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重新認識“中國政治改革落後於經濟改革”的説法
**編者按：**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為了梳理、總結中國改革的寶貴經驗、展望未來發展之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聯合觀察者網邀請多位權威學者，舉辦“人大重陽系列講座——對話人大名教授”之“改革開放40週年”主題系列。本文為人大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楊光斌的應邀演講。
【文/楊光斌】
講到中國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説，經濟改革不錯，政治改革滯後。同意這個説法的人特別多。今天就這個問題跟大家商榷一下。
蘇聯輸了，中美贏了
1965年至1980年左右，蘇聯、美國、中國都在大危機當中。
蘇聯危機，是1927年至1974年高速增長的50年突然轉不動了，經濟不行了。且領導人接二連三死去：1980年代初開始，三位總書記陸續去世，照中國傳統文化來説是“國運問題”；到1985年，選的總書記是戈爾巴喬夫，就是身體好，沒其它原因；而第四個總書記剛上任又死了。經濟危機、社會停滯、政治僵化、領導人接班問題，讓這個國家心理上要不堪承受了。
美國在1960年代中期有兩個運動。一個是民權運動，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凡是有人居住的城鎮都有黑人暴動。當時尼克松的政策是要儘量炫耀武力但不使用武力。到1970年代，黑人問題才基本告一段落。此時，反越戰運動仍風起雲湧。從1965年、1966年到1970年代中期，華盛頓紀念碑廣場上經常集結幾十、上百萬人。
1965年4月17日，反戰人士聚集在華盛頓紀念碑前，要求結束在越南的軍事行動。（圖/參考消息）
2008年以後討論美國危機，説第一次危機是1960年代，尤其到1970年，石油危機引起的經濟通脹。看社會科學，19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社會科學都是“我們怎麼玩不下去了”，比如著名的民主理論家羅伯特·達爾最有名的書《多元主義民族的困境：自治與控制》等等都是這些東西。
中國的故事就不用説了，1966-1976年文革，都是在危機當中。
結果，蘇聯沒了，中國和美國走到今天還不錯。
我説還不錯，是因為得出一個體會：國家與國家比較，不是比誰多好，是比誰多難，比誰能度過困難。社會科學是超越個體、集體的，要從整個結果來看。所以從國家層面來講，中國和美國今天看起來還不錯。
為什麼中國、美國贏了，蘇聯輸了？
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任以後改革改不下去，自己閉門造車，寫了《改革與新思維》，提出公開化、透明化、民主化。但是，他受到了蘇聯共產黨中龐大的利益集團的羈絆，這是根本阻力。他從1987年開始搞政治改革，催生了一個競爭對手葉利欽，兩三年蘇聯共產黨就出現危機了。蘇聯按西方説法是黨國體制，黨沒了，國家就沒了。
至於美國，1981年裏根總統上台，靠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解決危機。這是很殘酷的，就是自由化、市場化。美國在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時候，國內的反抗浪潮特別猛烈。里根的第二個女兒就跟里根斷絕了父女關係，她認為她父親作為總統失去了人性，沒有資格做她的父親。但到1983年以後，美國經濟就好轉了。
而中國，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意識形態、理論上拉開了改革的序幕。真正改革的領域還是經濟，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企業承包制開始。
為什麼蘇聯輸了，中美贏了？理論意義是什麼？恐怕很多習以為常的説法要重新思考。
