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慧瑜：我們都是“時代的石頭”
【文/ 張慧瑜】
對於出生於改革開放時代的我來説，沒有經歷過大風大浪，再加上成長在小康之家，除了讀書，還是讀書，一路讀完博士，2009年近30歲才進入中國藝術研究院從事研究工作。做學術、寫文章，在這個時代都是沒名沒利的“苦差事”，幸好，這是我的興趣所在。近些年，我主要偏重電影、電視和大眾文化研究。對於很多人來説，看電影、看電視，是工作之餘的消遣娛樂，而於我，這些都是消遣之餘的工作。我並非藝術鑑賞家，也不是創作者。
文藝作品對我來説是觀察社會、把握時代的石頭，這裏面浸染着歷史和社會的痕跡，而我的任務是從中找出時代的病症和文化的症候。“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文藝作品、尤其是大眾文化作品更是如此，它們如同時代的標本，儲存着特定歷史時期的氣息。在這一點上，我更認同於考古學家和偵探的角色。這篇文章，我想把自己的“文化經驗”也變成一塊時代的石頭，藉此折射出這30年來中國社會與文化的變遷。現在想來，對我影響最大的有三個階段，一是在縣城度過的中學時代，大致是90年代初期到末期；二是大學中文系的時代，是90年代末期到新世紀之初；第三是讀博士選擇學術生活，從2005年至今。
中學時代的三種文化經驗
借用法國理論家阿爾都塞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討論，教育、現代教育體系無疑是一個國家最為重要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一，尤其是基礎教育更成為塑造合格公民、樹立主流價值觀的主戰場。從現代性的角度看，教育不僅是現代科學、現代知識傳播的重要空間，而且老師與學生的關係也是啓蒙與被啓蒙的核心隱喻。相比赤裸裸的殖民戰爭，現代教育被認為是傳播西方現代文明的更“文明化”的方式。新中國成立以來，教育領域出現了兩次轉折，一次是“文革”期間，發生在教育領域的造反運動成為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的重頭戲；二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會轉型，“恢復高考”成為開啓改革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選拔式的精英教育不只是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培養符合現代化要求的新人才，更是把“知識改變命運”作為社會階層晉升的理想槓桿。正是這種新的教育制度，培養了包括我在內的80後們特殊的主體狀態。
我在山東西南部的一個歷史悠久又是革命老區的縣城上重點中學。記憶中這是一種集體主義的學習氛圍，有點像軍隊一樣，有固定的班級、固定的同學、國定的班主任，甚至每個人在教室裏的位置也是固定的。從早到晚除了被安排的滿滿當當的課程之外，學校經常組織各種集體活動，如每週五的班級大掃除、一年一度的歌詠比賽、演講比賽等，每個班級和年級之間還有各種諸如衞生、成績之類的排行榜。當然，最讓同學開心的是每年元旦每個班級都會組織隆重的元旦晚會，如同緊張學業之外的狂歡節一樣。與這種高度集體化、組織化的生活相呼應的則是中學時代所接受的語文教育。相比數理化等“客觀”的科學知識，作為基礎課程的語文課是最有文化和時代內涵的。
對於我這種90年代初接受中學教育的人來説，語文課本的基調還是人民史觀和革命史觀，課文的主體是現代文學和“十七年文學”，以革命作家為主，就連古文也是以現實主義作家和浪漫主義作家為線索，魯迅的作品最多，80年代在反思革命文藝的背景下被“翻案”的沈從文和張愛玲的作品沒有了，也就是説90年代的中學語文教育依然滯後於80年代以來的主流文學。我們對於作家、作品的評價採用現實主義的標準，看作家是否具有反抗性以及作品是否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現實。我們總是很崇拜那些以身抗暴反抗黑暗現實的革命者和英雄，也對勞苦大眾有一種“天然”的同情感。這種摒除了“文革”的激進革命而“撥亂反正”到十七年時期的人民史觀，連同一種強調集體主義、大公無私、熱愛勞動等社會主義價值觀，成為沒有經歷過革命和“文革”的80後們對社會主義體制的最直接的文化經驗。
