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一火車皮的論文，趕不上小崗村農民的紅手印”
【文/ 李昌平】
一
1982年我參加工作，擔任公社團委副書記，正好趕上“分田到户”。一直至2000年3月，在第四任鄉鎮書記上時不自覺的捅了個婁子，無可奈何之下辭去公職。 後“南飛”“北漂”很多年。於2011年創建“中國鄉建院”，現任鄉建院院長。
“中國鄉建院”自創立以來，踏踏實實的踐行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在21個省市區協作做了一百多個引領振興鄉村前進方向的試驗示範村，習主席到訪並表揚過的岢嵐縣宋家溝村，就是我們“中國鄉建院”協作做成的高質量“精準脱貧”示範村的代表作之一。
我是漁民的孩子，這是我的命，不由我決定。我永遠都是漁民的孩子，永遠都是農民的一分子，這是我的自我認同。
為了農民的不斷覺悟和解放而戰鬥，是我一生的使命和生活。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至今依然信仰共產主義。我經歷了由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到動搖共產主義信仰、再到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的人生三階段。
荊州農機校 畢業合影 李昌平（右二） 1982年，圖片由作者供圖，下同
1982年畢業後，我放棄了留城工作的機會，自願申請到了最偏遠落後的周河公社工作（周河公社是我的家鄉），此後在鄉鎮黨委書記崗位上“三起三落”。基本無特別值得一提的建樹，但錯誤犯了不少，錯事做了太多。
我在1987年縣鄉財政體制“分灶吃飯”和“衞生醫療體制改革”時就開始擔憂。進入90年代後，我國的主要農產品基本供求平衡，高度分散的小農被迫落入“增產減收”的小農生產積極性陷阱，農民、農村、農業每況愈下，再加上分税制改革導致鄉鎮財政入不敷出和同時的內地經濟邊緣化，我等基層幹部再怎麼努力也無濟於事，收效甚微。無可奈何久矣！
終於，我於2000年3月某日之夜晚，“揭被而起”，奮筆上書時任總理朱鎔基，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引發全黨、全社會對三農工作的高度重視。
但同年9月，萬般無奈之下，不得不辭去公職，告別體制南下深圳打工，成為了千千萬萬“農民工”中的一員。這個時候，我真正成為了農民和農民工的一員，不再有救世主心態了。
2000年，我37歲。於我而言，離開體制後的“打工”生活，確確實實自我感覺要比當鄉幹部的生存狀態自由自在很多。我以為，我從此告別了農村、農業、農民，在我後半生會開始全新的工作和生活。但，初心難忘。
2001年春節，我在珠海。當我獲悉，我曾經工作的地方，在我辭職之後依然因為農民負擔過重而連發“惡性事件”，極為震驚！深感自己的使命並沒有完成。在悲憤狀態下，七天七夜奮筆疾書，一氣呵成《我向總理説實話》一書。9月，我帶着《我向總理説實話》書稿北上，成為一名“北漂”。一個飯局偶遇著名三農專家、《中國改革》雜誌總編輯温鐵軍先生，温總編出於同情，收留我在《中國改革》雜誌社做記者編輯。
任職《中國改革》時期 ，2003年
2002年年初，《我向總理説實話》一書面市。此書由九號院“院主”、 “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老先生作序，由京城出版界的“女俠”徐曉“憤不顧身”編輯出版，成為當時最暢銷的書之一。此書也成為我混跡三農江湖的“名片”。
温鐵軍先生是我進入三農圈子和農村發展領域的引路人和導師。在温先生身邊的三年，我把“九號院”各位大家的文章讀了個遍。這三年，無疑是我人生學知識、長見識、混圈子最多的三年。
與温鐵軍老師在雲南開會， 2003年
是温鐵軍先生，在不知不覺中把我重新帶回了三農領域。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
中國的農民問題，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中國研究三農的大大小小的圈子無數，人數眾多，在中國三農現代化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的選擇上，整個圈子的主流意見大體上趨向一致，其基本主張是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寄希望於在資本全球化的過程中加以解決。
