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今天英國的危機是一場私有化帶來的危機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殷之光】
在英國，一場政治風暴即將到來。
現任保守黨領袖、英國首相特蕾莎·梅提出的退歐計劃遭到黨內外各方的強烈抨擊。素以作風強硬聞名的特蕾莎·梅不得不在12月10日上午11點宣佈，原定12月11日晚舉行的脱歐協議草案下院投票推遲。隨後，英鎊創紀錄暴跌。最終，12月11日晚，在各黨支持下，議會決定於12月12日晚對梅政府發起不信任投票。
雖然最終特蕾莎·梅以200比117的票數守住保守黨黨魁之位，得以繼續留任英國首相，但背後的政治危機並未完全散去，保守黨與北愛爾蘭民主統一黨組成的聯合政府也岌岌可危。同時，由於退歐之後，北愛爾蘭、蘇格蘭、威爾士、英格蘭各王國，乃至各郡之間與歐盟關係的差異，議會與社會輿論中甚至也出現了進一步解體（devolution）聯合王國的大討論。
特蕾莎·梅挺過黨內不信任投票，在唐寧街外發表講話（圖/視覺中國）
風暴根源
在學術界與傳統媒體的討論裏，這場危機的根源一般被追溯至2008年的經濟危機。
在BBC的一篇報道中，從2008年至2018年被稱為“消失的十年”（the lost decade）。在這十年裏，城市小業主與工薪階層的工資幾乎停滯不前，而物價與整體通貨膨脹率則連年上漲。在英國，隨着2010年保守黨政府上台，其財政政策大幅度向大資產傾斜。通過一系列削減最高所得税、縮減政府開支、私有化公共服務等激進市場化措施，英國社會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社會階層流動性減弱，保守黨政府最終為今天這場巨大政治風暴埋下了種子。
同時，近十年來保守黨政府的市場化改革還進一步加劇了其政黨內部左中右各派的分裂。
在2014年出版的《來自右翼的反叛：闡釋不列顛對極右翼政治的支持》中，羅伯特·福特（Robert Ford）和馬修·古德文（Matthew Goodwin）這兩位以定量統計分析見長的英國政治科學家便分析了英國獨立黨（UKIP）興起的原因。他們利用1997至2013年的英國選舉研究觀測數據（British Election Study Continuous Monitoring Survey），以及網上社會調查問卷等形式，發現在卡梅倫執政之後，越來越多的藍領白人中產家庭男性開始成為英國獨立黨的選民。
在他們看來，保守黨政府處理經濟危機的模式，無法真正解決英國社會問題。而之前工黨政府對私有化的積極態度，也更使得這批原本屬於工黨的選民們大失所望。因此，越來越多的社會工薪階層白人男性開始轉向更為反歐盟，且社會經濟政策趨向保守的英國獨立黨。這也直接造就了2013年地方選舉中，英國獨立黨史無前例的大勝。
資料圖：視覺中國
反省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事實上，從退歐公投到英國獨立黨興起，以及最近的保守黨分裂加劇，這一系列問題都是近二十多年來英國社會問題積累加劇的集中反映。因此，在這種氛圍下，英國各政黨近來也開始對近幾十年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進行反省。
從2018年年初開始，一些因為英國私有化加劇以及政府公共服務大量外包而興起大型私人公司開始不斷爆出財務危機，以及各類貪污、服務質量低下、偷工減料等醜聞。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包括承接監獄管理工作的英國安保服務提供商G4S虐待囚犯與非法拘禁問題，以及承接政府基建項目的卡瑞林（Carillion）公司在倒閉前與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協同做假賬，騙取股民投資等問題。這些都成為了公眾要求減緩私有化，甚至重新開始國有化關鍵部門訴求的導火索。
