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立如、陳東曉：中美解決競爭的出路在於雙方都需加快改革-陳東曉、崔立如
【在中美兩國元首阿根廷會晤後的第二天，12月2日下午，新時代大國外交"系列演講第二講中美關係開講。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前院長、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崔立如主講《G20“習特會”和中美新關係格局》，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陳東曉擔任對話嘉賓，復旦大學美國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國友點評。中美元首會晤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如何解讀中美關係新格局？以下是幾位老師在現場的對話精要。】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前院長、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崔立如(左)、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陳東曉（右）
**陳東曉：**中美關係進入了新格局，剛結束的阿根廷G20峯會上“習特會”成果也體現了這個特點。總體上中國人可以暫時鬆一口氣，但在暫時休戰的90天裏，中美雙方談判和博弈還會非常激烈。總之，當前，需要我們全面認識中美關係，不同於過去停留在比較單一層面上。我談幾點學習體會。
相向而行中，對中美管控風險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在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上，對中美雙方管控風險的管理能力都提出了挑戰，因為，中美權力關係發生變化了。在權力關係這個術語中有三個M和一個G。Might，脅迫權力，指用軍事力量讓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Money，泛指經濟實力，包括貿易、投資、金融等。Mind，指思維，寬泛來講就是文化、制度、創新能力等。現在還要加個G，Group，即建朋友圈的能力。這一點在過去幾十年間越來越顯出重要性。尤其新世紀以後，美國人看到中國在這些方面的趕超能力，戰略焦慮和戰略反彈愈發激增。例如對特朗普總統影響很深、現在辭職的總統首席戰略顧問班農和被特朗普總統稱為“最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顧問白邦瑞等，他們都持有“對中國實施戰略打壓只有五到十年的時間窗口”的觀點，這對風險管控提出了很大的挑戰。
回看歷史，很多大國之間的關係包括大國衝突，大多源於風險管理的失控。首先，無論是一戰的爆發還是美蘇冷戰的升級，多是起源於大國之間的領導層、決策層犯了一些戰略性的認知錯誤。一戰時，英德之間就是雙方高層對對方戰略意圖有誤判，同時覺得一旦發動戰爭，幾周就能結束，沒料到一打就是四年。今年是一戰結束一百週年，這些教訓很值得我們反思：為什麼大國之間特別容易犯這樣的戰略認知錯誤？
其次，對安全困境的錯誤管理。國家的基本訴求就是安全訴求，一個國家為了合理的國家安全、國家利益而不斷提升安全能力、軍事建設、國防現代化，但引起了其他國家的安全擔心，隨之也不斷提高軍備能力，導致軍備競賽不斷升級，這就是國際關係中典型的“安全困境”。大國之間管理不好安全困境，會加深戰略懷疑從而導致嚴重的戰略對峙。
第三，霸權國家，包括美國在政治文化中有這麼一個傳統，一旦國內遇到較大麻煩時，往往會在國際上塑造一個敵人，用外部的“敵人意象”來動員國內的資源和凝聚共識。美國副總統彭斯10月4日針對中國的講話，和40年前里根總統發佈的對蘇聯的所謂邪惡帝國的説法，很多措辭很相近。這種“敵人意象”在美國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一旦樹立了敵人意向之後，就樹立了“自我實現”的敵人。A國家把B國家當成敵人了，互動過程中B國家自然也會把A國家當成敵人，由此進入惡性循環。所以，管理中美可能的衝突，具有更大挑戰性了。
美國副總統彭斯10月4日發表對華演説
尋找合作共贏方法中，解決競爭的出路在於中美自身都需要加快改革
中美關係進入新的關係格局中，在尋找合作共贏方法中，競爭甚至非常激烈的競爭會成為一個常態。這次在阿根廷G20峯會上，中美之間在經貿問題上，就妥善解決分歧提出建設性方案。我理解，要妥善解決，需要從中國、美國各自以及雙方合作協調才能解決。對中國而言，我們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改革開放國策不動搖，目前從中央到地方包括上海，不斷在推出一系列的改革開放舉措：加大新一輪市場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公平對待包括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在內的所有市場主體。這也是中國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的再出發，是中華民族復興進程中的應有之義。
