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美貿易爭端對我們的發展模式會產生什麼影響
【本文為林毅夫教授參加北大國發院第三屆國家發展論壇：“國家發展進程中的改革開放”時的演講，授權觀察者網刊發。】
各位嘉賓、各位代表、各位同學大家下午好，作為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一個成員非常高興有機會在第三屆國家發展論壇的閉幕上來跟各位交流一些我關心的，相信各位也可能關心的題目，就是中國經濟的新常態，中美的貿易爭端。
今年對我們來講是很重要的年份，是改革開放40週年，過去40年的發展確實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蹟，所以十九大時習總書記宣佈中國進入新時代。過去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一般講利用國內、國際兩種市場和資源，那麼中美貿易爭端對我們發展的模式會產生什麼影響，會不會影響我們所追求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想從這樣的角度來跟各位談談我的看法。
第三屆國家發展論壇
對於中國經濟新常態，以及中國經濟的新時代，可以有各種不同解讀，我想特別強調的是，過去這些推動中國發展的模式在新時代還是會繼續。首先，中國會永遠在改革的路上，過去40年我們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取得的成績是人類經濟歷史上不曾有過的。
但過去40年中所有國家都在轉型，其他發展中國家80年代、90年代後也都從政府主導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但絕大多數並沒有如中國穩定快速發展，而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關鍵在於中國改革開放時採取與當時國際主流的轉型方式不同的漸進的雙軌制。
一方面對在開放競爭市場當中活不了的老國有企業，老人老辦法給他轉型期的保護補貼維持經濟穩定。同時採取新人新辦法，對那些比較優勢產業放開准入，政府因勢利導，讓這些產業變成競爭優勢。當然在座的企業家發揮企業家精神抓住時代機遇，做出了巨大貢獻，讓中國可以快速發展。
這樣的轉型方式並沒有出現停滯和危機，但也產生問題，為了保護補貼比較優勢的產業，政府對市場還要有很多幹預和扭曲，才能轉移必要的資源資金保護比較優勢大的國有企業。但這種干預會造成資源的重複配置和腐敗，同時也會伴隨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所以這種狀況下雖然總體經濟發展不錯，但社會問題也很多。
改革應該與時俱進，直到2002年我們還是一個低收入國家，資本是短缺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沒有保護補貼活不了，當時保護補貼是雪中送炭。但現在我們已經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而且很快到2025年左右就變成高收入國家，資本不再短缺，比較優勢也跟着變化，很多產業今天已經符合比較優勢。
比如家電產業，90年代剛剛引進的時候，不是比較優勢，不保護補貼活不了，今天我們家電產業在世界上已經屬於領先型產業，非常有競爭力。裝備業也是，民營的三一重工生產的工程機械在國際上可以跟西門子和卡特彼勒競爭，國營的徐州工程生產的機器設備同樣可以在國際上跟著名品牌競爭。
這代表企業符合比較優勢，有自身能力，補貼從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從企業角度來看保護補貼多多益善，從社會角度來看保護補貼會帶來資源重複配置和尋租腐敗，導致差距擴大。
所以改革應該與時俱進，這也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背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性作用，就是把保護補貼取消掉，讓市場競爭決定價格和引導資源配製。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還要發揮積極作用來克服前進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外部性困難。
2013年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後，已經推出三百多項政策，要把這些政策落實到位當然需要時間，我個人看法是把三百多項全面深化改革措施都落實到位以後，隨着經濟的一步步發展，新的矛盾新的問題會不斷延伸，這種狀況下也要不斷進行改革。
第一點在新時代改革會永遠在路上。第二點在新時代增長潛力還非常大。國內外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都非常關注，因為中國佔全世界經濟比重達16%，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達30%，中國的經濟增長相當大程度上決定現代世界經濟增長的態勢。
