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槍騎兵：日本主流文化為什麼不願承認南京大屠殺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紅色槍騎兵】
今天是2018年12月13日，也是第五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銘記，不只是民族的悲愴，還有落後必亡的訓誡。那麼，當年給我們造成國難的一衣帶水的鄰居，他們對那段歷史有過徹底的反省嗎？
中國人大概可以理解日本右翼分子為何在歷史問題上胡攪蠻纏：處於立場，或者是利益。有些政治家自己就是甲級戰犯的後代和事業繼承者，一些大財團曾經發過戰爭財。每當這個時候，也有一些心懷善意的先生們告訴我們：日本的主流社會是愛好和平的，是善良的。比方説吧，日本的大部分教科書中，都客觀陳述了侵華戰爭的。
但是，恐怕這樣的解釋未必能夠讓中國民眾感到寬慰，沒準還徒增不滿和憤懣。
如果日本的主流社會真的客觀看待侵華戰爭，如果日本的主流社會真的愛好和平又心懷善意，那麼他們對於這樣慘絕人寰的悲劇，不可能不會有所觸動，那麼應該會有很多的日本普通民眾自發地表達出對於侵華戰爭受難者的同情和遺憾，應該會有很多日本普通民眾自發地表達出對侵略戰爭的歉意和反思。那麼儘管有日本右翼勢力的阻撓，日本普通民眾的善意應該是能夠被中國人民感受到的。
但現實是如何呢？
在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輿論場上，日本的主流文化是缺席的。日本“愛好和平，心懷善意，尊重人權和普世價值”的主流文化並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發出強有力的聲音。在中國人看來，日本人主流文化的表態，即便是出於良知，也總顯得隔靴搔癢，含糊其辭。
是什麼導致了這樣的結果？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在什麼地方出了問題呢？
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存在兩大問題：
1. 虛無化
2. 碎片化
虛無化和碎片化是相輔相成的：微觀上的碎片化，造成了宏觀上的虛無化，理論上的虛無化又促進了具體認識上的碎片化。
要解釋什麼是虛無化和碎片化，首先需要一個合適的反例，一個標準答案：
“日本天皇製法西斯主義者，給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尤其是給亞洲人民帶來了無可估計的災難和損失，日本天皇製法西斯主義者殺害了數百萬的中國人，菲律賓人和亞洲其他各國人民；燒光了他們的房子，村莊和市鎮；掠奪了他們的財產，富源和領土；破壞了他們的獨立，自由和幸福；南京大屠殺和日軍在馬尼拉的暴行，只不過是天皇製法西斯主義者在全中國，越南，泰國，緬甸，馬來亞，印度尼西亞及菲律賓所犯的無數暴行、掠奪和迫害的典型實例而已。
我們日本人民，也由於本國統治階級的專制和從事非正義的戰爭，被投入了歷史上空前的痛苦深淵，最後甚至連民族的獨立都被剝奪了。”
——井上清《戰後日本》
這個答案對於日本侵略戰爭的宏觀性質下了清楚的定義：總的來説這是一場非正義的侵略戰爭，給亞洲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造成了苦難。對於整體和局部也給出了一致的解釋：日本侵略者的種種罪惡罄竹難書，而這些分散的，局部的行為組成了日本整個的非正義的侵略行為。
然而井上清在日本，被歸類為“極左史學家”，雖然由於他治學嚴謹，造詣很高，當了京都大學的名譽教授，但是他的理論與大多數日本人的思維方式不能相容。
要概括説明大多數的羣眾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殺和侵略歷史是很困難的，不過我們可以找一個日本普通人的認識上限：NHK。
NHK被右翼批判為“日奸媒體”，要論反思二戰的紀錄片，他們拍的最多，而且還勇於涉及“731部隊”等敏感問題。
