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平|從歷史的大視野看中國道路
在總結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我曾經提出：要理解最近的30年，一定要理解1949到1979年是怎麼走過來的；一定要理解從1919到1949年，從五四運動到建國的歷史。
多年前在一個國際組織的會議上，會議主持者給我五分鐘時間，要我講講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五分鐘很難講透，當時我心目中浮現的就是中國革命的道路，就是井岡山道路、延安道路。我説中國何止是經濟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們幾十年來，13億以上的人口，幾乎以兩位數的速度發展，其間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內亂和暴動，也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對外移民和戰爭。從世界史的視角看，這就是中國道路的獨特之處。
什麼叫中國道路
為什麼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不成功，而中國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世界上經歷過高速發展的國家不止中國，但40年來，中國作為十幾億人口的龐大經濟體，它的發展規模、速度、勢頭和成就，確實前無先例。中國走出了獨特的發展道路，這是不爭的事實。
中國道路是怎麼走出來的？習總書記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實踐中得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70年的持續探索中得來的，是在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97年的實踐中得來的，是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得來的，是對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傳承發展中得來的，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取得的寶貴成果”。
所謂延續性，首先是時間概念和歷史概念，但又不僅是時間和歷史。有的人喜歡説合法性，其實最重要的概念是正當性和延續性，延續性也是正當性的一部分。如果一個民族文明不能延續，也就談不上發展。
也有人説，中國的發展只是一個個案，沒有普遍意義，不可複製，所以不能稱為“模式”。也有人認為中國人沒有思想，所以稱不上模式。似乎除了英美式的道路，就沒有別的道路和模式。從世界歷史看，其實有多條發展道路、多種模式。比如歐洲有德國的萊茵模式，有北歐模式即社會民主主義模式，政府為全民提供醫療、教育和社保服務；亞洲有四小龍模式等等。在法學領域，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是兩套法律。
我一般不用中國模式的提法，但認為中國模式是説得通的。大學本科的經濟學常有模型分析，模型就是model（模式）。説到中國道路，道路可以是英文“way”，即路徑或方法，也可以是《道德經》談的“道”。從道的層面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講清楚。
分析西方理論，其實各種各樣的理論首先都是從實際問題出發的。馬克思的《資本論》所研究的個案主要在英國，英國當時是“日不落帝國”，在世界各地都有領地，但作為個案，第一英國是一個島國，第二它是千萬人口級的國家，第三，英國持續高速發展的最初30年，那時國內工人階級處於赤貧狀態。
馬克思
西方很多發達國家在經濟起飛初期，一般都是以對勞動者的壓榨作為代價，當年還沒有考慮環境問題。他們成功的秘密也不是簡單的“城市化、工業化”，那是被美化的説法。英國當時是第一個完成人口從農村到城市的轉移，但是更重要的是大量人口去了北美、澳洲、非洲建殖民地，征服南亞大陸。我們則是在1840年之後不斷地喪權辱國，國勢衰落，民不聊生，碰上了千年未有的大變局。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講看不見的手，但實際上還有看得見的手，這兩隻手同時作用，才有了斯密時代的英國。英國的世界市場是怎麼開拓的？是以炮艦作為後盾野蠻侵奪，就是靠國家的力量，國家財政支持的海上武力來稱霸世界。沒有1929年、1933年的大衰退，就沒有二次世界大戰。一次世界大戰100年了，人們至今還在探討：它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有許多偶然的原因，以及背後的經濟、政治、社會等原因。可見實事求是地探究事物本原，不是那麼容易的。
西方人看這段歷史，和我們不太一樣。我有幾位西方的朋友寫了幾本關於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的書，如《中國人在想什麼》、《當中國統治世界》、《當中國參與世界規則的制定》，其中明確提出了不同於華盛頓共識的“北京共識”，在西方產生很大的影響。還有一位朋友寫了《亞當·斯密在北京》，是我和他的一個學生翻譯的。