中國從改革開放到現在取得連續40年9.5%的增長，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哪個國家地區以這麼高的增長維持這麼長時間。東亞經濟也曾發展較快，他們8%-10%的增長通常20年以後下降到5%-6%甚至4%。
美國財政部部長講任何國家的常規增長是3%-3.5%，中國9.5%的增長是非常規的，任何人都沒有辦法抵抗地心引力，他認為中國增長會逐漸向6%-3%迴歸。這種觀點很有影響，尤其中國2010年以後增長速度下滑到6.7%，這是最低的，去年回升到6.9%，今年又繼續下滑，明年從目前看下滑壓力很大。
但我認為經濟增長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靠的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是一樣的。但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有一點不同，發達國家現有的產業技術在世界最前面，不依靠自己發明，發明投資很大，風險很大。過去一百年來發達國家常規增長速度在3%-3.5%，統計上非常穩定。
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為什麼過去40年平均達到9.5%，這是後來者優勢。發展中國家有把技術引進消化吸收作為創新來源的可能性，這種方式成本和風險低一點，所以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速度可以比發達國家快。過去40年我們取得這麼好的成績這是很重要的必要條件。
其他國家20年潛力就沒有了，中國現在利用了40年。我認為利用這個潛力不在於用多少年，而在於跟發達國家還有多少產業和技術的差距。衡量產業和技術差距最好的辦法是衡量人均GDP差距，人均GDP代表平均技術水平。
我們人均GDP2008年是美國的21%，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台灣在1975年，韓國在1977年。這些國家利用和美國的產業技術差距所給予的後來者優勢實現20年8%-9%增長。如果他們能實現，代表我們從2008年開始應該有20年8%的增長潛力。
而且還有個新優勢，因為在60年代、70年代還沒有現在的新經濟，其特性是研發週期特別短，投入主要以人力資本為主。中國跟發達國家比，物質資本、金融資本的人均擁有量比發達國家低，但人力資本跟發達國家差距不那麼大，尤其人力資本當中很重要的資本天才、天賦，中國人多天才多，再加上中國有很大的國內市場，所以短週期且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的產業，中國跟發達國家比一點不差而且可能還有優勢。
獨角獸公司當中目前美國120家，中國130家，市場價值最大的50家中，美國16家，中國27家，韓國、日本、德國和英國通常是一兩家。我認為目前如果從舊經濟的後來者優勢來説，中國到2008年之前有8%的增長潛力，加上新經濟優勢2030年之前中國有8%的增長潛力不是過度高估。
當然潛力不是真正能實現的，潛力是技術創新的可能性，但能夠實現多少還決定於需求。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後整個經濟疲軟，衡量國際需求的指標是國際貿易的增長，2008年之前國際貿易增長速度是現在2倍，2008年以後國際貿易增長速度下滑，這種狀況會影響需求面。2008年後國際金融危機，現在整個國際經濟還沒有完全復甦，國內民營企業投資的積極性會受到影響。
2010年後增長速度逐漸下滑，我覺得因為需求不足。很多人覺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是因為國內機製造成的，但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不管印度、俄羅斯、巴西，或者是土耳其，它們的經濟增長速度也下滑，而且幅度比我們還大。出口比較多的東亞經濟，2010年以後增長速度下滑幅度也都比我們大。
中國在未來十年或者更長時間實際實現的增長少於8%的增長潛力，最主要原因我認為是需求面不足。國際需求要看國際經濟是否真正走出2008年那場突如其來的從1929年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大的危機。對此有很多説法認為美國經濟已經復甦。但仔細分析的話，美國經濟到今天也還沒復甦，我認為很可能是像日本那樣。
美國在2016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5%，2017年2.3%，今年特朗普減税，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美國今年增長速度是2.7%，明年下滑到2.5%， 2020年下滑到2%。一個國家經濟危機真正復甦後，一般會有一兩年達到3%-3.5%的增長，甚至4%-5%，這樣看美國經濟沒有完全復甦。
歐盟經濟更沒有復甦，歐盟2008年以後經濟增長率在1.5%上下浮動。日本從1991年國際金融危機泡沫破滅到現在一直在3%上下波動，即使有安倍的三支箭也沒有復甦。這些發達國家發生金融危機以後，一定有不少國內的結構性問題，應該進行改革以消除國內結構性問題。