在京城還有比三農圈子更重要的圈子，如：金融圈子、法學、經濟學圈子和企業家圈子。他們認為，中國人口是美國的四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勢頭，必須在GDP超出美國兩倍之後才允許出現“日本式衰退”，因此，中國經濟必須還要至少維持高速增長30年以上。
唯一可靠的辦法是把農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確權頒證到家庭，讓家庭持有土地權證後把經營權讓給龍頭企業和專業大户，再讓龍頭企業和專業大户拿經營權在銀行抵押貸款（死錢能夠變活錢），或讓農村土地自由交易起來，逐步走向完全市場化。
他們認為只有農村幾百萬億價值的土地能夠金融化和市場化——“死錢變活錢”，中國才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現代化和轉型才可以成功。對此，我並不認同。
與上述“主流共識”持不同觀點的也有一些人，但真正像賀雪峯、張路雄等人那樣站出來旗幟鮮明表達不同意見的人並不多。但是他們在回答如何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前提下實現“土地抵押貸款”這個問題時，沒有解決方案。而另外一方，其主張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土地市場化能夠使實現“經濟持續高增長、總量超美國”的“強國夢”，可以在蛋糕做大的前提下解決農民問題。
我強烈意識到，賀雪峯等人一方沒有更有説服力的方案能夠回應“土地抵押貸款權如何實現”這個問題，這在我心中埋下了種子，甚至成為了心病！
我雖然沒有學問，但卻是一個絕對不喜歡人云亦云的人，甚至極力避免落入別人的話語體系和解釋框架中討論問題和解決問題。所以，“信口雌黃”地創造新詞也是我的一大特點。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中國難題（李昌平難題 ）”、“中國拐點（李昌平拐點）”、“農村金融李昌平定律”“村社內置金融”等等這些新詞，都是我“信口雌黃”創造出來的。我創造這些新詞，是為了不落入主流話語邏輯，用自己的視角和話語認識和解讀事物的本質，探索解決三農問題的正確道路和方法。
所以，我在京城時，經常不知天高地厚地得罪人。明明知道自己這樣不好，但就是改不了。《我的困惑》一文發表於2003年《讀書》雜誌的第七期和第八期，我用簡單粗暴的文字將各種主流共識和政策性舉措質疑了一個遍。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此舉連累到了温鐵軍老師。
我在京城的時候，有好些老前輩對我愛護有加，中國社會學學會會長陸學藝老先生尤甚，主動收我為“編外弟子”。在我為自己的魯莽連累到温鐵軍老師而內疚的時候，在我為未來怎麼走而彷徨的時候，陸老師勸我離開京城，到廣闊的農村去做實驗。
陸老師耐心開導我説：在中國，既懂北京各種圈子的話語、又懂中國三農實際情況、還能夠俯下身子做實驗的人少之又少，可能就只有你李昌平一個。京城三農圈子，多一個、甚至多十個耍嘴皮、跟人吵架的“搗亂者”李昌平，毫無意義。但中國少一個深入基層做實驗的實驗員李昌平，卻是很大的損失。陸老師囑咐我記住他的話：“一火車皮的論文，其作用趕不上小崗村十幾個農民的紅手印。”
參觀學習鳳陽小崗村
温老師把我帶進了北京的三農中國，陸老師指引我返回了底層的三農中國！
二
2003年10月，我帶着陸老師的期待，離開温鐵軍先生和中國改革雜誌社，離開了北京，參與雲南、貴州等地扶貧發展工作之中。
2004年 石門坎商議修鐵路 與村民合影
2006年 回訪雲南石門坎
我在雲南貴州的大山深處真切感受到了貧困中國，認識了過去不曾認識的另一種狀態的中國，甚至比我家鄉不知道還要窮多少倍的中國。我寫了不少扶貧日記，流傳極廣的《貧困的制度性原因》一文就是那個時期所寫。其間，我去過日本、越南、印度和我國台灣省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農村考察調研。
日本農協 名古屋附近 與日本農民合影，2005年
