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愚：香港記協，50年不變的“反中”本色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若愚】
這幾天，香港記者協會因一紙聲明而廣受關注和爭議。
12月22日，香港歌手何韻詩宣佈，台灣“閃靈”樂隊因未獲入境許可而無法赴港演出。當日，香港“01”網刊登題為《台重金屬閃靈演前簽證未批，主音嘆斷港台人民感情》的報道，專訪了“閃靈”樂隊成員林昶佐。報道在引述林昶佐對自己的音樂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時，做出標註稱“編者按：香港01一貫立場是反對台獨”。
對於“01”網的相關做法，香港記協23日發佈聲明，認為“01”網的做法“並不尋常，令人憂慮是否因編採人員感到議題敏感，而特別表明立場”。香港記協稱，新聞工作者在處理報道時，應力求中立，記者的責任是將事實呈現，報道並非評論，無需就內容表態。
香港記協23日發佈聲明（圖截自香港記協官網）
那麼，香港記協真的是像自己標榜的那樣“致力維護新聞自由及新聞操守”“力求中立”嗎？
筆者研究了香港記協的歷史，發現這家協會其實立場是一貫的，就是在“反中”上始終未有動搖。這樣的立場，也就決定了它在香港內外重大事件上的態度。
24年不換味道的《年報》
香港記者協會成立於1968年，宗旨是“維護新聞權益”“提高新聞從業員的專業水平”“留意傳播媒介違反新聞道德的事件”。成立之初以外籍記者居多，歷屆主席和執委多由外籍記者擔任；後來參加的華籍記者人數不斷增加，管理層也相應轉由華人擔任。
港英時期，殖民統治者在新聞管制方面擁有較大的權力，新聞自由度並不高。比如，香港記者的記者證一律由政府新聞處核發，那些“不聽話”的記者將得不到記者證，乃至被判監、驅離。布政司可向高等法院申請禁令，禁止“煽動仇恨、對立和破壞秩序”的報道。港英當局還曾以“載煽動性文字”罪名控告《大公報》所有督印人費彝民等人，並判《大公報》停刊六個月。
此外，香港警務處政治部在組織秘密監控上有很大的權力，可以隨時毋須任何手續進入工會、社團及私人住宅拉人，只要認為有可疑就行。所謂可疑者，指的是有破壞及危害港英政府管治的行為，甚至言論，他們都可隨時執行任務。在香港迴歸前，政治部遭到遣散，其掌握的秘密檔案材料均運回英國。
張友驊曾遭港英政府驅離
台灣資深傳媒人、名嘴張友驊的經歷，或許可以説明殖民地時期的香港新聞自由度。
1991年，台灣新聞記者團赴港採訪，當時恰好香港社會在熱火朝天討論《基本法》和“直通車”問題。張友驊在演講中，批評印巴分治、中東亂局、緬甸問題等都是英國殖民統治的結果。儘管他發言中並未涉及香港，但第二天警務處政治部就發來“最後通牒”，限他48小時以內離境，理由是他發表了有關英國曆史的言論，即是違規宣傳政治主張。
港英統治時期，香港記者協會並沒有太大實權，僅僅是行業人員的一個交流平台，始終秉持親近港英政府、服從管理約束的立場。然而，在香港即將回歸祖國、香港政治社會秩序將要發生巨大變化時，該協會“突然民主”，要求港英當局大幅度修改各項法規條例，以確保“新聞自由”。
1993年1月，香港記協發佈《當前急務：香港，言論自由與一九九七》。1994年，香港記協發佈首份《言論自由年報》，認為香港在向1997年過渡期間，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受到嚴重的威脅”。為此，該協會決定每年6月30日發佈《言論自由年報》，目的是“通過定期和具體地記錄香港言論自由的狀況，令當局和公眾注意到情勢的緊急。”
香港記協於1994年發佈首份《年報》，提出大幅修改法規的“建議”。（來源：香港記協官網）
1994年的《年報》，透露了協會的基本主張，那就是充分利用迴歸前3年這最後的機會，香港立法會大幅度修改與保安有關的法律，並擬訂廣播條例，把港英當局擁有的新聞審查權、緊急事務管制權、鎮壓煽動叛亂權、官方資料保密權等權力進行縮減，以免迴歸後特區政府繼承這些權力，並進而進一步制定嚴苛的法案。換而言之，英國人在100多年曆史中逐步建立起的這種權力，決不能讓特區政府同樣擁有，否則就會讓傳媒失去“新聞自由”。
