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於裏:二月河及那些走下神壇的帝王將相
【文/ 曾於裏】
著名作家二月河於今日(12月15日)凌晨於北京病逝,享年73歲。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1945年生於山西省昔陽縣,南陽作家羣代表人物,著名歷史小説作家。他創作於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煌煌13卷,500多萬字,被譽傳世經典,獲得國內外獎諸多獎項,多年列暢銷書排行榜首,被海內外讀者熟知。
二月河的歷史小説,既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不可忽視的重要一頁,其藴含的歷史反思與現實觀照,也是一份寶貴的精神遺產。
二月河談遺願:死後願入黃河,我就是黃河的兒子。
以社會小説寫歷史小説
任何歷史小説/歷史劇,首先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真實與虛構的關係。
這在文學史上有廣泛討論。郭沫若曾指出,歷史劇創作不等同於歷史研究,歷史研究講求實事求是,而歷史劇創作是實事求似。吳晗指出,歷史劇既要有歷史根據,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也要做到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王子野也認為“到了寫作的時候卻不應忘記自己的職業是劇作家,不是歷史家,應當象所有藝術家一樣按照藝術創作的規律去利用歷史素材,不能象歷史家寫歷史教科書那樣去利用它”。
雖然幾位前輩學人對於歷史劇應該多大程度尊重歷史有些分歧,但他們一致認同都是,歷史劇不同於歷史教科書和歷史研究,它不必“無一字無出處”。歷史劇的主要價值是為觀眾提供一種歷史想象,並經由這一歷史想象傳遞一種歷史觀和價值觀,告訴觀眾歷史運行的規律,或者啓迪觀眾對現實進行思考。

《康熙王朝》劇照
二月河的歷史小説,基本上延續着“大事不虛、小事不拘”+“觀照現實”的思路。在接受採訪時,他這樣説:“我不是按純歷史小説來寫的,我是按照社會小説來寫的,以歷史為依託看社會生活,即使如此,也要講究歷史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因為那裏面重要的歷史人物和重要的歷史時間都是真實的。”
在對待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時,二月河儘量保證其歷史真實性,嚴格按照正史進行書寫與描繪。諸如《康熙大帝》中的智鬥鰲拜集團,平定“三藩”之亂,東收台灣、西平噶爾丹的鬥爭;《雍正皇帝》中的九王奪嫡、攤丁入畝制度、士民一體當差、西南改土歸流、火耗歸公等,都是有史可查的重大事件,這些容不得隨意編造。
在遵循歷史真實的基礎上,二月河的創新性在於,他對於歷史邏輯的全新構造。比如雖然都是九王奪嫡,但歷史作家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解讀,關鍵在於你的解讀是否合乎邏輯,是否符合藝術真實。二月河在閲讀歷史、研究歷史過程中,運用豐富的文學想象,重建了新的邏輯關係,重建了新的帝王形象。比如對雍正的形象全新改寫,以及在這一改寫過程中寄寓現實訴求,實現從歷史小説到社會小説的轉變。
而在“小事”上,二月河則充分運用通俗文學的手法,利用虛構和杜撰,彌補歷史的單薄,讓整個小説充滿趣味性和可讀性。比如“落霞系列”描寫了大量勾欄瓦肆、奇門遁甲、妖道鬼神、麻衣神相、拆字打卦、三教九流、青樓紅粉、才子佳人以及宮廷秘聞等方面的內容,為歷史敍事的雅俗共賞作了卓有成效的成功嘗試。

“落霞系列”的核心是華夏文明
二月河曾這樣談及他創作《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的初衷:
“寫帝王系列是因為康熙、雍正和乾隆這三代皇帝是一個體系……康熙、雍正和乾隆這三代皇帝按照俄國門捷列夫週期表那個系列去分,他是一個領袖,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迴光返照時期。這個時期的特點有:第一,總體的文明和文化發展極為成熟,這種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人文生活包括經濟生活都發展到了頂峯時期,非常燦爛,非常迷人。
這個時期封建制度沒落了,黑暗即將來臨。我要把這個時期的社會生活按照自己的能力全面地反映出來,可以讓更多的人知道中國文化的特色。這個文化的特色是:第一,它很燦爛,很迷人,很富有魅力;第二,就是這個文化裏面還存在着非常落後、非常愚昧、非常黑暗的東西。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變成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這樣一個黑暗的社會,落後了一百多年,康熙、雍正和乾隆這三代皇帝要負一定的歷史責任。”