日本農協強大的經濟基礎和服務小農的無微不至，特別是農協“內置金融”支撐小農土地產權實現的強大功能，給我以醍醐灌頂的啓示，對自己過去在鄉鎮黨委書記崗位上對鄉鎮企業、社隊企業實施的私有化改制的所謂改革，悔恨不已；對自己一直指望城市商業金融保險機構為農民農業提供金融保險服務的無知，羞愧難當。還有日本的“縣鄉村”並無領導和被領導關係，沒有像我們體制化的川流不息的大會小會、檢查督辦、評比驗收而自主運轉，卻十分有序有效，這讓我這個曾經十分反感以“大會小會、檢查督辦、評比驗收”推動工作的井底之蛙大開眼界。
2005年，日本訪學期間
我因《中國農民的自主性與中國的自主性》一文發表在日本《東洋經濟》雜誌上，獲得去日本訪學的機會，在日本訪學期間，和東京大學自主性（梁漱溟）學派的交流獲益頗多，讓我更加堅定地認為，中國農民自主性的喪失是中國三農問題無解的根本原因；不僅如此，更讓我堅定地認為，中國農民自主性的喪失，也必將導致中國國家自主性的喪失。此後，“自主性”三個字，便成為了我求解中國三農難題和中國難題的出發點。
在我國台灣地區訪學，陳羲煌老先生給了我兩次求教的機會。陳曦煌先生對中國大陸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正面評價，特別是陳曦煌先生“市場經濟條件下，大陸土地村集體所有制也是民有制”、“大陸的農地不能抵押貸款不是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問題，而是金融制度的問題”的思想，對我思考中國大陸如何解決三農問題產生了顛覆性影響。
2005年 與日本東京大學學生 深入鄉村訪問
在日本和我國台灣地區的訪問學習，在我心中種下了“在村社（集體）內置合作金融，以實現農地抵押貸款”的種子。
2003年 入村調研 貴州畢節破敗的民房
在經歷了2003-2008年的雲貴扶貧和對日本、越南、印度、朝鮮及我國台灣等國家地區的訪學和調研之後，我向陸老師系統彙報了自己的想法：
第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一般性製造業梯度轉移進程的“中國拐點”出現之後，中國小農長期存在是客觀必然的，要防止一種糟糕局面出現，即：出口導向工業化完成以後，三農問題反而變得更加嚴峻。中國可能要謀劃逆城市化發展。
第二，既然小農會長期存在，重建小農村社共同體、並由小農村社共同體主導農村發展和治理，必須成為基本國策；
第三，以小農長期存在為前提的三農現代化必須堅持“一箇中心目標，三個基本前提”，即：以村民共同富裕為中心目標；以不斷改善黨的領導、不斷提升小農及其共同體主體地位、不斷鞏固土地村民村社共同體集體所有制和壯大集體經濟為基本前提；
第四，以 “村社內置金融”為切入點，突破長期制約中國三農現代化的雙重瓶頸——“農民組織無效和農村合作金融無效”（在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承包權或成員權抵押貸款權在內置金融中實現），是激活農村內生動力解決三農問題的“四兩撥千斤”的之舉。
第五，組建李昌平團隊，選擇不同地域的不同類型的村莊或鄉鎮或縣市區試點，實驗的名稱：以村社內置金融為切入點的自主綜合發展實驗。
陸老師基本同意我對中國三農問題的認知和實驗思路。陸老師再三囑咐我記住：中國三農現代化之路一定是在實踐中走出來的，中國的大學問、大智慧一定在中國三農現代化的過程中。陸老以《為學》勉勵我：中國乃至世界最難解決的問題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問題，唯有去做、去實踐，才有可能找到破解這個世界性難題的辦法。陸老師説，他對我寄予特別的期待。
陸老用手指敲打我的額頭叮囑我：要儘量避免和人打嘴仗，集中精力埋頭做鄉村綜合發展實驗。
為了教我做實驗，陸老師還經常讓我參與他主持“成都試驗”“太倉試驗”“晉江試驗”的一些活動。每次告別陸老師的時候，他都微笑着、揮揮手，留給我一句話：去吧，好好做，李昌平要用實驗説話！
三
2005年，我的鄉村綜合發展實驗就開始了。我是一介草民，而我對自己的實驗成果的期待是：準備星星之火，等待燎原之時。
我的實驗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協作小農及小農村社共同體“以自主性建設、實現自主發展”。實驗思路：以村社內置金融為切入點，突破“組織無效和金融無效”雙重瓶頸，建設小農及其共同體的主體性，最終實現小農及其共同體自主振興鄉村。操作方法：黨和政府是實驗的領導者，黨支部和村社共同體是實驗的主導者，村民和社員是實驗的主體，我們鄉建院的同事們是實驗的協作者。
第一個實驗點選在河北徐水縣大午集團及周邊的8個村子。