從1994年至今，該協會共發佈22份《年報》（1995、1996、1998年共3年未發佈）。從題目上就可以看出來他們的立場，如：
2003年，緊跟“抗議23條立法”發佈《虛假的安全——香港國安法嚴重威脅言論自由》；
2007年，發佈《空間收窄——迴歸十年以來的香港言論自由》；
2011年，發佈《一國進、兩制退——香港表達自由岌岌可危》；
2014年，發佈《新聞自由，危城告急》；
2016年，發佈《一國兩魘——港媒深陷意識形態戰》。
這些《年報》基調都是消極、悲觀、恐懼，以控訴“中央和特區政府對新聞自由的打壓”為主題，結合社會關注的熱點政治議題進行發揮，可以説是從未更改主題、變換頻道。
2018年年報封面以黑白色為主色調，看起來格外壓抑。年報主題是《風中之燭——國安法陰影中的言論自由》，正文中用醒目的黑體字寫着“‘一國’凌駕‘兩制’”“中國夢是新聞自由的惡夢”“記者人生安全受威嚇，政府資訊自由未開放”等章節標題。其核心觀點是，國家安全立法“如同一把刀懸在港人頭上”，要求政府在未有迫切性下，不可以履行憲制責任，為基本法23條立法。
2018年年報封面及目錄
由於香港記協打着“守護言論自由”的幌子，其炮製的年報常常被外媒引用，作為攻擊香港新聞自由的“有力證據”。
缺乏透明的“泛民派對”
內地不熟悉情況的讀者一聽“香港記者協會”，可能會感覺這個機構很權威，充分代表着香港記者羣體。實際上，香港記協只是香港記者行業眾多工會中的一個，其他的還有香港外國記者協會、香港報業公會、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香港體育記者聯誼會、香港經濟記者協會、獨立評論人協會等，以及各報業集團的協會，數量是很多的。
就入會人員而言，香港記協會員多年以來維持在548至643名之間，不足香港記者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去年，香港記協流失的會員更多達179名。因此，這個協會並非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也不能充分代表業界聲音。
前面我們介紹了，迴歸前香港政府新聞處負責核發記者證。但隨着迴歸的臨近，和很多領域一樣，港英政府有意識地把各種官方權力下發、消解於民間。迴歸後，香港政府新聞處只是特區政府的公共關係顧問和政府出版及新聞機構，不負責簽發記者證。記者證主要由媒體機構自行發放，香港記協也擁有簽發權。
2014年香港記協參加遊行。（圖/香港記協官網）
但香港記協還有一個重要的權力。它是國際記者協會的成員，可以核發國際記者聯會記者證。香港本地記者要去其他國家或地方採訪，就得向記協提出申請，並繳納600港元，才能辦理證件。這一權力，保證了其會員數量有了一個“基本盤”。
香港記協的權力層是執委會和主席。2017年，香港記協召開會議，選舉產生了新一屆的執委和正副主席。但在記協官網上，只有關於選舉結果的介紹，並沒有公佈有多少會員參加大會，以及如何選舉權力層，被香港部分媒體批評為缺乏公開和透明，是一個“泛民派對”。
香港記協對執委的要求非常低，並非必須是記者，只要是跟新聞工作扯上點關係就可以了。在本屆10名執委中，有3人是自由工作者，1位是傳訊經理，1位是專欄作家，1位是港台電視部助理節目主任，大都不是一線記者。
而本屆香港記協共有12名正副主席，其中一半都不是記者。
現任主席為《眾新聞》主筆楊健興。《眾新聞》創刊於2017年元旦，是一家通過眾籌來維持運轉的網絡媒體，以“傳媒監察”的名義，尖鋭批評政府各項施政方針。
前任主席岑倚蘭改任副主席，她是中大專業進修學院兼任講師，《蘋果日報》的創業元老之一，與黎智英掌管的“壹傳媒”關係十分密切。
再前一任主席麥燕庭，則是法國國際廣播電台香港特約記者，在眾新聞亦有撰寫專欄。
總之，香港迴歸以來，記協權力層始終被泛民把守，其中多人與“壹傳媒”有深遠的關係，因此記協也有了“壹傳媒記者協會”的外號。維基百科乾脆將記協介紹為：“（記協是）著名的泛民團體，宗旨是鼓勵親泛民報道，要求改善香港泛民記者的工作條件和解決泛民記者新聞採訪時所遇的障礙。”
選擇性的“發聲”