與這種80年代出現的“五講四美三熱愛”的“四有”新人的價值觀相平行的是另外一種文化形態所產生的價值觀，這就是港台流行文化。**90年代初磁帶剛剛流行，每當走出校園，滿大街都放着小虎隊、四大天王的歌，這些流行歌手成為我們的文化偶像，不僅隨口傳唱他們的歌曲，而且也模仿明星的髮式、穿着和口音。**相比音樂課中所講授的革命歌曲、民族唱法的民歌，這些流行歌曲更貼近我們這些青春期孩子的內心，朦朦朧朧的愛情、大都市的孤獨感、對成功的渴望等，對於生活在落後縣城的我來説，這些節奏感強的音樂都是遙遠的、精彩的、外面的世界。除了流行歌曲，最吸引我們的還有街頭遊戲機和鐳射錄像廳，這些讓人入迷的街機以及打打殺殺、親親我我的港台娛樂片，與學校組織的文化生活形成了強烈對比。
我記得在課堂上，老師“嚴厲”打擊的對象就是聽歌、看武俠、故事會之類的課外書，彷彿這些“靡靡之音”和通俗文藝會腐蝕我們的思想。不過，這樣兩種文化形態並非沒有交集，如果説一年一度的歌詠比賽，每個班級都選擇一首適合集體演唱的革命歌曲，而元旦晚會，大家都願意選擇個人演唱的流行歌曲。印象中有一位歌手一直受到我和幾位好夥伴的追捧，這就是台灣歌手鄭智化，他很少唱情歌，他的歌曲帶有社會批判色彩，經常描述都市底層青年人的生活，這吻合於我們所接受的革命文化的口味。
很多年之後，當我也開始在大都市生活之後，還會回想起鄭智化的歌，才體會到《蝸牛的家》中“我身上揹着重重的殼努力往上爬/卻永永遠遠跟不上/飛漲的房價”、《大國民》中“這不再是個適合窮人住的島/一輩子辛苦連個房子都買不到”的真切含義和苦澀。從這裏可以看出，我們接受的是兩種文化教養，一種是集體化的、組織性的、帶有榮譽感的社會主義文化價值觀的革命文藝，第二種是個人化的、娛樂化的、帶有刺激性的消費主義色彩的大眾文化。
除了這樣兩種文化經驗之外，在中學時代更為重要的經驗恐怕是一種個人奮鬥的競技文化。表面上看，從中學課本到學校的日常管理，都帶有社會主義文化的典型特徵。第一，培養集體榮譽感，小到班集體，大到國家，強調以集體的利益為先、個人服從集體，甚至為了國家和公共利益可以犧牲自己，學習雷鋒和賴寧精神；第二，培養勞動價值，不僅在班級設立勞動委員，而且每天都有打掃衞生、校園以及各種勞動實踐，任勞任怨、吃苦耐勞也被作為好學生的品質；第三，通過語文、歷史、政治課等所傳遞的一種革命史、人民史和社會進步史，再加上80年代的兒童、青少年讀物基本上還是以革命歷史故事為主，如《神筆馬良》、《阿凡提的故事》等動畫片依然是窮苦人嘲諷地主的故事。
可是，這些社會主義文化卻在中學教育的過程越來越空洞化和教條化，也就是説學生們都知道這是一種官方的、口頭上的説辭。這就涉及到“恢復高考”之後所建立的一種以高考為核心的選拔機制。進入高中之後，學校和班級的核心任務就變成一切為了高考，考試成績成為第一要務。於是，學校採取各種管理和激勵機制來提升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效果，其中最為有效的措施是灌輸競技文化和競技意識。
按照老師的話來説，高考是一場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比賽，也是一場“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殘酷遊戲，“吃得苦中苦，方成人上人”、“提升一分，超越千人”、“要想成功，必先發瘋，今日瘋狂，明日輝煌”、“在這個世界上唯一可以拯救我的人是我自己”、“擁有知識改變命運，擁有理想改變態度”等成功語錄都變成高考的勵志口號。其實，這種個人主義化的競技狀態不只是為了高考，更是為了適應市場化制度下個人奮鬥的理想人格，甚至這種競技文化裏面沒有團隊、合作精神，只有一種個人主義化的、個人成功的理念。在這個意義上，這種相對滯後的集體主義式的社會主義革命文化恰好是為了培養自由市場背景下個人競技的接班人。