在來自各方面的輿論與政治刺激下，今年9月末剛剛結束的工黨大會上，對私有化問題以及整體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政策進行徹底反思。大會剛剛召開，英國鐵路工人工會（ASLEF）執行委員會主席托實·麥克唐納（Tosh McDonald）的發言便在傳統與社交媒體上迅速得到了大量支持。他在發言中説：“我每天都會把鬧鐘調早一點兒，以便能早起多恨撒切爾一個小時。”
英國工人階級與城市中下層人民中對撒切爾時代的怨恨主要針對其大張旗鼓的私有化政策。私有化造成的貧富分化以及社會階層固化問題也直接導致民眾進一步懷疑歐盟，並對工黨與保守黨政府產生強烈不信任感。可以説，英國獨立黨的勝利與之後的退歐公投，都是長達30餘年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政策在英國產生的直接後果。
新自由主義經濟與社會政策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始，正式在英國試水。從1973年西方世界石油危機開始，歐美主要工業國家便開始面臨嚴峻的經濟危機。
由於新興工業國家的興起，這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對傳統重工業，特別是鋼鐵工業進行重組，並引發股市暴跌。在英國，整體GDP增長率跌了將近4%。而同時期的通貨膨脹率則達到了2位數，並連年居高不下。最高時期甚至達到了20%。大量傳統重工業的工人對政府表達了強烈不滿情緒。
作為回應，當時英國保守黨政府開始嘗試以去國有化的形式，試圖挽救這場危機，同時也以此來維持保守黨在議會的多數。
在著名的《萊德利報告》（Ridley Report）中，這場危機被主要認定為是一場保守黨的政治危機。因此報告提出，用縮減、拆分公共服務部門，以及瓦解大型工會的形式，來對應反對黨的挑戰。私有化作為應對工會挑戰的一種手段，也被納入到這一攬子措施中。
然而在這一時期，首先開始私有化改革的恰恰是一些經營良好的優質國有企業。其中包括英國航空航天工業、電信以及無線電通訊行業的一些重要國有企業。在當時，此舉的目的是希望通過私有化優質企業來緩解政府借貸的壓力。
到了20世紀80年代，撒切爾首相第一個任期末，經濟衰退的狀況並未緩解。然而，撒切爾政府通過1982年的福克蘭戰爭勝利，暫時在國內提升了其支持度。隨後勝利贏得了1982年的選舉，獲得連任。
撒切爾夫人（資料圖/視覺中國）
在其第二個任期內，保守黨政府開始大張旗鼓地進行市場化改革，將哈耶克式的私有化思路作為緩解經濟衰退的萬靈藥。當時保守黨議員傑佛瑞·霍爾（Geoffrey Howe）便大肆讚頌市場化的神奇力量，保守黨政府開始向社會宣傳私有化會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進而提高生產力的思想。在當時的社會討論中，歐洲大陸國家被視為英國全球發展的競爭對象。而越早進行私有化改革，則能保證英國在這場競爭中取得先機。
在這一時期，英國政府將捷豹汽車公司（Jaguar）、英國電信（British Telecom）、英國北海石油（Britoil，其前身是英國國家石油集團，私有化後不久被BP收購）、英國天然氣（British Gas）等大量核心國有企業徹底變賣給私人。
到了撒切爾夫人第三個任期時，由於前兩個任期內大規模私有化以及打擊工會力量的政策，保守黨政府開始準備進行更為激進徹底的私有化改革。當時計劃將英國鋼鐵（British Steel）、英國石油（BP）、勞斯萊斯（Rolls Royce）、英國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以及水電等主要社會公共服務部門都變賣給私人。同時，私有化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也被提上議程。
這些都成為壓斷英國民眾的最後一根稻草。國內各階層反對撒切爾保守黨政府的呼聲開始結成了共同體，並最終發起了議會對撒切爾的不信任投票。這也直接導致了撒切爾夫人最終在任期內辭職下台。
