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我抱着取經的態度去美國學習，卻碰到一個問題

2018年12月18日，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隆重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出席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在慶祝大會上，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被授予“改革先鋒”稱號。12月19日，北京大學召開改革開放40週年座談會，邀請林毅夫教授等11位獲獎教師及校友回到母校，與北大師生分享了他們參加大會的感受和學習總書記講話的體會，以及自己在改革開放40年偉大歷史征程中的感悟。

世界銀行原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以下為林毅夫教授在座談會上的演講全文：

尊敬的邱水平書記、郝平校長，各位老師，同學們：

上午好！昨天，有幸參加了“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並被黨中央、國務院授予改革先鋒稱號，我深受鼓舞。我認真聆聽並學習了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今天我結合自己的經歷，談三點感想：

1.我特別感謝這個偉大的時代。

我能夠獲此殊榮的一個重要理由是，推動了經濟體制改革轉型理論的探索。我們知道，新理論來自於新的現象。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成績是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蹟，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連續39年平均每年增長9.5%，持續時間之長，增長速度之高，是人類歷史上任何國家或地區從未有過的，現在已經邁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所謂“奇蹟”，就是不能以現有理論作出解釋，但任何經濟現象的發生一定有其道理，總結歸納出這個道理，就是一個新理論。改革開放這40年，對我們理論工作者而言，是一個理論創新的金礦，我們應該感謝這個時代。

同時，任何理論其實都是一個簡單的邏輯體系，以説明所要解釋的現象背後的因果關係，而且越簡單越好。理論的重要性取決於所解釋現象的重要性，重要的經濟體的現象就是重要的現象，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我國的經濟在國際上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目前，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並且，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換而言之，中國是全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我認為，正是因為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績，中國的現象在國際上的影響越來越大，研究中國的理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才隨之越來越大。因此，作為理論工作者我感謝能夠遇到這樣的理論創新的好時代。

2.我特別感謝北大。

我是在改革開放的第二年，1979年，回到祖國大陸，來到北大當學生。當時我的專業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瞭解了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的道理。

1982年我到美國學習，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到耶魯大學做一年博士後，1987年回到國內，在北大兼職，併到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發展所工作，參加了很多改革開放的問題的研究。

我原來是抱着西天取經的態度到美國學習，認為美國之所以發達，一定有其道理，只要把這些道理學會，就可以回到國內指點江山，為我們國家的現代化作出貢獻。

但在1988年我碰到一個問題，就是我國當時出現了建國以來最高的通貨膨脹，高達18.5%。上次較高的通貨膨脹率是1985年，8%，其他時間通貨膨脹也就百分之一二。

學過經濟學的人會認為，解決如此高的通貨膨脹的辦法就是提高利率，以提高投資成本，從而減少投資需求。提高利率以後，消費減少，投資消費總需求都減少，通貨膨脹也就減少了。而且，如提高利率，只有好項目的投資回報率才高，才會繼續投資。不好的項目，投資回報率低，就不做，這樣有利於資源配置。但在1988年，我國採取的是治理整頓，通過行政手段把許多項目砍掉，來壓低通貨膨脹率。

根據西方理論，用行政手段壓低通貨膨脹，可能會把很多好項目砍掉，壞項目保留下來。當時看到的情景確實是這樣的，很多明顯是很好的項目，比如，當年新大都飯店的18層新樓蓋到13層，通貨膨脹來了，項目就被砍掉，成了爛尾樓。

當時我想寫一篇文章或內部報道，指出行政辦法治理通貨膨脹沒有效率。但是，想起“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經濟基礎”的道理後，讓我開始思考，原來我學的理論與中國當時的經濟條件是否有差距。

仔細想來，有很大差距，因為當時很多資本密集的國有企業主要靠低利率補貼，如提高利率，就會嚴重虧損。如按西方理論讓其倒閉將導致大量失業，造成社會不穩定。而且這些大型國有企業很多與國家安全有關。在此狀況下，只能給予補貼。財政補貼以後，財政赤字增加，必然增發貨幣，又造成通貨膨脹。