美國自身需要改革，完善教育、税收、分配等體制和機制，給因產業轉移的失業人羣再就業培訓
我覺得美國同時也需要改革。中美都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和轉型階段。中國的轉型是從一個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往中高收入躍進，這個躍進中會面臨大量的國內國際挑戰。其實，美國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後的推進全球化過程中，也遭遇了全球化的困境。美國的跨國公司在全球進行產業佈局，來優化這些跨國公司的全球供應鏈佈局，但同時造成一些中低端的製造業、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移出美國。按常識講，美國企業到全球佈局，賺取了最大的利潤，資金迴流至美國進一步提升美國的產業結構。美國政府通過對這些跨國公司的税收，又為那些因為產業移出後的失業勞動力提供足夠的再就業培訓、職業教育、終身教育，但美國過去幾十年恰恰沒有做到這點，而且我認為美國政治和經濟體制使其很難做到這點。所以如何面對這些因為全球化和技術變革新導致的產業轉移、就業流失就是美國現在遇到的大問題，也是凸顯在特朗普面前的困境。
那些因產業消失而失業的美國中低層藍領工人，原來是美國社會中產階級的核心階層，其中很多是白人，由此很大一部分走上酗酒、吸毒甚至犯罪的道路。這批人在相當長時間內是民主黨的主要擁躉，但民主黨現在更多關注的是西岸硅谷的高科技人士、大城市的大產業、華爾街金融公司，這批人無處可投。特朗普説“我非常瞭解你們的痛苦，我來幫助你們”。怎麼幫助？特朗普掀起了一場民粹主義熱潮，把矛頭直接指向中國，而這個問題的根源很大一部分是美國的經濟社會體制本身造成的。所以美國自身也需要改革。
陳東曉認為，解決競爭的出路在於中美自身都需要加快改革
中美乃至全球各經濟體應該攜手應對新技術帶來的衝擊
中美之間以及國際社會需要攜手解決包括經濟全球化、技術替代、包括未來人工智能發展帶來的產業變遷和傳統崗位消失，這是一個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它不是一個國家能解決的，需要所有經濟體一起來共同協商、協調。在阿根廷剛剛結束的G20峯會發布的《G20布宜諾斯艾利斯領導人宣言》中，就詳細討論了技術發展特別是數字經濟的發展，包括人工智能究竟對整個未來世界經濟和各個經濟體會產生哪些影響，《宣言》呼籲各國政府能夠合作，提前預置政策工具，幫助這些可能受技術進步而被大量替代所受損失的人羣和產業。
總之，圍繞這些問題，中美雙方領導人需要開展建設性和理性的對話，都需要認識到全球經濟的發展對各自的經濟體制、社會體制、税收體制等等都提出了新問題，國內經濟治理的改革日益迫切，需要雙方加強協調和合作。
美國對華政策決策層發生了代際變化，大多沒有深刻的對華歷史認知
中美關係之間的關係結構的變化，也源於美國對華政策的決策層當中人員的重大變化。令我們這些長期跟蹤中美關係學者非常驚訝的是，現在特朗普內閣班子裏，沒有真正的知華派。顧問團隊裏有一些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都是過去長期處於邊緣的反華鷹派，由於中美之間的經濟、權力關係發生重大變化，他們現在在話語權上佔據了主流。這是一個大變化。
還有一種變化值得認真關注，有很多尚未到真正高級決策層面，目前主要處於助理國務卿幫辦甚至更低職位的負責對華關係的官員，正在發生着代際變化。這些人四十來歲甚至更年輕。首先，他們生活的時代正是美國遭遇中國快速追趕和全方位競爭的時代，他們普遍非常焦慮，覺得美國理應做些什麼把中國壓下去。
其次，他們的集體記憶當中沒有戰爭（包括冷戰）的個人體會。退出政壇的老一輩，無論是對華決策還是對華研究者，以96歲的基辛格為例，他個人的歷史記憶要往上推導到一百二三十年前，他是德國難民跑到美國。老一輩人對戰爭有很深的記憶，會自覺意識到大國之間應當避免這類悲劇，但是目前這部分代際更迭者更多看到中國怎麼崛起，怎麼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美國變得怎麼軟弱。
再次，老一輩研究者中很多人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頗有情感，很多是美國傳教士的二代，對東方文化、中國文化有很深的認識，他們認為從長曆史眼光看，中國的崛起是中華文明覆興的一種體現，是某種歷史的必然；而現在這批人的履歷可能更加豐富，他們曾在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中打過仗，從事過各個行業，但對中國歷史沒有深切的感悟，也並不欣賞中國的文化，或者説他們不認為中國的崛起是歷史必然。現在美國的這批新生代已經成為美國對華關係主流，包括智庫、輿論界、政界內。