即使在被認為是有良心的主流媒體如NHK的認識中，“滿洲事變”、“中國事變”、與“太平洋戰爭”也是存在脱節的。反思和批判，大多停止在對少數“關鍵的轉折點”和少數“發動戰爭責任者”的批判上，而“戰爭的過程”和“戰爭的執行者”則被隱去了。彷彿戰爭一旦爆發，破壞就在所難免，而戰爭中的暴行也就變成了不可避免的了。
發動戰爭是罪惡，但執行戰爭卻成了可以理解的行為，少數決定戰爭爆發的人可以説是罪人，但在戰爭中倒行逆施的人卻被洗白了。
雖然一部分日本歷史學家提出了“十五年戰爭”的概念，並且試圖將日本的侵略戰爭進行系統構建，但普通民眾的思維卻依然傾向於對戰爭中孤立的各個事件做個別的解釋。
這也證明：並不是沒有人教民眾正確的觀點，而是民眾中沒有接受正確觀點的思想基礎。
敍述一旦散落，系統無法建立，總體的性質也就變得模糊不清了：既然只有幾件事，幾個人是壞的，大多數事，大多數人是稀裏糊塗的，而且還有幾件事，幾個人是好的（十五年戰爭期間日本人裏面總有那麼幾個好的，或者是不太壞的吧！）。這樣一來，將“十五年戰爭”定為“非正義的侵略戰爭”就顯得“唐突”，“武斷”了。
而要以這樣一個“非正義的侵略戰爭”的理由，將戰犯加以懲辦，也顯得“過分”了。控訴戰爭整體是可以的，但不加區別地控訴戰爭中的每個侵略者個體則無法接受，中國人一旦提起日軍暴行，便忍不住得到幾句回嘴：“你們中國的政府軍當時也不是好人”或者“你們中國人當時也殺了無辜的日本人”之類。言下之意不管侵略者還是被侵略者，雙方都是一路貨，壞的不是日本軍隊，而是戰爭本身。
這種戰爭觀念的差別，在各個方面都體現出來，其中一個具體問題就是，日本人經常提出“探討”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死難人數”，而中國人總是一口咬定國際法庭的結論“遇難者三十萬”。
為什麼中國人無法忍受這種“探討”？因為日本人既然在事件的性質上犯含糊，那麼在程度上進行探討，就有將性質的含糊屬性增大的可能。如果説南京大屠殺的罪惡是因為殺了30萬人，那麼如果殺了20萬人，罪惡是不是就減少了呢？或者如果殺了10萬人，罪惡是不是就更少了呢？
甚至更細思恐極一些：如果説南京大屠殺死的人是死於原子彈的人數的兩倍，得出結論説日軍比投下原子彈的美軍更可惡，那麼如果南京大屠殺的實際死亡人數比死於原子彈的人數要少，是不是就可以説美軍是更加可惡的犯罪集團呢？
我們都知道並非如此：南京大屠殺之所以罪惡，不僅僅是因為他是暴行，而且是因為他是侵略者為了壓服被侵略的民族而施行的暴行。原子彈的爆炸當然也造成了無辜者（或多或少有一些）的死傷，但這是為了讓侵略者低頭伏法所進行的戰略攻擊，所以兩者從性質上就不同。
如果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上，討論“南京大屠殺有多少人死亡”才是有可能的。唯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日本人殘殺30萬人和殘殺20萬人，甚至殘殺2萬人，哪怕是如同納粹軍隊在巴黎那樣“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性質也沒有任何的改變。
2017年1月24日，日本APA酒店標識。放置“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書籍引發了廣泛討論。24日，國家旅遊局召開發佈會，對日本APA酒店錯誤做法表示強烈憤慨，呼籲自覺抵制APA酒店的錯誤做法。（@東方IC）
歸根結底，正是因為日本人歷史觀的虛無和碎片化，中日兩國民眾才難以達成共識。中國人在歷史問題上提醒他們一兩次，也許還可以得到一個含糊而不耐煩的“是是是，你説得對。”提醒的次數多了，不免就要焦躁起來：
“無路賽！你們要讓日本人道歉幾次才罷休呢？”
中國人需要的不是日本人道歉多少次，甚至也不是賠償多少——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經濟賠償越來越無足輕重了——中國人希望的是日本人能夠像井上清一樣，從總體上承認侵華戰爭的非正義性和侵略性，建立這樣的一個認識基礎，然後我們才有建立更高級的共識的可能。