實驗目的是“村企共建大午城，自主發展共享經濟。”實驗方案是創建“內置合作金融村社聯合社體系”——把村民重新組織起來、把資源資產資金集約經營起來，讓農户和集體產權能夠金融化（變現）或股權化和可交易化，把各村股權化或金融化後的集體建設用地向大午小鎮“漂移”集中；與此同時，把各村村民向大午小鎮（生活區）集中，把大午集團的農牧企業向各個村莊轉移（生產區）。村企共建大午城，合作發展共享經濟。
村民可以土地承包權或集體成員權做抵押在“內置金融村社聯合社”貸款，既可以貸款發展生產經營，也可以 “按揭貸款”在大午小鎮買集體建設用地建的“商品房”，甚至村民所必需的一切生產生活物質都可以“先消費、後結算”，村民的農產品也可以隨時以“存款”的形式“存入”內置金融村社聯合社。
實驗僅僅開始一個多月，因各種原因被迫終止。
放下憋屈，擦乾眼淚，抖擻精神，匍匐前行。
2005年11月，我的第二個實驗點選在我自己的村莊——湖北省監利縣王垸村。
最早試行內置金融靠近洪湖的王垸村
王垸村地處湖北監利縣洪湖西岸，2600人，佔地6000畝。村民大多以種稻谷和養殖螃蟹魚蝦為業。村民不僅貸款難、貸款貴，存款也要到十幾公里外的鎮上。從進入90年代開始，增產不增收，減產也減收。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
實驗依然以村社內置合作金融為切入點，建設小農及其共同體主體性，探索實現村社共同體主導的可持續自主發展的路徑和方法。
王垸村有點集體經濟，每年能夠拿出5萬元給村裏的老人發過年紅包，人均200元。儘管如此，我們村的村兩委班子也是頻繁變動，弱化、軟化、邊緣化的趨勢日趨明顯。
2005年年底，我和村支書李花清商量：我找10萬元“種子資金”回村，村集體匹配25萬元“種子資金”，每位老人出2000元入社，創建王垸村“村社內置合作金融”——養老資金互助社。由老人們給年輕人放貸款，“存一萬貸三萬”，以承包地抵押貸款。在解決村民貸款難的同時，所產生的利息收益全部分配給老人。這叫“資金互助促發展，利息收益敬老人”。
我跟李花清書記算賬：如果250個老人，一人出資2000元，是50萬元。加上“種子資金”35萬元，合計是85萬元。按照信用社貸款利率算，當年可實現利息收益10萬元以上。
李花清覺得“資金互助促發展、利息收入敬老人”非常好，但他有兩點擔心：一是符不符合政策？二是放款了收不回怎麼辦？
我講了一號文件精神，李花清的第一個擔心放下了。第二個擔心確實是個問題。
我跟李花清反覆琢磨把風險管理到最小的方法：第一，開始時，每户最高只能貸款5萬；第二，農户用土地承包權抵押貸款，年租金1000元的一畝農地，每畝價值3萬元，只能抵押貸款2萬元；第三，把老人編成小組，把貸款指標分配到老人小組管理，貸款由老人小組審批，根據貸款額度由n個老人或鄉賢或社員擔保貸款；第四，貸款時夫妻倆都必須簽字畫押……
2007年 王垸村內置金融合作社章程
2007年 最早一批合作社社員名單
村莊是熟人社會，即使有個別村民貸款後經營失敗了，相信不會賴賬，更不會賴老人的賬。先還利，再慢慢還本，風險應該是可控的。即使有人惡意賴賬，不是還有土地抵押兜底嘛。
村裏的老人們參與積極性特別高，還給李花清鼓勁打氣。我協作村幹部和老人代表們制定了王垸村養老資金互助社章程，選舉產生了理事會和監事會。70歲的老支書李功兵被選為理事長，在任村支書李花清當選監事長。2006年年初，王垸村養老資金互助社開業了，初始資金87萬元。
李功兵和李花清領導的理事會、監事會，聯合制定了一套極其簡單的工作機制和管理辦法：所有貸款的期限都是一年，貸款要申請排隊編號（先申請優先得到貸款），每年臘月小年前後兩天，收回貸款——決算——再按照申請貸款的排隊號發放貸款——分紅大會——張榜公佈。理事會一年只有5天左右的時間正式辦公。這套“懶辦法”既省事、又節約成本、還很有效。
2006年，我們村養老資金互助社收入10萬多元，每個老人分紅500元，積累2萬元。老人們非常高興，都説：分了蛋，雞還在。
2013年小年，我回村參加了養老資金互助社的分紅，每個老人分紅900元。每年的分紅日，成了我們村老人們的節日。
2016年10月份，養老資金互助社舉辦了“王垸村首屆重陽節”，請正規劇團唱了兩天花鼓戲，表彰了一批好兒媳。 村裏的“鄉賢”為重陽節捐款7萬元，小夥姑娘都踴躍當志願者為重陽節服務。
從2006年以來，養老資金互助社為村民貸款3500多萬元，2018年上半年放貸款超過550萬。2006年至今沒有一筆壞賬，累計為老人們分紅147萬元。