然而，長達將近20年的私有化進程已經在英國國內構成了強大的既得利益階層，對哈耶克市場化思想的迷信也已經根深蒂固。因此，即便在撒切爾辭職之後，脆弱的保守黨政府以及後來的布萊爾工黨政府仍舊能繼續推行私有化政策。
從1992年至2001年間，被變賣的國有企業包括英國煤炭（British Coal），國家電力（National Power）以及著名的英國鐵路（British Rail）和英國郵政（Post Office）。在布萊爾政府時期，英國的不少法律、路政、教育、甚至醫療部門都被拆分並私有化。
資料圖：視覺中國
但是，私有化並未像之前保守黨所保證的那樣，增強了英國的競爭力。相反，以英國電力為例，被私有化的國家電力公司很快被法國電力（EDF）收購，而EDF至今仍是一家法國的國有公司。
同時，在政治上，大規模私有化關鍵民生部門的確瓦解了工會力量，但是同時也瓦解了英國廣大各階層民眾對政府的信心。由於繼續推行深入私有化政策，工黨的形象也一落千丈。大量原本屬於工黨的選民也轉投了右翼的英國獨立黨。近些年科爾賓在工黨內異軍突起，很重要的原因也在於他表達了與舊工黨切割，且希望扭轉私有化進程的決心。
工黨的希望與呼聲
在今年的大會上，工黨宣佈了三項重要的政策。
第一，要扭轉私有化進程，將公共服務外包合同（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收回國有，創辦更多的公有以及集體所有制單位（Public and Community Ownership Unit）。
第二，強制私有企業加入“公平税率標準”（Fair Tax Mark standards），將其盈利及納税記錄徹底向公眾透明。
第三，推行員工持股以及員工利潤分紅計劃，強制企業吸納工人進入董事會。
除此之外，大會還呼應了振興北方工業帶及支持貧困地區發展等一些特麗莎·梅政府提出但卻並未有效推行的社會政策。同時，將英國鐵路重新國有化的呼聲也得到了大會參會者們一致的相應。
這一系列信號都表明，年輕一代的英國人已經開始將眼光從原先的唯資本至上的哈耶克經濟思想，轉向到了新凱恩斯主義的調控理論。
在工黨大會上，影子內閣財政大臣約翰·麥克唐奈爾（John McDonnell）還宣佈，要成立一個國際合作平台，以討論並應對未來的經濟危機。這個平台的領導人便是近些年來不遺餘力批判華盛頓共識，批判金融市場自由化，並唱好中國經驗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英國工黨的轉變也響應了近些年來，英國學界、政界以及社會大眾中反思迷信全面市場化、金融化的思潮。越來越多的公共討論也開始關心社會公平。許多知識分子與政治精英也承認，日益加大的貧富分化是私有化與保守黨政府緊縮政策的惡果。這也直接導致了人民投票退歐，以及對近20年來政府治理政策的強烈不滿。在親工黨的媒體《獨立報》上，甚至在2017年時便有文章直接指出，“公共服務的私有化”是“國家的最大失敗”。文章表示“是時候要（從私人資本手中）奪回控制權了”。
傑里米·科爾賓（資料圖/視覺中國）
在今年工黨大會最後一天，科爾賓向所有到會人致辭。在發言最後，科爾賓説道：
“我們不希望生活在一個人民寢食難安的社會里。一個強大的社會，是一個能給所有年輕人以希望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每個年輕人都能去安心追求他們的理想；因為他們知道，在他們遠行之後，如果他們的父母需要幫助，這個社會隨時都能伸出援手。我們的任務，就是創造這樣一個不列顛。只要團結一致，我們一定能實現這個目標。”
無論科爾賓的工黨能否上台執政，它都為英國帶來了一種新的、敢於質疑唯市場論的信心。它將政治的重心，從資本重新轉向了人民；從財富積累，轉向了社會公平；從少數，轉向了多數。能否真正將這種希望與呼聲轉變為政策與行動，也許這便是未來十年中整個世界需要共同回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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