外國人對1840年之後中國百年衰落的看法，和我們很不一樣。我們説，因為清廷腐敗無能使得中國淪為半殖民地。英國人卻在思考，為什麼他們拿下了澳洲、北美、非洲和南亞，卻沒有拿下中國？當時法國跟着英國瓜分了非洲，在中國卻碰了大釘子。
故宮
《亞當·斯密在北京》也説到，世界幾大古老文明都衰落了，現在只能在博物館裏看到古希臘、古印度、古埃及的文物，為什麼中國這個文明，1840年後看來氣息奄奄，為什麼100年後又站起來了？結論是因為中國人太聰明、太厲害，所以拿不下來。這是站在世界歷史的角度。我們作為第五大文明，是從延續5000年的文明走出來的，100年算什麼？那僅是歷史的一瞬間。
西方歷史社會學的一個著名學者阿明説，一個5000年的文明，從1840年衰落到1949年就站起來，經過40年或70年就富起來，又強起來，這是世界奇蹟。
中國道路形成理論體系方能體現正當性與合理性
這就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1993年巴威爾來訪，我去機場接他，坐的是一輛“面的”，那種車噪聲很大，後面冒煙，門還關不嚴，路況很差。他坐在那樣的車子裏，卻在從首都機場到市區的路上，感嘆地説“獅子正在醒過來”。在他眼中，200年前拿破崙關於中國的預言正在成為現實。
改革之初，我們剛進大學，全班96個人只有我有一輛自行車。當時在南方的家庭剛有洗衣機和黑白電視機。于光遠帶隊去匈牙利，回來給我們做報告説，到本世紀末，大部分家庭就會有冰箱、彩電、洗衣機。我們都説這是畫餅充飢。可從這往後，中國幾乎十年一大變。所以如何看中國，應該是當代最有意思的事情。
總之，當我們考察的一個對象，它覆蓋的空間越大、持續的時間越長、包含的個體越多，那麼很可能它藴含的普遍性就偏強。用這個觀點觀察中國道路、中國經驗、中國模式，我們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十幾億人口。世界上除了中國和印度，一般大國也就幾億人。中國現在的富人數量應該等於日本總人口了。一些人總説中國經驗只是一個例外，是偏離人類發展的主流。但這麼大的經濟體，這麼長的時間，這麼多的人在這個道路上走，還能説只是一個個案、一個例外嗎？
所有的普遍性都寓於個性之中。人的認識都來自經驗，經驗是歸納出來的。那麼對中國經驗的歸納，是不是可能不只是要解釋中國，還要能對別人有所借鑑。當然，我們還在繼續探索和不斷完善，我們不打算強加給別人，但至少中國經驗可以拿到世界上，和大家分享。
我們講中國道路、中國學派，不能只是做中國研究，最終要形成理論體系。你的概念和方法不但能解釋自己，還能解釋世界其他的地方。這樣，中國道路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才能真正得到體現。
在國際比較中全面認識我們走過的道路
從改革之初開始，我們就比較重視借鑑學習國外經驗。比如1978年鄧小平同志訪問日本，後來訪問美國。當時我們比較重視東歐國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改革的經驗，曾經多次派團考察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國。當時我們還特別重視學習四小龍的經驗。
比較和借鑑其他國家的經驗，也有助於我們全面客觀地看待改革開放前的30年。我原來是學社會學的，曾經做過多年社會調查，研究發展問題，包括貧困、就業等。延安、井岡山及貴州許多少數民族的山區我都跑過。為了做比較，1995年我去過印度最偏僻、最貧窮的克拉拉邦。有意思的是，那個邦一直是共產黨執政。
我們按照UNDP的人文發展指數，測量當地的發展質量。UNDP發展報告除GDP等指標外，還加了人均壽命、人均受教育程度這兩個指標，“以人為中心的發展”也是他們最先提出的。按照UNDP的模型，克拉拉邦並不是最窮最落後的地區。他們的人均壽命和社會平等程度都很高。印度著名學者阿瑪蒂亞·森是在我們之後才去的那裏。
用這個指標體系測量中國，雖然我們至今仍是發展中國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的發展質量已經達到了中等發展水平。而且克拉拉邦的人告訴我們，他們的做法都是從中國學來的。
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貫穿於改革開放的全過程
1978年是我們國家經濟政策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提出把黨的工作重心放到經濟建設上來。為什麼之前沒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後，我們的國際環境得到極大改善，和世界上多數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所以我們才有條件一心一意搞建設。
總結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最核心的就是實事求是。打倒“四人幫”之後，先是撥亂反正、抓綱治國。1978年開始了全國性的真理檢驗標準的大討論，當時思想爭論非常激烈，在學校裏甚至兩個同學可以因不同觀點打起來。有學哲學的人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我同意，那什麼是實踐的成果？一件事實踐了5年沒有成功，是不是就永遠不會成功？堅持實事求是，哲學上沒那麼簡單，實踐上更難。