此外，還帶來了多方面的改變：一是高利貸少了，金融機構有主動上門服務的意識了，農民貸款有尊嚴了；二是鄉賢和孝道回來了；三是老人地位高了，好兒子好兒媳多了；四是村支部領導下的村社共同體服務能力大大提升了，村莊的凝聚力增強了，幹羣關係改善了，村支部書記十幾年再沒有換人了；五是自主發展能力提升了，農民增收路子多了。
我們村不僅成為了遠近聞名的“蝦稻共生、雙水雙綠”示範村，還是全國小龍蝦種苗和技術輸出第一村，每畝“蝦稻共生”收入持續多年保持8000元以上，已經有數十位返鄉創業青年“在自己的銀行的支持下”走向全國各地農村輸出王垸村的“雙水雙綠”模式和養蝦技術及種苗。
2018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朱玲帶隊調研王垸村
李花青書記和最早入社老人
在村黨支部的領導下，僅用35萬元“種子資金”，撬動村民方方面面的積極性辦起了村民自己的“發展銀行”，為村莊發展安裝了內生“永動機”，為村裏的老人們種下了“搖錢樹”。
王垸村的實驗證明：以內置金融為切入點，突破“組織無效和金融無效”雙重瓶頸，增強村民及村民共同體的自主性，激活內生髮展動力的自主發展模式，確確實實是振興鄉村的“四兩撥千斤”之法。王垸村的實驗，為我的“振興鄉村”和“精準敬老”“精準扶貧”試驗事業開了個好頭！
我的第三個實驗選在信陽市平橋區郝堂村——村社內置金融+美麗鄉村綜合體。
2009年，我應邀到信陽市平橋區黨校講課。信陽是河南農村綜合改革試驗區，試驗的核心課題是“土地確權、抵押貸款”。信陽市政府部門給村民發了70年的產權證，結果沒有任何銀行接受農民的產權證抵押貸款。改革實驗失敗了！
我有針對性地做了《建設新農村，先建新金融》的講座。我對信陽的幹部們説：林地、農地確權後，正規金融機構是不會接受農民林權證、承包證抵押貸款的。這是因為：權證抵押給銀行貸款後，農民違約後銀行要通過很複雜的司法程序才能把產權過户到銀行，成本極高；銀行得到農地林地後，再轉包經營所獲得的收益可能還支付不了成本。因此，正規銀行是不會接受小農農地抵押貸款的！
農户的林權證或承包證只能在村社內置金融內實現抵押貸款，除此沒有更好的辦法了。如果農地只能在村社內置金融抵押貸款，又何必興師動眾的搞土地確權頒證和三權分置呢？
授課後，我被授予平橋區政府顧問。在平橋區政府的要求下，我來到了當地有名的貧困村——郝堂村。
郝堂村是信陽市城區近郊山區村，2500多人，佔地面積21平方公里。村委會主任叫胡靜，時年56歲。胡靜幹了幾十年村幹部，她問我“為什麼咱村幹部的道路越走越窄了？”，很堅定地對我説“再也不當村幹部了”。
我問胡靜不當村幹部後準備做什麼去？胡靜説想為村裏的老人做點事。她説“想為老人做點事”時，眼淚都快掉下來了。在場的區幹部告訴我，村裏有兩個老人自殺了，剛剛辦完喪事。胡靜説，這些年，村裏幾乎年年都有老人自殺。
我給胡靜講了王垸村“資金互助促發展、利息收入敬老人”故事，並承諾從自己的課題費中拿出5萬元，找政府再要10萬元，用這15萬元“種子資金”，引導郝堂村的鄉賢和老人蔘與創建郝堂村內置金融——養老資金互助社。
胡靜動員（包括她自己）7名鄉賢共出資14萬元“敬老資金”，村集體也籌集了2萬元，開始只有15個老人出資入社，每人2000元。郝堂村養老資金互助社2009年10月份開業，初始資金規模僅34萬元。兩年後，資金規模達到650萬元。
在郝堂村，農民承包證、林權證抵押貸款就像餓了吃飯一樣簡單。困擾當地政府很久的農地不能抵押貸款難題，就這樣輕而易舉的突破了。現在，郝堂村養老資金互助社最頭疼的事是資金貸不出去。
郝堂村第一步改革實驗任務完成之後，當地政府希望在郝堂進行下一階段的實驗——美麗宜居示範村建設及可持續發展試驗。
2015年 CCTV《新聞聯播》走進郝堂村
2018年 人民網直播郝堂村
2011年，我辭去了原有的正式工作，和孫君等人發起創建“中國鄉村規劃設計院”（後更名為“中國鄉建院”），鄉建院的總部設在郝堂村，把分散在全國各地各自為戰的鄉建人才聚集於鄉建院，從郝堂開始專心於鄉村建設及“精準助老”事業，把業餘愛好變成了正式職業。我應該算是中國第一個把鄉村建設變成一種職業的人，是引領中國鄉建有業餘走向職業化、專業化道路的人。
郝堂美麗鄉村建設的第一件事是“垃圾分類”。由於郝堂村通過養老資金互助社把老人們組織起來了，組織起來的老人們特別有戰鬥力，一個半月就把村莊搞得乾乾淨淨了，並且做到了垃圾不落地，垃圾資源化。
郝堂村美麗鄉村建設做的第二件事是土地收儲。按照規劃，村集體需要收儲數百畝土地用於新農村建設，第一批收儲83畝建設用地，從養老資金互助社貸款170萬元支付村民。郝堂村集體先後共收儲集體建設用地310畝，從收儲土地的談判到資金籌集，老人們都發揮了關鍵作用。隨着郝堂美麗鄉村建設不斷推進，土地增值（每畝30萬元）給村集體經濟帶來了爆炸式增長。2015年，郝堂村集體資產總規模就超過了8000萬元。