《雍正王朝》劇照
這也是二月河將《康熙大帝》、《雍正皇、《乾隆皇帝》稱為“落霞系列”的原因,一方面此時的華夏文明像落霞一樣,非常燦爛,非常美;可與此同時,這也是封建文明極盛而衰的時期,它像落霞一樣,日薄西山,黑暗即將到來。
雖然讀者習慣將“落霞系列”稱為“帝王小説”,但二月河一直強調,他的“落霞系列”的核心是華夏文明,而不是皇帝。在這一創作意圖的主導下,二月河一方面展現了大清盛世氣概的虎虎生氣、器物文明的浮華鼎盛,以彰顯華夏文明的繁榮璀璨;另一方面,在帝王故事背後,二月河也表達了他對歷史、對文化、對人性的深刻思考。其中尤為關鍵的一點是,對皇權政治和封建極權的反思。

封建皇權的權力中心主義,權力的唯一性、權威性、排他性和獨佔性,必然導致權力的爭奪、人性的傾軋與異化,以及大量的內耗。二月河在宮廷權力鬥爭上着墨不少,大量展現君臣、父子、大臣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糾葛,比如父子的傾軋、君臣間的猜疑、大臣間的擠兑。類似的爭奪和內耗,為封建帝國的內部崩塌埋下伏筆。

2008年6月28日,鄭州,二月河在河南博物院舉行的中原國學講壇上解讀《康雍乾治世之道》。
“改革者”的理想寄託
“落霞系列”在人物塑造上的一個最大特點是,二月河筆下的帝王形象以正面為主,他們都是雄心壯志的改革者。二月河説:“我用三個標準來衡量歷史人物:是否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做出了貢獻,是否對發展當時的生產力、改善民生有貢獻,是否對當時的科技教育文化發展有貢獻。”
《康熙大帝》中,在滿清初定中原、政局不穩、內憂外患的歷史背景下,通過康熙與鰲拜集團的鬥爭,平定“三藩”和與朱三太子的鬥爭,東收台灣,西平噶爾丹等,二月河塑造了雄才大略和英雄豪氣的“千古一帝”。
在民間傳説中,雍正皇帝多以陰險多疑刻薄的負面形象出現,比如他篡改遺詔,殺兄屠弟;大興文字獄,株連無辜;暴虐殺戮,文武大臣人人自危。但二月河不囿於成見,通過大量閲讀史書,他對雍正有自己的認識,《雍正皇帝》塑造了全新的雍正形象,力圖矯正世傳之誤。在二月河筆下,雍正雖有心機深沉、手段毒辣的一面,但他同時嚴於律己、勵精圖治、鋭意改革、救世濟民。他在位期間,國家庫銀從康熙時的七百萬兩增至五千萬兩,國力強盛超過康熙時代,為乾隆盛世打下良好基礎。
《乾隆皇帝》中,乾隆即位時胸懷大志,一心開創大清盛世。他以寬為政、善於用人、勤政愛民、振興文化、平定戰亂,守住了康熙、雍正打下的基業。

《乾隆王朝》劇照
二月河將三位帝王塑造為“改革者”,並非偶然。應該看到,二月河寫作“落霞系列”的1980-1990年代,對應的正是當時中國社會轟轟烈烈的改革,“改革”是那個時代作家作品創作的時代背景和思想氛圍。比如同為歷史小説家的凌力就這樣説:“處於改革的八十年代,我被立志改革而又步履艱難的順治皇帝的獨特命運所吸引,被他那深閉固拒的傳統意識壓制不住的人性光華所感動,又寫了《少年天子》。”
二月河的“落霞系列”不難讓我們產生類似的聯想,三位帝王的勵精圖治,不時不免讓人讀出了一點那個時代“改革小説”的味道。因此有評論者認為:“二月河藉助歷史敍事闡釋着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民族復興進程,表現為一種主流表達。而這種主流表達,正好適應了當代大眾的社會心理,符合社會需要,因而它也是一種眾生表達。正如任何歷史都是現代史一樣,任何文學都是充斥着當代意識的文學。”
通過對雄才偉略的帝王形象的重新塑造,“落霞系列”呼應的是時代對改革的呼喚和期盼,是對改革合理性的文學隱喻,是為改革和新威權主義夯實羣眾基礎、營造社會氛圍。因此,如果單純從自由主義視角將二月河的小説認定為思想倒退,顯然是一種武斷,二月河不反對改革、不反對現代化、不反對反腐、不反對整個官僚體制的重塑,只不過在中國複雜的歷史和現實格局下,他傾向於賢能政治,希望強有力的人物能夠掃除障礙,推行改革,保住成果。
這一思想傾向見仁見智,但改革的步伐不應止步——這是“落霞系列”給我們的重要啓示。
(原載“南風窗”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