所以，如考慮這些條件，當時利用行政手段治理通貨膨脹是較好的辦法。發達國家沒有像中國在轉型之前有那麼多的違反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大產業，沒有像中國有大量與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相關的企業需要保護補貼，所以可用提高利率的方式治理通貨膨脹。經濟基礎不同，所以辦法不同。後來，有關新結構經濟學的一系列理論就是從那時開始思考的，能想通這一點，離不開我在北大學的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潛移默化。

在北大讀書還有一個影響，因為北大是戊戌變法的產物，是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成立的機構，北大學生秉承着中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所以在北大培養了“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情懷。如不關心發生在我們國家的現象，只是讀文章、看文獻，不可能提出新理論。我對國家、對社會的關心也主要來自於北大的潛移默化的教育。

九十年代我回到北大，成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在是國家發展研究院，前幾天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正式掛牌成立。在北大探索新的理論，對我來説，有三方面的幫助：第一個方面是，北大的工作環境寬鬆，而且北大校領導對北大老師十分寬容，給我們非常好的探索機會；第二個方面的幫助是北大老師有胸懷、有抱負、有學養，每個人有自己的觀點，觀點碰撞切磋才能完善理論。第三個方面是北大的學生，教學相長，站在講台上如不能説服學生，學生是會挑戰老師的。這種互動是我們不斷深化理論的重要條件。

我們常説天時地利，我認為改革開放是一個天時，北京大學是理論創新的地利，我特別感謝。

3.獲獎是一種責任，是對過去的肯定，但更重要的是對未來的期許。

習總書記2015年11月在孫中山誕辰150週年的紀念會上指出，經過改革開放的努力，中國現在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是，行百里路者半九十，在中華民族復興最終實現的道路上絕對不是平坦的，越到最後內外部挑戰必然越尖鋭。所以，習總書記在昨天講話中特別提到，我們要有信仰、要有信念、要有信心，同時要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因為只有不斷的理論創新，總結過去的經驗，瞭解我們未來新的挑戰，才會對我們未來工作提供比較好的參考，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是北大人的機遇，也是對北大人的期許。

中國人追求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現在世界上85%的人口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人們與我們有同樣的追求，都希望國家快速發展，實現工業化、現代化，追趕發達國家。

對於中國而言，我認為，到2025年前後，應該可以跨過高收入門檻，變成二戰後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高收入的經濟體。目前高收入國家的人口佔世界的比重是15%，中國現在人口佔世界的比重是19%，中國進入高收入，世界還有66%的人口生活在發展中國家。

過去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普遍都抱着西天取經，想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拿回去發展他們的國家，但實際上，沒有任何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的理論去實踐而變成發達國家。二戰後，少數幾個成功的經濟體推行的政策從西方理論看來是錯誤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現在國際上主流的理論都是總結於發達國家的經驗。以發達國家的經濟基礎作為理論前提，運用到發展中國家，結果必然是“淮南為橘淮北為枳”。中國的理論創新，不僅可以較好地指導我們的政策實踐，而且，因為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我們的條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接近，總結於中國的理論和經驗，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較好的參考借鑑。

我現在提倡知成一體，這些年我不斷把中國的經驗與理論拿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去實踐，我發現確實比來自於發達國家的理論更能推動其工業化和現代化，更能解決這些國家面臨的問題。

2016年5月17日習總書記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會議上指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有幸身處這個時代，應該抓住時代的機遇，不辜負這個時代。

（林毅夫教授是國務院參事，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原專職副主席，世界銀行原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參與中國當代一系列重要改革政策制定，積極推動中非合作新模式。他植根於改革開放實際，自主創立並實踐了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體系，重新構建發展中國家制度安排和宏觀經濟理論，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構建做出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