國家理論的解釋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2年上任後沿着鄧小平南巡講話的路線巡視時有一番將近兩小時的講話，當時聽得我眼睛一亮。他説“我不贊成那種籠統認為中國改革在某個方面滯後的説法。”也就是説，不同意政治改革落後於經濟改革的流行説法。這説法講得最兇的是經濟學家，因為任何人都有本位主義。
我們説的國家權力也指政治權力，政治權力代表國家權力。當然，國家權力更廣泛，它包括經濟權力、意識形態權力、軍事權力、政治權力。國家權力由四個權力構成，其中，政治權力是其它三種權力博弈的結果，並不總是問題的原因。比方1949年新中國成立，共產黨權力怎麼來的？從沒有政治權力到有政治權力，當然是先掌握軍事、經濟、意識形態的權力。毛澤東在延安的時候除了管黨，就管意識形態——槍桿子和筆桿子。
從國內外歷史來説，政治權力是結果，但生活中可能遇到問題時，如遇到腐敗，人們會説體制問題，而體制問題就是政治權力問題。什麼體制沒有腐敗？大家可能會想到美國、英國這些“自由民主”國家。然而有大量案例表明，發展中國家實行美國體制後出現的腐敗比我們還多，比如印度、菲律賓。
中國女孩找了男朋友帶回去見媽媽，媽媽會告訴小夥子好好聽領導的話，好好工作，這是上一輩對下一輩的希望；但是在印度，準丈母孃首先看你這個職位能不能搞腐敗，這是選女婿的一個標準。這就是文化上的根爛了。
菲律賓也是這樣的。在中國叫“豆腐渣工程”，菲律賓叫“影子工程”。國家預算出來了，國會和政府部門、利益集團三家參與，利益集團説服某個地區的建築商虛擬一個計劃，經國會、政府批准，錢下來以後三家分了，沒有工程。
我們在生活中聽到太多，一有問題就是體制問題，而體制問題有一個理想的座標，就是美國。然而，很多實行美國體制的國家腐敗不少。政治權力是結果，經濟增長6.5%還是7%，對一個國家沒有根本影響；而政治亂了，頃刻間這個國家中人們賴以生存的結構就沒了。中國晚清的戊戌變法和蘇聯改革均認為所有原因是政策原因，從政策下手，結果國家政權很快被搞掉了。
美國的歷史更有意思了。立國至今200多年，從農業資本主義（其實就是奴隸制）到工業革命，後來進入工業資本主義，20世紀中期後又搞起金融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發生了革命性變化，但美國憲法和政治體制沒有變革，想變也變不了——美國開國之父們規定，如果要修憲，第一個條件是獲得參眾兩院三分之二的同意。政治利益哪有那麼多公約數？要獲得70%的支持率修憲，這很困難。
我們就要問了：美國經濟體制變化那麼大，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沒改，也改不動。
因為改不動，所以槍支氾濫。這些東西都寫在憲法中的，沒法修憲，槍支氾濫就沒法遏制。有民意調查顯示，80%~95%的民眾強烈要求禁槍、控槍，但如此絕對多數的民意在法律面前仍顯得非常軟弱，毫無力量。國際恐怖主義對人類生命的危害每年不超1萬人，但在美國，每年死傷於槍擊的能達3萬人左右。有時候真的要問問，誰是恐怖主義國家。
資料圖：視覺中國
美國曆史告訴我們，政治與經濟關係不是我們想的那麼簡單。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位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2003年的時候認為，從1974年第三撥民主化開始，70多個國家都倒了，而中國倒下是早晚的事兒。但是，中國不但沒倒，還越來越強大。黎安友因此提出“韌性”威權主義的概念，認為中國這一威權主義體制的彈性空間很大。
從歷史到現實，所謂的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的説法，可能要重新認識。因為中國社會科學的落後，很多教授人云亦云。
改開40週年為什麼能走得不錯
中國改革開放40年走到今天，走得還不錯，邏輯在哪？中國的政治變遷，總結下來有八個字：“堅持方向，固本革新”。
怎麼堅持方向？看《鄧小平文選》，1978年12月份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馬上進入理論務虛，從1979年1月份開到3月份，還要繼續往下開，中宣部和社科院聯合舉辦。中宣部覺得這個會不能無限制開下去，需要一個總結，找人講話，找誰誰都不講，最後沒辦法找了鄧小平。
問鄧小平講不講，沒想到鄧小平答應得很爽快。他來講，就講了四項基本原則，定了調子，我們要改革。他還強調，社會主義改革真的不知道怎麼搞的情況下，要守住共產黨領導權問題，這個東西沒了，一切都沒了。這就是“堅持方向”。