2016年G20峯會的共識就是每個國家回去都要進行結構性改革。發達國家的結構性改革應該減少工人的福利，金融機構去槓桿，減少政府財政赤字，如果這些都能推行，對發達國家是有好處的。
減少工人福利，生產成本降低，產品就有競爭力。金融機構去槓桿，爆發風險可能性就低。政府如果能減少財政赤字，當國內國際出現波動的時候政府進行反週期干預，增加福利或者多做一些投資創造需求就業的能力就強。
演講現場
這些結構性改革對發達國家長期來講都是必要的，短期來講政治上不可行，發達國家目前經濟增長率已經比長期應有的增長率跌了不少，這種狀況下如果推行這些結構性改革必然會減少消費、投資和需求，經濟增長率就會更低，失業會增加，社會就不穩定。
所以政治家都説結構性改革很重要，但是真回家以後誰都不敢吭聲。安倍上台後説要推出三支箭恢復日本經濟活力，第一支箭讓日元貶值增加出口創造需求，第二支箭增加政府財政赤字創造需求，第三支箭結構性改革，但到現在這支箭遲遲未發。
過去發展中國家出現金融危機進行結構性改革的時候，通常會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款，用貨幣貶值增加國外市場的需求，創造需求創造就業，來給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這個過程當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一筆錢幫其渡過短暫的難關。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很難用這個政策，因為這次危機在所有發達國家同時發生，而他們的產業重構，都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在國際上是競爭的，如果想用貨幣貶值的方式增加出口，給國內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的話，增加出口減少其他發達國家的出口以後，其他國家國內的狀況就會更難。
現在國內增長很慢，很差的狀況下就會出現所謂競爭性貶值，你貶值我也貶值，結果大家都不能用貶值方式增加出口。這種狀況下發達國家很可能出現長期的經濟增長停滯，這個增長會比他應該有的3%-3.5%低，也可能在2個百分點上下波動，很可能長期處於這種狀況。
那麼這種狀況對發展中國家有什麼影響？經濟非常疲軟的狀況下發達國家普遍採用寬鬆的貨幣政策，利率降得非常低，即使調整，考慮通貨膨脹率的話，現在發達國家是零利率甚至是負利率。這種比較寬鬆的貨幣政策會產生一系列影響。
首先造成很大的資產泡沫，現在道瓊斯指數達到25000點，高的時候達到26000。我2008年到世界銀行當首席經濟學家的時候，大家非常操心美國的股票市場，因為美國股票市場在2008年前最高是一萬三千點，當時大家説有很大泡沫。現在十年過去，實體經濟沒有復甦，道瓊斯指數達到兩萬五千點，高的時候兩萬六千點。
實體經濟沒有復甦價格指數翻了一翻，泡沫不是更大？現在股票市場上，任何一個利好消息或者利差消息都會造成巨幅上下波動，這很有可能是崩潰的前兆。發達國家未來一兩年出現一個巨大的股票崩盤，我覺得可能性是完全不能排除的。
這不僅造成現在發達國家的金融體系脆弱，實際上也造成了收入分配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寬鬆的貨幣政策下，有錢人在銀行能借到錢，有錢人借到錢不投資到實體經濟，投資到股票中去，所以有錢人財富增加非常多，造成財富分配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發達國家因為國內收入分配、就業等問題突出，出現民粹主義保護主義。英國脱歐，還有美國特朗普當選，以及最近法國出現的“黃背心”運動，都是這種大的時代背景下的結果。這對發展中國家也有影響，經濟增長慢了以後，貿易需求少，造成發展中國家出口減少，影響經濟增長速度，並且由於國內經濟狀況不好等，也會造成貿易保護主義的傾向。
中美貿易爭端需要在這樣時代背景下考慮，表面上中美貿易爭端是由於貿易逆差，而且貿易不平衡從1985年以後急劇擴張。1985年的時候我們第一次對美國有貿易順差，當時貿易順差非常小，只有六千萬美元，佔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的0.3%，去年我們對美國貿易順差達到3700億美元，佔美國整個貿易逆差的44%。
在美國就業狀況不好等情況下，特朗普競選時把美國國內問題焦點指到中國來，因為中國對美國貿易有太大順差，把美國國內就業機會轉移到中國來了，所以美國老百姓就業狀況不好工資不上漲。然後他競選時提出上台後要解決這個問題，要對所有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產品徵收45%的關税。當然目前為止也沒有做到。
今年6月份開始對中國五百億美元的出口產品徵收25%的關税，分兩步，6月份對340億美元的出口產品，8月份對另外160億美元的產品徵收25%的關税，我們採取反制。9月份的時候特朗普針對兩千億美元的中國出口產品先徵收10%的關税，聲稱如果中國採取反制的話明年1月份把10%的關税增加到25%。
美國貿易逆差擴大是趨勢，但是不是像美國所説因為不公平的貿易政策造成，對這個問題要進行一些分析。