想要解釋日本的主流社會為什麼無法理解南京大屠殺，要考慮的是日本主流社會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思維方式。很多日本知識分子熱衷於研究本民族的精神特質，可能是因為他們的“民族性”對內而言相當普遍，而對外來説非常稀有。一些擁有國際視野的日本學者在對日本民族的精神特質的研究上有着豐碩的成果，在一些基本問題上也達成了共識。接下來的論述將主要建立在這些共識上面。
大和號上為何沒有“一聲炮響”？——日本人被“現實”所束縛。
海軍少尉吉田滿曾經是戰列艦“大和”號的乘員，他在《戰艦大和的末日》這部紀實文學中記錄了這艘戰艦最後一戰：1945年4月5日，日暮途窮的日本聯合艦隊下令“大和”號戰列艦加入自殺式的“特攻作戰”，這艘世界上最大的戰列艦上升起了象徵有去無回的“非禮法權天”旗幟。當時在軍艦的軍官艙室裏爆發了激烈的討論，青年將校們都在思考，自己究竟是為何而死呢？炮術軍官臼淵大尉在激烈的辯論中説道，這次出擊毫無意義可言，不能給敵人任何打擊。而我們死去的目的就是要證明戰鬥的徒勞，只有如此民眾才能意識到戰爭的無意義而去追求和平。這也是眾多“神風特攻隊”成員們在赴死前的想法：要用自己的死亡證明戰鬥的徒勞和戰爭的無意義，從而結束戰爭，讓民眾得到醒悟。
**一戰末期，日暮途窮的第二帝國下令德國公海艦隊進行類似的自殺式作戰，謀求“光榮的沉沒”，結果基爾水兵發動大起義，推翻了讓他們去送死的政權。**看來這種“犧牲自己”的邏輯恐怕很難被別的國家的人理解，至少德國人肯定是理解不了的。
按照德國人的邏輯，既然水兵們知道了戰鬥毫無意義卻要送死，那就理應反抗這個讓人送死的政權，下面應該是**“大和號一聲炮響，革命的水兵衝進櫻田門”**了。
然而事情卻並非如此：後勤軍官想盡辦法為大和號蒐集了足以在母港和沖繩之間往返的燃油，儘管誰都知道這是一次單程作戰。在遭到美軍空襲的時候，大和號的高射炮拼命地射擊，進行明知徒勞的戰鬥，當然最後還是被炸彈和魚雷送進了海底。
眾多“覺醒”了的神風特攻隊員們，也沒有誰去開着自殺戰機撞了陸軍省或軍令部的。倒是有些不那麼“覺悟”的神風特攻隊員們，去海上溜了一圈，便報告“沒發現敵軍”返航了，他們看來是並不準備用自己的生命去啓迪誰的。
大和號的艦員和神風特攻隊員們們的反抗是一種精神上的反抗，行動上的助長：一方面他們似乎認識到戰爭的罪惡，一方面他們又去為這種罪惡推波助瀾。
如果説這些人的行為僅僅是奇怪，那麼現代的日本人居然會接受他們的想法，那就更奇怪了。
丸山真男在《軍國支配者的精神形態》中得出的結論是：“在日本人的思維中，‘現實’並不是正在醖釀或者將要產生出來的事件，而是已經發生的事件，説的再清楚一點就是‘已經在別處發生而波及到我這裏’的事件，因此，日本人所為‘現實性’的行動，就是活在過去的束縛之中。”
“現實”一旦“已經發生”，就成了無法抗拒的神明，思維被過去所束縛的人，是不可能挺身去反抗“現實”的。因此唯一的選項便是將現實合理化，所以當大和號的艦員們明知神風特攻毫無意義，卻無法想到推翻這種現實，而只是在現實的束縛下，掙扎着要尋找出一個“意義”來——這種“意義”是怎麼都能找到的，就像有些人總是念在嘴邊的“花錢買個教訓”一樣。
“東張西望的日本人”
為什麼日本人會被“現實”所束縛？丸山真男的觀點是，在這林林總總束縛着日本人思想的現實之上，有一個最大的“現實”，就是日本的開國。
民族文化的形成源於這個民族現代化的第一聲啼哭。現代化會將一個民族“自然生長”出的和從外界隨意吸收的語言，思想與文化加以揚棄，並且推廣到所有民族成員。
開國作為日本現代化的起源，成為了日本民族文化形成的決定性事件。“開國”的實質是：世界的進步發生於日本之外的某處，現在這種進步（洋人的堅船利炮）已經波及到了日本，如果不趕快仿效這種進步，就會被這種進步所征服。
這個事件造就了日本民族文化就是“要趕緊追上別處改變腳步”的緊迫感。
因此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主流社會在思想上的最大優點，就是貪婪的求知慾望和迅速的學習。由此引發的最大缺點就是思想上缺乏了自我的評判標準，將“好”的標準等同於“新”。頭腦不斷地被外來的新事物所佔領，從而缺乏系統性和繼承性。
