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真抓實幹
我們走過了一條前無古人的中國道路
張宇奇：孔丹同志最近提出：“構建中國學派，正當其時”，在您看來，提出“中國學派”，是不是意味着：現有的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不足以解釋中國的革命、改革和發展歷程？
**韓毓海：**近百年來，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們每個人，每日每時都會感受到這種變化的深刻性，但是，問題在於怎樣解釋、描述這個偉大的社會變革。
我們現在談話的這個地方，曾經是清代成親王府的一部分，1900年被八國聯軍焚燬了，對面的圓明園的命運也是如此。八國聯軍總共才有多少人呢？萬把人就把中國打得落花流水。可見，百年前的中國衰弱到了什麼程度。
從我自己身邊的事説起吧！最近，我到山東聊城看望父母，聊城這個地方，自大運河開通後，曾經非常繁榮，北京大學的兩位前校長傅斯年、季羨林都是這個地方的人，傅斯年的祖上傅以漸，是清朝開國第一位狀元，後來做了宰相。但是，1885年黃河在陽穀張秋鎮沖斷了運河，從此北方運河斷流，這裏淪為黃泛區，捻軍、義和拳都是從這裏起來的，魯西從此兵匪交加，民不聊生。與文化有關的人物，就是清末聊城唐邑縣出了個興義學的乞丐武訓。
新中國成立後，聊城開始了文化的復興。這裏有兩個契機：一個是1970年的戰備，當時要把高校從城市疏散下去；第二是1975年搞教育革命，解決中國教育資源分佈嚴重不平衡問題。當時的教育部長周榮鑫抓工作力度很大。在這樣的形勢下，我的父母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到聊城去辦大學。
幾千年來，中國教育資源都是從地方往上集中的。把教育資源下放，這可是歷史上的第一次。而在聊城這種地方辦大學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簡直是天方夜譚。那時我父親40歲，他當然也不願意離開城市到農村去，但是要準備打仗，加上黨中央號召，説下去就下去了。就這樣，我父親他們這批人下去辦學，在風沙裏種樹，吃的是鹽鹼水，教學樓都是工農兵學員自己蓋起來的，硬是在這個當年黃土滾滾的不毛之地，辦起了一所現代化大學——這就是今天的聊城大學。
改革開放以後，季羨林先生回家鄉看到當地辦成的大學。他感慨説：我們祖祖輩輩讀書，就是為了離開這塊窮地方，今天竟然能在這種地方辦成大學，這種事，三皇五帝到今天，恐怕只有共產黨和毛澤東才能想到、辦到。
我認為，我們的教育有三個傳統：一個是漢代以來的太學，到宋代范仲淹、王安石以來，擴大為州學、縣學，並與科舉結合起來。再一個是戊戌變法之後引進西方教育體制，北大、清華走在前面。
但是，還有一個傳統往往被忽略——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辦學傳統。從留法勤工儉學、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者大學、李大釗時期的北大，到紅軍大學、抗日軍政大學；到新中國成立後，創辦了中國科技大學、航空航天大學、農業大學、石油大學以及人民大學等，也包括教育革命。因此，我們今天講教育傳統的時候，不能忽略後一個傳統，而是要從這三個“學統”的融匯創新中，去理解我們的教育、文化復興。
聊城這個地方的再一次重大變化，是基於這樣一個大背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我們國家受到影響，需要拉動經濟增長。國家該往哪裏投資呢？中央決定搞新農村建設，往三線、四線城市投資，向農村投資，包括建設高鐵，建立國內的大流通體系，以形成和擴大內需市場。這在當時爭論很大。因為幾十年來都是資源向城市和沿海集中，這叫“孔雀東南飛”嗎。中央決定改變投資佈局，包括建立京九鐵路。我過去從北京回聊城要坐一夜汽車，從那時起，我和廣大革命老區的羣眾一起，終於坐上火車了。
僅就最近小二十年來説，我們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長江抗洪、美國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非典疫情、汶川地震、世界金融危機、南海危機等等，真是多難興邦啊！而我更親眼目睹了，昔日貧困落後的魯西聊城，一舉變成了一座融合古今的現代化小城。今天的聊城是全國衞生城市，著名的江北水城、花園城市。我小學、中學時代的同學，大都去歐洲、日本、韓國走過，他們説，走遍世界，哪裏都沒有咱聊城好，沒有咱中國好。
當我坐在聊城環城湖森林公園裏與“發小”們敍舊時，我們背後是明代的光嶽樓，對面是燈火璀璨的明珠般的現代化城市，遠處音樂悠揚，那是老百姓在湖邊跳舞、健身。我感慨萬千：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戰亂、貧困、逃難、動亂和流離失所，我們中國普通的老百姓，終於安居樂業。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心真正安下來了，中國人的心平和了，中國不僅實現了經濟發展，而且在基層實現了太平。
這些年我走過許多像聊城這樣的三線、四線城市，從我的學生擔任鄉黨委書記的寧夏吳忠，到閩西的古田，我看到了中國普通百姓的生活，聽到了他們的心聲，“譙鼓三聲報曉星，文武百官上朝廷，東華龍門文官走，西華龍門武將行。文官執筆安天下，武將上馬定乾坤”。“太平天下，連午後的陽光也是安寧的”——這是張愛玲在戰亂時代的夢，也是無數中國人的夢，如今，這個夢變成了現實。為人民謀幸福，為中華謀復興，這就是為萬世開太平。
那麼，如此偉大的成就，究竟是怎麼取得的呢？
我認為：偉大成就，就是在抗擊和戰勝歷次重大危機的革命與改革中取得的，是在直面問題和挑戰，以大無畏的氣概，去克服、解決我們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的過程中取得的。正是在克服重大危機、乃至在“準備打仗”的過程中，我們走出了一條前無古人的中國道路。如果不能戰勝困難，解決問題，我們就不可能取得這樣的成就，同樣的，如果做學問不能面對問題，解決問題，這樣的學問，也就談不上有什麼真正的創造性。
共產黨人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開頭説，社會主義運動是反圍剿，即反“神聖同盟”的圍剿。中國近代以來一直在進行突圍，長征就是一次偉大的突圍。新中國成立後，從美蘇兩霸的包圍中突破出來；改革開放，也是從教條主義和西方封鎖中突破出來。我很喜歡李白的《從軍行》：“百戰沙場碎鐵衣，城南已合數重圍，突營射殺呼延將，獨領殘兵千騎歸”。不是盛唐，勝似盛唐。多麼慷慨，何等壯闊啊！
近代以來，這個世界上，沒有誰像我們這樣遭遇到如此重大的危機，也沒有哪個國家像新中國這樣，克服和戰勝瞭如此重大的挑戰。如果我們搬用西方那套學問來指導中國實踐，恐怕早就一敗塗地了，哪有今天的偉大復興。