比較而言，世界上有很多成功的革命，但很少有成功的改革。革命理論上很容易，敵人、目標非常清晰，組織動員、反對敵人就可以；而改革，是動自己的奶酪。明治維新算非常成功，但最後在我們看來也走上邪路。我們這裏成功的原因，就是鄧小平把握住了方向。
戈爾巴喬夫改革，首先動了基本盤，兩年之內把共產黨鬥得稀里嘩啦。1987年至1991年，知識分子、工人階級都在風起雲湧地反對蘇聯共產黨。蘇聯礦工幾十萬人動不動罷工，而蘇聯知識分子是改革、反攻的急先鋒。結果，蘇共沒了。這些知識分子到中國人民大學來要喝二鍋頭，因為在蘇聯喝不起酒了，伏特加非常難喝。這是知識分子的遭遇，更別説蘇聯工人的遭遇。
蘇聯垮台以後兩次私有化，一次在1991年，一次在1995年。我拿中石油、中石化做假設。假設中國銀行、中石油、中石化國有化，每個人給的股權是理論上的，跟實際所有毫無關係。但是怎麼私有化呢？股權可以轉讓。這些公司的老闆故意不發工資，讓擁有股權證的工人們迫不得已轉讓自己的股權，最後財富聚集到紅色資本家手中。我拿中石油、中石化舉例子假設，大家容易感同身受。
因此，不要聽經濟學家説得很美，説去國有化跟老百姓一點關係都沒有，蘇聯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這就是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的高低之分，一比不是一個量級的。
説鄧小平偉大，結果現在大家都按照鄧小平比，比如説莫迪是“印度鄧小平”。考慮到印度的體制，怎麼可能？在印度，公益組織成千上萬，莫迪想建廠、開山，各種公益組織讓他沒法做。最後莫迪一氣之下關閉了9000多個NGO的賬户，讓他們沒法運行，否則改革沒法弄。即使這樣，日本和我們在印度爭高速鐵路開發權，結果日本贏了，但是兩年下來徵地還不到兩公里。莫迪怎麼可能是“印度鄧小平”呢？
莫迪與安倍晉三會晤（圖/視覺中國）
“自發秩序”VS“民本秩序”
從政治秩序的演化道路來看，當今世界存在着兩種秩序“自發秩序”和“民本秩序”。
今天的中國和很多國家不一樣：大多數國家選擇“自發秩序”，即市場經濟—社會分化—多黨政治—代議制民主—寡頭政治；而中國選擇了後者，即市場經濟—社會分化—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以人民為中心。
“自發秩序”第一步是有了市場經濟。
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競爭，進而沒有更多創新，沒有更多財富。不管多麼不喜歡市場經濟、勞動僱傭制，它已經發生了，回到市場經濟之前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個國家想有財富，沒有市場經濟是不行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李光耀跟鄧小平説，華人世界裏只有中國沒有發展，其實最應該發展的是中國，因為中國人脈很深，受過教育的人都在大陸，真正到馬來西亞、新加坡的都是漁民。中國大陸怎麼富不起來呢？肯定路子有問題。鄧小平不説話了，一根接一根地抽煙。回來以後就不一樣了，搞市場經濟。
鄧小平與李光耀會面
市場經濟必然會導致社會分化，貧富不均。
市場經濟是能者的天下，而人的能力是不一樣的。像北京人，家國情懷很大，喜歡談政治，上海人則擅長搞金融證券。社會分化必然會產生馬雲、馬化騰這樣的人，而像我們這樣的大多數人只能讀書，再按部就班做公務員或下班後想着明天幹什麼，計劃怎麼發財，第二天起來卻又跑到辦公室。
有富有窮，窮人是窮人黨，富人是富人黨，這是不受控制的“自發秩序”。19世紀，黨都是階級政黨，是按照富有程度劃分政黨的。多黨政治是代議制民主，選出來立法、決策；而代議制民主的結果是寡頭政治，少數人享有。
我研究民主理論十來年，反思了很多；而西方學者對自己的自由主義民主體制的反思，更深刻、更多。
2014年有一個很有名的研究。普林斯頓大學和西北大學的兩個教授研究了1981年-2011年30年間美國的1881個政策案例，看哪些案子最後成為法律，哪些沒有。結果發現，富人集團提出來的訴求基本變成法律、政策，而窮人等弱勢羣體提出來的變成法律的，不及富人的三分之一。最終結論就是，美國不是民主國家，而是寡頭國家，充其量是寡頭民主。
講到這個地方，可能有人跟我辯論，你説體制有問題，但它們很不錯，比如空氣好、人富有。我們很多時候需要更多閲讀來了解歷史。西方人喜歡把這些東西歸結為好體制、好制度，這是結果。但是富有是怎麼來的？我的總結是“兩進一出”：