可以説，**中學時代留下的是三種文化的烙印，一種是集體主義的革命文化，二是大眾文化，三是個人主義的競技文化。**這使得接受這種教育的主體經常處於一種精神分裂的狀態，一方面是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另一方面又是最為現實的通過高考來改變個人命運。人們已經習慣於這種情感結構，在課堂和正式場合是一種空洞的説教和政治教條，私下裏或內心深處的個人情感、個人出路才是最真實的。這種彼此矛盾的主體狀態，是80年代以來所形成的一種特殊的主體狀態，正如主旋律與商業電影之間的裂隙一樣，至今沒有完全彌合。
大學時代的自由氛圍及轉變
從中學進入大學，如同進入一個嶄新的世界。與中學時代的集體主義管理模式截然相反，大學生活完全是個人化的，儘管大學也有班級、集體宿舍、社團等集體生活的形式，但相比中學時代，大學生活充溢着自由的空間和解放的感覺。對於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的我而言，更大的新鮮感是，90年代末期的我才開始接觸到新時期文學的衝擊。上大學之前，我只知道兩個80年代的作家，一個是張承志，這是因為年輕的語文老師利用課餘時間給我們朗誦過張承志的小説，這也是我最早的文學啓蒙；第二是賈平凹，在縣城的書攤上有他的小説，和趙忠祥的自傳、餘秋雨的《文化苦旅》並列。從這裏也可以看出，80年代轟轟烈烈的文化思想運動，其實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大城市和精英階層。我像剛剛經歷了“文革”歲月迎接80年代的改革開放一樣，經歷着“思想解放”的洗禮。
大學時代的文學教育首先改變我的是，中學時代形成的那種現實主義的文學標準以及用現實、政治來評價文藝作品的方法。我開始被朦朧詩（顧城的詩、海子的詩等）、先鋒小説（從馬原到餘華、蘇童等）、法國新小説（阿蘭羅布·格里耶、瑪格麗特·杜拉斯等）等所吸引。如同80年代對於好文學的評價標準是語言、技法和形式，這些也成為我判斷文學作品的新標準，認為文學與現實、政治、歷史沒有關係。這樣一種反政治的“政治”態度導致當時的我最喜歡兩個作家，一是王朔，二是王小波。王朔小説所使用的北京話對我來説是一種新的語言，但他對革命話語的挪用和嘲諷，非常吻合於剛剛離開中學時代的我的心情。
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學時代的社會主義文化起到了一種相反的功能，它讓生活在改革開放時代的人們誤以為這種革命文化、人民史觀是一種主流文化，而意識不到恰好是那些個人主義的競技文化才是真正的主流文化。我記得大一有一位著名歷史學家向我們推薦王小波的雜文集《我的精神家園》，因為當時正趕上王小波逝世不久成為文化熱點。王小波，還有顧準、陳寅恪都是90年代末期圖書市場上最暢銷的作者，因為他們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識分子。王小波的成名作《黃金時代》從語言上顛覆了我對文學的想象，原來敍述歷史可以是戲謔的、顛覆性的，與此同時我也接受了他對那個瘋狂年代的種種荒唐事的批判，包括“沉默的大多數”、“做一隻特立獨行的豬”等都成為我津津樂道的口頭禪。
1999年有兩件事讓我印象很深刻。五月八日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美國轟炸，我跟隨着夜幕裏越聚越多的人流到美國大使館抗議，融入在陌生的人流中，既有恐懼感，又有親切感。恐懼感來自於父母在我去北京上大學時的忠告一定不要參與各種遊行，親切感來自於一種與歷史遭遇、見證歷史的熱情，彷彿中學時代歷史課、政治課所培養的社會和政治意識又被喚起。那段時間，我每天都到三角地看各種大字報（這是一種前網絡時代、非打印的政治傳單），並抄錄下來，我覺得自己有責任記錄這份歷史。