馬克思和列寧是我們的老師，但我們不是機械地照搬他們的現成結論。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比如馬克思認為，只有當生產關係、上層建築阻礙了生產力發展時才有革命的條件。我們則是反過來，恰恰是生產力不發展的條件下通過生產關係的革命促進了生產力發展。俄國走的是城市革命的道路，我們則是從農村革命開始建立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改革開放首先要解決認識問題，這裏最重要的就是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是我們黨的基本指導思想。鄧小平講，實事求是就是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井岡山道路、延安道路的本質也是實事求是。毛澤東的偉大貢獻，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聯繫中國革命的實踐，在一個無產階級弱小的基礎上，奪取了革命的勝利。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高度概括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實事求是、羣眾路線和獨立自主。這也是新中國70年來我們黨一貫堅持的基本指導思想。當時鄧小平有一篇很重要的講話，主要就是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中國要走自己的道路。從此打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他第一次提出來的。這是我們經過這麼多年的艱辛探索、包括付出的沉痛代價後得出的結論。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開始是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解放了農業生產力，開啓了經濟改革的序幕。聯產承包激發了農村多種經營的發展，以及鄉鎮企業的發展。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放手讓基層老百姓在實踐中探索發展的路子，從而激發了廣大農民的創造力。那些年看農村真是一年一個樣。
農村經濟的搞活，激勵了城市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全面推進，促進了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這樣又為進城的農民擴大了就業機會。所以小平同志曾經講，農村從分田到農民工進城，是自己用腳走出來的。
改革開放要鼓勵大膽創新，同時改革開放也有幾條基本原則。
第一，我們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在前30年基本奠定的，這40年的改革就是完善這一基本制度。要改革舊體制、創造新體制，農村分田到户，城市國有企業放權搞活，發展民營企業。但這一切都以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前提。
第二，把市場活力和國家的發展目標、宏觀調控政策有機地結合起來。比如我們人代會批准的經濟社會發展五年規劃，黨代會提出的以十年為單位的中期奮鬥目標單位。回過頭看，這些目標幾乎都實現了。今天中國取得這樣的成就，我們這個體制的優勢就在這裏。
第三，改革的實施是“摸着石頭過河”、穩中求進。重要改革政策的選擇和出台要建立在充分論證和試點的基礎上，這是實事求是的方法論在具體工作中的體現。在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大國，破除舊的計劃體制，發展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是前人沒有做過的事，必須結合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
對中國發展改革的歷程，可以進行多方面的提煉和總結，包括經濟、政治、法律、思想文化、教育等領域，既有經驗也有教訓。前30年的艱苦探索走了許多彎路。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教訓更為豐富。現實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也要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觀察分析。江澤民同志對改革經驗的總結説了三句話：“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我們不能墨守陳規，必須敏鋭判斷世界局勢和國內經濟社會的現狀和趨勢，注意分析不斷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