當地時間11月30日，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三次峯會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
大決策的變化往往是倒逼出來，現在或許又到相似的歷史時期
**崔立如：**謝謝東曉院長很專業的評論，您對中美關係趨向嚴峻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美雙方戰略界、外交界、智庫專家在這個問題上的一種變化。為什麼會產生這種變化？從中國來説，是從美國所做的一件一件事情中觀察出來的。最近兩天，美國有二十幾位中國問題專家發表了一個給國會的報告，講的就是中國應用“鋭實力”影響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影響美國，結論是要對中國加強防範，從宏觀到微觀給了好多措施建議。這個結論並不出意外，出意外的是後面簽字的中國專家，我們大部分都認識，包括相對友華的和處在中間温和的知華派。怎麼理解這個問題？
第一，大國之間現在有很多不利因素，首先是整個轉變時期內外矛盾激化所造成的局面，兩個國家當中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相互共振影響着外交，也就是內政的發展外溢影響到外交決策。如同經濟學是基於理性人的假設，但人性的兩面——理智和情感，有時候會出現情感佔上風主導思維決策，所有基於理性主導的分析都不起作用。國家政策是人制定及執行的，不能保證理性的因素始終主導。
我們看歷史，由傑出政治家前瞻性地利害權衡主動引導而產生的歷史政治外交上的大戰略變化，這樣的例子很少，大部分都是倒逼出來。中國改革開放就是逼出來的。美蘇冷戰為何一直沒有打起來？就是基辛格強調的“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殺傷武器”，美蘇兩國認識到雙方的核武器都可以毀滅對方几百次上千次以後，再要打仗只能是瘋子。美蘇雙方理性的共識是建立在負面因素的基礎上，因為認識到後果實在太嚴重了。
但你又提了另外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情況，即很多人享有了戰後七八十年的和平，對戰爭帶來的災難沒有直接的感受和記憶，年輕人可能會覺得戰爭是不是很好玩，遊戲裏天天在打戰爭。經歷過戰爭的人絕對不想再經歷第二次，但沒經歷過戰爭的人沒有痛苦的體驗。
崔立如認為，大決策的變化往往是倒逼出來，現在或許又到相似的歷史時期
一旦處於同一等級競爭後，關係便會不同於強者對弱者的寬容
第二，現在外交事態很多情況下與國內的發展密切相關。在中美經貿問題上，很大程度上因為是一些美國人把中國人作為美國這些年國內出現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替罪羊。一方面從形式上美國人説的不對等的赤字是存在的，但是真正壓力是因為美國內部問題要從外部找歸罪對象，是和美國政治密切相關的。這種情況在中國這邊也不同程度存在，所以造成一種相互加強的趨勢，成了惡性循環，螺旋上升。
第三，人員的變化。早期及冷戰時期美國研究蘇聯問題的專家80%以上是反蘇的，研究中國的專家80%以上是對華友好的。但是新一代專家中已經不完全是這種情況了。還有一個層面，我覺得雙方關係親密了，在同一個等級上產生競爭以後，看問題的角度和方法就發生變化了。強勢一方對弱勢一方心理上往往可以姿態高一點、寬容一點，但發現對方成為強勁的競爭對手後，他的立場和觀點都會不一樣，變成我怎麼來防範制衡你。這也是我們面臨的新關係結構下發生的變化。
除了對不容置疑的嚴重後果的預估可以防止成熟的大國輕易冒險外，最重要的還在於中國做好自己的事。一方面從現實來講，你如果沒有足夠的能力讓他的冒險必然付出重大代價，那他就會輕易冒險。當年在歐洲的海灣戰爭和波黑戰爭，美國説打就打，因為以大打小，主要是物質經費的代價。當今如果攻擊對象是中國，要付出的代價顯然是全方位的，難以評估。所以，中國如果自己發展得好，實力逐步增強到接近美國時，我覺得全面對抗的極端衝突的可能性就會降到最低程度。從歷史上看，冷戰時期美蘇對抗關係中，包括軍控機制的風險管理機制建立得比較健全，這是大體對等的實力在起作用。
當地時間12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共進晚餐，舉行會晤
做好自己的事情，將中國發展的效應外溢到國際關係中
中美之間的競爭現在存在發展模式的競爭，這是造成美國態度大變原因，解決模式競爭靠什麼？靠兩個。首先在國內，如果80%的中國人贊成這個模式且日子越過越好，這個效益可外溢到中美關係的關係結構當中。周邊國家和世界其他國家，如果在中美之間選邊站會大不一樣。如果中國發展模式越來越具有吸引力，我想這樣的模式的中國特色恐怕不會超過和其他國家模式的共同性，必然會對世界秩序變革產生重要的影響。但這是在15年、20年、30年後的長過渡期後才會發生。在此期間，外交方面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做好風險管理，在過渡期間防止極端衝突的發生，不要因為我們的政策、戰略上的失誤被美國好戰勢力或者敵對勢力利用，來主導美國的對華政策形成中美的對抗。