幾個月之後，我因為是學生黨員的緣故又參加了另外一場慶祝國慶五十週年的大遊行，這成為大學時代少有的集體活動。在穿着統一服裝的遊行隊伍中，我並沒有感覺到個人的渺小，反而有一種歷史的參與感和自豪感。除此之外，大學時代的我再也沒有興趣參與任何集體活動，我認為個人的興趣和愛好是最重要的，對各種集體活動有一種“天然”的排斥。於是，本科對我影響最大的事情就是喜歡上看電影。北大圖書館有一個地下錄像廳，可以借閲各種各樣的電影，我經常一個人去那裏看錄像，或者跟着朋友到北大東門外的雕刻時光咖啡館看藝術電影（如安哲羅普洛斯的《流浪藝人》、《永恆的一天》等）、獨立紀錄片（如《流浪北京》、《老頭》等）。我變成了一個標準的有“小資”趣味的人，並且藉助當時剛剛興起的網絡論壇（BBS），成為網絡業餘影評人。
在本科高年級，因為喜歡電影而經常旁聽戴錦華老師的課。戴老師的文化研究的思路和對電影文本的細讀，給我很大的影響，使我意識到文藝作品除了藝術、審美，還與意識形態、社會、政治有關。我記得2001年冬天參加戴老師主持的文化研究工作坊，討論到當時所發生的全國各地工人下崗的問題，我被深深地感動，沒有想到文學和藝術研究還與正在發生中的社會現實有關。這改變了我對“純文學”、“純藝術”的想象，並嘗試用文化研究的方法來分析一些文化現象。
這就是我最早的兩篇文章的主題，一是《關於“地下電影”的文化解析》，二是《關於王小波的文化想象》，試圖把這些我所喜歡的文本重新放置在社會的語境中來分析，呈現大眾傳媒如何呈現和命名“地下電影”和作為自由知識分子的王小波。這鐘文化研究式的思路一方面給我提供了一系列理論化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在戴老師的指引下我開始學習20世紀的文化理論（如語言學、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精神分析等），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擅長把個人經驗與廣大的歷史文化結構聯繫起來，使我時刻保持一種自我批判的意識。
90年代末期和新世紀之初是中國社會危機最為嚴重的時刻，如三農問題已經在學界引起激烈討論，我當時讀過一本《黃河岸邊的中國》的書，這本學者的個人調查報告讓我看到市場化改革後農村所面臨各種社會問題，使我想起中學時代曾經背過的屈原的一句詩“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隨後，我又找來温鐵軍、李昌平等三農專家的書，這些對我理解當時的中國社會和農村有很大幫助。與此同時，我也注意到知識和思想界所展開的新左派與自由派之爭以及延伸到大眾媒體中的各種爭論，這極大地改變了剛上大學時我所形成的80年代的新啓蒙主義的問題意識。藉助新左派的一些文章，我對毛澤東時代有更多“同情的理解”，這也使得那些在中學時代所接受的一些馬列教條、革命史觀重新變得新鮮起來。
我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對學術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學術不再是束之高閣的玄學論道，而是一種與自己的生活和時代密切相關的事情。記得大四畢業前我讀了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篇文章，感到一種深深的絕望感和無助感，這不僅打破了我大學期間所建立的一種個人主義的幻想，而且使我認識到主體由歷史所塑造，並時刻受到意識形態的詢喚。後來，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文藝學專業的我，最終選擇阿爾都塞作為碩士論文的主題或許與這次閲讀體驗有關。
阿爾都塞
崛起時代的兩幅面孔