隨着經濟體量的擴大，經濟快速發展勢頭的持續、經濟規模的不斷增大，又產生許多新的問題。包括廣大羣眾反映的教育、醫療、住房等。現在的博士畢業生如果沒有上輩人的支持就買不起房、生不起孩子，這是當時沒有想過的。又比如過去只是強調發展是第一要義，誰能想到要搞“藍天保衞戰”。而今天環境問題關係到每個人的健康，以及食品安全，藥品安全等等問題。城市工業有污染，農村的污染更難治理，因為農藥、化肥、洗衣液、塑料薄膜等污染源是高度分散的。這就是探索。
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小平同志當年也説過，發展起來比不發展起來問題更多；但他也説過，一定要解決貧富兩極分化，不解決我們改革開放就失敗了。
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我國一貫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小平同志講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兩個主題。從1954年萬隆會議提出和平共處五個原則，到改革開放之後通過發展解決南北差異，今天提倡互利合作共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方針是一脈相承的。
新中國成立之初，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受西方挑撥，對我們不瞭解、有很大偏見。1954年萬隆會議上，周恩來總理説我們不是來吵架的，是來尋求共同點的，並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獲得廣泛認同。這是發展中國家第一次發出自己的聲音。
萬隆會議
西方歷史充滿了戰爭、侵略、掠奪以及不平等規則的制定。他們在骨子裏還是叢林法則、零和遊戲，由強者制定規則。我曾在國際會議上問一些歐洲小國的人士：你們為什麼願意參加中國的“一帶一路”？他説你們是跟我們商量的，而歐洲大國總是命令我們幹這幹那。
我們主張建構新型國際關係，真正貫徹互相尊重主權、平等互利等原則，這不意味着要對現有的國際關係準則推翻重建。黨的十九大提出要樹立新型國際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商共建共享，先予後取，多予少取。我們需要一個和平安定穩定的外部環境。我們希望和美國對話，互相尊重，不衝突，不對抗，爭取互利共贏。
我們提出新型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這並不是意味着中國不要小兄弟了。作為大國就要有大國的擔當、責任和風範。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我們仍然要廣泛和中等國家和小國窮國發展關係。這不僅出於道義原則，也符合我們的長遠利益。我連續很多年去日內瓦參加聯合國總部的會議，美國每次提人權決議提案，都被否決。一些非洲國家代表對我説：美國怎麼對待我們，你們中國怎麼對待我們，我們太清楚了。有一位外交部長對我説，中國在60年代幫我們修了坦贊鐵路，這樣我才有條件上學，我用的書和筆都是你們給的，我有病也是你們治的。今天中非之間有這麼好的關係，還是毛主席和周總理在半個世紀前打下的基礎。
在亞信峯會上總書記講，世界上的事要大家商量，各國的事各國自己辦，亞洲的事我們亞洲人辦。這就是共商。共建就是參與性、包容性，就是有事大家一起做、不分民族和階層，不是富者的慈善，也不是強加於人。我們搞“一帶一路”建設，最重要的是爭取當地人的民心，要尊重當地社會的文化風俗和法律，規則共商，過程共建，成果共享。總書記還講，對發展中國家要講正確的義利觀，要先予後取，多予少取。在共商共建過程中，我們延續了建國以來處理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
行百里半九十
我們一路走到今天，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新中國成立時，我們就把建設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作為奮鬥的目標，百年馬拉松，這一目標始終不變。
從國際上看，西方經濟危機重重，銀行破產、債務危機，歐洲面臨難民危機、英國脱歐、民粹主義和右翼政客的結合等。最近，美國發動對華貿易爭端，公然拉出對華全面“對抗”的架式。西方新一輪“中國威脅論”也在抬頭，抬出“對等”競爭和“基於規則的秩序”等概念，實際上是要挾我們屈從他們的苛刻要求，這都需要我們認真對待。
在國內，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社會利益多元化，出現許多新矛盾、新問題，甚至很不好的事情。社會的前進需要我們持久的努力。我們要看到，中國這麼大的經濟體，這麼多的人口，這麼長的歷史，我們又有門類齊全的產業和不斷增強的科技創新能力。只要有這些在，什麼困難都會克服的。
總書記説行百里半九十。前面已經過了九十里，這最後十里的爬坡更需要毅力。無論如何，這是1840年以來中國離民族復興最近的一步。儘管西方尤其是美國不喜歡看見中國的崛起，要跟我們打貿易戰，但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勢不可擋的。
本文來自《經濟導刊》12月刊，根據作者2018年11月17日在中國政法大學舉辦的薊門法治金融論壇第六十二講上的發言摘編。