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面對中國改革成功，總有人很幽怨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重新進入主流世界體系，並逐步實現自主性現代化的關鍵階段。改革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關鍵點上取得了政治社會共識，但在其他領域和層面並未能擴展這種共識。經濟改革一枝獨秀，但政治社會層面的制度性改革則未有嚴格的同步發展和突破。甚至由於這種改革的系統不協調，政治系統對經濟系統的強勢規劃與導引作用仍很突出，這就導致改革最初的追隨者發出“改革何處去”的疑問，也導致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產生“規訓中國”的失敗感。
這些潛藏和瀰漫於中國改革進程的內外幽怨情緒，伴隨中國決定性崛起和對世界體系的改革性主張，終於在近些年引發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結構性轉變及國內早期改革派的共同疑慮。這是中美貿易戰及新時代中國內部政治與政策宏觀爭議的根源所在。
12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關於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重要講話，最重要的就是關於“改”和“不改”的辯證法主張，用於解決和説明中國改革的原則及限度。
12月18日，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記者 姚大偉 攝
在1990年代初，鄧小平曾以“三個有利於”確定中國改革的規範判準，其核心原理是經濟性的，以生產力促進和人民利益改進為最終尺度。習近平的規範判準是制度性的，以是否有助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治理現代化為最終尺度。這種改革限度的思維，體現了主權代表者意志與實用主義改革方法的有機結合。
習近平時代總體上是一個關涉民族復興的結構定型與綜合化的時代，不可能嚴格謹守鄧小平時代的全部教誨，而是必須結合中華民族復興利益、中國共產黨的世界革命使命以及當代中國的國際環境與挑戰做出最佳的戰略運籌和安排。“新時代改革觀”因而必然具有繼承並超越於鄧小平時代的要點和邏輯。
對新改革的理解與接受是中國當代精神轉型的重要課題。改革紀念的多種話語中，有一種近似“悼詞”式的話語頗值得關注。這種話語的典型標題特徵是“世間再無鄧小平”、“中國改革已死”、“中國將要落入某某陷阱”，其基本邏輯是，由於中國未能遵循似乎來自於鄧小平的關於中國改革“西化”的種種教誨，未能規範而系統地展現中國對西方體系的精緻模仿和嚴密追隨，所以中國改革走了歧路，必有惡果。這種邏輯還會將2000年以來尤其是2012年十八大以來，中國自主性現代化的種種制度化改革視為對“文革”的某種迴歸，以輕率及選擇性的現象描述代替對時代精神與制度本質的理性分析。
該種話語又常被標籤化為“自由派話語”，但實際上只是一種侷促心智下的“狹義自由派”或“原教旨自由派”，並不能代表中國自由派的全部，甚至不能代表其正在變化中的趨勢及未來前景。當彭斯在2018年國慶期間以“新鐵幕演説”對華威脅並説教時，當中美貿易戰之美方要求不斷加碼時，當華為孟晚舟案懸而未決時，更有大量的話語流量共同指向對新時代改革從規範根基到實踐路徑的全方位檢討，希望回到鄧小平時代的“Good Old Days”。這些話語實踐羣體不自覺充當了美國“教師爺”的助教團隊。
1992年1月22日，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參觀深圳仙湖植物園。江式高 圖
這種話語對新時代改革的結構性取向是高度不認同甚至嚴格抵制的：其一，不認同“黨政融合”的憲製取向，認為是對黨政分權改革的背離；其二，不認同政府產業政策與角色，認為是對市場經濟的結構性破壞；其三，不認同“一帶一路”倡議，認為是對國民利益與世界和平的負面操作；其四，不認同對傳統文化的結構性和解，認為是對自由民主現代性基礎的侵蝕；其五，不認同對毛澤東時代有關政治價值與傳統的回溯和運用，認為是對鄧小平改革的倒退；其六，不認同中國對美國的體系性競爭與挑戰，認為是對美國價值觀及模式正當性的挑釁。
這種話語對“北京共識”、“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甚至“人類命運共同體”持有嚴重的規範性質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有效性持否定態度，希望恢復鄧小平改革初期尤其1980年代“低度自信”氛圍下對西方文明的整體性崇拜，調整和改變目前的新時代改革總體方向。
這種話語雖因缺乏“政治正確性”而在中國官方媒體及官方可控輿論空間缺乏傳播渠道，但在私人空間和海外空間有着重要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並不來源於該話語的學術深刻性或歷史哲學分析的嚴密性，而來自於對西方價值觀的符合性。這種話語範式下的公共寫作甚至學術寫作因而也變得非常容易，只要簡單借取西方某種規範理論，結合中國特定議題或素材，加以演繹性論述與改革建議，即可成篇，成名，成家。然而，這種話語的知識生產有效性及對中國國家利益促進與發展問題解決上的意義正面臨空前危機。
這種話語最大的意義在於堅持“自由”價值的根本性和前提性，堅持中國任何改革的“個體倫理”檢驗標準。這確實是鄧小平改革的重要思想遺產，因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出發點就是解決人的吃飯生存問題，這是第一位的人權，也是一切自由的基礎。
然而，對於民族復興與健全良善生活的建構而言，“經濟建設”是不夠的，想象“經濟建設”市場化帶來“全盤西化”也是不符合體制和歷史的。中國改革必然要走入一個以“制度綜合”為特徵的2.0版時代，習近平時代正好承擔了這一歷史角色。純粹“自由”話語不是錯誤，只是片面，只是不充分，只是不足夠支撐新時代的全面改革需求，是對中國文明傳統與政治體制的有意忽略，是長期“東方主義”知識規訓下的“自我東方化”。
總之，在以2049“第二個一百年”為基本目標的民族復興與改革新階段，我們要適度超越這種早期改革的“狹義自由話語陷阱”，回到中國文明和中華大地本身，聚智匯力回答“什麼是中國人民正當而良善的生活方式”這一改革的原命題。“自由”應當位列其中，但未必居首，需要在東方文化與政治傳統中獲得恰如其分的規範性地位。“和諧”或許更為基礎與根本，乃是根植中華文化而面向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規範基礎，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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