2005年我開始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跟隨戴錦華老師讀博士，這是決定我人生的轉折點。我從對“農民工在大眾傳媒中的再現”的研究轉向對新革命歷史劇、諜戰劇等熱點影視文化現象的關注。我的博士論文藉助文化研究和視覺理論的方法，重新闡釋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議題，也就是魯迅的“幻燈片事件”，藉此總結出三種中國人的主體位置，一種是教室中到日本學習的現代醫學的“我”，第二是被魯迅所批判的“麻木的看客”，第三是被日本人屠殺的中國人民。如果説那個“棄醫從文”的“我”代表着啓蒙者、革命者、知識分子的位置，那麼後兩個主體則分別是需要被啓蒙、被喚醒的羣眾和受迫害的、奮起反抗的人民。對於積弱積貧的中國來説，啓蒙與革命不是彼此交替的關係，而是同時產生的兩重歷史任務，啓蒙是為了反封建，革命是為了反帝國主義。在80年代反思革命的啓蒙論述中，曾經被作為歷史主體的人民又變成了愚昧的大眾。這樣三種主體位置成為20世紀中國歷史中不斷復現、演繹的主題。這些研究經驗使我意識到歷史視野的重要性，很多當下的文化現象都是對歷史問題的回應和迴響。
與新世紀之交中國社會危機叢生、改革進入攻堅戰不同，隨着中國加入WTO、經濟高速起飛，一種新的國家和文化認同浮現出來。首先，是傳統文化的復興，曾經在80年代被視為現代化包袱的中華文明又變成中國經濟崛起的內因；其次，是國家主義的強化，央視紀錄片《大國崛起》、《復興之路》等重新講述世界和中國近現代歷史，把中國作為正在復興中的世界強國；再者，是革命文化的歸來，相比80年代作為傷痕的革命歷史，《激情燃燒的歲月》、《亮劍》等流行的影視劇在去除掉革命敍述中的階級政治、人民史觀之後變成了個人英雄主義故事。在一種回望的視野中，2008年成為一個格外重要的年頭，因為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汶川大地震，二是北京奧運會。重大自然災害激發、培育了中國民眾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國家認同和愛國精神。
五月份的汶川大地震實現一次全民總動員，不管是政府調配一切資源全力救災，還是普通市民踴躍捐款、獻出大愛，80後也擺脱“小皇帝、小公主”、“獨生子女一代是不負責任的一代”的“惡名”，成為救災志願者的主力軍。緊接着，八月份盛大而華麗的奧運會完美落幕，超過百萬的奧運志願者被命名為“鳥巢一代”，出色地向世界展示了現代、包容、自信的中國青年一代。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2010年前後的中國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初步實現了80年代通過現代化走向世界的夢想。可是，就在中國崛起變成一種可見的社會事實的同時，剛剛步入工作的80後們卻感受到屌絲化的社會境遇，這成為崛起時代的兩幅面孔，一方面是對國家強盛的渴望和新的認同，另一方面又是“知識無法改變命運”的階級分化的現實。
這種屌絲化的現象從屌絲這一網絡用語迅速變成社會流行語中可以看出。與在80年代、90年代的市場化改革中淪為社會底層的農民、老工人、新工人不同，經歷高考選拔的中產階層的屌絲化使得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成為最“悲慘”的一代人。工作之後，我才意識到原來我的工資根本不夠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生活下去，房子、汽車等大件物品都來自於父母的“接濟”，而我所從事的學術研究基本上已經變成了一種精神活動，這也使得我對民國時期的作家可以用稿費來租房或者用工資來買房“羨慕不已”。