郝堂村2009年是一個貧困山村，到2013年時被建設部授予“美麗宜居示範村”，年客流量超過百萬人。人均純收入由2009年的不足4000元增長到2015年的2萬多元。2015年，胡靜被授予“全國勞模”。
從2009年以來，郝堂村內置金融——夕陽紅養老資金互助社累計為老人分紅139萬元，還積累了80多萬元。
從2011年到2015年的郝堂村建設，政府投入了2000多萬元（路、水利、學校），村集體投入了4000多萬元，村民投入了8000多萬元。2013年政府基本上停止了對郝堂的投入，而村民自主發展的積極性擋都擋不住，讓政府深感頭痛。
郝堂村村民分紅
郝堂村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我看來，最大的變化有兩個：一是“死錢可以變活錢”了，村民和村級組織有了自主發展能力；二是郝堂村村民説的：別人敬菩薩，我們敬老人。老人就是“活菩薩”。這兩點是郝堂村最深刻的變化。
郝堂村的成功，讓我對自己的以內置金融為切入點的“鄉村振興”和“精準扶老”模式增強了極大的信心！
我的第四個試驗：湖北鄂州市梁子湖區張遠村——通過體制機制建設，以較少的增量投入激活空心村巨大的存量，實現自主可持續發展。
2013年8月，我應湖北鄂州梁子湖區區委之邀走進了書記楊全意蹲點的村莊——張遠村。
李昌平鄉村振興論壇 “張遠模式”分享會，2018年
張遠村1600人，佔地4000畝，屬於丘陵淺山農區。標準耕地年租金100元/畝左右，一般的農地平均年租金80元/畝以下，大量的農地處於拋荒和半拋荒狀態。是典型的空心村。
如何把勞動力基本外出打工、土地拋荒日益嚴重的村莊重新激活呢？這是農村待解的普遍性難題。
楊全意書記請我去張遠，是希望我像打造郝堂村一樣，儘快把張遠村打造成“記得住鄉愁”的美麗村莊，以備來年中央辦公廳回訪時有一個交代。楊全意書記給我交底：花錢不是問題。
經過深入調研後，我覺得張遠村過於閉塞，在交通條件和周邊環境沒有大的改善之前，暫時不宜花重金打造。即使花重金打造好了，也會迅速變成新的“存量”。
我給出的建議是花100萬元種子資金做一個“金融鄉建”實驗。即政府出100萬元種子資金，引導村民加入村社內置 “（養老）銀行”，以內置（養老）銀行收儲拋荒和半拋荒的土地、並集約經營，讓農户的承包地成為內置（養老）銀行的貸款抵押物，觀察比較“金融鄉建”和“財政鄉建”、政府主導鄉建和農民自主鄉建有什麼不同。
具體構想是：在內置（養老）銀行建立之後，鼓勵農户的承包地、林地、房屋等，以“長期存款”存入“內置銀行”，且“長期存款”可以用於抵押貸款或者直接變現。譬如：一畝地的轉包費是300元，這畝地就可估價1萬元“存入”村社“內置銀行”，存入的期限越長，每年獲得的利息收入就越高。這樣就可以將土地等資源資產貨幣化、金融化“集中起來”，再集約經營起來。
土地增值收益歸農户，金融收益主要歸老人分享。假如內置（養老）金融每年貸款800萬元，5年就是4000萬元，按照1:3算賬，4000萬元貸款可以為張遠村額外創造1.2億元GDP。這就是説，五年內，張遠村的人均收入要比同水平的隔壁村的人均多收入4-5萬元。楊全意書記同意了我的想法。
梁子湖區政府出種子資金100萬引導，鄉建院也匹配種子資金30萬元，“釣”出鄉賢的敬老資金15萬元，優先老人（每人2000元）入社，同時也接受村民現金入社、或土地入社（存款、股權、託管）、或房屋入社（存款、股權、託管）。
張遠實驗和郝堂實驗有所不同，就是政府出資100萬元種子資金後，再沒有大的資金投入了，看村社內置金融是否可以激活內生動力而實現自主發展。我心中的願望，是希望五年以後的張遠村能變成第二個郝堂村，甚至超越郝堂村。
2013年年底，張遠村“內置（養老）銀行”開業，初始資金高達189萬。而郝堂內置金融開業的時候只有34萬元。
張遠村內置金融開業不到三個月，全村有近1000畝承包地以村民小組為單位連片“存入”“內置銀行”。每畝地年平均租金220元左右（估值8000元/畝）。土地確權由此變得簡單了——以“確權、確利、不確地”的方式確權到户即可。農户承包地（賬面數字）每畝可以獲得8000元抵押貸款權。加入兩年後土地租金（利息）上升到900元/畝，則每畝可以獲得3萬元抵押貸款權。
在“內置銀行”完成對村民的承包地等收儲之後，武漢市農投公司來到當地搞有機稻米生產，每畝保底地年租金上漲到400元以上。