“一進”是戰爭直接掠奪。1895年《馬關條約》賠償2.3億兩白銀，有了這個錢，1905年日本就在東北發動日俄戰爭，和俄國決一雌雄。戰爭掠奪對西方國家而言是很常見的。
另外“一進”是全世界購買他們的工業製造品。1840年，東西方的工業生產總值差不多一半對一半；到1980年，西方國家提供的工業製造品佔到90%，全世界都要向它納貢，消費它的東西，財富由此滾滾而來，結果就是他們有錢搞福利政治，建立福利國家。
至於“一出”，因為工業化是消滅農民，新的階層興起。怎麼解決這一矛盾呢？簡單説就是兩個字：走人。我到愛丁堡，看到有資料顯示，1800年-2000年，愛丁堡本地人口數量逐漸降至20%以下，大批蘇格蘭人都到美國、新西蘭、澳大利亞去了。另外一個數字，是1900年-1930年，意大利總共5000萬人，其中600萬人選擇出走。但這沒有解決國內矛盾，最後產生了墨索里尼、法西斯。墨索里尼政權誕生的時候，美國國務院還給墨索里尼發電報：“祝賀你，避免了一場社會主義民主政權的產生。”
所以，“自發秩序”第一步是實行市場經濟，第二步必然會產生社會分化，如貧富不均、地域問題、城鄉問題等，第三步是“馬雲”他們想搞黨，叫“馬雲黨”。真馬雲大概不敢想，因為馬雲同志是共產黨員。
第二條道路是“民本秩序”，即市場經濟—社會分化—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以人民為中心的道路。以中國為例，中國是先有了政策方向後才發展市場經濟。這必然也會導致社會分化、貧富不均、東西問題、南北問題以及城鄉問題等。但這種秩序的第三步是黨的領導，其領導體制就是民主集中制，而最後的結果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將“自發秩序”和“民本秩序”兩條道路做一個現實的、有可比性的比較。
我有兩組數據：“1：9”和“1：150”，“1：9”是“1：150”下的概念。
150是二戰以後新興的國家有150個（左右）。因為聯合國成立的時候，會員國是54個，到現在達200個左右。就國家意義來講，150個肯定是大數據，而這個大數據告訴我們，沒有一個國家因為實行自由民主——就是走美國式道路——而走向發達的，一個都沒有。
其實二戰以後走向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也很少，如中國台灣、韓國、新加坡這些，大多數在儒家文化圈。聯合國經常宣講博茨瓦納是發展中國家的榜樣。我以前沒聽説過，一查，博茨瓦納是“非洲之星”，單一民族，人口225萬，人均收入7600美元左右，但艾滋病感染率是25%。聯合國、世行把這樣國家當樣板。
博茨瓦納（資料圖/視覺中國）
而“1：9”……10個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亞洲6個（中國、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菲律賓），非洲2個（埃塞爾比亞、尼日利亞），南美2個（巴西、墨西哥）。這10個國家是1：9，我們是民主集中制，另外9個是“自發秩序”。基於不同的發展歷史與差別較大的發展規模，中國和印度在國家治理意義上還具有可比性，和其他國家的可比性不是很強。因此，我們常把中國和印度進行比較。
有一次外交部駐印度大使到我們學院做報告，分享了自己的經歷。他很瞭解印度。代表團到孟買——孟買在印度的地位相當於上海在中國，印度人問代表團，“你們上海比孟買落後多少年？”我們代表團一聽，傻了，怎麼會問這樣的問題？！但還是回答：“落後很多年，等你們指導”。半年以後印度代表團回訪到上海，代表團團長掐自己的腿：“醒醒，這不是紐約，這是上海！”
還有一次，我的學生陪同前國家領導人訪問印度，從機場到國賓館，一路兩邊錦旗招展，上面有字。翻譯説，上面寫的是“我們趕快發展，否則中國就趕上我們了。”
其實中印在一些領域也不具備可比性。如印度孟買、德里改造貧民窟，因涉及侵犯產權等社會問題，他們改造貧民窟的速度得1500年。還有個説法，“印度人不急，內急也不急”。而莫迪一上任就是“乾淨的印度”——原來不是不急，是隨地大小便。
中國的國家治理理念
從大歷史來講，政治發展邏輯可概括為“問題導向，混合至上”。
