幟鮮明，未曾放棄自己的理念（堅持“民主”，擁護“歐盟”），成為反對“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一面旗幟，吸引了左翼陣營、市民階層和文化圈內的不少選民。

4）綠黨的主打話題切入現實

環保、反戰、民主、公平、人道、女權、擁歐、開放，所有這些綠黨的傳統訴求在今天越來越具有現實意義。更重要的是，綠黨已經擺脱了開始時那種過於強調意識形態的狀態。譬如，它反資本的貪婪，但不再連同資本一起反對；它堅持環保，但也考慮到企業的生存權。

5）黨內權力交替順利

一般情況下，左派政黨內鬥比較激烈和普遍，這與它們的“ 反權威”政治基因有關。綠黨內部同樣也分“極端派”（Fundis）和“現實派”（Realos）兩大陣營。自從綠黨積極參政之後，基本是“現實派”當道。

今年年初綠黨領導換屆，新上來的兩位主席哈貝克（Robert Habeck）和貝伯克（Annalena Baerbock）年富力強，人氣旺盛，充分體現了綠黨目前所擁有的“活力、現代、親民、知性”形象。

哈貝克和貝伯克，圖片來源：wiki

6）天時呼應，時來運轉

德國綠黨的兩次發展高潮均離不開大自然的影響力：

2011年3月11日發生日本福島核危機時，正值德國巴符州州選（3月27日）。一場自然災害引發的核電站危機使歷來反核的綠黨一舉成為巴符州的最大黨，克雷奇曼（Winfried Kretschman）成為聯邦德國的首位綠黨籍州長。

今年10月的巴伐利亞和黑森州選，又碰上德國今夏遭受百年不遇的乾旱，加上“柴油門”（Dieselaffäre）不斷髮酵，歷來主張環保的綠黨獲得越來越多選民的信任，所以捷報連連。

結語

“左營”紅綠兩黨的不同境遇，既反映了社會轉型帶來的不同後果，也説明一個政黨的生命力在於自身“抵抗力”和“自愈力”的強弱。

社民黨目前處於發展的十字路口：要麼從此淪為“二流”政黨，要麼自我革新浴火重生。如果它繼續依附於權力之上，如果它不將自己置於“死地”（下野），“後生”的希望不大。

至於綠黨，筆者認為它不應過度“消費”和“透支”眼下的成功 ，更不能過於自滿，因為這份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與對手的“疲軟”以及諸多外因的作用有關。綠黨經住了失敗的考驗，但成功的考驗更艱難。

民主選舉中，“遊民”（在各黨中游走的選民）為數眾多。他們這次選綠黨，下次或許會跑去選聯盟黨。因此，作為現代政黨，不僅要鞏固和擴大自己的黨員基礎和粉絲羣，還要善於捕捉到這些“驛動的心”。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此之謂也。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