親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波瀾壯闊歷程，我們會發現，西方的哲學社會科學解釋不了這個奇蹟，解釋不了這個偉大復興的歷程。如果我們硬用那一套話語來解釋的話，恐怕中國老百姓首先便不信服、不買賬，用這套觀點來解釋中國的發展，與我的父親母親都談不攏，因為這與他們的切身感受完全不符合。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靠敲鑼打鼓不能實現偉大復興”——我覺得用這兩句話，來解釋近百年來中國與西方的消長，解釋中國與西方力量的消長，恐怕是最合適的。這兩句話，也許勝過許多高大上的理論和學説。
“中國學派”產生的根本依據
張宇奇：“中國學派”產生的依據是什麼？“中國學派”的基本特點是什麼？
**韓毓海：**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我參加了這次座談會。總書記的講話真是如雷貫耳！總書記指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地延續我國曆史文化的母板，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版，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①我想，總書記的這一經典論斷，也就是“中國學派”產生的根本依據。
中國學派，立足於“中國特色”。那麼，究竟什麼是“中國特色”？我想，最大的“中國特色”就是：我們正在走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走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道路。人類歷史上，也從來沒有經歷過如此偉大的社會變革。所以，“中國特色”的第一個特徵，就是指中國道路的原創性、主體性、時代性。
總書記指出：“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跟在別人後面亦步亦趨，不僅難以形成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而且解決不了我國的實踐問題”②。總書記引用了毛澤東1944年説過的一句話：“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並決定什麼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裏生長起來”。
什麼是原創性、主體性？這就是説：只有以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們自己的奮鬥經歷，作為我們研究和思考的起點，才能形成有我們自身特質的學術、學科和話語體系，這就叫“原創性”。只有形成了原創性的知識，在世界上，我們的學術才能真正形成知識和思想的優勢。這才叫學術的“主體性”。
因此，所謂“中國特色”的核心，“中國學派”的基本特點，就是指原創性、主體性、時代性，而這裏的關鍵，就是問題意識，就是立足我們自己的奮鬥歷程，研究我們自己面臨的問題、在實踐中破解這些問題。
近代以來，中國發生過幾次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一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次是延安整風；一次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啓了改革開放。
五四運動是有功績的，但是，在我們黨誕生之前，五四運動並沒有明確的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五四的先驅者只是在“反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方面，有着“態度的同一性”，所以魯迅所説的五四“陣線的瓦解”（有人高升、有人退隱，有人彷徨，有人繼續前進）是必然的。
實際上，近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全面地總結歷史，實現統一思想，延安整風乃是第一次。當時，毛主席明確提出要“改造我們的學習”，理論要密切聯繫實際，要改進學風、黨風、文風。
今天，我們就像當年在延安時代一樣，正面臨着全面總結歷史，深入理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重要任務，面臨着“學習”和“改造我們的學習”的任務，而學風的問題、文風的問題，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張宇奇：孔丹同志提出“建立中國學派，正當其時”的意思是時機已經成熟了？
**韓毓海：**我個人理解，孔丹同志所説的：“建立中國學派，正當其時”是“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一個説法，而“正當其時”，意思就是要擼起袖子加油幹、趕緊幹，而不能是在那裏空説，不要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因此這也是在倡導一種學風，這種學風的核心，就是理論聯繫實際。
孔丹同志多次講過自己是“實事求是派”。漢代的河間獻王把三代以來的經典加以整理，為的是從其中總結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以解決當時的問題，這就叫實事求是。
孔丹同志還多次講“實操”的重要性，這就是説，只有在戰爭中才能學習戰爭，僅靠熟讀兵法是不行的。金一南同志有一個演講，他説一個指揮官的關鍵能力在於懂軍事技術，美國的陸軍准將都必須是傘降的能手；如果説起理論頭頭是道，但不能開坦克開飛機、駕駛軍艦，這樣的指揮官就是危險的，是會打敗仗的。
學問，是在克服和戰勝危機的實踐中形成的，甚至是在準備打仗和打仗之中形成的，孔丹同志常説自己是“偏師”，意思是中信改革發展基金會這支隊伍是用來打仗的，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當然，“打仗”是一個寬泛的概念，意思是説要有打仗的意識、打仗的勁頭；是説今天搞哲學社會科學，也要有當年搞“兩彈一星”的那麼一股氣概；是説偉大事業，需要進行偉大斗爭。柳宗元在《敵戒》裏説：“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愈。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我們不要害怕危機，因為我們的道路就是在戰勝各種危機和挑戰中走出來的。説到自信，這就是自信。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改革開放