香港記協經常就社會熱點事件進行發聲，頻頻進行譴責，試圖以專業角色作出評判、引導輿論。但如果把記協近年來在哪些事件上發聲、哪些事件上不發聲對比起來進行研判，他們的屁股坐在哪一邊，就會變得十分清晰了。
今年8月初，“港獨”陳浩天在香港外國記者會（FCC）上，肆無忌憚地辱罵自己的國家與民族，散播極端“港獨”主張。香港廣播處處長梁家榮隨即向新聞部下達命令，表明當日不可直播陳浩天的演講，明言不可讓他有平台播“獨”。對此，香港記協主席楊健興公開予以批評，擔心此舉是“政治凌駕專業”，對於港台自我審查感到遺憾。
馬凱(右)早前邀請“民族黨”陳浩天到FCC就“港獨”演講（圖/大公網)
針對香港外國記者會第一副主席、英國《金融時報》編輯馬凱邀請陳浩天講話後被拒籤一事，11月初香港記協曾聯合多個團體，抗議並要求香港特區政府撤回決定。
香港記協在批評中央、批評特區政府上一向表現得“義正言辭”。在他們心目中，為“港獨”“台獨”提供傳播聲音的渠道就代表“言論自由”，否則就是“政府打壓”。為此，他們會為所謂的“流亡作家馬建香港講座取消”一事發出“極度關注”聲明，也不停地為陳浩天“播獨”撐腰鼓勁。
然而，在新聞自由真正受到侵犯時，記協又是怎麼做的呢？讓我們來回顧一年多前的情形——
2017年6月4日晚，壹傳媒老闆黎智英在香港參加反對派集會時，突然急步走到《東方日報》的一名男記者面前，一邊用右手指着對方的臉，一邊以類似“X你老母X”等粗口辱罵對方近距離拍攝自己。黎智英還威脅記者説，“我一定搞你（對付你），我現在告訴你，我已經拍了你的照了”。
黎智英粗口辱罵恐嚇記者（圖/香港東網）
隨後，這名受恐嚇的記者立即向警方報案，警方迅速將之列為刑事恐嚇案處理，起初打算交給東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但後來決定“升級”轉交港島總區重案組，反映警方相當重視。
事件發生後，有團體要求記協公開譴責黎智英，但記協聲明只呼籲受恐嚇的記者報警。為免得批評舊老闆的“尷尬”，時任記協主席岑倚蘭足足兩個星期沒有露面，時隔多日才發出簡短聲明，回應龜縮,又以警方跟進為由，拒絕譴責黎智英。
香港傳媒界也經常談到這樣的兩個案例——
2015年法國發生《查理週刊》槍擊案，導致12死11傷。事後，香港記協會同多家香港記者行業協會，一起在中環皇后像廣場搞了個燭光悼念活動，人人手拿一支筆、抱個寫上“我是查理”紙牌，向全世界宣示：香港新聞界堅決捍衞新聞自由！
2015年，香港記者及外國記者燭光靜默悼念法國槍擊案。（圖/香港記協官網）
3年後，2018年10月，《華盛頓郵報》記者哈蘇吉在沙特駐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領事館內被殘忍殺害並肢解。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擺出了不予追究的態度，香港記協對於這一起發生於異國的駭人聽聞、侵害“新聞自由”的事件，只是作出一紙簡單的聲明瞭事，並沒有高調地出來進行集會聲討。
一位政府高官，在一場新聞發佈會上，極不耐煩地回答問題，勒令記者放下話筒，隨後持續用侮辱性詞語攻擊記者，並威脅吊銷這位記者的記者證。如果是中央或者香港特區政府高官有這樣的言行，想必香港記協第一時間會跳了出來，猛烈抨擊這是威脅民主體制、嚴重破壞“新聞自由”，呼籲全民抵制。
然而，作出這個舉動的是美國總統特朗普，遭到辱罵的是CNN的記者。對此，香港記協又出奇的“靜悄悄”，不僅沒有任何譴責聲明，其核心成員也沒有在社交賬號上談論此事，彷彿事件完全沒有發生過，更似乎特朗普如此行為是“理所當然”的。
明眼人都能看出，他們的猛衝猛打，他們的義正言辭，他們的“眼睛裏容不得沙子”，都是有選擇、有方向的。
參考資料：
1.香港記者協會官網及歷年年報
2.屈穎研《在香港當記者，既沒門檻也“無王管”?》
3.大公報《記協雙重標準，為反對派護航》
4.“獨家”微信公眾號《高舉公義招牌的香港記協，為何遇到恐怖分子就不發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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