過去100年是各種極端化意識形態輪番上演的過程。從1900年開始的100多年，出現幾種主要意識形態：1900年-1929年、1930年，主要鼓吹放任自由主義；1930年代，凱恩斯主義興起，後來崩盤了；1940年代-70年代的40年，有蘇聯模式斯大林主義；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里根、撒切爾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
再好的意識形態如果極端化，最後都要破產、崩盤。為什麼？因為不符合人的需要。人有利益上的分化，利益分三六九等，這是客觀存在的。不同階層有不同需求，這是垂直的；橫向的，人的觀念有左中右，天然分佈沒辦法。任何單一意識形態只能滿足一部分人的需求。因此，一個國家（可能）有不同價值觀，有主流的同時也要包容其它分支。
根據調查，中國人的價值觀是以治理為導向的意識形態——中國老百姓談民主，很大程度是在談民生需求，它強調意識形態上不能極端化、單一化，強調公共政策的包容性。
怎麼包容？中國政治幾個層面，最核心是政體，政體憲法規定，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就是我國的政體，在延安就是這樣界定的。
民主集中制這個東西，外國人很難理解，因為外國人的思維方式是二元對立。中世紀以來，社會發展的基本線索是：首先教權與皇權對立；教權淡化後，接着是皇權、國家權力和商人、社會權力的對立。社會一直是二元對立，因此形成了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二元對立界限分明，不可調和，這是西方歷史決定的社會方式。
在延安，西方記者問毛澤東，民主和集中怎麼能夠融合呢？外國人不懂，但是對中國人來説，這是很天然的，先民主後集中，沒有好的民主就沒有好的集中。
民主集中制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中央和地方關係，有民主，有集中。
集中，就是中央和地方關係是政治單一制，地方權力由中央授予，地方立法必須跟國家法律相一致。地方的權力有四大班子：黨委、政府、政協、人大，四個一把手都是中央組織部直接考察任命的。副部級、副省級都是。這是集權單一制。
經濟上，改革開放40年來實行經濟聯邦主義，權力是下放了，其實中央和地方權力共享，比如税收上有國税、地税，中央地方共享。一般網民不懂中國財政體制，以為財政報表告訴我們，北京、上海、廣東、山東、江蘇、浙江五六個省市是財政贏餘，其它全部虧空。其實，中國財政體制是分税制以後，60%的税收到中央，再轉移支付；各個省看起來是赤字，轉移支付以後就彌補了虧空。
經濟聯邦主義是權力分享與共治，在税以外的很多地方，地方政府權力大了去了，如怎麼城市規劃，中央是不管的。
二是政治與市場、政府與企業關係。
一方面，國家導航經濟發展。比如國家發改委很重要，被稱為“小國務院”。國家發改委下牽頭的各個政府主管部門，對推動經濟發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有所謂的市場派經濟學家稱，所有政府規劃都是失敗的，不要政府主導。這些講法既不符合現實，也不符合西方國家歷史。西方國家走到今天，很多科技工程都是國家規劃主導的。確實讓民營企業搞這個東西也有成功的，但人家資本主義搞了幾百年，如果沒有國家力量和人家競爭，怎麼可能競爭得過呢？
另一方面，存在利益集團政治。企業靠什麼證明自己享有民主權利？決策過程中有權，通過組織利益集團影響決策。
講到這個地方，有一個特別讓人心痛的案例，有利益集團讓全國人民都成了受害者，但那時我們茫然不知。
2003年央行出台了關於限制房地產發展的規定，規定地皮自有資金不能低於50%。這規定如果實行下去，全國三分之二房地產都得倒，今天老百姓可能就好受多了。但是規定6月份出來，8月份就被推翻了，原因是房地產人士聯合經濟學政治學學者、媒體，造勢遊説政府，説房地產是國民經濟支柱產業，讓央行放寬給房地產企業的貸款限制。這就是利益集團。
三是國家與社會的官民關係。
這裏的集中體現為對四類社團嚴格規制，不能隨便成立：法律類、政治類、民族類、宗教類，而經濟組織、文化組織需要登記——現在在國家民政系統登記的不下150萬家。
而民主，我稱之為協商共識型民主。政治是分層次的，不要一個概念解釋所有層次：
公共政策，如《物權法》涉及到每個老百姓的東西，出台過程中上千萬網民參與討論，是制度法協商。
部門決策，稱之為市場壓力型協商。例如軟件打車，今天覺得很便利，但也帶來了安全問題。軟件打車在很多國家、地區（如香港）不能合法化，因為衝擊了即有的利益集團、行業工會，而在我們這裏，很快市場化。政府管理部門、學者、從業者（柳青）、運營的代表等人開會開到凌晨達成合法化的共識。