中美要走到完全平等地發展合作共贏主導兩國關係的軌道上，還需要美國人的觀念發生變化。但美國權勢集團以實力為基礎的，堅持維護美國主導地位的霸權思想不會輕易改變。什麼時候會發生變化？只能是在中國的力量和威望都不亞於美國的時候，多數美國人還會選擇理性的現實政策。
爭取對中美關係持樂觀態度的“千禧一代”尤為重要
**陳東曉：**我很同意您的分析，尤其提到的中美之間的競爭是多方面的，最後的核心問題是雙方能否在未來的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各自真正找到最符合自身人民和國家發展利益的一條道路，而且相互之間不相互對抗和排斥，至少是和平競爭，乃至一種共生，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關鍵。
現在講到美國人的觀念變化，有時候講得比較籠統。這個美國人究竟是哪部分美國人？有時候我們往往把那些所謂的主流媒體的社論，一些筆桿子稱為是美國人，他們只代表部分美國人。如果我們仔細看這兩年美國的民調，包括美國人對中美關係、對華政策的看法，有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最不樂觀的是現在最支持特朗普的民粹主義民眾，60歲多歲居多，白人，他們經歷過戰後的輝煌，一部分人覺得自己的就業是被中國人搶走了，或者受利益團體和國會議員塑造的觀點所影響，認為全球化後是中國人把他們就業全部搶走了，他們現在比較反華。
相對而言美國的年輕人，特別是被稱為“千禧一代”的美國年輕人，尤其是在大城市的年輕人，他們中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競爭力更強、思維更加開闊，他們對中美未來會有和平的競爭關係持樂觀態度。從這個角度來講，如何使得這批人對於未來中美關係保持理性和開放態度，我覺得至關重要。
近300位國際問題愛好者齊聚一堂，聆聽嘉賓對中美關係的最新解讀
中美把蛋糕做大福澤本國人民，合作解決一些全球化挑戰
觀念很重要，但是觀念的基礎是什麼？我堅信物質決定意識，我們必須通過中美之間的建設性互動，把整個利益的蛋糕做大，然後通過各自有效的經濟和社會體制，把這個做大的蛋糕更多地分享給大多數人。而一些非常困難的問題，包括我剛才講的技術進步、經濟全球化直接導致的巨量的的產業轉移、就業流失等經濟和社會問題，除了本國政府來幫助這批人外，國際社會，包括中美兩國在內，能否合作建立某種救濟機制，比如建立某種補償基金等。所以保持美國人對中美關係的健康和開放的心態，歸根結底還是需要中美未來展開經濟合作。比如説中國人購買更多美國產品，中國去年國內零售市場規模達到6萬億美元購買力，超過了美國居全球首位，我覺得這個市場在我們消費升級以後還會進一步擴大。
但另一方面，如果這個過程中有些是美國自身體系的問題，他們有沒有能力進行這種改革，我覺得這也很關鍵。這需要我們在與美國交流時很嚴肅地提出來，並非什麼問題都是由於中國不夠開放、改革不夠而造成，美國人自己的問題也要自己通過體制機制改革來解決。不知道崔老師同不同意？
堅持開放和多邊主義，是世界人民生活質量不下降的基本前提
**崔立如：**我同意東曉院長的這個看法。當前美國很多人面對中國發展態勢感到焦慮，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自身的狀態不好。實際上美國相當一部分人對可預見的未來持悲觀態度。美國現在的政治極化、社會分化到了戰後最嚴重的程度。這次中期選舉的結果是民主黨重新奪回國會眾議院的控制權，使美國兩黨政治變得更加平衡些，同時也使很多人擔心，今後國會要產生基於多數共識的經濟社會法案將更加困難。這是美國政治中最大的問題，由此產生的焦慮必然聯繫到對外政策上。當前中美關係的發展態勢與此有重要關係。
中美關係進入一個競爭主導，競合交織更為複雜的時期，對中國外交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和外交藝術，用世俗的説法就是要更加老道。在力量對比不利的時候，要善於避其鋒芒，不爭一時之是非。實際上國家之間的外交問題，多數情況下不必以是非論處，主要是利害權衡問題。放眼長遠，中美之間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所要追求的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我們能夠改變全球化已經形成的相互依賴關係嗎？習主席在G20會議上高舉“開放和多邊主義”旗幟，堅持維護多邊貿易體系，其基本思想就是人類社會的發展將越來越相互依賴。如果要改變這一發展趨勢，那就是倒退，就是退回到相互隔絕的世界。我們需要做出改變的不是國家之間相互依賴的關係，而是要使相互依賴關係變得更加公平合理。所以我們認為，特朗普政府的經貿政策在“美國優先”第一原則下，實行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是錯誤的，中美經貿問題上的博弈，是利益之爭，也是理念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