我們賣到美國的產品，實際上是勞動力比較密集，附加價值比較低，中國人均GDP8600美元，美國已經達到6萬美元。我們出口的產品實際上美國現在是不生產的，而且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就從國外進口，最早開始50年代、60年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主要從日本進口，所以日本當時跟美國有相當大的貿易逆差。
到了60年代、70年代，日本工資不斷上漲，勞動密集型產業更多轉移，變成美國從亞洲四小龍進口這些產品，順差主要在亞洲四條小龍。80年代我們改革開放，亞洲四條小龍工資也上漲，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美國對亞洲四條小龍貿易逆差轉移到中國大陸。
80年代，美國對東亞貿易逆差最高的時候超過100%，而且整個80年代美國對東亞的貿易逆差超過80%，都是亞洲四小龍。現在對中國為44%，但對東亞的逆差從80年代超過80%降到現在50%。
美國貿易逆差的擴大不在於中國也不在於東亞，主要是居民儲蓄率很低，加上財政赤字。學過經濟學都知道不儲蓄加上政府還有赤字一定是逆差，不同的是其他國家貨幣不是國際儲備貨幣，逆差維持幾年以後就要出現危機，而美國可以不斷印鈔票買東西，把逆差越變越大，而且持續這麼長時間。
那麼這種狀況下，美國真的按照現在的説法，對中國出口產品多徵收25%的關税，中國反制，對美國有什麼影響，對中國有什麼影響？真這樣做的話能不能像特朗普所講的減少逆差，增加就業，其實不會。
因為這些產品美國從50年代以後就不生產了，現在更不可能生產，他要鼓勵就業轉移回美國不可能的，因為他們有比較優勢，這種狀況下不生產但消費這些產品基本上是必須的。
美國有兩種選擇，一個是繼續從中國進口，老百姓對這些產品要增加25%的價格，家庭生活支出要增加，剩下可以買國內製造業產品的可支配收入就會減少，就造成失業率增加。而且中國反制，出口到中國的產品減少，會進一步減少國內就業。
另外一種選擇是將進口轉移到其他國家像越南、柬埔寨，沒有貿易戰之前就可以這麼做，但沒有。因為從那些地方進口比中國貴，這種狀況下轉移到東亞四小龍、越南、柬埔寨等等去的話，美國的消費者也要增加成本。而且賣得比較貴，貿易逆差還要擴大。消費者對這些增加更多的支出，能買國內生產和服務的錢就減少，這樣講起來貿易戰對美國不利。
當然貿易戰對我們來講也是不利的，我們希望跟美國維持好的關係，希望不要有貿易戰，這些並不完全取決於我們。我們設想最糟糕的狀況，如果到最後對我們2500億美元的產品增加20%的關税，將來對我們5000億美元的產品都增加關税，對中國影響會有多大？
按照研究模型計算大概會減少中國0.5個百分點的增長，美國的增長大概減少0.3個百分點。0.5個百分點的增長當然也不少，但是我前面講中國有8%增長的潛力，國內增長的空間還很大。靠國內增長的話，有投資和消費增長。
投資增長即使現在產能過剩，還有很多產業可以升級，基礎設施和環保有可以完善的空間，還有城鎮化的過程。這跟發達國家不一樣，發達國家目前經濟很疲軟他們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但中國可以。
投資要錢，我們財政負債佔的比重不到60%，其他發達國家普遍超過100%，我們集體財政運用比較大，民間儲蓄佔45%，全世界最高，政府的投資撬動民間投資。外部環境不好經濟下行壓力大，可以動員國內投資，維持一定的投資增長率，有投資增長率的話就會有就業，消費就會增加。
這種狀況下，如果只是國際經濟疲軟沒有中美貿易戰，我相信從現在到2020年維持6.5%左右的增長，2020年-2030年維持5.5%左右的增長應該沒問題。如果有貿易戰減少0.5個百分點，現在到2020年維持6%的增長，2020年-2030年維持5%左右的增長也沒問題。
我們現在的GDP佔全世界16%，每年對世界貢獻一個百分點的增長，全世界30%的增長來自於中國，2020年以後我們經濟增長下滑一個台階，但經濟規模佔全世界比重增加，一減一增每年對世界增長貢獻還是在一個百分點左右，全世界30%左右的增長還會是在中國。
如果全世界經濟狀況不好，我們當然受影響，中國的市場擴張還是全世界最快最大。因此這種狀況下我們應該保持定力支持全球化，繼續尋求貿易的開放。因為一方面我們可以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二方面也可以讓中國的增長提供給外國企業，外國不斷增長的時候可以創造利潤的來源。
如果美國要貿易戰，我們以牙還牙，可以把中國市場開放，歐洲企業、日本企業和韓國企業就可以在擴大生產中佔更大的份額，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就可以得到這麼多國家的支持。
這樣做的前提是要繼續深化改革，把漸進雙軌改革遺留下來的問題消除掉，經濟效率會更好，這樣的話我相信十九大提出的兩個百年目標就能實現。這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導，更需要我們企業家抓住機遇實現企業發展的理想，同時為中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貢獻，謝謝！
（根據嘉賓現場發言整理，未經本人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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