不客氣地説，中高級政府官員都是市場經濟中成長起來的，有問題找市場已經成了他們的思維定勢。在我看來，經濟關係市場化是應有之義，而社會關係、政治關係要都市場化，這個國家就可怕了。生老病死這些社會性問題若都市場化，很多老百姓是承擔不起的。政府部門太親市場的思維定式，這個東西走到今天得反思了。
地方決策，是抗爭型或對談型協商。
地方官員若有決策侵犯老百姓利益，老百姓起來抗爭，政府不得不靠協商，讓雙方都能滿意、接受。
七八年前我到深圳一個區，區委書記帶我們看一個公園，説下邊是粵港高速公路，每天20萬以上車流量。原來高速公路是要敞開平地修，但這樣會侵害附近居民的產權，房屋貶值。老百姓不幹了，組織上訪，每週末組織車隊到省政府。
區政府有錢請好律師，老百姓也有錢請好律師，雙方談判一年半。第一個方案是平地過，第二是下沉式，第三個方案全封閉。雙方最終確定一種，政府預算比原來多了13億，工期也多了近兩年。最後老百姓把高速公路上邊的公園叫作和諧公園。這種案例在地方決策中特別多。
基層治理是民主懇談，有民主懇談會。
但是，真給你民主權利了，又不一定行使。我們小區電梯人貨不分，損耗大，老化要換。兩年下來換不了，因為沒有業主委員會，而沒有業委會同意，重大資金沒法花。一方面理論上要民主、要自由，但社區是實實在在行使民主的場所，又不行使，冒着生命危險放棄自己的民主權利。我真是着急。
總結
我們要重新認知政治，我總結幾點。
首先，要釐清中國政治的“變”與“不變”。
不變的是憲法體制，變的是各個領域，央地關係、政府與市場、國家與社會關係都發生了結構性革命性變化。而這些非政治領域之變，強化了政治性憲法體制——民生變化，社會關係變化，這些看起來不是政治的政治改革到今天覺得還不錯，當你形成這樣認識的時候，就是接受了這個憲法體制。其實這就是共產黨的合法性問題。
其次，釐清形式上的政治與實質上的政治。
我們要問到底什麼是政治？形式上黨政關係、中央地方、政府體制都是政治，但是實質上政治是治理能力。我特別推崇亨廷頓在1968年所撰《變革中的社會秩序》中的第一句話——“國家與國家的區別不是政治體制，而是統治程度。”國家與國家的差別在於政府的治理能力，而不是在形式上。這個治理能力就是民生，是最大的政治。
那什麼是“好政治”？民主、權威、法治的動態平衡。現代性的一個根本標誌是人民主權，但是這個權力是在權威的秩序中發生的，沒有秩序，大眾權力最後可能變成民粹，也可能變成法西斯。但是民主也可能變成壞東西。托克維爾説“民主是多數人的暴政”；托克維爾的學生説，民主會變成階級立法，多數階級為自己立法侵害少數人。民主會變質，權威也會變質，因此需要法治。
無論是民主還是權威，法治都是用來分配、約束權力的。福山説美國是否決型政體，因為多黨制、利益集團，第三個原因是亨廷頓提出來的“法治主義”（出自《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亨廷頓與福山
封建制是高度穩定的，而美國是一幫現代社會的英國人誤打誤撞跑到新大陸建立起來的國家。因此亨廷頓説美國是未經革命提前到來的一個現代化社會，但是政體是封建的都鐸政體。都鐸政體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就是法治主義，一切以法律為準繩。
現代社會中政府要推動社會往前走，而法治主義約束政府不能動，因此我們提倡法治。但是法治到什麼程度？有了民主、權威、法治的動態平衡，一個社會大概不會差到哪去。沒有民主，治理再好，老百姓不同意；沒有法治，沒有權威，民主太多，就會亂。這些東西都是根據第三次民主化轉型以後總結出來的。
我們平常生活中常聽到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民主，那是不是有封建主義民主？其實都鐸政體就是封建制。為什麼控槍難？因為這塊地是我的，外人不能侵犯，這就叫封建制。法國行業工會也是封建性，行業工會封建制度到今天，馬克龍漲那麼一點點汽油費，黃背心運動來了。還有很多國家，如菲律賓、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發展中國家，其社會結構都是封建制，社會結構沒改，民主來了，結果更難發展。
我的演講就到這裏，謝謝大家！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