這種特性為丸山真男概括為“日本人不斷地東張西望”又被後來的學者進一步地闡釋為“日本人的思想會迅速改變，而變化的方式始終不變。”
這種“新”並非是“將來時”的新，而是“過去時”的新，是“已經發生並波及到我的事情”中，最近發生的東西，也就是“現實”。
正是因為學的太快，學的不求甚解，日本式的學習是缺乏批判的學習，是對過去的思想成果缺乏繼承的學習。
在半個世紀以前，丸山真男略帶抱怨地對日本人的思想作出如下批評：
日本的論爭史更為直接地，或者簡直説是漫畫一般地表現了一個傳統：就是思想不能在對抗和積澱的基礎上成為結構。日本人理論論爭時往往還沒弄清哪些問題已經解決或者理出頭緒，哪些問題還有待於今後解決時，就不了了之。因此過了許久又因某種原因就同樣的主題又開始論戰，一切都從頭開始，而不是從之前論戰的基礎上展開。
在日本，內容上多少有點體系的思想和教義，都是古時候從外部引進的，不過，這些思想在進入日本之後都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編，而且是被較大幅度地修正過，並不是囫圇吞棗，全盤吸收，所以要想作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找出“日本的東西”註定要失敗。不過，我們倒是可以研究一下日本人修正外來思想的模式，在這些模式當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令人驚訝的共同特徵，這個特徵並不是什麼高級的思想境界，而是存在於日本人普遍的精神狀態之中，我們日本人在不斷地向外界東張西望，向外面的世界尋求新的東西，這是長久以來日本人沒有改變的精神狀態。
正是這種固定的思維模式，所以日本人的看似經常發生劇烈的變化，並且缺乏連貫性。但在其中保持連貫的卻是唯“現實”馬首是瞻的膜拜。
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人的思想中就存在着對立的兩級：一方面是從外界影響到我的“現實”的大地，一方面是構建精巧，卻如同空中樓閣懸浮在半空中的理論。理性行為就這樣被理論帶到了半空中，像撐杆跳一樣靠脆弱的支撐立在大地上。
行為看似是被理論所支配，但實際上是被現實的大地所支撐，為了不離開現實的大地，思想就只能在竹竿上搖搖晃晃地拼命保持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不單是在不斷地就是在不斷的“承認現實”之中走向“終戰”的，同樣也是在不斷的“承認現實”中走向戰爭的。
上世紀20年代的日本軍國主義教育
9·18事變當時，當時執政的是以和平主義和開明民主著稱的若槻禮次郎的政黨內閣。關東軍的兵力不足，是依靠了駐朝鮮日軍在未得到天皇許可的情況下越境支援才取得成功。發動事變的陸軍中堅幕僚們擔心內閣肯定會向陸軍發難，因為朝鮮日軍越境進入中國東北，是需要天皇“大命”才能實施的舉動。陸軍的做法屬於“干犯天皇統帥權”，乃是“大逆不道”。陸軍頭腦永田鐵山擔心，就算內閣不以此為由追究責任，也肯定不會批准支出經費來供陸軍繼續事變
然而在內閣會議上，沒有任何一位閣員表示異議。軍務局長小磯國昭向首相彙報之後，若槻禮次郎表示：“既已出動，豈非無奈？”
既已出動，內閣便承認了這個事實，既已承認，便支出了陸軍所需的經費，這樣侵略才得以繼續，而高呼“協調外交，民主政治”的“開明派”政治家在“現實”面前，突然都成了侵略軍閥温順的幫兇。
日本的歷史觀從屬於現實觀
日本人無法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的原因是他們太着急去學習現實。現實一旦過時，變成了歷史，立即變成棄之如敝屣的沉渣，雖不是被徹底遺忘，卻也沉澱在記憶的最底層，被下意識地忽略和規避。
日本人的精神最本質的是“現實”的肉體，上面覆蓋以為滿足現實而引進的理論的毛皮，至於歷史依據，連毛皮都算不上，只能説是散落的皮屑，抖一抖就落掉一大片。