張宇奇：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週年，請您談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改革開放之間的關係。
**韓毓海：**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從根本上説，就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所謂以馬克思主義的視野去理解改革開放，也就是堅持對改革開放，採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在這裏，我推薦一篇經典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獻，題目是《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時代意義》，文章最初發表於1997年3月10日出刊的《福建論壇》雜誌，作者是時任中共福建省委副書記習近平同志。
這篇文獻，準確、有力地回答了馬克思主義對於改革開放的指導意義，回答了中國的建設改革實踐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以及運用基本原理指導改革開放實踐，應注意正確處理的幾個關係。
文獻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科學論斷，在深刻闡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結合我國改革建設的偉大實踐，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範之作，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經典文獻。
文章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優良學風，讀習近平同志的這篇文章首先可以感到：他是“手把手”在教我們讀經典。因此文章讀來十分親切。
馬克思的這篇《序言》不長，卻深刻揭示了他的心路歷程，尤其重要的是，馬克思在《序言》裏概括、提出了自己研究的“總結果”，因此，《序言》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鑰匙，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骨骼”——即基本原理。
習近平同志的文章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加以概括，並進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科學命題和思想論斷。比如，習近平同志指出：考察社會變革，要“從人類物質生活與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關係入手”。
而在此前，我們強調物質生活的決定性作用時，往往忽略人類活動的“四個方面”之間的本質聯繫。而這種忽略，被習近平同志的文章糾正了。習近平同志對馬克思的上述闡釋，對我們深入理解黨的十八大以來提出的“五位一體”的發展觀，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五位一體”的發展觀，在強調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的決定作用的同時，更加註意人類活動的各個主要方面（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之間的本質聯繫，是對馬克思所提出的“四個方面”（經濟、社會、政治、精神）的發展。
再比如，習近平同志的文章，提出了“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主體性、客觀性原理”，因為正是這一原理決定了，能否自覺清醒意識到、及時準確把握住生產方式變革的客觀規律，這既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要害，更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因為我國近代的落伍，從根本上説，就是由於沒有自覺、清醒、深刻地意識到工業革命所帶來的人類生產方式變革這個客觀歷史進程。而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事業之所以蓬勃發展，從根本上説，就是因為我們根據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自覺、清醒地意識到了人類生產方式變革的大勢，並牢牢把握住變革的方向，因此做到了“因勢而謀、因勢而動、因勢而進”。
習近平同志的文章深刻回答了：中國改革和建設的偉大實踐，既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引下進行的，也是對《序言》原理的突破與創新。
在生產關係理解方面有突破和創新
習近平同志指出：生產關係，既包括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即馬克思所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更包括經濟管理和經濟運行機制。而現代經濟運行機制，則包括生產勞動體系、商業流通體系、貨幣經營體系——這是為三卷《資本論》的研究表明了的，它“不僅適用於資本主義以前的各個社會形態，同樣也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
我們要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不僅是解決了所有制形式就可以了，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由於生產關係中還包含有經濟管理制度、經濟運行機制等方面的內容，就決定了建立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生產關係不能一蹴而就”，也就是説：如果我們不瞭解現代經濟運行的複雜機制，如果沒有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流通管理機制和貨幣投資機制，僅僅靠改變所有制形式，就不能建立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經濟體制，而如果是那樣，我們就不能説是“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就不能説我們學會了“自己過去不懂的東西”。