借用喜劇片《心花路放》（2014年）中的説法，屌絲就是社會中的Loser（失敗者），這部電影與其説講述了屌絲如何失敗的過程，不如説在獵奇、獵豔的旅途中呈現了屌絲不得不接受失敗的心靈蜕變。在這個“夢想是一定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的時代裏，Loser成為屌絲的“新常態”。與此相關的是出現兩類故事：一是“屌絲實現逆襲”的夢幻。屌絲無法通過正常的手段逆襲，只能藉助腹黑術才能成功，這主要體現在以《後宮·甄嬛傳》為代表的古裝劇中，剛剛入宮的秀女甄嬛想在殘酷的後宮遊戲中成為贏家，只能變成心狠手辣、勾心鬥角的腹黑女，至此青春的腹黑化也成為青春敍事的慣常情節，如電視劇《北京愛情故事》（2012年）等；二是“屌絲無法逆襲”的故事，如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2013年）、電影《夏洛特煩惱》(2015年)、電視劇《歡樂頌》（2016年）等都是講述放棄理想和夢想，接受現實的故事。
在這種文化和時代氛圍中，這批青春影視劇有兩個頗具症候性的命名方式“小時代”和“老男孩”。《小時代》這部電影非常準確地表達了對當下時代的感受，生活在“大時代”的人們擁有一種把握時代脈搏的主體感，而在“小時代”中，不需要面對拯救民族於危難之中，也不需要面對你死我活的冷戰對抗，人們只關心自己的小悲歡和小傷痛。對於80後、90後們來説，最大的問題就是個人如何在市場經濟時代經歷成長的酸楚和職場的壓力，就像郭敬明所説“我們躺在自己小小的被窩裏，我們微茫得幾乎什麼都不是”。
相比80年代“大寫的人”、個人主義是社會文化表述的核心，30年後的《小時代》，個人卻變成了“無邊黑暗裏的小小星辰”，也就是近些年時常在社會和流行文化領域出現的蟻族、屌絲、炮灰、廢柴等説法。這反映出當下年輕人的“老男孩”心理。一方面，他們拒絕長大，渴望停滯在無憂無慮的校園生活中；另一方面，他們一旦離開校園、走進職場，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心思縝密、冷酷無情的成年人。比如微電影《老男孩》及大電影中所講述的，這是一羣還沒有成長、歷練就變老的“老男孩”。電影版中筷子兄弟一出場就是落魄的中年大叔，他們走出校園後，再也無法像《中國合夥人》那樣實現美國夢，即使“猛龍過江”到紐約，“奇蹟”也沒發生。影片結尾非常傷感，筷子兄弟又回到中學的演出舞台，他們假裝還沒有畢業，渴望像90年代人近中年遭遇下崗的大叔大媽們一樣“重頭再來”。
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青年屌絲的出現是金融危機背景下的全球現象，也是80年代經濟自由化的主流邏輯使得社會階層分化嚴重的結果。放在中國的語境中，這與90年代開啓的激進市場化改革有着密切關係，尤其是住房的商品化，使得工薪階層只能望房興嘆，勞動收益與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資本收益的差距越來越大。**在此背景下，與90年代末期的新左派與自由派之爭不同，左翼知識分子與政府（體制）的關係發生了新的變化，一些知識分子認同中國崛起的態勢開始變成國家的智庫，參與到社會治理或管理中（統治和執政的問題變成社會的治理問題），另一些知識青年在屌絲化的危機中開始左傾化，曾經在歷史教科書中的革命歷史不再是空洞的説教，而變成了一種對不平等的經濟、政治秩序的反抗性資源。在這樣一個希望與絕望並存的時代，我們是像鴕鳥那樣躲到無望的小時代中，還是積極地尋找新的未來，是每一個人都需要回答的問題。
有一天，我從網上聽到新工人藝術團團長孫恆演唱的一首歌，叫《不朽的石頭》，是紀念指導大學生支農鄉建的教師劉老石的歌，歌中唱到“你是那盞微弱不滅的燈火，照亮崎嶇的道路帶來温暖，你是那位腳步匆匆的行者，走過千山萬水走過田間地頭”。這樣一首讚美普通人無私奉獻的歌曲，讓我感動不已。我想這才是真正的、不向現實低頭的時代的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