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江湖之遠，廟堂之高” ——德法比較下的法國“抗議文化”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自十月底以來，法國的“黃背心”運動（Gilets jaunes）舉世矚目。

凱旋門被塗鴉，文物被砸壞，路邊商店遭到哄搶，車輛被推倒點燃，香榭麗大街冒起濃濃的黑煙……

一邊是投入催淚彈和漬水車的警方，一方是成羣結隊攢三聚五的抗議示威者。這場面對法國人來説並不陌生 。

示威者中有人高舉法蘭西三色國旗，每個顏色下分別書寫着三個年代：1789，1968，2018。第一個象徵舉世聞名的法國大革命，第二個代表那場聲勢浩大的左派學生運動，第三個記錄的是眼下這場“黃背心”運動。

圖源：德國《世界報》

這三個年代雖然不同，但反應的卻是同一個東西：法蘭西的“革命傳統”。

德法比較：法國人更好鬥？

德國人和法國人非常不同。可又是這些“不同之處”，讓他們彼此“愛恨交加”“難捨難割”。

法國人諷刺嚴謹理性的德國人“刻板保守”，德國人則譏笑熱情奔放的法國人不會“改革”只會“革命”。

的確，法國要比德國更容易發生激烈的街頭抗議和行業罷工：街頭設卡或佔領公共設施是家常便飯，把社會和政治矛盾赤裸裸地搬到街上司空見慣。

德國人一方面對此頗感詫異，不甚理解，另一方面又以某種欣賞的眼光關注對面的“熱鬧”；法國人卻為自己的“革命基因”和參與熱情頗為自豪，堅信這是“公民”（citoyen）的義務和權利。

那麼，德法不同的“抗議文化”背後究竟有什麼具體原因呢？

是法國人身上流淌着沸騰的拉丁血液？還是德國人冰冷理性的普魯士傳統？是法國人更容易不滿足？還是他們天生對政治更感興趣？或腦後比德國人長有更多的“反骨”？

要解答解答這些問題，恐怕還是要從兩國不同的文化傳統、思維習慣、思想觀念以及政治體制入手。

“外強中乾”的法國工會

根據法國憲法，每個公民不管是否加入某個組織（譬如工會），都享有“為改善工作條件而進行罷工”的權利；所謂的“政治罷工”和“聲援罷工”都是被允許的。在德國，只有在勞資談判過程中，而且必須在工會出面組織的情況下，罷工才是合法的。

這導致兩個不同的結果：1）法國很容易爆發超出個別企業和行業的羣眾運動，而德國罷工的影響則相對要小得多。2）單從法律角度看，法國的從業人員對工會的依附程度要比德國同行弱很多。

在西歐，法國工會的會員是最少的，連十分之一都不到，德國卻高達五分之一。所以，罷工時雖然哪兒都有法國各大工會的影子，如總工會（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CGT）, 民主工會（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CFDT) 和勞工力量（Force ouvrière）等，但它們由於會員人數少而很難以從業者的代表身份與僱主談判，緩解勞資矛盾的真正對話也就無從進行。

法國的社會矛盾調解環節之所以如此薄弱，也與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s）的法律和哲學思想有關。

當地時間2018年10月21日，德國德累斯頓，當地民眾舉行遊行活動，紀念“歐洲愛國者反西方伊斯蘭化運動”（PEGIDA）興起4週年。集會現場同樣也聚集着反PEGIDA的民眾，他們稱“仇恨使人醜陋”。（@東方IC）

根據他的理論，國家是公民意志和利益的直接體現，因而不僅不需要調解機制的預設，而且這種機制還是實現集體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 ）的阻力。所以，法國在19世紀末之前，工會和行會是法律明令禁止的。這種情況直到後來才慢慢有所改變。

政治體制的先天不足

法國的大規模抗議活動（罷工是個常見方式），經常都是針對政府決定的。

譬如，2006年，大學生上街抗議，佔領大學教室達數月之久。起因是政府頒佈的方便僱主解僱26歲以下僱員的所謂“初期僱傭條款”（contrat première embauche - CPE）。

2010年政府試圖進行“退休制度改革”，打算取消實施了幾十年的“60歲退休制”（延長退休年齡），導致持續數週的百萬人抗議。

在大規模抗議的壓力之下，許多法律在出爐之前就“夭折”了。

每次抗議都有不同的具體原因，鋪開來講會很拖沓，由於篇幅的原因，筆者集中介紹一下與政體結構有關的若干因素：

**議會功能過弱，導致政府在上述領域的決定比較武斷和極端。**根據法式總統制，政府的職能是輔助總統處理政務，而本應代表廣大民意的議會，其授權卻相當有限。結果是，在諸如教育、社會政策方面，議會雖然能營造框架條件，卻無法施加具體影響。

法國各職能機構分工明確，缺乏相互監督彼此協作。“非政治組織”（如行會、工會等）在決策中無足輕重。法規的產生不是政治妥協的結果，而帶有很強的“指令性”。

 **政府機構各司其職，井水不犯河水。**決策一旦引起公憤，反對黨和公民抗議很容易找到具體的攻擊靶子，譬如政府或某位部長。

**法國實行的是所謂的“多數制”選舉法，代表少數利益的小党進入議會幾無可能。**這就迫使它們在政治機構外發聲，如通過罷工和抗議來提出訴求。

**法國是典型的“中央集中制”國家。**體制中缺乏更多的決策商議平台，一旦發生衝突，所有憤怒和不滿的矛頭會直接針對巴黎。這有兩個充滿危險性的弊端：1）缺乏區塊處理危機的設置，地方無疏導和化解矛盾的可能。2）在街頭抗議壓力很大的情況下，總統作出的妥協往往影響深遠，很容易導致那些必要的大型改革項目夭折。