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新的生產關係雖然解除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對於生產力發展的束縛，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但這只是就所有制而言，由於生產關係中還包含有經濟管理制度、經濟運行機制等方面的內容，就決定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不可能一經建立就可以無限度地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
習近平同志強調：“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既包含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本制度，也包括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等方面的基本內容；在所有制不變革的情況下，僵化落後的經濟體制同樣能夠束縛和窒息生產力”。
通過改革開放，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習近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表明：我們對於經濟活動的全過程的理解更全面了，對於經濟運行機制的掌握更深入了，我們管理經濟的能力空前提高了。
對社會變革、“社會革命”的理論有突破和創新
習近平同志指出：“從人類物質生活與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關係入手”考察社會變革，必須認識到：社會革命不僅僅是指階級鬥爭，“還有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的改革和文藝、文化、思想的革命，都屬於社會革命範疇。這就使社會革命的內涵不再侷限於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階級鬥爭，而是包含各種社會重大變革諸如產業革命、科技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和文藝革命等多方面的內容，從而賦予社會革命以新的含義。”
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理解社會革命，才能把波瀾壯闊的中國現代歷程看作一個整體，把我們前赴後繼的奮鬥，看作一個整體。從而用“社會革命”這個鮮明的主題，來統領我們的奮鬥。
對社會變革、“社會革命”的實踐有突破和創新
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在實踐過程中，“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
結合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習近平同志對馬克思的這一論斷進行了深刻闡釋與發展。他指出：在具體實踐中，我們必須始終牢記：任務“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要清醒認識到：“從當前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革的實踐來看，儘管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取得顯著成就，但在總體上仍處於‘摸着石頭過河’的不斷探索之中。經濟體制改革的這種現狀，決定了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採取積極、穩妥、漸進的方針。凡是條件成熟了的，都必須及時展開和儘快完成，凡是條件不成熟的，則要積極創造條件，待時機成熟了再進行。總之，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動力，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切不可操之過急。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在於此，前蘇聯改革失敗的教訓也在於此。”
黨的十八以來，中央提出：我們的任務就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完成這個任務的動力，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而實現這個任務的制度保障，就是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依法治國。這就是馬克思所説的在實踐中“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並在實踐中穩步地完成我們的任務。
習近平同志文章的第四部分，講了如何運用基本原理，指導改革開放實踐應注意的幾個關係。文章指出：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這是《序言》提出的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這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我們在改革開放的理論探索和實踐中，既要注意經濟運行機制中的不平衡、不協調問題，更要高度重視經濟、政治、社會、精神生活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問題，尤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根據這一原理，來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
在文章的這一部分裏，習近平同志特別強調指出：必須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與物質文明建設之間的關係，着力解決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不平衡、不協調的問題。習近平同志的這一論述是有鮮明針對性的，因為在馬克思那裏，“文化”和“精神生活”有着特殊的含義。這種特殊含義，植根於德語中Kultur（文化）與Zivilisation（文明）的不同定義，在黑格爾那裏，所謂“文明”，其實就是指英國為代表的“市民社會”的文明，而在馬克思那裏，所謂“文明”往往是指資產階級的文明，而提出與“文明”不同的“文化”，這本身就指向對不同於資本主義發展方式的新的人類發展道路的選擇。