張遠村“內置金融”為村民發放貸款逐年遞增，無一壞賬。2018年，僅上半年的貸款規模上升到了1100萬元，當年僅利息收入可達100多萬元，40%分配給老人，老人人均分配將達到2000元。還有50%的利息收入用於積累，當年可積累近60萬元。
2018年 CCTV《新聞調查》 張遠村的試驗
從2013年以來，張遠村大變樣。一是全村的土地基本實現集中連片了，實現了規模化經營；
二是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了，在外經商的人多了；
三是自主發展實現了，貸款需求一年比一年增加，內生髮展動力徹底激活了；
四是村兩委班子凝聚力和服務能力極大提升，幹羣關係有了根本性改善。張遠村讓我完全理解了日本縣鄉村之間沒有領導和被領導關係的治理模式的合理性。現在的張遠村，發展和治理完全可以自主化；
五是自願做鄉賢、敬老的人多了，年輕人在養老資金互助社貸款了，創業發展賺到錢了，回村的第一件事就是給敬老基金捐款，現在鄉賢超過了18人。在愛老孝老的同時，幫助貧困户也變成了村民和村級組織的自覺，張遠村在內置金融中專門設立的“扶貧基金”，建立起了精準扶貧的長效體制和機制；
六是村裏的老人們成為了村裏最有活力的一個羣體，貸款發放、風險管理、垃圾分類、環境美化、山林防火、互幫互助、文化娛樂……，老人們都是志願者，村子裏沒有老人們完成不了的事情；
七是村民變了，變得講禮了，愛面子了，愛張遠了；
八是張遠村也變了，環境變清潔了，景觀變美麗了，房子變得漂亮宜居了，村莊也開始接待遊客了。
我希望未來的張遠村是一個養老村，吸引城市老人也來張遠村養老。
農村，已經是一個“老人中國”，如果這個“老人中國”都像張遠村一樣，也是活力無窮的中國，也是温暖和幸福的中國！
張遠村的成功，受到了社會的關注。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做了45分鐘的深度報道。
中央電視台紀念精準扶貧5週年 在十八洞村採訪李昌平 2017年
張遠實驗給了我極大的信心。政府投入100萬元種子資金，短期內可以將內置金融規模做到幾百萬、幾千萬元、甚至更多。100萬元種子資金實現了“金融有效和組織有效”——體制機制有效，激發出自主性和內生動力，這種自主性和內生動力生成奔騰不息的血液循環，其產生的作用遠遠大於財政一次性投入數千萬（補品）的作用。金融鄉建，才是真正的“四兩撥千斤”的鄉村振興之法。
我壓根就不是做學問人，但我喜歡為人民服務的學問人；我命中註定是一個幹活的人，特別喜歡和人切磋琢磨怎麼做事。每月26-28日，我都會請專家和實幹家在信陽郝堂村恭候戰鬥在全國鄉村振興第一線的朋友們，大家歡聚一堂，小口品茶喝酒，大聲“吹牛”切磋，已經堅持三年了。
參加特色小鎮博覽會圓桌論壇 ，2016年
中國鄉建院的同志們協作基層幹部和羣眾做出了郝堂村、小朱灣、宋家溝、張遠村、楊村等一百多個以村社內置金融為切入點的農民自主綜合發展與民主善治的示範村和鄉村綜合體，為中國夢，為新時代社會主義“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提供了路徑、方法及一大批樣本案例支撐。
我慶幸自己創建了“中國鄉建院”，慶幸“中國鄉建院”成為了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踐行者和“振興鄉村戰略”落地實施的排頭兵。這，似乎是某種超力量安排的結果。
在這個過程中，有陸學藝老師、温鐵軍老師、徐祥臨老師、陳金陵老師、張曉山老師、蔣中一老師、陳曉君老師、趙樹凱老師……多年如一的指導和陪伴，還有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傾力支持。而最最值得提及的是，無數多的縣鄉村幹部拿鄉建院的人當自己人、當戰友、當親人，所到之處合作順風順水，真讓我感受到了某種超力量的安排。
四
從2013年郝堂村、小朱灣等美麗鄉村相繼火爆之後，有越來越多的縣市區黨委政府主動邀請中國鄉建院合作打造美麗鄉村，鄉建院120多名員工遠遠不夠用。我沒有迎合市場的需求去大規模擴張規劃設計及落地實施團隊，因為我更喜歡張遠村式的鄉村建設模式。
在我看來：打造一個村莊美麗的外表雖然是重要的，但激活一個村莊的靈魂和內生動力及能力是更重要的；政府主導示範村建設雖然是重要的，但村民自主鄉村復興是更重要的；用政府財政手段重金扶持鄉村建設雖然是重要的，但以政府財政種子資金引導村社創建內置金融自主鄉村復興是更重要的。
何況，在我內心深處，刻着“日本式衰退”一詞，刻着“中國自主性”一詞。我經常警示自己：一定要想方設法讓中國農民的“死資產”能夠自由的變成“活資金”。