**只有政府、總統或議會有公投的倡議權，公民沒有。**換而言之，法律上確保基本人權，結構上卻阻礙人權落實，最後的結果是，抗議成為公民對政治決策表達不滿的一個發泄捷徑。

意識形態過強，政治期待過高

除了前面提到的工會作用和體制結構外，一個社會的基本價值也從根本上影響了示威者的舉止；政治分化和意識形態程度過高，又容易導致“罷工文化”的“對抗性”突出。

法國左翼陣營成分複雜，包括較温和的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和若干比較激進的政黨，如法共（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e）、工人鬥爭黨（Lutte ouvrière ）和新反資本主義黨（Nouveau parti anticapitaliste）。

除社會黨之外，其他幾個組織均與執政無緣，但它們在民間組織（如工會CGT）中頗活躍，因而對抗議活動的進程有一定的影響。

“歐洲價值觀研究”（European Value Survey ）每九年進行一次跟蹤性調研。根據該機構的調查結果，法國人對社保體系的信任和依賴要比其他歐洲國家的人高，所以，他們維護福利成果的意願很強，反對染指社保體系的改革。

在法國人眼裏，這類改革不是繼續發展的需要，而是在動“福利社會”這塊蛋糕。2010年的退休制改革引發的抗議和結果就是最好的明證。

另外，全球化對法國民族體認的影響也很大，成為抗議活動的重要誘因之一。根據“歐洲價值觀研究”的調查結果，法國人比其他歐洲國家的公民更擔心和害怕，民族國家的經濟和政治主權會在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的過程中逐漸流失。

在過去幾十年裏，這種憂患意識主宰着法國的各類政治討論，也充分體現在不同時期的罷工浪潮中。因此，“反全球化”和“反歐盟”成為左右民粹力量最響亮的口號，也就不足為奇了。

改革：抗議活動的“助推器”還是“制動器”

法國的抗議活動特點是，公民和政治體制之間的直接對峙；在德國，罷工和對抗只是維護從業者自身利益的一種輔助手段，其針對的首先是企業管理層。

改革在法國勢在必行，卻又舉步維艱。

譬如，奧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第二位社會黨籍的總統。他入主愛麗捨宮後，有些社會階層覺得終於有了自己的代言人。

可他任職期間，法國國債髙築，失業率居高不下，競爭力疲軟。總統雖然有政治傾向，但為了法國的利益，勢在必行的改革還是要啓動。

結果，他宣佈將要採取的緊縮和改革措施在社會、經濟和政治領域引發激烈討論，最終還是無可避免地導致街頭抗議行動。

奧朗德坐上總統寶座時還是顆“民族希望之星”，任期屆滿時卻淪落到連本黨都不推薦其連任的悲慘地步。

改革是把雙刃劍，可以為國家“披荊斬棘”。也可能“自傷其身”。法國的奧朗德如此，德國的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亦然。

現在輪到馬克龍了。

當地時間2018年12月10日，法國，法國總統馬克龍當天就近日持續的“黃馬甲”運動發表電視講話，“黃馬甲”示威者聚集觀看。法國總統馬克龍於當地時間12月10日晚8點發表電視講話，對“黃背心”運動作出了一些讓步，其中包括提高最低工資、減少退休者税負等措施。（@東方IC）

剛愎自用的他，以為能把選舉中的異軍突起和勢如破竹，轉化為改革中的順風順水。他推崇自由主義經濟理念，上台後先給富人減負，又學德國的施羅德對福利、市場和就業體制進行大規模改革。

他的努力固然是為了讓法國趕上德國，但最後引發眾怒卻一點都不奇怪，因為任何改革必然要觸動“福利”這塊蛋糕。

當然，現在通過“黃背心運動”體現出來的這份“眾怒”，也與馬克龍本人的言行方式有關：今年夏天，愛麗捨宮迎來又一個對外開放日。當時有一位年輕的失業者向總統傾訴找工作的難處，馬克龍的反應是：“我過幾條街就能立刻給你找到工作。”

這種傲慢態度也是導致馬克龍成為民眾“仇視”對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結語

在德國，罷工是勞資談判無果後，從業者為爭取利益採取的“最後手段”，理性成分較大，可控性強。

即便罷工後勞資雙方仍未達成一致，還可以通過雙方認可的調解人員（往往是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來進行疏導、勸解並提出解決方案。

在法國，罷工是民情難達“天庭”後的維權方式，是民眾發泄憤怒的一種渠道，是逼迫政府讓步甚至倒台的“政治鬥爭工具”。

法國人的福利的確是通過這些“政治鬥爭”得來的。可恰恰因為這些利益來之不易，民眾對既得利益就更難割捨。罷工所得越多，福利蛋糕越大，推行改革也就越難。

這裏包含着一種“惡性循環”的邏輯，也是法國社會許多問題長期無法“根治”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管是左派還是右翼人士入住愛麗捨宮，不管總統和總理是同屬一個政治陣營還是分屬不同的黨派，都會直接受到街頭抗議浪潮的衝擊。

“江湖之遠，廟堂之高”，這句中國人常説的話在法國社會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那就是：天高總統遠，地廣民意疏。

法國不像德國是聯邦制國家，它在歷史上一直就是“中央集權”的樣板，共和之後，皇權雖然換成了總統制，但巴黎依然是萬眾矚目之地。

條條大道通巴黎不僅是“條條大道通羅馬”的諺語翻版，而是實打實的客觀存在。

巴黎這個“心臟”如果強壯，法蘭西會健碩無比；反之，法蘭西有可能會（再次）成為“歐洲病夫”。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