近代以來，中國人對於“物質生活”變革的追求，是從洋務運動開始的，對“政治生活”變革的探索，是從戊戌變法開始的，而對於“精神生活的變革”的求索，則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根本意義在於：隨着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先進的中國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選擇了自己的道路，找到了中華民族前進的方向。五四新文化運動，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人類前進的方向。從這個意義上説，“文化”關乎道路、關乎旗幟、關乎方向，也只有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為什麼“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
這篇文章的發表，距今已經11年了，作為社會科學工作者，我們今天重讀這篇文獻，更加深刻地感到：其思想魅力和真理光芒，隨着歷史的發展，而日益生輝。
張宇奇：經您介紹，確實能感受到這篇文章的深刻意義。從中可以看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既是對當代中國最關鍵問題的回答，也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這個思想體系是從中國的實踐中來的，是新時代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韓毓海：**是的。這篇文章是1997年發表的，就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這篇高屋建瓴的文獻，準確有力地回答了馬克思主義對於改革開放的指導意義、回答了中國的改革實踐如何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這兩個根本問題。對於當代中國來説，這兩個問題是最關鍵的。同時，習總書記的這篇文章，也回答了我們應該怎樣做學問、做什麼樣的學問這個問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範之作，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經典文獻。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這篇文章可以説是一個範本。
張宇奇：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首先是必須正確地認識我們自己走過的道路，必須形成植根於自己實踐的價值標準。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描述我們的奮鬥是一以貫之的，才能做到新中國的前後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
**韓毓海：**習總書記説，新中國發展的前後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我們要正確評價新中國前28年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偉大成就，就不能簡單搬用西方經濟學通行的GDP標準，理由很簡單——GDP的統計方法依據的是貨幣收入，而我們前28年建立了現代國民經濟體系，其中大規模的水利建設、農田基本建設、掃盲、愛國衞生運動，以及全社會廣泛的義務勞動無法被統計進GDP中，這樣用GDP指標衡量，前28年的建設成就便會被大大的低估，我們父母那一代人為之奮鬥的偉大事業，就會嚴重縮水。如果我們片面照搬西方經濟學的統計標準，就不能真正理解總書記關於“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科學論述。因此，我們總結、描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必須立足我們自己的創業歷程，形成我們自己的學術標準、話語體系。
GDP的統計標準，也無法統計社會信任程度。而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信任是最大的資本。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一切從理性計算的角度出發，它似乎認為，對於經濟發展來説，信仰、信任的因素都必須被排除，對於“理性人”的假定來説，熱情和團結是有害的。它沒有揭示出：信任是信用的基礎，信任是最大的社會資本，而且可以源源不斷地轉化為資本。在這個意義上，資本，無非是信用的貨幣化，或者貨幣化的信用，而它的基礎，歸根到底，就是一個共同體內部的團結與信任。
中國人民站起來，首先是指建立了一個高度信任、高度團結的共同體，而這就是全中國人民的團結、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大團結。
新中國成立時，國庫所有的黃金美鈔都被蔣介石運到台灣去了，中國共產黨幾乎是白手起家，建立了以人民幣為核心的現代信用體系。人民幣發行的基礎是什麼？不是黃金美鈔，是全國人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絕對信任。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談到了異化問題。什麼是異化？異化，就是指經濟從社會體系中脱離出來，並與社會相對立。突出表現為：土地被從自然中孤立出來，被單純理解為地租，人被從社會中孤立出來，僅僅被理解為勞動力、人力資源及其表現——工資，資本被從社會信任的意義上被孤立出來，僅僅被理解為貨幣積累，GDP的標準就是這樣產生的，實質上就是這樣的經濟學瓦解了社會，把公民社會變成了市民社會。在馬克思看來，衡量社會進步的標準，不應該是地租、工資和資本積累這個單一的標準，而應該是社會團結程度，發展不能以瓦解社會團結為代價。
馬克斯·韋伯也指出，如果排除了信仰和共同體的團結因素，也就不能解釋西方現代化的歷程。因此，我們就更不能用一個西方的簡單化的標準，去解釋和衡量一場前所未有的空前的社會變革和社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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