如果振興鄉村做的都是“活錢變死錢”的工作，就只能靠財政燒錢，錢會越燒越少，並且財政燒再多的錢也增加不了農民收入，也擴大不了真正意義上的內需，也避免不了“日本式衰退”和“國家經濟自主性喪失”。
如果振興鄉村做的是“死錢變活錢”的工作，財政不燒錢，錢也會越來越多，農民的可支配現金流會爆發式的增長，才是擴大內需的真招和實招，才能避免“日本式衰退”，才能增強中國經濟的“自主性”。鄉村建設不僅僅是為了農民，更是為了中國夢的實現。
鄉村振興，村社內置金融必須先行。對此，我有萬分執着！
從2014年開始，中國鄉建院在規劃、設計和現場指導三個團隊之外，專門成立了中國鄉建院最核心的團隊——內置金融團隊，把鄉村建設服務模式由規劃設計引領模式轉變為內置金融引領模式。這種模式叫“提供以內置金融為切入點的系統性解決方案和陪伴式落地實施服務”。
中國鄉建院的鄉村建設服務走到這一步的時候，我發現我們協作鄉村建設的模式已經和共產黨延安時期的“根據地建設模式”非常相似了，或者非常類似日本“社區營造”模式了。這個時候我已經意識到：中國鄉建院的鄉村建設陪伴式綜合服務，必須由“專業的社工”來主導，規劃、設計、建設和內置金融等團隊協同服務。
2016年，中國鄉建院組建了專業的“社造團隊”，由社造團隊駐村，協調規劃、設計、建設、內置金融等團隊協同開展“系統鄉建”或“社區營造”工作。社造團隊主導的“系統鄉建”或“社區營造”的鄉村復興服務模式大受歡迎，供不應求。為了傳播我們的鄉村建設理念和方法，2016年年初，中國鄉建院“郝堂鄉村復興講壇”創立，固定在每月26-28日開講，案例交流是郝堂講壇的特色和靈魂，很受全國各地基層幹部的青睞。
重慶巴山坪上村社工團隊 垃圾分類教育
貴州桐梓中關村 激活的閒置空間 “墨倉空間”
2017年，中國鄉建院將內置金融和社造團隊合併，要求做內置金融協作的員工必須是社造專家，做社造的員工也必須是內置金融專家，還要學習一些規劃設計知識和技術。於此同時，中國鄉建院要求做規劃和設計的員工，也要學習做內置金融和社區營造的知識和技術。總之，希望鄉建院的員工，都是複合型人才，多面手。
我要求中國鄉建院的人，要以延安時期的幹部為偶像要求自己：一個人，什麼東西都不帶，深入到村莊，就能發展黨員和支部，就能發動、組織、武裝農民，就能建設根據地，就能依靠農民自主發展，就能成為人民戰爭堅強的大後方！
2017年的中國鄉建院，服務地區已經遍及全國21個省市區了，由為一個村、一個村提供系統性鄉建服務轉向了一個縣、一個縣提供系統性鄉建服務，人手不夠成為了最大的制約。中國鄉建院的員工是不能在市場上招聘後直接上崗的，招聘來的人需要較長時期的“傳幫帶”才能上崗工作，我們的人才一般都是自己“帶”出來的。
2018年，中國鄉建院制定了 “社造千人計劃”——在協作鄉村建設的過程中培養協作者，在社造的過程中發展壯大社造隊伍。中國鄉建院按照“延安幹部”的標準， 要在兩年內完成1000名核心“社造團員”的建設目標，以備振興鄉村戰略之需。
農村有存款、土地、人力、文化、物產、環境等，什麼都非常豐富，什麼都不缺，只缺激活鄉村的體制機制。以我中國鄉建院的鄉建模式，政府投入100萬種子資金引導創建內置金融村社體系的體制和機制，就能“四兩撥千斤”，足以激活和振興一個村莊。這是張遠等村的試驗給我們的啓示。
重慶城口合作社開業 2016年
鄉村振興，必須以村社內置金融先行，以“村社內置金融為切入點的社區營造方式”協作農民自主推進鄉村振興，一定會成為主流化的鄉村振興模式。對此，我有百分之百的自信。隨着振興鄉村戰略的深化和深入推進，鄉村振興第一線的引領者、排頭兵理所當然的是中國鄉建院。振興鄉村戰略落地實施需要千千萬萬的“懂愛愛”參與和協作， 中國鄉建院的“千人計劃”僅是杯水車薪。中國鄉建院還要在“千人計劃”之外，承擔起培養千千萬萬鄉村振興“懂愛愛”的使命！
現在相當部分活躍在鄉村振興戰場上的小有名氣的機構和個人，多多少少都與中國鄉建院有些淵源。此外，全國有近千個縣市區負責鄉村振興工作的領導幹部，參與過中國鄉建院“鄉村復興講壇”的交流和培訓。提到“振興鄉村”，人們自然就會想起“中國鄉建院”。“振興鄉村有個鄉建院”已經是一個很響亮的口號了，這是中國社會對我帶領的中國鄉建院的讚譽和鞭策。中國鄉建院的“千人計劃”，就是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孵化“懂愛愛”的計劃，中國鄉建院願意承擔起這個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