想讓歷史從記憶的沉渣底層泛出來，除非它極其偶然地與現實產生了共鳴，此時它才會被回憶起來——而且往往是被以扭曲到和現實相一致的方式被回憶起來。日本當下的現實是美日特殊關係下的和平，這個現實與當年不惜對美開戰的歷史顯然難以產生通感，日本人最有共鳴的歷史，無疑是明治維新到昭和政變為止，作為西方跟屁蟲的光輝歲月。
無怪乎日本的主流文化對戰爭的認識也是支離破碎，不成系統，而且異常扭曲。所能回憶起來的只有戰爭的可怕和對和平的呼籲，以及無謂死去的日本人對“和平精神”的“喚起”。
犧牲真的“喚起”了日本的和平意識嗎？1941年時任企劃院總裁的鈴木貞一曾如此解釋自己拒絕從中國大陸撤軍，不惜與美國開戰的緣由：
“我從滿洲回來的時候，去了一趟靖國神社。到那邊的時候發現一直有戰死者的遺族在排隊，看到這不禁感嘆‘啊……已經死了這麼多人了啊’。我心中感覺十分的慚愧，所以必須得做點什麼。以前軍人的性格大概就是這樣，軍人對於自己的成果肯定要正常化使之成立……”
鈴木貞一“做了點什麼”，於是就發動了太平洋戰爭。
真是奇怪，為什麼犧牲為什麼沒有讓他罷手呢，為什麼沒有喚起他的“和平主義”而是喚起了“軍國主義”呢？歸根結底，所謂喚起和平主義也好，喚起軍國主義也好，只是一種將現實合理化的努力，無非是合理化的方式不同而已。
只能解釋為他跟當今的日本民眾不一樣，他本身就不熱愛和平而是熱愛戰爭，所以犧牲對他來説只能喚起軍國主義而不是和平主義。
電影《永遠的零》劇照
或者説，當時的現實跟當下的現實不一樣，當時的現實是世界處於大蕭條之中，右翼思想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總體戰理論相結合而甚囂塵上的現實。現在卻是核大國互相的恐怖平衡之下和平共處的現實。
昭和軍閥無法放棄侵略戰爭的成果，當下的日本人無法放下美日同盟的基礎，都是因為這就是無可抗拒的“現實”，而“犧牲”不過是“歷史”，是可以為了“現實”而用各種方式“回憶”起來的。
換言之：對於日本民眾來説對亡者的緬懷並不是讓日本人嚮往和平的決定性因素，而是日本人接受了美國治下的和平之後，亡者的“喚醒”的意義才被重視起來了。並不是亡者真的喚醒了什麼和平主義，而是戰後的和平主義喚醒了亡者。
篤定“一旦開戰就不攻陷夏威夷不罷休”的戰爭狂人山本五十六，突然就變成了反對開戰的“對美和平論”者。懷着開足油門衝向美國航母而死無全屍的特攻隊員們，忽而就變成了“啓蒙”的先驅。其實質是抱定“一億玉碎”的日本人突然就變成了美軍治下的“順民”——不是歷史人物發生了轉變，而是回憶他們的人發生了轉變。
“以史為鑑，可以正衣冠”。意思是説歷史的真相中存在着客觀的真理和規律，要用真理和規律去指導現實的——不是“已經發生的”現實，而是“正在發生和將要發生的”現實。
而日本人的歷史觀卻相反，真理和規律不存在於歷史中，而存在於“現實”——已經發生並且波及到我的事情——當中，歷史的作用充其量是為“現實”提供腳註，“現實”的力量壓倒了一切，歷史觀成了“現實”觀的僕從。
那麼，支配日本的“現實”中有什麼恆常不變的東西嗎？有的，就是“開國”，或者説是為了生存而不斷地追趕西方文明這件事情。
日本人始終堅持着走西方的路，一度因為仿效西方的帝國主義行為而開戰，就像是修煉黑暗原力的西斯徒弟對抗自己的師傅一樣。
1945年7月26日，兩架神風特攻機撞擊英國蘇賽克斯號重巡洋艦，正好撞在主裝甲帶上，只留下了一道黑印
最終西方戰勝了日本，證明了純種的西方勝過贗品西方。二戰後西方在蘇聯的壓力下構建了新的國際體系，但是在日本看來，這無非是新一輪的“開國”，是新的“現實”臨到了頭頂。這一輪的現實不再是帝國主義了，而是自由民主，民族自決，當然也包括和平主義。日本人不假思索地真誠地膜拜了。
日本人的和平主義當然是“真誠”的。正如山本五十六確實恐懼對美開戰，特攻隊員們確實醒悟到自己的戰鬥毫無意義一樣。當然，對我們這些外國人來説，這些和平主義者們儘管“恐懼”，儘管“醒悟”，也並不妨礙他們開着自殺戰機衝我們撞過來——如果有朝一日“現實”要求這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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